第三輯我的主要經歷
第32節抗戰以來自述（3）
個人接洽
同人都很消極，我的意見未被採納。結論是：我個人可以單獨進行，不與大家相關。黃先生對我說：你如果要進行，我勸你先問得張岳軍同意，然後再見周恩來。君勱先生對我說：你欲晤張岳軍，我可替你向他約個時間。張表方先生亦鼓勵我。我接受了幾位先生的美意，自願試一試看。
3月4日乘張岳軍先生過訪，相談甚暢。他還提到二十八（1939）年秋間，我從華北迴來，力主軍隊應屬於國家之說，當時不過一空想，而今則居然得到兩黨的承認，何等可喜。又說：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立國之道更無餘義矣！但我提議請他們與周君恩來直接商談委員會事，他卻說且待請示最高當局再說。於是我再三叮嚀，請其於請示好之後，告知我。
次日（5日）清早，我訪君勱先生，恰又與岳軍先生相遇。他說：今晚蔣公在嘉陵賓館招待全體參政員，他亦被邀陪坐，屆時定可答复我。而在他走了之後，君勱極力勸我不必等待他，盡可先訪周恩來。我想亦無礙，就去訪週，未談眼前具體之事，而從根本大端上有所討論，如軍隊統一於國家等問題。其詳容另記。到晚上，嘉陵賓館席散後，岳軍招我於一旁，問我曾否進行，若未進行，過了明天再說。我轉問何故。他答：蔣公定於明天（6日）親自代表國民政府，向參政會宣布共產黨事件，並希望參政會對此問題有所表示。所以我們看了明天的形勢再進行。言罷，匆匆分手。
周恩來的意見
我聞言，急覓君勱商量。我說：不知蔣公將作何宣布，又不知要參政會作何表示？假若雙方洽商好，而以領袖之宣布，參政會之表示，作一轉圜文章，最妙。否則，多一次宣布表示，即加重一層痕跡，更難轉圜，我願盡今夜做一度努力，請你代約岳軍明早等候我。希望在明天下午蔣公出席參政會之前，能洽商一結果。君勱允為照辦。我即刻訪週傾談，當夜宿於周家。
我對周君誠懇地爽直地說出下列兩層要緊意思：
一、當局決定明日作一宣布。但我囑託張岳軍候我消息。我們都是愛護大局的，必不可使大局更僵。所以我來請教你，要趕在今夜明晨洽商一結果，俾大局從此轉圜。
二、最好集中到一個委員會問題來商量。商量時最好請你與張岳軍直接談，而第三者參加討論。委員會事確定了，大小事都交付委員會解決，請先出席參政會，以慰各方之望。周先生答复我的話，總結有下列幾層：
一、由於王秘書長（世傑）何部長（應欽）連日在大會上的兩次宣布，我們出席參政會問題，可說已成過去，不必再談。我們固不知蔣先生明日如何宣布，但想其影響大局者，好亦好不到哪裡，壞亦壞不到哪裡。 ——自然是若能不再作何宣布最好。
二、撇開參政會出席問題，我們不拒絕任何的商談。像是各方合組委員會的問題，尤所願談。委員會如成立，一定參加。
三、同張岳軍先生直接談，無所不可，梁先生問得張先生同意，我馬上去見他。
四、前於3月2日有一件簽呈，係以周恩來名字，作為下屬長官（不作為黨派關係）口氣，列舉幾件小事，然而是很痛苦的事，例如某處扣車，某處扣人，幾個月不發下護照等等，請求委員長批交各該機關製止或糾正者，請轉懇張岳軍先生向委員長促請早為批下。 ——能批一“查明辦理”的字樣都好。
我只得照他的話，第二天據實轉告張先生，張表示且待過了下午再商。
這天（6日）下午蔣公代表國民政府對參政會宣布共產黨事件，詞義嚴重，並且話很長。報紙曾有披露，此可不述。接著參政同人臨時動議，表示盼望中共參政員出席之意。其決議文，和中共參政員的答文，均經揭載於報紙，此亦不敘，彼此一往一複文章愈多，彼此間的距離愈遠。我適有自己事待辦，亦就離渝回鄉了（我居住四川璧山縣鄉間）。
參政同人繼續努力
聽說我離渝期間，大會上有某參政員（陝西籍，忘其名）又提出一案，關涉到陝北邊區和十八集團軍，亦經議決通過，此事後來亦生影響。
10日我自鄉趕回重慶，大會已行閉幕式，因聞張岳軍先生將於翌日返成都，特於夜雨中偕張表方先生訪之。我對他說，那個委員會就是最好的辦法，一切問題可在委員會上有清楚明白的解決，並且馬上解決，不予拖延；解決時有第三者大家共同討論，自必有正義公道；萬一某方違背諾言，自由行動，則輿論亦必然援助政府的製裁。所以我希望當局不要以為那委員會是只利於共產黨和第三者的。蔣先生為中共問題很焦心，而少有人能替他分心籌劃，我們都盼望你能幫助他。岳軍先生似頗以為然。他說他十天后將再來重慶，希望我亦繼續努力。
參政會開罷過去，中共問題原無時限之督迫，而同人仍思盡力。 13日午由黃炎培、沈鈞儒、張君勱、左舜生四位出名在一心飯店請客。被請的都是參政同人，而以中共參政員為主要對象，當由眾人公推褚（輔成）、黃、張、左及我五個人共負繼續進行之責。
蔣公傳見周恩來
14日下午聞訊，蔣公手諭張沖轉周恩來，約於15日下午見面。據說自上年冬以來，周君屢次求見皆不可得。一切交涉只能由葉劍英與軍令部劉次長接洽。因政府認定係軍令軍紀問題，葉為十八集團軍參謀長，在軍令部系統之間必須服從，無多少商量。而周君則代表共產黨，不見周即不願落於黨對黨的問題上也。忽然傳見，意必有話商談。
待到17日晚間，週、董各位回請我們吃飯之時，周君將15日謁見情形，說給我們。則據云並未談到要緊處，蔣夫人先面見，甚親洽，蔣公後出來，亦無不愉快之色。周君即未提出大問題來說，僅提到3月2日的簽呈，請早賜批示，蔣公謂這很容易。又謂你可再寫了來，周君自云本日（17）遵即再度寫簽呈八件遞上。前次系一簽呈列舉多事，今改為一事一呈，委員長喜歡批哪一件即可批哪一件。
第三輯我的主要經歷
第33節抗戰以來自述（4）
委員會組織草案
在我們想，大局問題的解決，仍有待於那個委員會。適國民參政會王秘書長（世傑）亦向同人表示，委員會事仍可商量進行。遂根據從前我們的四條意見，經他協助，草成一個委員的組織章則。草案原文，我未保存，今不能全記。大致是這樣：
一、名稱定為國民參政會特別委員會。
二、委員定為十五人，設常委三人。委員人選不限於參政員，意在軍政實際負責人參加。
三、蔣委員長為主席。因事缺席則指定一常委臨時代理。
四、關於推進民主，加強團結，督促軍隊國家化，監督抗戰建國綱領之實行等四項，有權調查提議，決議並促其實行。
五、議決案由主席負責執行。
王秘書長前任法制局長多年，對於起草法規具有專長。其一條一條的文字，都經苦心斟酌，並不像我寫的這樣拙笨，但大意確是如此。
19日我們五人先在秘書處與王君洽談後，約好20日面呈蔣公核定。 20日中午原系蔣公宴請國民參政會駐會委員廿五人。飯罷留下我們五人細談。對於草案認為可行，僅將常委改為三人至五人，委員改為十五人至十九人，餘無改動。問我們若未曾與中共談過，可即往商談。
委員會之難產
22日我們約了周、董兩位於君勱家談話。即以委員會草案給他們看，而徵其意見。周君說話雖多，但重要爭點則似無幾。最重要只有一點：他們反對以此委員會隸屬參政會。我們說：此委員會必有係屬之處，與其係屬於政府，不如屬於參政會。並且大會已閉幕，我們準備由駐會委員產生出來（且準備作為主席團的提議）。因為照駐會委員會的新章增加了建議權。周君亦認為不妥。他指出此屆大會上一次一次的宣布，一次一次的議決（特別是陝西某參政員的提案），使他們落於絕對不利地位，他們無法再出席產生於此參政會而且隸屬於此參政會之委員會。他又指出駐會委員會的建議，照章程上規定以不背大會議決案為限，如果有人指摘此委員會不合於大會議決案精神，或指摘此委員會所行者不合於大會所議決，那麼，都有被推翻的可能。因此，他堅決地說：即使延安同意了，而命他出席委員會時，他亦要堅辭不擔任。
我們覺得他的話相當有理，亦不強爭。更恐除此點外，尚有其他問題；恐周君意見外，延安尚有意見；故結論請其以草案全文電達延安徵問後，再作討論。周君謂一二日必有復訊，遂約於24日再會面。
23日午前我們同訪張岳軍先生。 ——他已因國民黨中央開全會由成都來渝。我們將一切情形都說給他，並表示我們已不考慮這委員會隸屬參政會的問題，須另想辦法。他覺得其他辦法不易想，然或者亦非全無辦法。不過，若不屬於參政會則委員會的名稱即又成問題。因為當然不再稱國民參政會特別委員會，而亦不能禿頭的一個特別委員會，那就很費思索了。最後我個人聲明定期25日赴桂林，不能等待完成此事。張君勸我等待有結果再去。
在此期間，蔣公夫婦曾請周恩來夫婦吃飯（是為第二度見面）。其確期，今指不出。據聞仍無重要談商。
24日午後，如約與周君等重行會見，忽有某君貿然來參加，致妨礙談話。又因周君亦稱延安尚無詳复，遂改期27日再談。但我原定25日同林隱青（虎）先生赴桂的，竟以此被同人強留，不得成行。又事有可異者，25日我國際宣傳處收錄敵人廣播，此委員會乃為東京所宣說出來。
27日同人與周君等再相會見。周君報告延安意見共有七點之多。其中大問題有二：一、反對此委員會隸屬參政會，而認為不必有其所繫屬；二、主張此委員會定名“各黨派聯合委員會”。其他尚有各黨派委員平均各一人等五點。同人聞訊均有難色。而周君則稱他在黨內甚難勸說讓步的話。因為前將極痛苦的幾件小事簽請批示查明辦理者，至今仍不得批。黨內責他，一點小事都辦不了，何顏徒勸自己讓步。同人互商，認為雙方誠意不足，此事殆無成功之望，只好結束，不再進行。除當面向周君聲明外，同時向王世傑先生聲明，託其代陳於蔣公，於是近四十日來之奔走，至此宣告停頓。
29日一早我即離開重慶，去桂林了。
我努力團結是為了統一
這一段經過的敘述至此為止。末了，要總結來說幾句論斷的話。
這結論在我胸中有若干話欲說，但在筆下能寫出發表的，卻只兩點，如後。
一點是：事雖無成，而在全國團結（或統一）運動上卻已有了進步。說老實話，我是要求統一的（看以後所述自明）。不過我認定統一要從團結得之。所以我努力團結，是為了統一。國家統一不統一，於何處決定呢？那無疑是以軍隊的統一不統一為決定。若此一方彼一方各有各的軍隊，任你如何說國家統一亦是假話，而且內戰永不能完。我很早提出要軍隊脫離黨派而統一於國家，就是為此。許多朋友聽見我的主張，都笑我太書生。 ，，絕對做不到的事。甲如此說，乙如此說，丙如此說……幾乎沒有人讚成我。我自己亦不免搖惑起來，怕是距離事實太遠，實現無望。然而武力統一，強迫地將軍隊收歸一處我是早確認其無成的。 ——不是不能成，是成了旋即失敗。倘若和平統一是空想，武力統一又是徒勞，則中國豈非沒有統一之日。沒有統一，即沒有建設與進步；沒有建設與進步，就沒有中國。沒有中國？這是不可想像的事。所以我一定要求軍隊統一，我相信一定做得到。
這一信念，總算從經過事實中，沒有令我失望。我廿八年從華北游擊區目睹我軍，回至大後方，倡言軍隊須統一於國家之時，雖贊成的很少，而到這次參政同人商量向兩黨提出我們的主張意見時，卻被列為最重要之一條，並且得到幾方面朋友，十六位先生聯署。這給我的鼓勵不小。更增我希望的，兩黨皆慨然同意，並沒有碰釘子回來。廿八年切實指教我，說我是幻想空想的張岳軍先生，亦轉過來替我樂觀。還間接聽到張君勱、李幼椿（璜）二位轉述何部長應欽、陳部長立夫在不同地點對不同的朋友談話，或以軍隊脫離黨派為莫大之幸，或以軍隊直屬國家為素所主張。不論大家命意用心是否相同，我皆認為是進步。 。
今事雖未成，這一句話卻唱出了。事之不成，我早看到。不要說那委員會沒有成，就令委員會成立，亦不免吵鬧一場而散。就令不吵不散（廿九年成立之特種委員會即未吵過，其事見後），軍隊統一亦不易辦成，但我以為儘管不成，而原則已昭示天下，。 ，。 ，總有一天要交出給國家。所以這原則的承認，實在是統一運動向前邁了一大步。
既有進一步，就不白努力；當然我要再努力下去。 ——這是第一點。
又一點是：看清楚事之所以無成，都為第三者太無力量。在四十日的經過中，，；，。 ，。 ，，我們沒有力量於其間。這是事情不能成功之由來。 ，，。 ，？ ，，。 ，。 ，，，。 ，卻亦有一種和平正義的力量。大局便可不難好轉。今後再度努力的方針方法就是如此。 ——這是第二點。
就以上面兩點，為此一段經過的敘述作結束。
第三輯我的主要經歷
第34節抗戰以來自述（5）
二、七七以前的講演
1941年2、3月間的一段經過敘述後，我們翻轉來再從抗戰之前敘起。
抗戰之前，我本來是在山東做鄉村工作，其詳情不敘在此篇。現在只敘逼近抗戰前夕，我在成都的一次講演。從這一講演中，說明了我平時努力的鄉村工作和抗戰的關係，使讀者了解我四五年來努力之前的背景。
在七七盧溝橋炮聲未響之前，我們抗敵的情緒已經緊張了。 6月13日我在成都省黨部大會場，作了一次“我們如何抗敵”的講演。事緣四川省政府劉主席（湘）屢次函電邀我入川，我在5月尾經過南京、武漢飛到重慶、成都兩處，曾為一個月之盤桓，作了三十次以上的講演（有時一天兩三次），此為其中之一次。那次，有教育廳長蔣志澄先生陪著去，地點借省黨部，性質是公開的任人來聽，事後成都各報皆有登載。今撮舉大意如下：
開首：今講“我們如何抗敵”一題，是為了有些朋友不明白我們鄉村工作和應付當前國際問題的關係，嫌我們緩不濟急；所以要特地指明我們正是準備抗敵，才從事鄉村工作之理。
次段：中國今日要抗敵，應採兩原則：一是必須靠無限的兵力，而眼前有限的兵力為不足。中國常備軍雖多，但行的募兵制，除了常備軍便無其他。此有限兵力，至多不過可用一時而已，萬萬不足用。非化民為兵，求之於無限不可。又一是不求摧敵於一朝，而要能與之作持久戰，取得最後勝利。因為我們的國防軍備是不足以和敵人為主力之決勝的，只有拖久以待他之內潰。
三段：假定上面的話不錯，就必得認定兩點去下功夫：
一、增厚國民的抗敵情緒及能力；
二、加強政府的統治力量。
從第一點，就是求得無限兵力的法子；從第二點，就有瞭如何指揮運用此無限兵力的根本。
四段：要政府的力量強大，有賴於多數國民的支持；要政府能遂行其統制，有賴於下層機構的健全靈活。但照現在情形，上下之情未通，希望老百姓支持政府似難；民眾都缺乏組織與訓練，要下層機構健全靈活更做不到。
五段：所以我們必得要啟發出老百姓擁護政府的情緒，並且加以訓練及組織才行。然而這一功夫做到了，亦正是增厚國民的抗敵情緒及能力。因此，前認定兩點或作功夫者，核實只一樁事而已。
這一樁事是什麼呢？就是要從農業和農民入手做功夫。
六段：所謂從農業和農民入手的功夫有二：
一、先解除農業上種種妨害（災害，匪患，苛捐雜稅等等），更進而積極促興農業（技術，金融，合作等等）；二、切近農民日常生活予以組織訓練（自衛，自治，合作等等），更進而為臨時對外抗敵的組織訓練。
七段：為何定須如此做功夫呢？其理由有四點：
一、國民之大多數在農民；
二、非政府關切農民生活問題，替他設法，則農民不會愛國，不會擁護政府；三、非感情相通，則組織訓練不會成功；
四、非有日常生活上的組織訓練，則臨時抗敵的組織訓練就無根。
八段：我們的鄉村建設工作，正是切近農民日常生活加以教育及組織，健全地方下層機構，為政府統治運用之準備；正是解除一點農業上痛苦，培養農民愛國情緒，並增加其抗敵能力的。所以我們正是從事抗敵的工作，縱使緩不濟急，但似別無更急切有效的辦法。
我們主張擴大鄉村建設工作以應敵。完了。
抗戰前夕，我的努力，我的主張，是這個。當然，抗戰起來了，更將本此方針，要求發動民眾。其奔走事實經過見後。
三、“八一三”以前的文章
我在川時，盧作孚、陳築山兩先生適從廬山回川。他們給我講，政府當局為大局問題將約集在野人士，同到廬山，彼此商討。給我的一份請帖，由作孚轉來，切囑於7月初間到廬山去。
我於6月29日出川，經武漢北上，7月2日到北平。那時北平謠言甚多，情勢緊張，已有風雨欲來之勢。 7月4日南下，於津浦車中遇胡適之、林宰平兩先生，他們都應約到廬山談話會的。我告知他們，我隨後亦到。 5日在濟南下車，折返鄒平一視。旋即回濟南，準備南下，而盧溝橋炮聲發作矣。
從此以後，我即為抗戰奔走，東西南北，沒有休息。瑣事不足記，記我當時的主張。此主張發表於“八一三”上海抗戰爆發之前夕，8月10日至12日載上海《大公報》。題目是：怎樣應付當前的大戰。今記其內容如次：
開首：提出三條大原則——
第一、全國軍民的動作，乃至他們的生活，都要在最高統一的軍今政令下面而動作而生活。
第二、政治要民主化，政府與社會要打成一片。
第三、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有知識的出知識。
三條原則互相關聯，不可分割。現代戰爭都是以整個國力相較量，勝負關鍵在於後方。而況我們欲為持久之計，更非深蓄其力於廣大的社會不可。第三條即與全國人力物力合為一國之力以應敵。如何合法？則不但要有“節制之師”，更須有節制之民。一切統一節制之後，可以舉全國人力而化為一個抗戰工具。 ——這就是第一條之意。但要想舉國工具化，還得要舉國主體化。那即是使舉國之人都得其感情意誌之發抒，意識到為他自己而抗戰，不是給人家作工具。第二條所以要政治民主化，政府與社會打成一片者，在此。
綜合起來說，要在以第一條的系統化，第二條的民主化，來完成第三條的一切國力化。
次段：指出這三點都是理想，距離事實現狀甚遠甚遠。例如中國事向來無系統無條理，國家最近才統一，政治民主化三十年未作到等等。 （下略）
三段：提出十四條較為具體的主張辦法來。 （中略）此其內容實包括有：
一、國家行政以訖地方行政的大改革；
二、教育制度的改造；
三、政治的改造。
關於第一項，是為要適應戰時動員需要，將中央地方軍政一切機關係統化，合理化。 （下略）
關於第二項教育制度的改造，是我多年以來的主張。那就是廿二年應教育部之約，寫的“社會本位的教育系統草案”。 關於第三項政治的改造，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我當時亦聲明將另成專篇討論之，後來亦是沒有寫。 （下略）
總起來，我是採取兩大方針：一方向統治走去，一方向民主走去。
第三輯我的主要經歷
第35節抗戰以來自述（6）
四、國防參議會
“八一三”以前的幾天，我在上海，每天與蔣百里先生見面，商討時局。 11日因聽了蔣先生的話，有急事特地到南京一行。夜車開行之前，適上海市公安局長蔡勁軍來晤談。他將敵我兩方緊張情形告知我，說不一定馬上開火。我心中忐忑而興奮。
夜車開行不久，乘客入睡甚熟之時，忽聞人馬聲喧。車正停在無錫車站。站台上滿是軍隊，站長傳知客人一律下車，奉命火速運軍隊去滬。當時眾人紛紛下車，我亦同英國友人戴樂仁先生互相幫忙，移下行李，再作打算。自然傳說甚多，而我心裡則認為已經開火了。
當日幸得附他車，繼續起行。但我已認定開火之故，過南京即未下車，迳返山東，準備自己崗位內之事。 12日經兗州到濟寧，剛下車入門，我們工作同人即謂中央連電促我入京，正轉電至上海覓我。我未休息，仍乘原車回兗州，候南下車入京。 14日清早抵京，晤張岳軍、熊天翼諸君，一面得知“八一三”開火情形，一面得知中央將成立國防參議會，要我參加。
關於國防參議會，鄒韜奮先生的《抗戰以來》第四節《參政會的胚胎》曾加敘述。但其中所述，不無記錯之處。即如原書說，國民政府8月底集合全國各黨派領袖們組織國防參議會云云，其實“八一七”就舉行第一次會了。那天是夜間集會的，到的人有張伯苓、胡適之、周恩來、蔣百里、李璜、傅斯年諸先生。在上海的沈鈞儒、黃炎培等各位尚未趕到。因聘書15日才送出，秘書長是彭學沛（交通次長兼任），不是甘乃光。甘先生只在臨末了，參議會將結束，才來擔任幾天。
我想分幾層來敘述敘述：
一、這個會無疑地是民主在抗戰期間的萌芽（鄒先生語）。從內容人物來看，幾乎全是在野的，黨外的。即為國民黨的，亦係素不接近中樞的，如馬君武先生。這種精神，的確表見政府要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之思慮與識見的意思。從這個會追上去，便是廬山談話會。再可追溯到“一•二八”那年的洛陽國難會議，其命意和性質皆大致相同。
從國難初起的國難會議，直到今天的國民參政會，實是一脈下來，平時並沒有這種集會，更未成立為機關。而由國難逼來，則馬上召集之，就充分證明其為這時所必需，翻過來，平時政府固不見得找這些人來中央，而這些人在平時亦未見得願意來。今天政府願意大家來，大家亦願意來，一面是政府開誠延納，一面是大家竭誠擁護。團結在此，民主在此，統一在此，進步在此。氣象光昌，三十年來所未有：誰說敵人不大有造於我！
二、任何一樁事，不要看外表形式，而看其有無一段真意存於其間。國防參議會雖小，形式多不具備，而我感覺卻還不錯，似較今天的國民參政大會還好些。這就是初起時，意念較真。論人數雖後來增至廿五六人，而開會時總不過十餘人，可謂甚小。人所以到得少，例如蔣百里先生、胡適之先生均即奉命出國，毛澤東先生在延安沒來，周恩來後亦不到，黃炎培、沈鈞儒二公常往來上海，張耀曾、顏惠慶兩位訖未入京，晏陽初先生和我亦是往來不定。但正因人少，精神凝聚，談話親切，亦從容隨便。這樣倒使彼此少隔閡，而易溝通。開會時間亦多，多時每周至四次（當九國公約在北京開會之時，為聽取國際消息）。有不少軍事外交財政金融上較機密的事亦可知道一點，亦正為其人少之故。到後來參政大會上，幾百人在座，政府便不肯拿出報告了。參政大會先是三個月一集會，後改半年一集會。政府報告都先做出文章，付印成冊，數目字很詳細，各部長朗誦一番。形式整齊，而意味卻減多了。大會有議長，議事有規則，提案有手續，表決算人數，種種形式當然比較從前好看。開會時車馬雲集，亦甚熱鬧，但按實來，卻按不到一點東西。
鄒先生書中，說國防參議會在組織及職權上，簡單之極，根本沒有什麼文字上的規定，連全體參議員名單亦未見過。這大致是事實。我們收到的聘函，原來就是密件（開首稱密啟者），所以沒有向外發表名單。開會時，交換意見，每每就是口說，用不著書面。然正為此之故，或以一言半語對政府有所啟發，或往復斟問使我們得所了解。鄒先生又說“代理主席汪精衛把大家意見口頭轉達政府當局，有時亦把當局意見口頭轉達給該會同人，如此而已”。此亦事實。然而比較後來參政會上文書印件傳來遞去，像煞有介事者，未必無用。我想中國政事一切落於“等因奉此”，正應當矯正。而見於有名的英國憲政，全靠習慣和精神，不假條文規定；似乎我們亦不要盡在條文上作功夫，而要培養起憲政的精神和習慣，才有希望呢！
三、國防參議會組織及職權的條文規定，亦許有的，我卻未看見。我只記得第一天的會上，張伯苓先生曾問及參議員的選任，以何為標準原則。胡適之先生曾問及參議會怎樣去實行參議。當時代主席汪精衛對於頭一問題，大致回答說著重在野黨派，社會人望，和具有專長的人，總之，政府為了抗戰，認為必須藉重的，就可選任。對於第二問題，則分三層：一層是政府認為時局嚴重無比，特請大家來共商國事，亟願聽取各方意見——這就是說，看大家有什麼建議；二層政府應付時局或將有些計劃方案之類，交到會上請大家共同參酌；三層政府隨時以國際情勢前方戰況以及如何應付的方策，告知大家，使大家得以了解而支持政府。
現在想來，三層之中，實重在第三層。不只是政府主觀要求在第三層，末後收到一點效用亦在第三層。
論到第一層，大家懷抱的意見，向政府建議的，軍事外交等等自亦不少。而為眾議所集中的，約有三四點。頭一點要調整政府機構，使之合理化，簡便化。因為五院各部會太龐大，不合戰時需要。又加戰時新機關層出，疊床架屋，行政效率不能增加，反而減少。曾慕韓先生創為“袖珍政府”之議，主張縮小組織，取其輕便，易於移動。此一要求，實是眾議所同，。大抵裁減人員容易，裁減機關較難；裁減小機關容易，裁減大機關較難。政府遷武漢後的改組，各部曾有裁併，五院就不行。
再一點，要發動民眾。三一點，要成立民意機關，認為參議會不夠。四一點，肅清貪污。直到我軍退出上海，政府將要西遷，張君勱、左舜生、黃炎培、沈鈞儒、羅文幹、馬君武、李璜、楊賡陶和我九人尚聯名提出這幾點，懇切地面呈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