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輯我的人生態度
第24節三種人生態度（1）
三種人生態度——逐求、厭離、鄭重
“人生態度”是指人日常生活的傾向而言，向深裡講，即入了哲學範圍；向粗淺裡說，也不難明白。依中國分法，將人生態度分為“出世”與“入世”兩種，但我嫌其籠統，不如三分法較為詳盡適中。我們仔細分析：人生態度之深淺、曲折、偏正……各式各種都有，而各時代、各民族、各社會，亦皆有其各種不同之精神，故欲求不籠統，而究難免於籠統。我們現在所用之三分法，亦不過是比較適中的辦法而已。
按三分法，第一種人生態度，可用“逐求”二字以表示之。此意即謂人於現實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飲食、宴安、名譽、聲、色、貨、利等，一面受趣味引誘，一面受問題刺激，顛倒迷離於苦樂中，與其他生物亦無所異；此第一種人生態度（逐求），能夠徹底做到家，發揮至最高點者，即為近代之西洋人。他們純為向外用力，兩眼直向前看，逐求於物質享受，其征服自然之威力實甚偉大，最值得令人拍掌稱讚。他們並且能將此第一種人生態度理智化，使之成為一套理論——哲學。其可為代表者，是美國杜威之實驗主義，他很能細密地尋求出學理的基礎來。
第二種人生態度為“厭離”的人生態度。第一種人生態度為人對於物的問題。第三種人生態度為人對於人的問題，此則為人對於自己本身的問題。人與其他動物不同，其他動物全走本能道路，而人則走理智道路，其理智作用特別發達。其最特殊之點，即在迴轉頭來反看自己，此為一切生物之所不及於人者。當人轉回頭來冷靜地觀察其生活時，即感覺得人生太苦，一方面自己為飲食男女及一切慾望所糾纏，不能不有許多痛苦，而在另一方面，社會上又充滿了無限的偏私、嫉忌、仇怨、計較，以及生離死別種種現象，更足使人感覺得人生太無意思。如是，乃產生一種厭離人世的人生態度。此態度為人人所同有。世俗之愚夫愚婦皆有此想，因愚夫愚婦亦能回頭想，回頭想時，便欲厭離。但此種人生態度雖為人人所同具，而所分別者即在程度上深淺之差，只看徹底不徹底，到家不到家而已。此種厭離的人生態度，為許多宗教之所由生。最能發揮到家者，厥為印度人。印度人最奇怪，其整個生活，完全為宗教生活。他們最徹底，最完全；其中最通透者為佛家。 第三種人生態度，可以用“鄭重”二字以表示之。鄭重態度，又可分為兩層來說：其一、為不反觀自己時——向外用力；其二、為回頭看自家時——向內用力。在未曾回頭看而自然有的鄭重態度，即兒童之天真爛漫的生活。兒童對其生活，有天然之鄭重，與天然之不忽略，故謂之天真。真者真切，天者天然，即順從其生命之自然流行也。於此處我特別提出兒童來說者，因我在此所用之“鄭重”一詞似太嚴重。其實並不嚴重。我之所謂“鄭重”，實即自覺地聽其生命之自然流行，求其自然合理耳。 “鄭重”即是將全副精神照顧當下，如兒童之能將其生活放在當下，無前無後，一心一意，絕不知道回頭反看，一味聽從於生命之自然的發揮，幾與向前逐求差不多少，但確有分別。此系言淺一層。
更深而言之，從反回頭來看生活而鄭重生活，這才是真正的發揮鄭重。這條路發揮得最到家的，即為中國之儒家。此種人生態度亦甚簡單，主要意義即是教人“自覺的盡力量去生活”。此話雖平常，但一切儒家之道理盡包含在內，如後來儒家之“寡欲”、“節欲”、“窒慾”等說，都是要人清楚地自覺地盡力於當下的生活。儒家最反對仰賴於外力之催逼與外邊趣味之引誘往前度生活。引誘向前生活，為被動的、逐求的，而非為自覺自主的。儒家之所以排斥慾望，即以慾望為逐求的、非自覺的，不是盡力量去生活。此話可以包含一切道理，如“正心誠意”、“慎獨”、“仁義”、“忠恕”等，都是以自己自覺的力量去生活。再如普通所謂“仁至義盡”、“心情俱到”等，亦皆此意。
此三種人生態度，每種態度皆有淺深。淺的厭離不能與深的逐求相比。逐求是世俗的路，鄭重是道德的路，而厭離則為宗教的路。將此三者排列而為比較，當以逐求態度為較淺，以鄭重與厭離二種態度相較，則鄭重較難，從逐求態度進步轉變到鄭重態度自然也可能，但我覺得很不容易。普通都是由逐求態度折到厭離態度，從厭離態度再轉入鄭重態度，宋明之理學家大多如此，所謂出入儒釋，都是經過厭離生活，然後重又歸來盡力於當下之生活。即以我言，亦恰如此。在我十幾歲時，極接近於實利主義，後轉入於佛家，最後方歸於儒家。厭離之情殊為深刻，由是轉過來才能盡力於生活；否則便會落於逐求，落於假的盡力。故非心裡極乾淨，無纖毫貪求之念，不能盡力生活。而真的盡力生活，又每在經過厭離之後。如何成為今天的我1928年在廣州中山大學的講演。
在座各位，今天承中山大學哲學會請我來演講，中山大學是華南最高的研究學問的地方，我在此地演講，很是榮幸，大家的歡迎卻不敢當。 今天預備講的題目很尋常，講出來深恐有負大家的一番盛意。本來題目就不好定，因為這題目要用的字面很難確當。我想說的話是說明我從前如何求學，但求學這兩個字也不十分恰當，不如說是來說明如何成為今天的我的好——大概我想說的話就是這些。
為什麼我要講這樣的一個題目呢？我講這個題目有兩點意義：第一點，初次和大家見面，很想把自己介紹於諸位。如果諸位從來不曾聽過有我梁某這個人，我就用不著介紹。我們從新認識就好了。但是諸位已經聽見人家講過我，所聽的話，大都是些傳說，不足信的，所以大家對於我的觀念，多半是出於誤會。我因為不想大家有由誤會生出來對於我的一種我所不願意接受的觀念，所以我想要說明我自己，解釋這些誤會，使大家能夠知道我的內容真相。
第二點，今天是哲學系的同學請我講演，並且這邊哲學系曾經要我來擔任功課之意甚殷，這個意思很不敢當，也很感謝。我今天想趁這個機會把我心裡認為最要緊的話，對大家來講一講，算是對哲學系的同學一點貢獻。
一、我想先就第一點再申說幾句。我所說大家對於我的誤會，是不知道為什麼把我看做一個國學家，一個佛學家，一個哲學家，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許多的徽號，這許多想像和這許多猜測！這許多的高等名堂，我殊不敢受。我老實對大家講一句，我根本不是學問家！並且簡直不是講學問的人，我亦沒有法子講學問！大家不要說我是什麼學問家！我是什麼都沒有的人，實在無從講學問。不論是講哪種學問，總要有一種求學問的工具：要西文通曉暢達才能求現代的學問；而研究現代的學問，又非有科學根柢不行。我只能勉強讀些西文書，科學的根柢更沒有。到現在我才只是一個中學畢業生！說到國學，嚴格地說來，我中國字還沒認好。除了只費十幾天的功夫很匆率地翻閱一過《段註說文》之外，對於文字學並無研究，所以在國學方面，求學的工具和根柢也沒有。中國的古書我通通沒有念過，大家以為我對於中國古書都很熟，其實我一句也沒有念，所以一句也不能背誦。如果我想引用一句古書，必定要翻書才行。從七八歲起即習ABC，但到現在也沒學好；至於中國的古書到了十幾歲時才找出來像看雜誌般的看過一回。所以，我實在不能講學問，不管是新的或舊的，而且連講學問的工具也沒有。那麼，不單是不會講學問，簡直是沒有法子講學問。
但是，為什麼緣故，不知不覺地竟讓大家誤會了以我為一個學問家呢？此即今天我想向大家解釋的。我想必要解釋這誤會，因為學問家是假的，而誤會已經真有了！所以今天向大家自白，讓大家能明白我是怎樣的人，真是再好不過。這是申說第一點意義的。
第二輯我的人生態度
第25節三種人生態度（2）
二、（這是對哲學系的同學講的）在我看，一個大學裡開一個哲學系，招學生學哲學，三年五年畢業，天下最糟，無過於是！哲學系實在是誤人子弟！記得民國六年或七年（記不清是六年還是七年，總之是十年以前的話），我在北京大學教書時，哲學系第一屆（或第二）畢業生因為快要畢業，所以請了校長文科學長教員等開一個茶會。那時，文科學長陳獨秀先生曾說：“我很替諸位畢業的同學發愁。因為國文系的同學畢業，我可以替他們寫介紹信，說某君國文很好請你用他，或如英文系的同學畢業時，我可以寫介紹信說某君英文很好請你可以用他，但哲學系畢業的卻怎麼樣辦呢？所以我很替大家發愁！”大學的學生原是在乎深造於學問的，本來不在乎社會的應用的，他的話一半是說笑話，自不很對，但有一點，就是學哲學一定沒有結果，這一點是真的！學了幾年之後還是莫名其妙是真的！所以我也不能不替哲學系的同學發愁！ 哲學是個極奇怪的東西：一方面是盡人應該學之學，而在他一方面卻又不是盡人可學之學。雖說人人都應當學一點，然而又不是人人所能夠學得的。換句話講，就是沒有哲學天才的人，便不配學哲學；如果他要勉強去學，就學一輩子，也得不到一點結果。所以哲學這項學問，可以說只是少數人所能享的一種權利，是和藝術一樣全要靠天才才能成功，卻與科學完全殊途。因為學科學的人，只要肯用功，多學點時候，總可學個大致不差，譬如工程學，算是不易的功課，然而除非是個傻子或者有神經病的人，就沒有辦法，不然，學上八年十年，總可以做個工程師。哲學就不像這樣，不僅要有天才，並且還要下功夫，才有成功的希望；沒有天才，縱然肯下功夫，是不能做到，即算有天才不肯下功夫，也是不能成功。
大家可能會問哲學何以如此特別，為什麼既是盡人應學之學，同時又不是盡人可學之學?這就因為哲學所研究的問題，最近在眼前，卻又是遠在極處——最究竟。北冰洋離我們遠，它比北冰洋更遠，如宇宙人生的問題，說它深遠，卻明明是近在眼前。這些問題又最普遍，可以說是尋常到處遇得著，但是卻又極特殊，因其最究竟。因其眼前普遍，所以人人都要問這問題，亦不可不問；但為其深遠究竟，人人無法能問，實亦問不出結果。甚至一般人簡直無法去學哲學。大概宇宙人生本是巧妙之極，而一般人卻是愚笨之極，各在極端，當然兩不相遇。既然根本沒有法子見面，又何能了解呢？你不巧妙，無論你怎樣想法子，一輩子也休想得到那個巧妙，所以我說哲學不是盡人可學的學問。有人以為宇宙人生是神秘不可解，其實非也。有天才便可解，沒有天才便不可解。你有巧妙的頭腦，自然與宇宙的巧妙相契無言，莫逆於心，亦不以為什麼神秘超絕。如果你沒有巧妙的頭腦，你就用不著去想要懂它，因為你夠不上去解決它的問題。不像旁的學問，可以一天天求進步，只要有積累的工夫，對於那方面的知識，總可以增加，譬如生理衛生、物理、化學、天文、地質各種科學，今天懂得一個問題，明天就可以去求解決一個新問題，而昨天的問題，今天就用不著再要去解決了。 （不過愈解決問題，就也愈發現問題。）其他各種學問，大概都是只要去求解決後來的問題，不必再去研究從前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在哲學就不然，自始至終，總是在那些老問題上盤旋。週、秦、希臘幾千年前所研究的問題，到現在還來研究。如果說某種科學裡面也是要解決老問題的，那一定就是種很接近哲學的問題；不然，就決不會有這種事。以此，有人說各種科學都有進步，獨哲學自古迄今不見進步。實則哲學上問題亦非總未得解決，不過科學上問題的解決可以擺出外面與人以共見，哲學問題的解決每存於個人主觀，不能與人以共見。古之人早都解決，而後之人不能不從頭追問起；古之人未嘗自NFDA7其所得，而後之人不能資之以共喻；遂若總未解決耳。進步亦是有的，但不存於正面，而在負面，即指示“此路不通”是也。問題之正面解答，雖迄無定論，而其不可作如是觀，不可以是求之，則逐漸昭示於人。故哲學界裡，無成而有成，前人功夫卒不白費。
這樣一來，使哲學系的同學就為難了：哲學既是學不得的學問，而諸位卻已經上了這個當，進了哲學系，退不出來，又將怎麼辦呢？所以我就想來替大家想個方法補救。法子對不對，我不敢斷定，我只是想貢獻諸位這一點意思。諸位照我這個辦法去學哲學，雖或亦不容易成功，但也許成功。這個方法，就是我從前求學走的那條路，我講出來大家去看是不是一條路，可不可以走得。
不過我在最初並沒有想要學哲學，連哲學這個名詞，還不曉得，更何從知道有治哲學的好方法？我是於不知不覺間走進這條路去的。我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自序中說：“我完全沒有想學哲學，但常常好用心思；等到後來向人家說起，他們方告訴我這便是哲學……”實是真話。我不但從來未曾有一天動念想研究哲學，而且我根本未曾有一天動念想求學問。剛才已經很老實地說我不是學問家，並且我沒有法子講學問。現在更說明我從開頭起始終沒有想講學問。我從十四歲以後，心裡抱有一種意見（此意見自不十分對）。什麼意見呢？就是鄙薄學問，很看不起有學問的人，因我當時很熱心想做事救國。那時是前清光緒年間，外國人要瓜分中國，我們要有亡國滅種的危險一類的話聽得很多，所以一心要救國，而以學問為不急之務。不但視學問為不急，並且認定學問與事功截然兩途。講學問便妨礙了做事，越有學問的人越沒用。這意見非常的堅決。實在當時之學問亦確是有此情形，什麼八股詞章、漢學、宋學……對於國計民生的確有何用呢？又由我父親給我的影響亦甚大。先父最看得讀書人無用，雖他自己亦嘗讀書中舉。他常常說，一個人如果讀書中了舉人，便快要成無用的人；更若中進士點翰林大概什九是廢物無能了。他是個太過尚實認真的人，差不多是個狹隘的實用主義者，每以有用無用，有益無益，衡量一切。我受了此種影響，光緒末年在北京的中學唸書的時候，對於教師教我的唐宋八家的古文頂不願意聽，講莊子《齊物論》、《逍遙遊》……那麼更頭痛。不但覺得無用無聊之討厭，更痛恨他賣弄聰明，故示玄妙，完全是騙人誤人的東西！當時尚未聞“文學”、“藝術”、“哲學”一類的名堂，然而於這一類東西則大概都非常不喜歡。一直到十九、二十歲還是這樣。於哲學尤其嫌惡，卻不料後來自己竟被人指目為哲學家！
由此以後，這種錯誤觀念才漸漸以糾正而消沒了，但又覺不得空閒講學問，一直到今天猶且如此。所謂不得空閒講學問，是什麼意思呢？因為我心裡的問題太多，解決不了。凡聰明人於宇宙事物大抵均好生疑問，好致推究，但我的問題之多尚非此之謂。我的問題背後多半有較強厚的感情相督迫，亦可說我的問題多偏乎實際（此我所以不是哲學家乃至不是學問家的根本原因），而問題是相引無窮的，心理不免緊張而無暇豫。有時亦未嘗不想在優游恬靜中，從容的研究一點學問，卻完全不能做到了。雖說今日我亦頗知尊重學問家，可惜我自己做不來。
第二輯我的人生態度
第26節三種人生態度（3）
從前薄學問而不為，後來又不暇治學問，而到今天竟然成功一個被人誤會為學問家的我。此中並無何奇巧，我只是在無意中走上一條路；走上了，就走不下來，只得一直走去；如是就走到這個易滋誤會（誤會是個學問家）的地方。其實亦只易滋誤會罷了，認真說，這便是做學問的方法嗎？我不敢答，然而真學問的成功必有資於此，殆不妄乎。現在我就要來說明我這條路，做一點對於哲學系同學的貢獻。
我無意中走上的路是怎麼樣一條路呢？就是我不知為何特別好用心思，我不知為什麼便愛留心問題，——問題不知如何走上我心來，請它出去，它亦不出去。大約從我十四歲就好用心思，到現在二十多年這期間內，總有問題佔據在我的心裡。雖問題有轉變而前後非一，但半生中一時期都有一個問題沒有擺脫，由此問題移入彼問題，由前一時期進到後一時期。從起初到今天，常常在研究解決問題，而解決不完，心思之用亦欲罷不能，只好由它如此。這就是我二十餘年來所走的一條路。
如果大家要問為什麼好用心思？為什麼會有問題？這是我很容易感覺到事理之矛盾，很容易感覺到沒有道理，或有兩個以上的道理。當我覺出有兩個道理的時候，我即失了主見，便不知要哪樣才好。眼前著有了兩個道理或更多的道理，心中便沒了道理，很是不安，卻又丟不開，如是就佔住了腦海。我自己回想當初為什麼好用心思，大概就是由於我易有這樣感覺吧。如果大家想做哲學家，似乎便應該有這種感覺才得有希望。更放寬範圍說，或者許多學問都需要以這個為起點呢。 以下分八層來說明我走的一條路：
（一）因為肯用心思所以有主見
對一個問題肯用心思，便對這問題自然有了主見，亦即是在自家有判別。記得有名的哲學家詹姆士（James）彷彿曾說過一句這樣的話：“哲學上的外行，總不是極端派。”這是說胸無主見的人無論對於什麼議論都點頭，人家這樣說他承認不錯，人家那樣說他亦相信有理。因他腦裡原是許多雜亂矛盾未經整理的東西。兩邊的話衝突不相容亦模糊不覺，凡其人於哲學是外行的，一定如此。哲學家一定是極端的！什麼是哲學的道理？就是偏見！有所見便想把這所見貫通於一切，而使成普遍的道理。因執於其所見而極端地排斥旁人的意見，不承認有二或二以上的道理。美其名曰主見亦可，斥之曰偏見亦可。實在豈但哲學家如此！何謂學問？有主見就是學問！遇一個問題到眼前來而茫然的便是沒有學問！學問不學問，卻不在讀書之多少。哲學系的同學，生在今日，可以說是不幸。因為前頭的東洋西洋上古近代的哲學家太多了，那些讀不完的書，研尋不了的道理，很沉重地積壓在我們頭背上，不敢有絲毫的大膽量，不敢稍有主見。但如果這樣，終究是沒有辦法的。大家還要有主見才行。那麼就勸大家不要為前頭的哲學家嚇住，不要怕主見之不對而致不要主見。我們的主見也許是很淺薄，淺薄亦好，要知雖淺薄也還是我的。許多哲學家的哲學也很淺，就因為淺便行了。詹姆士的哲學很淺，淺所以就行了！胡適之先生的更淺，亦很行。因為這是他自己的，縱然不高深，卻是心得，而親切有味。所以說出來便能夠動人，能動人就行了！他就能成他一派。大家不行，就是因為大家連淺薄的都沒有。
（二）有主見乃感覺出旁人意見與我兩樣
要自己有了主見，才得有自己；有自己，才得有旁人——才得發覺得前後左右都有種種與我意見不同的人在。這個時候，你才感覺到種種衝突，種種矛盾，種種沒有道理，又種種都是道理。於是就不得不有第二步的用心思。
學問是什麼？學問就是學著認識問題。沒有學問的人並非肚裡沒有道理，腦裡沒有理論，而是心裡沒有問題。要知必先看見問題，其次乃是求解答；問題且無，解決問題更何能說到。然而非能解決問題，不算有學問。我為現在哲學系同學諸君所最發愁的，便是將古今中外的哲學都學了，道理有了一大堆，問題卻沒有一個，簡直成了莫可奈何的絕物。要求救治之方，只有自己先有主見，感覺出旁人意見與我兩樣，而觸處皆是問題；憬然於道理之難言，既不甘隨便跟著人家說，尤不敢輕易自信；求學問的生機才有了。
（三）此後看書聽話乃能得益
大約自此以後乃可算會讀書了。前人的主張，今人的言論，皆不致輕易放過，稍有與自己不同處，便知注意。而凡於其自己所見愈親切者，於旁人意見所在愈隔膜。不同，非求解決歸一不可；隔膜，非求了解他不可。於是古人今人所曾用過的心思，我乃能發現而得到，以融取而收歸於自己。所以最初的一點主見便是以後大學問的萌芽。從這點萌芽才可以吸收滋養料，而亦隨在都有滋養料可得。有此萌芽向上才可以生枝發葉，向下才可以入土生根。待得上邊枝葉扶疏，下邊根深蒂固，學問便成了。總之，必如此才會用心，會用心才會讀書；不然讀書也沒中用處。現在可以告訴大家一個看人會讀書不會讀書的方法：會讀書的人說話時，他要說他自己的話，不堆砌名詞，亦無事旁徵博引；反之，一篇文裡引書越多的一定越不會讀書。
第二輯我的人生態度
第27節三種人生態度（4）
（四）學然後知不足
古人說“學然後知不足”，真是不錯。只怕你不用心，用心之後就自知虛心了。自己當初一點見解之浮淺不足以解決問題，到此時才知道了。問題之不可輕談，前人所看之高過我，天地間事理為我未及知者之盡多，乃打下了一向的粗心浮氣。所以學問之進，不獨見解有進境，逐有修正，逐有鍛煉，而心思頭腦亦鍛煉得精密了，心氣態度亦鍛煉得謙虛了。而每度頭腦態度之鍛煉又皆還而於其見解之長進有至大關係。換言之，心虛思密實是求學的必要條件。學哲學最不好的毛病是說自家都懂。問你，柏拉圖懂嗎？懂。佛家懂嗎？懂。儒家懂嗎？懂。老子、陽明也懂；康德、羅素、柏格森……全懂得。說起來都像自家熟人一般。一按其實，則他還是他未經鍛煉的思想見地；雖讀書，未曾受益。凡前人心思曲折，經驗積累，所以遺我後人者乃一無所承領，而貧薄如初。遇著問題，打起仗來，於前人輕致反對者固屬隔膜可笑，而自謂宗主前人者亦初無所窺。此我們於那年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所以有大家太不愛讀書，太不會讀書之嘆也。而病源都在不虛心，自以為沒什麼不懂得的。殊不知，你若當真懂得柏拉圖，你就等於柏拉圖。若自柏拉圖、佛、孔以迄羅素、柏格森數理生物之學都懂而兼通了，那麼，一定更要高過一切古今中外的大哲了！所以我勸同學諸君，對於前人之學總要存一我不懂之意。人問柏拉圖你懂嗎？不懂。柏格森懂嗎？不懂。陽明懂嗎？不懂。這樣就好了。從自己覺得不懂，就可以除去一切浮見，完全虛心先求了解他。這樣，書一定被你讀到了。
我們翻開《科學與人生觀之論戰》一看，可以感覺到一種毛病，什麼毛病呢？科學派說反科學派所持見解不過如何如何，其實並不如此。因為他們自己頭腦簡單，卻說人家頭腦簡單；人家並不如此粗淺，如此不通，而他看成人家是這樣。他以為你們總不出乎此。於是他就從這裡來下批評攻擊。可以說是有意無意的栽贓。我從來的脾氣與此相反。從來遇著不同的意見思想，我總疑心他比我高，疑心他必有為我所未及的見聞在，不然，他何以不和我作同樣判斷呢？疑心他必有精思深悟過乎我，不然，何以我所見如此而他乃如彼？我原是聞見最不廣，知識最不夠的人，聰明穎悟，自己看是在中人以上；然以視前人則遠不逮，並世中高過我者亦盡多。與其說我是心虛，不如說我膽虛較為近實。然由此不敢輕量人，而人乃莫不資我益。因此我有兩句話希望大家常常存記在心，第一，“擔心他的出乎我之外”；第二，“擔心我的出乎他之下”。有這擔心，一定可以學得上進。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這本書就為了上面我那兩句話而產生的。我二十歲的時候，先走入佛家的思想，後來又走到儒家的思想。因為自己非常擔心的緣故，不但人家對佛家儒家的批評不能當做不看見，並且自己留心去尋看有多少對我的批評。總不敢自以為高明，而生恐怕是人家的道理對。因此要想方法了解西洋的道理，探求到根本，而謀一個解決。迨自己得到解決，便想把自己如何解決的拿出來給大家看，此即寫那本書之由也。 （五）由淺入深便能以簡禦繁
歸納起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點，就是常常要有主見，常常看出問題，常常虛心求解決。這樣一步一步的牽涉越多，範圍越廣，辨察愈密，追究愈深。這時候零碎的知識，段片的見解都沒有了；在心裡全是一貫的系統，整個的組織。如此，就可以算成功了。到了這時候，才能以簡禦繁，才可以學問多而不覺得多。凡有系統的思想，在心裡都很簡單，彷彿只有一兩句話。凡是大哲學家皆沒有許多話說，總不過一兩句。很複雜很沉重的宇宙，在他手心裡是異常輕鬆的——所謂舉重若輕。學問家如說肩背上負著多沉重的學問，那是不對的；如說當初覺得有什麼，現在才曉得原來沒有什麼，那就對了。其實，直彷彿沒話可講。對於道理越看得明透越覺得無甚話可說，還是一點不說的好。心裡明白，口裡講不出來。反過來說，學問淺的人說話愈多，思想不清楚的人名詞越多。把一個沒有學問的人看見真要被他嚇壞！其實道理明透了，名詞便可用，可不用，或隨意拾用。
（六）是真學問使有受用
有受用沒受用仍就在能不能解決問題。這時對於一切異說雜見都沒有搖惑，而身心通泰，怡然有以自得。如果外面或裡面還有擺著解決不了的問題，那學問必是沒到家。所以沒有問題，因為他學問已經通了。因其有得於己，故學問可以完全歸自己運用。假學問的人，學問在他的手裡完全不會用。比方學武術的十八般武藝都學會了，表演起來五花八門很像個樣。等到打仗對敵，叫他掄刀上陣，卻拿出來的不是那個，而是一些幼稚的拙笨的，甚至本能的反射運動，或應付不了，跑回來搬請老師。這種情形在學術界裡，多可看見。可惜一套武藝都白學了。
（七）旁人得失長短二望而知
這時候學問過程裡面的甘苦都嚐過了，再看旁人的見解主張，其中得失長短都能夠看出來。這個淺薄，那個到家，這個是什麼分數，那個是什麼程度，都知道得很清楚；因為自己從前皆曾翻過身來，一切的深淺精粗的層次都經過。
（八）自己說出話來精巧透闢
每一句話都非常的晶亮透闢，因為這時心裡沒有一點不透的了。此思精理熟之像也。
現在把上面的話結束起來。如果大家按照我的方法去做功夫，雖天分較低的人，也不至於全無結果。蓋學至於高明之域，誠不能不賴有高明之資。然但得心思剴切事理，而循此以求，不急不懈，持之以恆者，則祛俗解蔽，未嘗不可積漸以進。而所謂高明正無奧義可言，亦不過俗祛蔽解之真到家者耳。此理，前人早開掘出以遺我，第苦後人不能領取。誠循此路，必能取益；能取益古人則亦庶幾矣。
至於我個人，於學問實說不上。上述八層，前四層誠然是我用功的路徑；後四層，往最好裡說，亦不過庶幾望見之耳——只是望見，非能實有諸己。少時妄想做事立功而菲薄學問；二三十歲稍有深思，亦殊草率；近年問題益轉入實際的具體的國家社會問題上來。心思之用又別有在，若不如是不得心安者。後此不知如何，終恐草草負此生耳。
末了，我要向諸位鄭重聲明的：我始終不是學問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許久，我是什麼人？我大概是問題中人！
第三輯我的主要經歷
第28節值得感念的歲月
我入北大，時北大建校將近二十年，我年僅二十五歲。今值北大校慶九十週年，謹追述七十年前在北大時一些往事，以表達我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
我入北大任教，始於1917年底。是年初蔡元培先生方自歐洲歸來，應教育總長范源廉之邀，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我請範公代為先容，往謁蔡先生於其南菜園上街寓所。辛亥革命勝利民國建立，1912年蔡先生參加首屆內閣為第一任教育總長，而我此時於同盟會《民國報》工作，以一青年記者身份，出入於國會、總統府、國務院及各政黨總部，因此於採訪中多次接近蔡先生，但未得深談。而此次不同，是以自己所著《究元決疑論》特向蔡先生求教的。此文評論古今中外諸子百家，而獨推崇印度佛家思想。當我說明來意後，先生回答說：“我過上海時已在《東方雜誌》上看過了，很好。”不曾想到先生早已過目，並對這篇如今看來是東拉西扯的文章給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隨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說：“我是喜愛哲學的。我此次來北大重點要辦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學係為重點，你就來哲學系講印度哲學好了。”我忙回答說：“先生之喜愛哲學我知道，早在中學時即讀過先生翻譯的《哲學要領》一書，至於我，實在不懂印度哲學。印度宗派是如此之多，而我只不過為解決自己在人生問題上的煩悶，鑽研了一些佛典，領會一點佛家思想而已。”先生說：“你說你不懂，但又有誰懂呢？我尋不著人，就是你來吧！”我總不敢承當。先生於是申說道：“我看你也是喜歡哲學的。我們把一些喜愛哲學的朋友聚攏在一起，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麼可以不來呢！來北大，你不要以為是來教別人的，你把到北大當做來共同學習好了。”蔡先生這幾句話打動了我。抱這種態度再好不過，而我又怎會不願來學習呢。來北大的事就如此確定下來。
敘說至此，不由聯想到近年有關我入北大的一些失實的傳聞。 1942年在《紀念蔡先生逝世兩週年》一文裡我即有所申述，不料四十多年後又再度傳播開來，且更加離奇、廣泛；大小報刊且不說，雖《北京大學學報》亦不能免。事實是我因中學畢業後投身同盟會活動，無法顧及升學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學同窗如湯用彤（在文科）、張申府（在理科）、雷國能（在法科）諸兄尚求學於北大，況且蔡先生以講師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錄取，反被聘為教授之事。
1916年我雖應聘，卻因尚在司法部任秘書，一時不得脫身，1917年下半年才到北大。入校後先開“印度哲學”一課，此課自非哲學系重點，但聽課者似仍不少。後來講授“儒家哲學”，聽課者更多，註冊部原安排一院紅樓教室容納不下，於是不得不遷往二院馬神廟階梯教室。此課聽講者約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數即為註冊之學生，如馮友蘭、朱自清、顧頡剛、孫本文諸位均是如此得與我相聚於課堂的。至於其餘半數即為自由聽講者：有的來自其他高校，有的來自社會。蓋當時北大對外開放，任人來聽課。以我所知，如軍界前輩廣東伍庸伯先生（與李濟深同學），江蘇江問漁先生（後隨黃炎培先生工作，是時任工商部主事），皆年近四旬，而天天來聽課。湖北張難先先生（湖北三怪之一，辛亥革命中頗有影響的人物），來聽課時更是年近五旬了。年輕後輩如我者，聽課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如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等先生。聽課者之踴躍，更可想而知了。於此可見蔡先生兼容並包主張的實施和當時新思潮的影響，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濃厚空氣，不僅感染北大師生和其他高校，且影響及於社會。生活在此種氣氛中怎能不向上奮進呢！
在講授“印度哲學”（其中包括佛學）之後，我又開有“唯識學”。但在因愛好哲學而愛好佛學的蔡先生，猶以為未足，先後又請來張爾田先生講“俱舍論”（代表小乘）、張克誠先生講“觀所緣緣論”（代表相宗）、鄧高鏡先生講“百論”（代表性宗），雖時間不長，也未列為哲學係正式課程，卻仍可見蔡先生銳意繁榮學術和好學之精神。佛學不屬舊學之列，卻亦不合於新思潮，因此難免遭非議。此時，於學生紛紛建立之種種社團中，更有“反宗教大同盟”之成立。顧名思義其宗旨自是反宗教。該“同盟”曾組織講演會，邀請對宗教問題持不同觀點者發表意見。我研究佛學、講佛學，自是被邀對象。我應邀作了題為“宗教問題”的講演，地點在三院南河沿室內操場，可容千人左右。記得當時以我到得早些，便由我先講。從早八點多開始，講了一上午，意猶未盡，下午又繼續講，待結束時竟日落西山。原安排在同一日的另一講演人李石曾先生（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當時倡導無政府主義），在台下自早聽到晚，最後竟無時間供他發言。聽講者眾多，且有耐心，可見對講演內容感到有興味。但須知對主講人觀點持反對態度者亦大有人在，如我講“儒家哲學”時，有學生對旁人說：“我倒要聽聽他荒謬到什麼程度！”採取此種態度，實未可厚非。學問學問，學而不問怎能求得真學問。彼此質疑，互相問難，是有利於學術發展的。當時北大此種風尚是極可珍貴亦應加以發揚的。
當時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宣傳西方文化，提倡科學與民主，而貶抑東方文化，於是“東西文化”常成為談論的問題。我於教學之外對此時時思考，探究不輟。友人張申府、屠孝實等嘗加勸阻，或說問題範圍太大，難於著手，或說問題尚遠，可俟諸來日。我均不以為然。那時以陳獨秀、胡適之等為代表的新派，多主張全盤西化。陳獨秀頭腦明晰，筆鋒銳利，批判舊派觀點，如摧枯拉朽。 《新青年》雜誌詰問舊派：孔子真精神是什麼？價值何在？舊派張口結舌。可是許多舊派先生竟不感苦惱，仍埋頭於舊學之中，彷彿彼此並不相礙。學生一如教師，也分新舊。新派刊物名《新潮》，宣傳科學精神與民主思想，內容充實而有生氣。傾向於舊派的學生辦有刊物名《國故》，卻只是示人以一堆陳舊古董，根本無力與新派對壘。雖然我對新思潮莫逆於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屬舊派，面對新舊之爭，似盡可仍埋首於佛學研究，可是我卻感到壓迫之嚴重，以為此問題不可忽略而且急切。蓋自鴉片戰爭以來，隨帝國主義勢力之入侵，西方文化傳入，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受到懷疑，似中國之有今日全由於我們的文化。這明明是逼著中國人討一個解決。試想，如果中國傳統文化果真不能與西方文化並存，而要根本絕棄，我們應趕快自覺改革，不要與它同歸於盡；如果中國傳統文化受西方文化壓迫，並不足慮，而中國文化終有翻身之日，那也應積極去做，不要再做夢發呆；又如果確如一些人所說，東西文化可以融通調和，那也應弄清調和之必要及調和之道，絕不應消極等待。誰說問題不嚴重而且急切！
我原是個很笨很呆的人，從我十幾歲會用思想之日起，就愛尋個準道理，最怕聽無可無不可的話。凡是我心中成為問題的，便不肯忽略過去，而對此問題如果我說不出它的道理，就表明我沒有道理。中國文化問題關係國家命運，民族存亡，怎可輕輕放過，漠不關心？同時北大以及整個社會當時愛國主義精神高漲，人們關心國事，文化問題成為學術界討論最多的問題之一，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就在這種主觀要求和客觀環境推動下，1919年我首次將個人對此問題研究結果，在課外以《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為題作連續多次講演，介紹給北大同事、同學。 1920年又於濟南向社會公開報告。第一次由陳政同學（哲學系）記錄。第二次由羅常培同學（中文系，解放後曾任語言研究所所長，1954年病故）記錄。後將兩次記錄稿加以整理，以講題為書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成為我生平第二本專著。該書出版後受到學術界注意，引來評論不少。可以說這是我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一張考卷，記錄了我在校期間學習與研究成績的高下優劣。
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我將西方、中國、印度三種文化加以比較，各給予人類文化發展史上以適當位置，並指出世界最近未來將是中國文化之復興。於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轉為儒家思想，決心去作孔家生活。 1924年為實行自己的辦學理想，我向蔡先生辭去教職，從此離開了北大，而北大影響仍留在我心上。我這個根本未曾入過大學之門的人，得以走上大學講台，就我個人說，只不過因為我鑽研了一個冷門——佛學，而從根本上說，則是由於蔡先生實行兼容並包的主張，是由於蔡先生對後學的關心與愛護。而在進入北大之後，我從蔡先生和諸同事、同學所獲益處，直接間接，有形無形，說之不盡，於是得以經過自學鑽研，在學識上有了自己的獨立見解，並開始走向成熟。
我嘗說過，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等，是因蔡先生包容於北大而得到抒發的人，而我則不是；我是為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養的一個人。而今我已九十有五，追憶往事，真可謂培育之恩沒齒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