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和我合寫，既屬偶然，又有其必然性。
李敖早年第一部傳記作品是《胡適評傳》，原計劃十冊，只出了一冊，不是寫不下去，而是不願意再把精力花在一個人身上。我自己寫完《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一書稿後，也不想再寫人物傳記。兩個人都不想，卻又聯手，同做馮婦，豈非偶然？
不過，偶然的背後有其必然，如箭在弦，不得不發。天下皆知李敖是蔣家在台灣極盛時期的“異己分子”，因而備受白色恐怖之害、牢獄之災，自然恨蔣入骨。不過，李之恨蔣有異於蔣之恨共。蔣氏父子痛恨共產黨，不僅自己忌諱不談，而且查禁“匪書”，也不准別人看、別人想、別人談，完全是避之若吉的態度。而李敖痛恨蔣介石則在牢底讀穿《蔣總統言論全集》四十大本，密密眉批，標籤猶在。出獄之後，更廣事搜羅有關文獻，不放過片言只語，將中國內地出版的各類文史資料中有關蔣介石的篇章，網羅殆盡。完全是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態度。
李敖以一人敵一黨，全台灣沒有第二個，其勇氣已經可嘉，當然不能期盼他以文字打倒蔣政權。然而自然規律請走了蔣氏父子，終結了一個朝代。李敖在剃刀邊緣批蔣的時代也一去不返，勝利感之餘，不無毋須批蔣的遺憾。但是遺憾之餘，卻又發現無心栽柳柳成陰。那無心之柳乃是為了批蔣而累積下來的大量研究成果，他的“知彼”功夫，早已使他成為研究蔣介石的“學術權威”，對蔣了解之深，已臻顯微鏡觀察的程度，使蔣介石在李敖的研究裡，骨肉袒裎，毛髮畢舉。這種“成果”如果與“朝代”一起隨風而逝，未免是學術上的損失。是我主動向李敖提出，何不把這些成果綜合起來，寫一部評傳，亦可謂功不唐捐。李敖甚以為然，但是他於血戰玄黃之後，頗有厭倦之感，更不願獨力任此“艱鉅”，要我做他的“戰友”，我既提議在先，豈能臨陣逃卻，多年醞釀後，我們終於一九九四年的三月裡動筆，洋洋灑灑到同年九月已寫下四十餘萬字左右的初稿。
我們合寫得很順利，在朝代結束以後，大有隔代修史的感受。當我們有不同意見的時候，由史料與證據來做裁判與論斷。我們雖遠隔大洋(李敖住在太平洋之濱，我住大西洋之濱)，但由於現代電話、電傳通訊的便利，確實是天涯若比鄰。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時序交替之際，我又飛回台北，在李敖的“金蘭大廈”裡，夜以繼日地並肩工作，做最後的增補與定稿。我們從“故紙堆裡”外出散步，呼吸不太新鮮的空氣之時，午酌晚餐品嚐確實鮮美的佳餚之際，曾分別扮演“魔鬼辯護師”的角色，為蔣試著辯護，但是成績並不理想，我們只好實事求是，效南董之筆，直敘其事。蔣介石雖一再想以其權勢抹殺歷史，甚至想把黃埔學生稱之為蔣師母的陳潔如，從歷史中剔除，成為“無此人”(non-person)，以及用“不立文字”、“專立文字”種種手段，迷惑後人。但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人縱能篡改歷史於一時，終難以得逞於久遠，畢竟會有人“寫如其人”的。
李敖公開宣稱，這部評傳由汪執筆，他自己只提供資料。這是向來不謙虛的李敖，對老友兼好友的謙虛。有心的讀者不難在白紙黑字的字裡行間，看到那來自白山黑水間的磅礴氣勢與深邃的內涵。所謂“執筆”，實係“順稿”，因為我們兩人文體有異。李敖說我“失之雅馴”，我說他“失之恣肆”，為了讀者的利益，在二“失”之間，須求一“得”，如此而已。事實上，西方有聲譽的出版社對於任何稿件，雖名家巨筆亦不例外，都須經過“定稿編輯”(copy editor)之一“順”。李敖最忌別人改動他的文字，卻主動要我“順稿”，又見他對老友兼好友的特別“照顧”與“慷慨”了。
我們自知這部必定有其瑕疵、有其缺點，更有掛一漏萬之處，但我們自信，就歷史求真而言，亦必定較所有已出版的蔣傳，更上層樓，有其特色。通俗地說，蔣介石的真面目從來沒有這樣全面地展示過。我們稱之為“評傳”，不僅對傳主特具批評的眼光，而且意在力求史料的完備、考證的詳盡、解釋的圓融以及敘事的明晰。全書共分十二章，以時間為序，每章分若干節，以專題為主。我們願將此書獻給下一世紀的中華兒女，於世代交替之後，仍能悉其人、知其事。蔣介石曾在金門太武山巨石上刻有“毋忘在莒”四個大字，其實他刻石之時，人仍在莒，不知如何忘法？今茲書出，恰逢蔣介石成“鬼”二十年，寧波話“鬼”與“莒”同音，此書之出，無乃有毋忘此“莒”之效歟!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日清晨寫於維州柏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