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於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下令討伐國民黨第四集團軍之後，閻錫山於二十九日通電討桂以表態，張學良復於四月二日通電警告桂係以表態，馮玉祥則“不便偏袒”，首鼠兩端，觀望不前，與蔣亦有諒解。足見蔣之“遠交近攻”戰略之成功，使他能專心搗桂而無後顧之憂。桂係於五月間瓦解後，四分天下蔣已得其二，對併吞另一半的決心亦分外堅定。
在短短的兩個多月內，龐大的第四集團軍被蔣介石一口吃掉，當然震動國民黨內外。蔣亦當然躊躇滿志，氣焰日盛，姿態愈高，與馮玉祥的關係也就日趨惡化。
論者常說，蔣馮交惡由於一九二九年二月編遣會議，不歡而散，不告而別，不過，此次會議原無定案，最多馮因此會而洞察蔣氏心機，得知與自己金蘭義結的小兄弟，胸懷叵測，如謂“蔣專弄權術，不尚誠意，既聯甲以倒乙，复拉丙以圖甲，似此辦法，絕非國家長治久安之象”(《馮玉祥日記》，第二冊，頁五七一)，但尚不至於因此干戈相見，或又說，馮因於伐桂後，未得武漢地盤而懷恨。的確，蔣於伐桂時曾派邵力子、賀耀祖訪馮，許以兩湖地盤與行政院長，換取馮之支持。 (參閱薛謀成《論蔣桂戰爭》，《廈門大學學報》第七十期，頁十八；《馮玉祥日記》第二冊，頁六O二、六O三)馮果派韓復榘統兵十三萬出武勝關南下，至廣水待命。蔣之食言而肥，必然令馮不快。然而更為嚴重的是，蔣於勝桂之後，居然背信棄義，拒讓第二集團軍從日帝手中接收山東。北伐完成之前，馮軍曾力戰於山東，視為日後養兵之地，因其所轄甘肅、陝西、河南三省，連年戰亂災荒，早已不堪負荷。蔣以南京政府名義，發表馮部孫良誠為山東主席，亦有意以魯省為馮之地盤。然因日本帝國出兵山東，干涉中國內戰，糾紛未了，猶待南京政府交涉。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日終於獲致協議，日軍同意於五月間全部撤出山東，並與孫良誠聯繫，答允於四月十六日交還濟南，馮亦準備自豫入魯，接收膠濟鐵路。恰於此時，蔣介石因勝桂而驕，雅不欲把山東這塊肥肉，奉送給馮玉祥，斷然於四月十五日命令孫良誠不准進據濟南，並於翌日經由外交部通知日方，將另派軍隊、另訂日期接收。中國軍民一再要求日本撤軍，而今忽然要求延期，大令日帝不解，蓋不知蔣介石私心在作祟也。蔣雖終於四月二十二日讓孫良誠接收濟南，但明言另外派兵“助”孫防守青島以及膠濟鐵路，並命陳調元、方振武率師入魯，接收膠東，另鼓動當地殘餘軍閥反孫，以及賄賂孫部的一個師長為內線。
不僅此也，馮對蔣的整體表現感到極度不滿，如謂“現今軍閥餘孽多居要職；革命鉅子，反遭摒棄，如之何不令人憤懣耶”(《馮玉樣日記》第二冊，頁六一一)；“南京當局淫佚奢侈已極”。 (同書，頁六一二)對蔣之猜忌尤表憤慨，“吾自五原誓師以後，日與頑敵搏戰於大河南北，為革命勢力屏障。其間調停寧漢，舌敝唇焦，力顧大局，請蔣復職，一、二、三、四各集團，幸得團結一致，完成北伐。今蔣以一般反革命者為忠實黨員，而目餘為反革命，顛倒黑白，莫此為甚!”(同書，頁六三三)對待各軍待遇之不公，更是導火線。蔣狡辯稱：“東南隊伍，無餉則譁變，而西北軍則素能吃苦，暫不發餉，亦無甚影響也。”(同書第二冊，頁六三四)蔣桂戰爭時，馮出兵湖北，被蔣指為爭地盤，後按兵不動又被指為“貽誤軍機”(同上)，使馮大感動輒得咎。蔣扣押了李濟深，還要求馮回南京復任軍政部長，馮當然不會中計入彀。
馮不肯就範，知蔣必不肯罷休，乃做戰略性的撤退，向豫西移動，以縮短戰線，並及時炸毀隴海、京漢路之橋樑和隧道，以阻蔣運兵。馮系在京人員，如代理軍政部長鹿鍾麟、外交部董副部長亦相繼脫離。馮自稱“護黨救國軍西北路總司令”，以潼關為防線。蔣介石至此亦撕破臉皮，於五月二十三日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名義，經中常會通過，革除馮玉祥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不久之前，猶是金蘭義結“生死不渝、如胞兄”的煥章大哥，而今在蔣介石控制下的宣傳機器，把他形容為“陰險成性”、“反复無常”、“勾結蘇俄”、“背叛黨國”之徒!馮亦不甘示弱，雙方展開電報罵戰。
但是三軍未發，蔣已製馮，用的還是分化與收買的手段。一九二九年三月，蔣利用李明瑞倒戈輕取武漢後，即電邀奉馮命率師南下的韓復榘相見，蔣宋夫婦盛情款待，把韓土蛋搞得七葷八素，再由蔣伯誠送致巨款，並以河南省主席一職為餌。同時又派人與石友三搭上線，答允每月給以“協餉”。韓、石遂被收買。李明瑞尚是桂系中的三流角色，而韓、石卻是馮的第一流戰將。蔣曾於一九二八年復出後北上晤馮，得見馮部精彩的表演，訓練精良、士氣高昂，印象深刻，知不可力敵。韓、石之可以被收買，蔣顯然做過情報分析，洞悉馮氏麾下二大將之弱點。黃埔校友容齋於《蔣介石翻雲覆雨的本領》一文中，有所透露：
韓、石都是跟著馮一步步從士兵升到軍師長地位的，那時韓已當上河南省政府主席，石也當了師長兼總指揮。馮平時對待部下，是很嚴的，中下級軍官犯了紀律都要打軍棍。像韓、石這樣的“方面大員”，見了馮都不敢坐著講話。韓當上河南省主席後，曾在洛陽娶了一個女伶為妾，被馮聽到了，把他罵得狗血噴頭。石友三當上軍師長後，成天瞞著馮打牌吃花酒。總之，那時馮的高級將領中，很有一部分人像被管束慣了的頑皮孩子一樣，一旦羽毛豐滿了，從西北的苦環境走進中原和平津等大中城市，接觸到花花世界，看到蔣的軍政人員的腐化生活後，都不免垂涎三尺，有的就偷偷地“學習”起來，像石友三那樣的人，一經接觸這種腐化生活，就不知伊於胡底，小老婆搞了幾個，大煙也抽上了。他們見到馮這個嚴父式的老上司，真如芒刺在背，時刻想從他的手掌裡跳出去。
這種說法，可從馮玉樣本人得到印證，他說：“韓復榘叛變，蓄心已久，蓋吾對韓，因相從二十餘年之久，遇事向不客氣，且禁止一切菸酒嫖賭嗜好，而蔣在漢口見韓時，則張口向方，閉口向方，且用種種手段以牢籠之，宜其視蔣待彼為親，而餘為疏也。”馮對韓、石之叛既感到十分傷心，甚至想下野出洋，又感到異常懊恨，如謂：“韓、石之事，餘事前竟不聞知，故未得設法勸阻防備，昏聵糊塗，一至於此!”(《馮玉祥日記》第二冊，頁六三九至六四一)
韓、石既被收買，蔣、馮一旦決裂，韓即率馮精銳之師十萬，於五月二十二日由陝縣東開，通電擁蔣，就任蔣所授之西北軍總指揮，石亦同是率部三萬由南下開往豫省東南，就任蔣委任的第十三軍軍長。蔣立致現款五百萬犒賞，並於五月二十五日下令討馮。馮玉祥正在華陰籌劃與蔣一決雌雄，信心十足，然而突聞此變，知已全盤皆輸，只好於五月二十七日宣布“入山讀書”，形同下野，至少使蔣無進攻的藉口，以保住實力，再謀後圖。美國學者奚瑞丹(James·Sheridan)為了寫英文本《馮玉祥傳》，曾訪不少馮氏舊部，他們異口同聲表示，若非韓、石倒戈，“天下一定成了我們的。”(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P.261)若以軍隊的素質與訓練而言，如果打硬仗，蔣軍的確不是馮軍的敵手。
馮玉祥能施出“入山讀書”一招，知其並非一介莽夫，至少深明緩兵之計。馮佯裝讀書，暗通閻錫山，而閻亦正受蔣之壓迫，乃企劃聯合陣線倒蔣，並於六月二十一日自華陰啟程赴太原，四天之後到達。閻待馮極為禮遇，而別有懷抱。以閻之持重老練，固不會輕易聯馮抗蔣，然亦雅不欲奉蔣命而驅馮，於是依違兩端，舉足輕重，反蔣與擁蔣人士遂絡繹於山西道上，而閻老西兩面接待，左右逢源，並藉媒體透露即將與馮聯袂出洋考察，狀至悠閒。老蔣不知老閻葫蘆裡賣的什麼膏藥，至少沒有站到自己一邊來，乃採取更加積極行動，除了派張群、吳鐵城等攜巨款赴晉活動外，更親自前往北平，邀閻面談。閻乃於六月三十隨同蔣所派遣的孔祥熙、吳稚暉等人來到北平。蔣竟願以“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相授，以示籠絡。但閻亦不欲一面倒，一方面應付蔣，另一方面仍想保住馮，互為製衡的籌碼。此種均勢，自於閻最為有利。馮亦因而被閻留置於建安，形同軟禁。
蔣介石以為形勢大好，遂於八月間在南京召開第二次全國編遣會議，一切議案由蔣獨裁，毋須討論，舉手通過，故又稱之為“編遣實施會議”。蔣固然是得遂夙願，然亦不免亮出底牌。他的目標果然就是強幹弱枝，盡量壓縮地方武力，反而擴充自己的中央武力。 “當高唱編遣之時，蚌埠上下竟滿佈招兵旗幟，並先將教導團改為教導師，此種辦法是唯恐自己勢力不大、唯恐別人不能消滅，完全不顧念人民的負擔，也不計及部隊素質的良否”(《馮玉祥日記》第三冊，頁四十七)，自然引起大小軍頭的疑懼和不安。依馮玉祥看來，“日本小國、蘇俄大國，都有軍區製。我國現欲集權一身，連軍長都裁去，此全是自毀辦法”(同書，頁三十七、四十)，認定就是照抄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的辦法，倒蔣之志益堅。
第二次編遣會議於八月六日結束，閻錫山請辭山西省主席，作為試探，蔣竟於四日後照準免去本兼各職。閻雖因而也想倒蔣，但仍不願公開，只願暗中搞。蔣亦積極備戰，向德國購買了六個師的軍械，集兵力於蚌埠一帶，並在安徽、山東兩省大肆招兵。戰事似不可免，閻、馮遂商定先由西北軍將領通電，最後由閻、馮聯電致蔣，請將國事交於國人，如果不能和平解決，再行用兵。西北軍將領宋哲元等果於十月十日發出討蔣蒸電，述蔣六大罪狀，認為“蔣氏不去，中國必亡”(見《國聞周報》第六卷第四十一期)，即於西安誓師。可是發動之後，閻錫山並無意與蔣決裂，甚至還互通消息，以至於違約，不肯如約通電錶態，使戰局無從展開。馮玉祥有被出賣的感覺，憤而絕食。 (參閱《馮玉樣日記》第三冊，頁五十六、六十二、六十四、六十六至六十九)
馮、閻聯手，結果變成馮軍單幹。蔣介石即於十月二十八日發表了四言一句的“討馮誓師詞”，聲言要“肅清反叛”。 “叛軍”最初兵分三路，鞭指河南，但是先勝而後敗。致敗之由，除軍餉不足、槍械不如以及指揮不一致之外，最主要的關鍵是閻老西不守諾言，跡近出賣朋友，大有扯後腿之效。至十一月初，閻更就任蔣授予的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稱號，然而亦未允出兵助蔣，仍然採首鼠兩端的策略。但是這種策略顯然對馮不利，確如馮所說：“閻不表示態度，且就蔣之副司令職，致前方將領心懷疑慮。”(《馮玉祥日記》第三冊，頁八十一)導致軍事上的全面失利，只望死守潼關，以待天下之變。此時其他各地的反蔣聲勢仍然此起彼伏。
一九二九年的十二月中旬，馮玉祥想離開建安前往太原，顯然要敦促閻錫山採取積極反蔣行動，但是已經發覺自己的行動完全失去自由，“儼若待決囚也”，十分生氣。至十六日，從天津發行的《益世報》上，見到蔣、閻來往電報四則，自謂“積久悶葫蘆已全打破”，失去自由也就不足為怪了，罵閻“狐埋狐攢，縱人入井而投以石，”甚恨其“反复險詐”，但馮仍堅持反蔣工作，因為他“認定蔣為中國國民革命過程中最大障礙”。 (參閱同書，頁九十一、九十四至九十五)同時，馮致蔣一函力斥蔣措置乖方，不一而足，並見諸十二月二十日的《益世報》，如謂“詎期執事主政，恣意悖行，致前次革命運動所得之成功，悉被破壞殆盡”，“欲舉國家為孤注，以快一人之私(未刪節之全函見同書，頁九十七至九十九)等，猶如檄文。
到時序進入一九三O年，閻錫山終於知道副總司令一職不好當，不僅需要赴京上任，而且不得再兼省職，顯然是“離窩毀巢”之計，始有唇亡齒寒之懼，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採防禦措施，蔣、閻的電報戰於焉開始，摩擦日甚。國民黨改組派的軍事倒蔣活動更予閻以極大的鼓勵。改組派之產生有鑑於國民黨為“新軍閥”與“腐化分子”所包辦，故認為“黨的改組”以及恢復民國十三年改組精神，為黨的唯一出路。以汪精衛一派為核心人物，乃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滬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當蔣介石於翌年三月包辦“三全”大會，排斥異己，改組派立即宣稱三全大會為非法，並成立“護黨革命大同盟”，強烈反蔣。汪精衛在法國也為之呼應，稱倒蔣運動乃“民主勢力與封建勢力之爭”。 (閱《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頁二十五至二十九)改組派上海總部又成立護黨救國軍，開始軍事倒蔣。親汪將領張發奎首先於九月十七日以其第五師通電擁汪討蔣，十月上旬，汪自法返國，十一月十七日，李宗仁與張發奎聯名通電討蔣，唐生智、石友三繼之響應。十二月二日，唐聯合七十四名將領發表通電，勸蔣停止用武。五日，宋哲元、孫良誠、韓復榘、馬鴻逵、孫殿英等也紛紛通電討蔣。但是倒蔣的人馬雖多，卻步調不一，缺乏統一指揮，被蔣各個擊破，蔣且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利用中常會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然而汪並不灰心，隨即乘勢促閻反蔣。
閻於一九三O年年初，即向其主要將領表達了反蔣意圖，自二月上旬起，針鋒相對的電報戰日見升高。閻於二月十日發表有名的蒸電，指出南京國府蔣主席一再自稱“力謀軍隊之編遣、黨務之整理，以期樹黨國萬年之基，爾後功成身退”，但事實上，“事與願違，變亂迭陳，黨內之糾紛愈烈，軍人之恐慌愈甚，挑撥離間者之機會愈多，加以民間之疾苦日增，士兵之怨望日蓄。”在這種情況之下，實不宜再以兵戎相見，自相殘傷。其中警句如“同持青天白日之旗，同為黨軍而互相肉搏，傷亡者皆武裝同志；同奉三民五權之訓，同為本黨黨員，而開除逮捕摧殘者，皆我總理信徒”。因此閻以“整個的黨、統一之國”，與蔣互勉，要求相互“禮讓為國”，兩人“共息仔肩”。閻錫山特別要表明的是，為了避免戰爭，為黨國利益計，他願自己與蔣一起下野。但是蔣介石回電認為他之所為，乃“革命救國”的“義務”，而非“權利”。辯說“權利自當犧牲，義務不容委卸，此時國難正亟，非我輩自鳴高蹈之時”，他要閻“萬不可肥豚唱高，輕卸救國重任”，他自己當然不會“輕棄黨國付與之重任”。閻於十三日再馳電蔣介石，重申共同下野之意，並警告不要輕易動武排斥異己，有謂“治國之道，重在止亂，不重在戡亂；且能止亂，戡亂始有結果，不能止亂，而一味戡亂，亂終無戡了之一日”。蔣得此電，赫然震怒，欲即下令撻伐。然而汪精衛於二月十八日電閻，盛讚蒸電所說“整個的黨，統一之國”，認為是“至要之圖，得公主持，深慰海內云霓之望”，亟力鼓勵“堅持正義，不避勞怨”，聯合各派，進行反蔣，以“共底於成”。 (汪致閻電見一九三O年三月十日《革命日報》，蔣閻電文載日本東洋文庫藏《民國政治史資料》)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張發奎、胡宗鐸等亦於二十日聯名通電，主推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為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翌日，蔣電閻仍認為，要他引退“無異為反動者解除本黨武裝，阻止本黨革命”。然二十三日，閻、馮、李等四十五人在太原發出通電，主張由全體黨員投票，解決黨國糾紛。汪精衛也自港通電，贊成總投票，並謂若和平無望，則以武力製裁蔣介石。
此一蔣、閻電報戰，促成浩浩蕩蕩的反蔣聯合陣線。三月間，國民黨改組派上海總部便搬到北平，同時桂係與西山會議派人馬也紛紛派員到平津活動，與閻、馮連成一體。三月九日馮玉祥由山西回到潼關與舊部會合。 (見《馮玉祥日記》第三冊，頁一三八)臨行之際，閻送馮現款五十萬元、花筒手提機槍二百架、麵粉二千袋，以表歉意與誠意。十四、十五兩日，前第二、三、四集團軍將領五十七人先後通電全國，數蔣十大罪狀，要蔣還政於民，化干戈為玉帛，由閻錫山出任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張學良、李宗仁副之。四月一日閻宣誓就職，通電揭蔣罪行，指蔣變黨為“一人之化身，專制獨裁，為所欲為……張撻伐、行暗殺，無非私張其篡竊之威”，是以不得不“統率各軍，陳師中原，以黨救國。古有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全國必起而討伐之，今有挾黨部以作威福者，全國人亦當起而討伐之”。這一次激起了大公憤，反蔣聯合陣線匯聚了七十萬大軍。蔣介石則於四月五日以南京政府名義，下令通緝閻錫山，顯然想要把矛頭集中在閻一人身上，並指示吳稚暉致電馮玉祥，意圖離間，反被馮抓住機會，大罵吳稚暉“蒼髯老賊、皓首匹夫；變節為一人之走狗”!吳稚暉應是國民黨人中被罵老賊的第一人。蔣遂於五月一日發布討伐閻、馮誓師詞，發動文宣攻勢(原電見《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二卷，頁三O九至三一O)，編印了《討伐叛黨禍國殃民的閻錫山馮玉祥》一書，數閻十一大罪，指馮“嘯聚潼關、進犯鄭洛”等等。蔣本人也於五月八日渡江北上，坐鎮徐州，親自指揮五六十萬人，發動大戰，並向其部下訓話說，“作戰的關鍵問題，是對敵人兵員的殺傷”，殺傷極為殘酷的中原大戰，於焉揭幕。
此役稱之為中原大戰，因主要戰場在隴海鐵路這一橫線，以及平津鐵路與平漢鐵路二條縱線之間，包括山東、河北、河南以及兩湖等中原省份，雙方兵力加起來約一百五十萬人，毫無疑問是民國以來第一大戰。前國民黨第二、三、四集團軍，分別在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領導下，動員全軍，決心與蔣介石做破釜沉舟的搏鬥，一開始就戰況激烈，而又呈膠著狀態。打到七月，反蔣聯軍略佔優勢，蔣軍精銳損失慘重，蔣在河南歸德幾乎被鄭大章的騎兵所俘。 (參閱週佛海《往矣集》)但到八月裡，蔣軍又較佔優勢，集精銳於津浦，展開反攻。顯然，蔣介石的砲彈後面有更多的銀彈，美國借款以及江南財富之地可供他購買最新型德國大砲以及新式飛機，以及用金錢來論功行賞，甚至還此可把“銀彈”化作“肉彈”。蔣曾命令沿隴海線辦起戰地俱樂部，用車廂“佈置成流動酒店，備有中西大餐、煙具、賭具，僱用上海舞女、妓女充當招待”，以瓦解敵人鬥志。 (參閱宋平《蔣介石生平》，頁二七一)不過使蔣介石贏得這場大戰的決定性力量，卻是來自張學良的東北軍。張於九月十八日通電擁護中央，進兵關內，不僅使中原大戰的交戰團體失去平衡，而且使反蔣聯軍腹背受敵，注定閻、馮以及反蔣聯盟之失敗。張學良擁蔣，並不是擇喬木而棲，而是蔣方派去的代表吳鐵城、蕭同茲的“外交手腕”，遠勝於閻、馮派去的薛篤弼與賈景德。 (參閱《張學良進關秘錄》)具有諷刺性的是，一年多前，國民黨的四個集團軍把東北軍趕出關外，而今蔣介石卻引進東北軍來擊潰其他三個集團軍!完全是權術運用，主義與信仰都是假的。
國民黨內各派倒蔣如此踴躍，反蔣聯合陣線如此強大，而終不免於失敗。軍事方面的失敗，已如上述。在黨務方面，汪精衛早於一九三O年三月二十四日就促閻錫山從速組織政府。當閻就任陸海空軍總司令之日，汪係人物陳公博、王法勤等已抵太原，籌商組織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團結各派重組國民政府。但是由於改組派與西山會議派雖在反蔣上同仇敵愾，但在意識形態與歷史背景上，猶如水火，經過多月舌戰，才於一九三O年七月十三日獲致共識，始與閻、馮以及其他地方實力派，共同在北平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發布由汪起草的《黨務聯名宣言》。此一宣言可說是對蔣掌握最高權力以來的清算，很可以藉此了解何以蔣介石成為黨怨所集的眾矢之的，復由才子汪精衛執筆，自是千古名文。例如它說：
本黨組織為民主集權制，某則變為個人獨裁，偽三全代表大會指派圈定之代表，數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本黨政治，在扶植民主政治，某則託名訓政，以行專制，人民公私權利，剝奪無餘，甚至生命財產自由，亦無保障，以致黨既不黨，國亦不國。去歲以來，分崩離析之禍，皆由此釀成也。某不惟不怍，且方以摧殘異己、屠戮無辜為快心之具。同人等痛心疾首，務以整個之黨，返之同志；統一之國，返之國民，在最短期間，必依法召集本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解除過去之糾紛，掃蕩現在之障礙，使本黨之主義與政策，得以實現。同時並根據總理十三年十一月北上宣言，召集國民會議，使人民迫切之要求，得以充分錶現，而本黨為人民謀解放之主義與政策，得以在會議中與人民意志合為一體。此同人等認為黨國目前切要之圖，謹以精神結合一致，共同努力，克日成立中央黨部擴大會議，以樹立中樞，俾關於全國代表大會及國民會議之籌備，與夫一切黨務之進行，得所指揮；望我全體忠實同志，一其心力，以濟艱難，一切睚眥之見、意氣之爭，皆當去之務盡，內以自固，外以御侮，黨國安危，實係於此，敬布腹心，惟共鑑之!
這是說國民黨已淪為蔣介石的個人獨裁，“以致黨既不黨，國亦不國”。文中之“某”，即蔣介石也。
十七年間，本黨於軍事上既統一全國，其在同志，以為破壞已終，建設方始，欣欣然望訓政之實行；其在國民，亦本於厭亂思治之心理，相與為永久和平之禱祝。然曾不一年，而內戰復起：十八年間，長江黃河西江三大流域，滿染國民革命軍相斫之鮮血，人民生命財產，隨以盪析者，更不可勝記；至於今春以來之大戰，戰區之廣、戰禍之烈，不特北伐之役未足與擬，即民國以來絕無其例，抑亦中國數十年來所未有也。嗚呼!此誠中國之浩劫，而中國國民黨之奇痛也。誰為為之？孰令致之？
國民黨內鬥不已，“戰禍之烈”，“抑亦中國數十年來所未有也”。 “誰為為之”？ “孰令致之”？蔣介石也。
南京諸人，於去春召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際，代表百分之八十以上，悉由指派圈定，黨員之選舉權，剝奪無餘。全國代表大會既非法，則其所產生之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其亦非法，更不待言。加以怙權之故，認約法為不便於己，置總理“訓政時期須頒布約法”之遺訓於不恤，使人民竟無依法以監督政府之途。於是，對於政府之失望與極端憤激，遂不得不橫決。以上二者，實為構成內戰之原因，南京諸人不惟不思所以清弭之，反以武力為壓迫之具。於是，一方壓迫，一方反抗，而內戰乃一發而不可收拾矣。凡我國民，苟一回溯去春以來內戰之所由，度未有不為之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
所謂“南京諸人”，通俗地說即“蔣介石那一幫人”，非法妄為，違背了孫中山的遺訓。人民也不能依法監督政府，只有起而反抗，則內戰之責任在壓迫之南京蔣政府，而不在反抗之人民。是以擴大會議的最終要求是：
此後關於一切設施，先之以公開宣傳，自由討論，繼之以嚴正之決議，縱落少數而退為在野之反對派，亦必以法律規定為活動範圍。庶幾內戰原因永遠消除，革命建設，得以從容開始。國利民福，悉係於是。而不然者，懷抱獨裁之野心，曲解訓政之真義，蔑視輿論，遏抑民權，以摧鋤異己為得計、以窮兵黷武為能事，必欲使內戰延長以為快，則誤國殃民之罪，必有所歸，而最後之勝利，必屬於正義也。謹布腹心，惟共鑑之!
汪草此宣言雖未指姓道名，但蔣介石處處呼之欲出。汪尋於七月十五日自香港經日本抵塘沽，轉往天津。途中曾向記者表示，“蔣介石如認識其負兩年來內戰的責任，當自動辭職。”(蔡德金《汪精衛評傳》，頁一八三)汪至北平後，又多方商談，交換意見，原擬待黨務處理完善後，再組政府，然而由於津浦線戰況逆轉，濟南得而復失，遂決定提早組府，以激揚士氣。擴大會議遂於九月一日，舉行第五次會議，通過政府組織大綱，推定閻錫山、汪精衛、馮玉祥、唐生智、張學良、李宗仁、謝持為國府委員，閻錫山為主席，於九月九日在懷仁堂就職。張學良雖名列國府委員，但尚未表態，為雙方積極爭取的對象。汪精衛曾特派郭泰棋、陳公博等為代表，前往致意懇談。張學良於九月九日宴請南方代表張群、吳鐵城等，復於翌日宴請北方代表賈景德、傅作義等。仍然表示中立。但至九月十八日，突發巧電，呼籲即日罷兵、靜候中央措置(見《國聞周報》第七卷第三十七期)，雖向《大公報》記者說：“衷心極願蔣、閻、馮三公各退一步，共議大計”，其實已偏袒蔣介石，故有“靜候中央措置”云云，頗出擴大會議諸子意料之外。他們不知分化收買的招數，豈蔣之比!陳公博在《苦笑錄》中說，蔣介石以五百萬現款和一千萬公債，收買張學良出兵入關。 (見頁三三六)此事居然為近年所出劉心皇輯註的《張學良進關秘錄》中的蔣介石密函所證實，而且款數完全正確。蔣屢電部下促張出兵，一口答應巨款，認為宋子文可以辦到，當宋子文於九月十八日起，每日匯一百萬元，張學良決定出兵援蔣。 (參閱頁七十三、八十、八十五、九十七、一O一、一O五、一O七、一三七、一四一、一四二至一四三)張學良態度既明，戰局徹底改觀，鹿鍾麟於十月十五日通電罷兵，李宗仁桂軍亦自湘撤桂。擴大會議則於九月二十五日移至太原，繼續開會，起草約法，於十月二十七日完成八章二百一十一條的《太原約法》，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制訂約法，以為國家長治久安之計。此次中原大戰耗時七月，死傷三十萬，換得此法，故鄒魯有詩曰：“百萬頭顱換得來，行間字裡血成堆；漫雲大法都須價，舉國瘡痍劇可哀。”(鄒魯《澄廬詩集》)
蔣介石打勝此仗，更加趾高氣揚，十月三日於開封軍次，致電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告捷，並於十月十日告全國同胞文有云：“此戰之中，逆軍集全國各派反動之大成，而終不免於覆滅，則此戰之後，絕不致再有軍閥复敢破壞統一，叛亂黨國。”不過，所謂“反動派”、所謂“軍閥”，皆昔日之親密同志也。昔日之同志，如閻、馮、汪等可成今日之“軍閥”或“反動派”，則今日之同志，如張學良、胡漢民等，又安知不會成為明日之“軍閥”或“反動派”？問題根本出在蔣之獨裁野心，因此不惜代價排除異己，然異己不息，紛擾正無已時。他認為從此“天下太平”，顯然言之過早。
張學良一身左右戰局，雖云左袒蔣氏，尚以和平與顧全大局為說。汪精衛經大同出亡，過雁門關有句曰：“剩欲一杯酬李牧”，似猶指望於張學良。李牧主和，然以和為製敵之手段。但是蔣介石並無和意，於閻、馮尤不留餘地，繼續轟炸，要求他們無條件下野，並於停戰之後的十月二十五日，令楊虎城攻克潼關，策反西安守備劉郁芬，閻之晉軍以及馮之西北軍均遭改編，閻馮兩人的軍事實力瓦解殆盡。至此，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蔣介石，終於將其他三集團軍全部吃掉。早於一九二九年二月，蔣介石曾向馮玉祥抱怨，滬、廣、漢、平皆為桂系佔據，馮回答說：“同是一家，何分彼此？”(《馮玉祥日記》第二冊，頁五七八)蔣顯然未以國民黨內的四軍為一家，“亟亟以消滅異己是務”，亦就不足為奇了。然而為了達到此一目的，於黨、於國、於民都付出難以估計的代價，雙方死傷約二十五萬人，後遺症更綿綿不絕。最淒慘的，則無過於普通百姓，在大戰最激烈的八月下旬，馮玉祥在日記中記下： “人民之苦，苦到萬分；人民之困，亦困到萬分，日日要兵要錢要糧還不算，而捆抬之禍，又日甚一日，如何得了!”(《馮玉祥日記》第三冊，頁三三二)這是參與者的良心之言。至於後來的學者則認為，中原大戰使國家元氣大傷，直接影響到整個三十年代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中外關係，並為日本侵華提供了機會。 (參閱李靜之《試論蔣馮閻中原大戰》，頁二一九至二四七)即就蔣介石本人而言，似亦得不償失，從閻、馮那裡搶到的華北地盤，實際轉換到張學良手裡。濫用武力解決政治問題之謬，此見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