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生命的最後兩年（他於1972年去世）是作為文化大革命的對象度過的。 1986年林洙在清華紀念梁思成活動時寫下了第一手的記述。它的摘要就形成了這最後一章和上一章的最後兩段。
1966年6月清華部分師生在京郊延慶縣的四清工作隊，接到命令撤回學校參加文化革命。 （那時她和思成結婚已四年）
我在工作隊時，思成來信談到他近來血壓較高，以及嚴重的頭暈，使我忐忑不安，急切地想見到他。 （他已六十五歲，身體虛弱）6月的天氣已開始炎熱。籠罩著工作隊的沉悶氣氛，又使我隱隱地感到一種難言的恐慌。返校的汽車駛入了清華園，無數的大字報和攢動的人頭使這裡呈現著一種異樣的情景。下車後立刻有人告訴我，系裡有關於梁先生的大字報，說他是與彭真同伙的反黨份子，是反動學術權威。這時，我突然覺得手裡的行李變成了一塊石頭，重重地壓到了我的心上。
我木然地走回家，推開房門，屋子和往常一樣拉著窗簾，顯得有些昏暗，思成正在寫些什麼，顯得那樣瘦小憔悴，見我進來，向我伸出雙手，又放下了。用非常低啞的聲音說：“我天天都在盼你，但是我又怕……。”我從來沒有見到他這樣痛苦的表情，這麼頹唐的樣子使我駭然。我輕輕地撫著他希望能給他一點安慰，暗暗祈望這只是一片短暫的烏雲，一切都會槁清楚，一切都會過去。那時我怎麼也沒有想到這片烏雲會籠罩全中國整整十年，而他再也沒有機會看一眼中國的晴空。
我回到自己的原單位“參加學習”，老同事們都很沉默。窗外不時敲鑼打鼓地走過一隊隊的人押著戴高帽子的黨委幹部們遊街。這使我感到驚恐，預感到思成也會遭到同樣的對待，但又不得不努力掩飾我的恐懼，盡量裝出一副鎮靜的樣子。
“中央”派來了工作組，人們暫時安定了下來。有人貼出了“梁思或是彭真死黨，是混進黨內的大右派”的大字報。於是他詳細地“交代”自己的入黨經過，與彭真的關係等等，其實那本來是眾所周知的。然而他一遍又一遍的“檢查”都沒有“通過”。有一天他終於明白了他們需要的東西，他們認為他在反右時期寫的擁護黨委領導的文章，是當時的市委為了把“右派打扮成左派再拉進黨內”而授意他寫的。
“那末，那篇文章是怎麼寫的呢？”我問。
“在整風開始後很多人對黨提出了意見，我自己也提了不少，但是這些意見中有一點我不同意，就是要共產黨從學校中撤出去。他們忘記了是誰領導全國人民站了起來，不再受帝國主義侵略？是誰解決了四億多人民的吃穿問題？是誰使我們的社會得到了安定？是誰清理了古老的北京城裡從明代就積存下來的垃圾？是共產黨。那麼為什麼共產黨就不能領導大學呢？即使在解放前，校委會也是被操縱在少數特權人物手中，就像清華過去所謂的'三巨頭'嘛！所以我寫了《整風一個月的體會》，談了自己的看法。寫完後又拿不定主意，只好把它鎖在抽屜裡。星期日劉仁同志來看我，問我最近有什麼看法，我把這篇東西拿給他看，他看完後很高興，立刻放進口袋中，說了聲'明日見報'就走了。第二天果然一字不改登了出來。”接著他又說：“不管怎樣，我認為只有共產黨能使中國強大起來，我願意跟著它走，所以我寫了入黨申請。那時連黨的基本組織原則都不懂，竟把申請書直接交給周總理轉毛主席。我在入黨後的一切行動包括我寫的那些文章可能有錯誤，但全是光明正大的，沒有任何陰謀活動。”他很坦然同時卻一絲不苟地寫著工作組要他“交代”的每一個“問題”。他對每一件事的陳述都是誠實而詳盡的，沒有絲毫保留。我一直認為自己在各方面都很無知，在政治上更是如此，然而我卻驚奇地發現他在政治上是多麼地天真與單純，他對黨是那樣地忠誠和依賴，連我都不能想像在舊社會生活了大半輩子的人竟能保持這麼純潔的赤子之心，絲毫也不懷疑別人會對他有什麼惡意。
這一年的7月底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這使我惶惶不安，學生們對此則是興奮萬分，反复地唱著“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聽他們唱著，我感到一股徹骨的寒氣從腦後傳遍全身。工作組撤走後，由群眾自己選出了文革領導小組。人們每天都在寫批判黨委和各級黨組織的大字報。我和思成則每天都在討論著蔣南翔（前清華校長）為什麼是修正主義者？什麼是資產階級教育路線？什麼是無產階級教育路線？這些似乎早已為“革命群眾”解決了的問題，我們卻仍然感到糊塗，而且也不敢提出問題。被揪鬥的人一天天地增多。
我不敢想，但我預感到他們決不會放過他的。我最伯的事終於發生了。那一天我正在系館門口看大字報，突然一個人從系館裡被人推了出來，胸前掛著一塊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寫著“反動學術權威梁思成”，還打了一個大×，系館門口的人群轟的一聲笑開了。他彎著腰踉蹌了幾步，幾乎跌倒，又吃力地往前走去。我抬起頭，一瞬間正與他的目光相遇。天啊！我無法形容我所愛的這位正直的學者所爆發出來的那種強烈的屈辱與羞愧的神情。我想現在即使以恢復我的青春為補償，讓我再看一次他當時的眼光，我也會堅決他說“不”！
那一天回到家裡，我們彼此幾乎不敢交談，為的是怕碰到對方的痛處。從此他一出家門就必須戴上這塊黑牌子。看著他蹣跚而行的身影，接連好幾天我腦子裡一直在反复著一句話：“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8月份開始了“破四舊”運動。一個晚上，一陣急促的敲門聲之後闖進來了一群“紅衛兵”。為首的人，命令我打開所有的箱櫃，然後指定我們站在一個地方不許動。他們任意地亂翻了一陣，沒收了所有的文物和存款（這些文物到現在仍不知去向），並把西餐具中全套的刀子集中在一起（12把果醬刀，12把餐刀，12把水果刀），聲色俱厲地問思成收藏這麼多刀子乾什麼？ “肯定是要暴動”！我剛要開口，就挨了一記耳光。正在這個緊張關頭，突然從老太太（林徽因的母親）房裡吼叫著衝出兩個“紅衛兵”，他們拿著一把鐫有“蔣中正贈”字樣的短劍，這下我可真的噤若寒蟬了。在一陣“梁思成老實交代”的吼聲之後，他們根本不聽他的任何解釋，抱著一大堆東西揚長而去。他們走後老太太嗚嗚地哭了，我才知道這是她兒子林恆1940年在航空軍校畢業時禮服上的佩劍。我記得林徽因先生曾多麼哀傷地談起她的年輕的小弟弟及與他同時的一批飛行員怎樣在對日作戰中相繼犧牲的悲壯故事。第二天全清華都傳開了“梁思成藏著蔣介石贈他的劍”。從此以後不管什麼人，只要佩上一個紅袖章就可以在任何時候闖入我們家，隨意抄走或毀壞他們認為是“四舊”的東西。
一天我下班回來，發現一箱林先生生前與思成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的花圈紋飾草圖，被扯得亂七八糟，還踏上很多腳印。我正準備整理，思成說，算了吧！於是讓我把這些圖抱到院子裡去，他點燃火柴默默地把它們燒了。最後的一張他拿在手中凝視了良久，還是扔進了火堆。結婚幾年，我沒有見過他哭，但在這時，在火光中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淚花。
為了避免再出亂子，我們把所有的東西檢查了一遍，主要是他寫的文稿，有發表過的和未發表的，還有解放初期就北京市新建築及規劃方面的問題寫給中央領導和彭真市長的信。解放前思成和林先生與費正清夫婦來往的信件當時也都在，其中記錄著他們之間長期的友誼以及費氏夫婦抗日戰爭時期對他們學術事業的支持。我們反复考慮後，還是決定把這些信燒了。其他文稿包括《營造法式註釋》的稿子，是思成幾十年心血的結晶，無論如何也不能毀棄，但又沒有辦法保存。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我決定把它交給家中的保姆李阿姨。她是貧農出身，“紅衛兵”從來不進她的房中去。我告訴她：“這些東西以後可以證明梁先生是沒有罪的，你一定替我保存好，放在你自己的衣箱下面。”她點點頭說：“我明白。”爾後的幾天每天晚上都有“紅衛兵”來搜查，要我們交出“封、資、修的文稿”，我一口咬定，已被前一天來的“紅衛兵”抄走了，因為我說不出“紅衛兵”的姓名，往往最後被打一頓（那些日子為了怕“革命群眾”更加歧視我，晚上挨了打，白天還要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去上班）。今天《梁思成文集》和《營造法式註釋》能夠問世，不能不感謝這位善良的老保姆。
“紅衛兵”三天兩頭照例要來對思成和我“訓話”。一天他們對我說：“你要考慮一下，怎樣和他徹底劃清界限，是跟黨走還是跟'反動權威'走，限你三天內作出選擇。”他們又明確地“命令”我同思成離婚！這不能不使我思緒萬千，使我想起了同思成交往近二十年來的一切，也使我不能不想起他長期以來生活和事業上的伴侶，我的老師和領路人林徽因先生。離婚？不！我寧可同他一道被“紅衛兵”打死，也決不會丟下他而去。
“那時由於他的健康惡化，他自己出去看大字報，已經支持不住了，每天就由我把有關的大字報抄回來給他看，還有各種“革命組織”印發的眾多的“揭發材料”和“首長講話”，他都如飢似渴地讀著。我們不斷努力去接受這些大字報上的“革命”觀點，拼命想跟上“群眾”的步伐。一天我看到一篇非常觸目的大字報，標題是“國民黨殘渣餘孽，喪失民族立場的反共老手梁思成”。那裡面“揭露”了四大問題：一是1966年4月在接待法國建築師代表團時在女團長的面頰上吻了一下，“喪失民族尊嚴”；二是曾出任聯合國大廈的設計顧問；三是擔任過國民黨“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的副主任；四是反對毛主席的城市建設指示。
原來如此！
我問他與法國人親吻是怎麼回事。他說“那天建築學會宴請法國建築師代表團，法國的團長站起來致完謝詞，走過來在我的面頰上吻了一下，作為主人，我致了答詞，走過去也在她的面頰上吻了一下，這是一般的禮節。”“那你為什麼不按中國習慣握握手呢？”我問。 “什麼是中國習慣？”他說，“難道握手不是從西方學來的嗎？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習慣，在國內要尊重各民族的禮儀，當然也要尊重外國朋友的民族習慣。如果我按滿族習慣就得拂下馬踩袖，一手拄地一腿屈膝地請安；如果按漢族習慣就要拱手作揖或下跪叩首。難道要我向她獻哈達？這樣就有民族尊嚴？”即使是在那樣嚴峻的氣氛中，他的這段答辯也使我不由得笑了。
所謂反對毛主席“關於城市建設的指示”問題，我想起了侯仁之教授在這次的紀念文章中寫道，他曾一讀再讀梁、林合寫的《平郊建築雜錄》文中的一段：
“北平四郊近二三百年間建築物極多，偶爾郊遊，觸目都是饒有趣味的古建。……
“無論哪一個巍峨的古城摟，或一角傾頹的殿基的靈魂裡，無形中都在訴說乃至歌唱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
正是侯先生引的後面一段話，曾被作為梁思成複古主義思想的典型一批再批。一次同思成討論這段話到底有什麼問題時，我說我第一次讀這篇文章時一點不懂建築，但被這段詩一般的詞句所感動。他笑著說：“可見你和這個'反動權威'的情、趣、味多麼合拍！”他又說：“建築是一本石頭的史書，它忠實地反映著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這一點我到現在還是這個看法，我認為這是符合唯物辯證法的。我們不能否認歷史，更不能切斷歷史。人們總是從自己走過的道路中去總結成功和失敗的經驗，這就是歷史。如果否認或切斷歷史，人類就不可能前進，而且也是不可能的。”
他說：“我對北京市的城市規劃正是從這個歷史觀的角度提出來的。對北京這個歷史留下來的傑作，我們不能輕舉妄動，它是封建社會的精華，它完整地反映了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是一個巨大的博物館。我並不是認為北京城就不能動了，我們就不能建設了。但是首先應當有一個嚴密完整、有遠見的總體現劃，才能行動。像龍鬚溝這樣的地區當然必須改造，但是比如像西長安街上金代慶壽寺雙塔，為什麼一定要把它拆掉？為什麼不能把它保留下來做為一個街心小綠地看一看？如果效果不好再拆還不遲嘛，這就是要慎重。”
他又說：“毛主席在全國解放前夕說過，'黨和軍隊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他還說：'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想既然我們要建設城市、發展城市，為什麼不可以藉鑑工業發達國家在城市建設中失敗的和成功的經驗呢？有人說他們是資本主義國家，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我認為正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才能更有效地汲取他們的經驗，因為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有可能更有效地集中領導，集中土地，才能更好地實現統一的計劃。一百多年來資本主義城市建設的經驗告訴我們：工業發展必然會帶來嚴重的污染問題；複雜的交通問題；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帶來的居住問題；貧民窟問題；等等。為什麼我們不能事先防止呢？建國之初，北京市市長曾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對我說：毛主席說，將來從這裡望過去，要看到處處都是煙囪。這使我大吃一驚。這難道不正是我們所要避免的嗎？'處處都是煙囪'的城市將是什麼樣子？那情景實在太可怕了。於是我就老老實實地把我的想法和盤托出。我認為華盛頓作為一個首都，是資本主義國家中可資借鑒的好典型。北京是個古代文化建築集中的城市，不宜發展工業，最好像華盛頓那樣，是個政治文化中心，風景優美，高度綠化，而北京的大批名勝古蹟可以發展成為一個旅遊城市，我發表這些看法並沒有想到反對誰，而且我對毛主席說的'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不管是什麼人，……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照你的辦，'這句話深信不疑。那時候沒有認識到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可是對'處處都是煙囪'這句話直到現在我也不理解。”
那天晚上，我看見他在筆記本上寫下：“在思想上我覺得整個世界在飛躍前進，我實在跟不上。奈何！奈何！”
在那些日子裡，我們討論最多的還是關於建築藝術問題。大屋頂是不是複古主義？一天我問他，在當前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趨勢下，建築三要素中藝術的比重是否會越來越小。他說：“對建築的解釋我仍堅持在《拙匠隨筆（一）》中談的觀點。記得在《隨筆》發表後的一天見到週總理，他說：'聽說你最近寫了幾篇好文章。'我那時的確想用馬列主義的觀點來探討建築理論問題。大文章一時寫不出來，我想從一個一個小問題著手寫，積累下來以後再歸納提高。”他又回到原來的話題說：“建築是社會科學、技術科學與美學的結合。隨著科技的發展，這三門科學的內涵將更深入各自的領域，而不會相互削弱。過去提'建築是凝固的音樂'這種提法在近代建築中就顯得片面了，但是不能因為科技的發展去否定建築藝術。建築是有體有形的東西，有形就有美與醜的問題。1955年的批判，只使我從思想上承認大屋頂造價昂貴，不符合社會主義建設的節約精神，但我不能承認當時採用'大屋頂'來表現民族風格的嘗試就是複古。我從來反對沒有創造性的生搬硬套，在新建築上加個大屋頂。我們不能搞20年代出現的'穿西裝，戴瓜皮帽'的不三不四的建築。我承認自己在感情上覺得'大屋頂'還是很美的。但是，解放後所蓋的大屋頂，卻沒有一個能達到我所想像的'美'的標準，對之越來越灰心，因而對大屋頂是否適於現代化建築的造型產生了疑問，怎樣在新建築中表現我們民族的風格這一問題，經過1955年到1959年的實踐，又提到了日程上來。在建築創作上出現了一系列的理論問題有待解決。當時全國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是保持沉默，停止前進？還是不說真心話？這些我都辦不到。所以在上海建築藝術座談會上我發了言，後來登在1959年第6期《建築學報》上；1960年我又在《建築學報》第7期上發表了有關建築創作的幾點意見。這些就是現在'紅衛兵'批判我的'再次向黨反撲，搞資本主義復闢'。如果說學術上的自由爭論是'反黨'的同義詞，提倡民族風格是'復辟資本主義'的同義詞，那末我只好承認自己是'反黨'的，是'搞資本主義'的。我現在仍然認為1959年的上海座談會是建築創作中必然遇到的、有待解決的理論問題的正常討論。同時，在廣州會議後聽了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的講話使我感動極了。我想我所唯一能夠奉獻給祖國的只有我的知識，所以我毫無保留地，把我的知識獻給新中國未來的主人，我的學生們。我很苦惱，我常想，如果再讓我從頭學一遍建築，也許還會有這樣的結論，難道真的要帶著花崗石的腦袋去見上帝？我後悔學了建築這一行。如果學的是機械、無線電就好了。”
我同他之間像這樣的談話真是太多了。我當時有的理解，有的不完全理解。但是給我印像極深刻的是他對問題的冷靜態度，對群眾的批判總是努力去尋找其中積極的因素，從來沒有動氣。雖然這時我們已共同生活了幾年，但他作為一個真正學者的形象此時在我心中更加鮮明地矗立了起來。但是，我常常在聽完他這些議論後十分恐慌，總是千叮嚀萬囑咐，這些話只能對我講，萬萬不可對任何人講。他有時溫和地一笑：“你真是'反動權威'忠實的老婆。”直到1978年我開始整理《梁思成文集》時，系統地讀了他和林徽因的著作，他的這些論點才更清晰地回到我的腦子裡來。我想起了林先生那由於結核病的低燒而引起的“微微紅暈的面孔，想起了她為了那些不三不四的建築曾經怎樣地焦急與煩惱。他們的一生是勇於探索的一生。在那佈滿荊棘的道路上前進，不考慮迎面撲來的風沙雨雪，不計較個人的得失榮辱。我想到人們往往只注意向成功的人慶賀，但是在科學的道路上，當我們向勝利者慶功之時，不應該忘記那些先行的探路人。正是他們以自己的勇敢精神、辛勤勞動，甚至寶貴的生命為後者立下了“由此前進”或“此路不通”的路標。
那時，我的確非常苦惱，為什麼我的思想感情總是和群眾相距如此之遠？為什麼思成的話我總聽著有道理，卻不能像“革命群眾”那樣立場鮮明地給予批判？為什麼？ ……難道我真的“反動”嗎？我必須時時刻刻提防著，不是提防別人，正是提防我自己這些“反動”思想的出現。
文化革命開始不久思成的工資就沒有了，存款也沒收了。一家五口（思成、我、林先生的母親和我的兩個孩子）只能靠我那60元工資生活，對生活水平的急劇下降思成並不介意。各種形式的“革命組織”都來揪鬥他，往往一坐“飛機”就是三、四小時，他對此不但不氣憤反而高興，因為他天真地相信這是學生們開始“鬥、批、改”，不再打內戰，要真正摘“教育革命”了。只要教育革命能成功，真的防止了“資本主義復闢”，一句話，只要我們的祖國能更加強大，他心甘情願被人們“踩在腳下，再踏上千萬隻腳”。他想，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什麼是“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快得到解答了。
然而，這一次又一次的批鬥使他的健康明顯地惡化了。當時高幹醫療制度已取消，校醫院又以他的醫療關係不在清華而拒絕給他看病。不得已，我只好帶他到北醫三院去。我永遠感謝給他看病的陳世吉大夫。當他看到病歷上樑思成三個字時並沒有像其他人那樣蔑視他，而是低聲地向他的助手說：“他是一個建築學家，常常在報上發表文章的。”他仔細給他檢查，並找了幾位大夫來會診。整整一上午，我看他們反复地聽著量著，看著各項檢查的結果，低聲地議論著，我緊張到了極點。最後陳大夫把我找到一邊輕輕他說：“他的病情很危險，最好是住院，看來清華的'紅衛兵'是不會同意的。這樣吧，我們保持密切的聯繫，以後你不要再帶他來了，這麼大的活動量隨時會出危險，必須臥床。家裡有血壓表嗎？”當他知道我們有血壓表、聽筒和注射器時很高興，要我每天給他量血壓、數脈搏和做好記錄，並詳細地告訴我那些藥的服用方法及注意事項。他特別叮嚀我千萬要防止感冒。從此我不僅是他的妻子，保姆，理髮師，又多了一項職務——護士。這樣我一直保持和北醫三院幾位大夫的聯繫，直到週總理直接過問了他的情況，把他送進北京醫院。
1967年清華的文革領導小組通知我，限三天內全家搬到北院一間24平方米的房子中去（這是1966年以來第三次搬家）。 1967年的2月，寒冬還沒有過去，我去看了那間24平方米的房子，一進門就便我不寒而栗。陰暗潮濕的房間，因為一冬沒有住人，牆上、地上結了厚厚的一層冰霜，這對他的健康將帶來致命的後果。我們又一次賣掉“多餘”的家具。最苦惱的是大量的書怎麼辦呢？我把一部分貴重的建築書刊整理出來，請求暫存在建築系資料室。文革小組的那個人瞪起眼珠怒視著我說：“把資料室當成你們家倉庫？不行！”“那麼我把書賣掉，請你在這張申請上簽字，以後別說是我銷毀了批判材料。”他氣極了，但只好一揮手說：“先放著罷。”武鬥期間系館成了據點，這些書被撕毀並丟失了大部分，所餘無幾，後來我把它送給了系圖書室。其他的書，包括一套英文的《哈佛古典文獻全集》，一套《飲冰室文集》只好全部送往廢品收購站。為了準備答复“紅衛兵”可能提出的質問，當晚我在筆記本中作了這樣的記錄：“為了處理那些封、資、修的書籍，僱三輪拉了一整天，共運45車次計售人民幣35元。”
我把一間小廚房收拾出來給老太太住，但是我和思成及兩個孩子（已是大男大女）怎樣安排在這間24平方米的小房子裡真是個難題。我拿著測繪的房間平面圖及按同一比例尺製成的必不可少的幾件家具的紙片，在圖上擺來擺去，怎樣也安排不下。這時他的建築師才能得到了最後的一次發揮，他很快地用書架櫃子組成了隔牆，這樣就出現了我們的“臥室”；還有一個供他寫檢查的書桌；然後是男孩、女孩的安排。小小24平方米奇蹟般地出現了秩序井然、分區明確的“小規劃”。
我們搬進北院的當天，突然來了寒流，氣溫降到了零下10度。雖然爐子一直燃著，但室溫還是處於零度左右。正在這時，砰，嘩啦！砰，嘩啦！連續數聲，窗上的玻璃一塊塊全被砸碎了。我和孩子們在大風中急忙用報紙糊上，但怎樣也貼不住，漿糊一抹上就凍成冰了。室內溫度急劇下降，－2℃，－3℃，－5℃，－7℃。我們奮戰了兩小時在風勢略小時糊上了紙，我徹夜未眠，不停地加煤餅，並為他不停地更換熱水袋，但他還是感冒了。這樣的“遊戲”後來隔幾天就發生一次，直到春暖花開的時候，他還在頑強地同疾病搏鬥著，掙扎著。
他住院後的第一個任務還是“交代罪行”寫“檢查”，但他怎樣也寫不好，限定的日期一天天的過去，我焦急萬分。一天工宣隊命令我到醫院去取他的檢查。我到醫院一看，他寫些什麼呀，亂七八糟，東一句，西一句。我氣極了，他卻膽怯他說，“不知怎麼搞的，我的腦子不聽使喚。”我嗚嗚地痛哭了起來。一位護士拍拍我的肩膀，把我叫出去小聲說：“別這樣，他的腦子缺氧啊！”一語提醒了我，我安慰他，讓他先睡下，然後把他那不連貫的“檢查”，加上我自己從別人批判他的大字報上看來的內容胡亂加在一起制了一份“檢查”帶回去。當我把這份“檢查”交給軍代表時心砰砰直跳，他接過去翻了一下說：“這是你替他寫的嗎？”我嚇了一跳，急忙否認：“不！不，是我抄的。”這份“檢查”一貼出去不到一個小時，周圍就出現了無數批判的大字報，斥責他是“假檢查，真反撲”。
不久，他參加了醫院的病友學習班。有機會接觸群眾使他非常高興。有一天，他悄悄地問我，現在豬肉多少錢一斤？我一怔：“九毛啊，怎麼了。”說在學習班不知討論什麼問題時他說了句豬肉賣六毛一斤，引起哄堂大笑。一位老大姐笑著說：“看這個老頭被當權派蒙蔽得連豬肉多少錢一斤都不知道了。”在他被揪鬥的期間只有梁從誡和我的兩個妹妹有時來看我們，其他人都離得遠遠的（梁再冰當時在國外）。但是卻常常有些普通的群眾見面向我打聽思成的情況，其中就有幾個清華的老郵遞員。清華的落實政策經驗在全市傳達後，一天一個青年木工找到我家，一定要見思成，向他請教《清式營造則例》中的問題，他急切他說：再不學就要失傳了。又有一天，北京醫院來了一個白鬍子老頭兒，捧著一個大西瓜來看他，原來是抗日戰爭前給他拉包月車的老王。老頭哈哈笑著說：“早就听說您回北京了，就是沒工夫打聽您住哪兒。現在聽了文件知道您在這兒，我就來看您了。”他還特意跑到清河去為我要了些瓜萎子種在院子裡，說是結了瓜用它熬水喝能治肺氣腫。思成住院後病情曾有好轉。出院時大夫還是那句老話，千萬要防止感冒。
清華園仍舊籠罩著恐怖和緊張的氣氛。工宣隊明知我家裡有重病人要照顧，但三個單元的學習時間一分鐘也不許請假，晚上沒有事也得在學習班傻坐到12點甚至1點才許回去。我每天懷著忐忑的心情邁進家門，第一件事就是先看看爐子滅了沒有。由於遠離醫院，我又一次充當了護士和聯絡員，每次去醫院都要為請假費一番口舌。他終於又感冒住院了。
當清華傳達關於知識分子工作的幾條經驗時，工宣隊認為是對我們家庭的大恩大德，要我談談體會。我說：“毛主席的這一偉大政策意義太深刻了，我得好好想想。”談什麼呢？我腦子裡只留下一句話：對這些反動學術權威我們要養起來，留做反面教員。對知識分子來說往往生活上的艱苦不是最可怕的，最難以忍受的是人格的侮辱，與惡意的嘲弄。不久他又恢復了黨籍，又成了“無產階級先鋒隊”中的一員。這回他徹底糊塗了。他仍舊孤獨，等待著他所最關心、愛護的學生能來和他探討教育革命的問題。他的等待落空了，他仍是個“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他哪裡知道這“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的清華知識分子已大半被趕到江西鯉魚洲去勞動改造了。在他的心目中，學生是佔首位的。他曾告訴我，不管是誰來請求幫助解決調動工作等都不許我允諾。他唯一的兒子長期在昆明工作，夫婦兩地分居，他沒有為此向領導提過一個字；他的外甥女在美國學建築，當時清華正缺教師，但他沒有聘她；……然而，每當他知道他的學生學用不一，或未能發揮他們的專長時，他就毫不猶豫地為之奔走。但是，現在他孤寂地生活著，兒子也被趕到了遠離北京的干校。我永遠感謝陳占祥、吳良鏞、羅哲文和杜爾圻這四位同志，他們在他最後的日子裡給他帶來了溫暖和喜悅。
他仍然關心著國家大事，我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為他讀《人民日報》和《參考消息》。 1972年的元旦他聽完了《人民日報》社論後對我說：“台灣回歸祖國那一天我是看不見了。'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等到那一天你別忘了替我歡呼。”我的淚水奪眶而出，緊緊摸著他的手說：“不會的，你答應過永遠不離開我。”如果有人問我，在最後的日子裡他最需要的是什麼？我只能說他最需要的是對什麼是“教育革命”的答案。然而他沒有找到，他黯然了。失去林徽因的悲哀沒有壓倒他，大屋頂的批判沒有壓倒他。而今，他真正地悲哀了。在他最後也是最痛苦的日子裡，他是多麼盼望能和他的朋友們、學生們一起討論教育革命哪，一起討論“怎樣在建築領域防止資本主義復闢”。然而他病房的會客牌總是靜靜地掛在醫院傳達室裡。難道這位曾經無私地、無保留地把全部知識都獻給人們的學者、老師真的已被大家遺忘了嗎？不！我不相信。對這一切歷史將會做出回答。
我想起六十年代初他登桂林疊彩山時做的一首遊戲詩：
登山一馬當先，豈敢冒充少年？
只因恐怕落後，所以拼命向前。
是的，我親眼看到他在這最後十年中是怎樣“拼命向前“的。天真而誠實的思成當時哪裡知道，他所依賴的“導師”，在這最後的歲月中，所給他指引的，竟是一條歷史倒退之路。沿著它，無論他怎樣拼命，也是不可能前進的。他的悲劇是整個民族悲劇的一個縮影。今天，在他含恨而逝的十四年以後，在人們紀念他八十五歲誕辰之際，我執筆凝思，看著窗外美麗的月光，清華園這樣寧靜，它在新生中。但是，他卻看不到這一切了。
我的親人：你在“拼命向前”中甚至沒有時間停下腳步看一看美麗的清華園。然而此時此刻，我是多麼盼望能同你一道在校園中漫步；在荒島的小亭中坐一坐；再看一眼我們周圍的景色；看一眼歷史是怎樣真正地在“向前”的，哪怕僅僅只一分鐘！
梁思成於1972年1月9日逝世，終年七十歲。
十四年後，在本來該是他八十五歲生日之際，清華大學舉行了對他一生事蹟的紀念會。一大批同事、學生、家屬和朋友，以及一些官員參加了會。面對差不多七百名參加者，約有四十人致詞頌揚他的人格和成就。
這些頌詞都刊載在清華大學出版社於1986年出版的題為《梁思成八十五週年誕辰紀念文集》的白皮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