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一家回到北京，戰爭已經結束一年多了。教育部指令他在清華大學創辦新的建築係並任系主任。教育部還計劃送他去美國，研究當代美國大學的建築教學。
剛剛擺脫多年貧困和隔絕，受到沉重的家庭負擔和管理任務雙重困擾的思成，對於他的老大學所提供的受人尊敬的職位和家庭住房感到寬慰。另一方面，計劃中的美國之行要他用拮据的經費往返於許多大學之間，聽來卻是很吃力的。
正當他為此而發愁的時候，他收到了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的邀請函。耶魯大學邀請他1946～1947學年作為客座教授到紐黑文去教中國藝術和建築，普林斯頓大學則希望他參加1947年4月“遠東文化與社會”國際研討會的領導工作。兩份邀請函都讚揚了思成不畏各種艱難險阻堅持研究中國建築史並發表研究成果的頑強毅力。他戰前的論文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注意，戰時出版的兩期《彙刊》贏得了讚揚。他忽然間成了一個國際知名的人物，為他的西方同行所關注。作為兩所最具權威的大學的嘉賓去美國，也使他此行有了完全不同的意義。
然而他行前要安頓好家庭和籌備清華建築系還有好多麻煩事。當他到天津去取回營造學社1937年存放在一家銀行的地下金庫裡的底片和其他重要物品時，卻吃驚地發現這些九年前存放的寶貴資料已在這個港口城市的一場洪水中全部被毀。
幸好他已經把他現在到耶魯講學做幻燈片要用的營造學社照片的曬件帶到昆明和李莊。有了這些和在李莊完成的大建築圖，他就有了教中國建築史的形象資料。除此以外，他為美國之行還帶上了他在李莊寫的即將完成的英文稿本，以上圖片就是書的插圖。他把它定名為《圖像中國建築史》，希望在美逗留期間完稿並給它找到一家美國出版社。
按計劃思成應該在9月到達耶魯大學，但他又一次因為排隊等候而耽擱了，這一次是等待跨越太平洋郵輪的艙位。這樣一來，他直到11月才到達紐黑文。他在耶魯大學的塞布魯克學院一安頓下來，就立即讓學校把他帶來的照片和建築圖製成幻燈片，後來這些幻燈片就成了耶魯大學美術圖書館的前所未有的館藏。
他到達耶魯以後不久，就遇到了耶魯建築系的年輕教師鄔勁履。鄔勁履是1945年哈佛建築學院畢業生，回到耶魯來是做城市規劃研究的，儘管年齡相差懸殊，兩人卻一見如故。鄔勁履已被指派重新設計毀於戰火的在長沙的雅禮大學的中國校舍，需要專家指導；而在思成這方面來說，不僅熱切地希望同鄔勁履探討戰後中國的建築新觀念，而且也想從這位新畢業生那裡了解兩座美國著名建築學院現在都在教些什麼。
鄔勁履在春季學期中聽了思成關於中國藝術和建築的課。他對思成和清華大學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根據自己的近期研究開列了關於歐美建築和城市規劃的名著，認為這些是新設的系圖書館所應備的。這些書購買後都寄到了清華，井一直保存到今天。思成非常喜歡鄔勁履，邀他去清華建築系任教。然而鄔勁履卻為耶魯的長沙建築計劃忙得脫不開身。他在1947～1948年因耶魯大學在中國的建築計劃在長沙工作了8個月。最後由於內戰已經席捲中國，該計劃被迫停止，他回到了耶魯大學，現在是建築設計教授。
思成在耶魯的一年講學由於不可避免的麻煩而掐頭去尾，他在美國祇呆了七個月。臨行前在上海長時間的候船把秋季學期縮短了三個月，而家里傳來的壞消息又迫使他把下一個學期的教學計劃砍掉一些。然而在他在耶魯教書和演示幻燈片之餘的有限時間裡，他還是能夠參加在紐黑文之外的一些活動，那些活動在長期的隔絕以後擴大了他的影響並增進了他自己對本專業最新潮流的熟悉程度。
首要的是重溫和著名建築師和城市規劃專家克拉倫斯·斯坦因的友誼，思成常在後者的紐約公寓裡作客、過夜。其次是他作為指定的中國代表參加聯合國紐約總部大廈設計諮詢委員會。第三是他在4月初作為領導人物參加了普林斯頓大學的“遠東文化和社會”討論會以及隨後舉行的授予他名譽學位的頒獎儀式。第四是他和我一直致力於把他在李莊寫成的中國建築史英文稿的定稿弄好，以便交到一家美國的出版社去。
當然在思成逗留美國期間還發生了許多有意思的和使他高興的零星小事，其中包括他返回母校賓大和與一些老同學的非正式接觸，他去克蘭布魯克看望他還在中國時就讀過其著作的愛利爾·薩里能，到田納西州參觀了剛剛完工的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出色的建築和工程。他又回到劍橋，在他於1927～1928年讀過研究生的哈佛大學福格博物館報告了他對中國建築的發現。在那里和在別處他不時見到定居或新近到達美國的久未謀面的親友。
他和克拉倫斯·斯坦因和愛琳娜·麥克馬洪在分別十年以後的快樂重逢真是及時。任命思成去建立清華建築係無疑會使他無法繼續他十五年來對中國建築史的潛心研究。他是不會完全放棄這個他如此熱愛的課題的，但他現在的職責是要在清華籌備一套課程以培養一批能在戰後中國的現代化中發揮作用的年輕建築師和工程師。從斯坦因那裡，他學到了關於城市規劃中可能做到和難以做到的事的第一手材料。他日後回到北京後在清華建築系的課程中加進了城市規劃的內容，證明這些指導意見是非常寶貴的。
參與設計聯合國大廈，使思成有機會結識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傑出建築師。他在設計諮詢委員會中的同事們來自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瑞典、英國、蘇維埃俄國和烏拉圭。其中來自法國的勒科布西埃和來自巴西的奧斯卡·尼邁亞在世界上名聲最大。思成在耶魯大學的教學任務限制了他對聯合國工作的參與，但他仍然盡可能在紐約多呆些時間，住在斯坦因家裡，從委員會的討論中學到很多東西。當時還是一個年輕的美國建築師、協助紐約建築事務所的華萊士·K·哈里遜掌握聯合國總部工程的喬治·杜德萊在1985年寫下了他對1947年的梁先生的回憶：
“他的加入對於聯合國設計委員會是一大好事，儘管我們當中很少有人知道他或他的事業。他給我們的會議帶來了比任何人都多的歷史感，它遠遠地超越了勒科布西埃所堅持的直接歷史感——他所獨有的遠離法國美術家風格或對我們的文化變遷的尚無定論的反應。思成建議過聯合國秘書處大廈就像歷代重要的中國建築那樣坐北朝南，以便給長長的前廳入口留下朝向溫暖的南方的門面。但大廈既然選址在東河之濱，那40層的大廈最好是座落在地基的42街那一頭，使多數公務人員可以直接進來，照思成的設計就意味著北面整個地區都要常年籠罩在陰影之中。於是他悄悄地（又是大方地）撤回了他的意見。”
杜德萊說梁思成對尼邁亞的從北到南高層平板的建築方案給予熱情支持，它最後得到委員會的一致批准。
思成對於聯合國工程是非常認真的。他對於城市規劃及建築和自然環境關係的興趣不僅由於委員會的一般討論而大大增強，也由於有機會和背景如此不同的人物接觸而受到激勵。在以後的歲月中，當他到歐洲和中南美洲去參加建築會議時，他還會再次遇到一些這個委員會裡的同行。
1947年4月初普林斯頓大學關於“遠東文化與社會”的研討會是該校為慶祝建校二百週年而舉辦的為期一年的紀念活動的一部分。大約有六十名專家受到邀請，他們大部和中國研究有關。其中包括美國在這一領域中的領先人物以及一些歐亞的著名學者。如里頓大學的J·J·L·杜維文達克教授、瑞典的奧斯瓦爾德·喜龍仁和牛津大學的E·R·休斯教授，中國方面則有陳夢家、馮友蘭、陳達、屈棟子和梁思成這些著名學者參加。雄心勃勃的會議日程涉及到中國研究的各個側面，但對於會議的組織者，普林斯頓大學中國藝術專家喬治·勞利教授來說，梁思成才是尖子。勞利曾在三十年代中期訪問過北京，對於梁思成修復中國建築遺存和他對更廣泛的中國藝術的興趣印象頗深。勞利的親密合作者、研究中國和日本建築的美國專家亞歷山大·索佩爾教授多年來通過營造學社的《彙刊》中文本，包括在李莊印行的最後兩期，一直跟踪著思成的發現。他們兩位對思成的開拓精神和後來在戰時的磨難和匱乏中的執著追求都十分欽佩。他們很高興地把他介紹給參加這次盛會的同行們，其中許多人了解他的研究成果，有的還在他與世隔絕八年之前在北京見過他。會議期間舉行了一次他的圖片和照片的展覽，他做了關於他在建築上的發現的講演，還做了關於此前未見報導的四川大足石刻的另一場講演。他還出席了其他人的講演會並參加了討論。
研討會結束時，普林斯頓大學在拿騷廳舉行了一個特別儀式，授予J·J·L·杜維文達克和梁思成兩人名譽學位，以表彰杜維文達克在傳統漢學方面和梁思成在中國建築史方面的顯著研究成果。儀式開始由身著大禮服的校長和教職員為前導的大學生列隊入場。身材高大、白髮蒼蒼的杜維文達克佩戴著中世紀頭飾身著長袍，與比他瘦小、看上去顯得年輕、身著普林斯頓提供的過於長大的黑色長袍和帽子的梁思成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對思成的讚詞是這樣寫的：“文學博士梁思成：一個創造性的建築師，同時又是建築史的講授者、在中國建築的歷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開創者和恢復、保護他本國的建築遺存的帶頭人。”和這一讚詞相配的，是他擁有的眾多頭銜，只要舉出其中一些就夠顯眼的了：中央研究院院土、中國建築研究所所長、清華建築系主任、清華建築研究所所長、聯合國大廈諮詢委員會委員以及耶魯大學訪問美術教授。
在普林斯頓大學保存著梁思成當時就接受名譽學位寫給多茲校長的一封信。他的話表現出典型的禮貌、謙虛和機智：“對於一個只不過是花費了太多時間和精力來追求也許僅僅是滿足其閒情逸致的好奇心的人來說，這樣的獎賞實在是太高了。”
我也出席了普林斯頓的研討會，看到思成很健康，情緒高漲。他在美國期間所得到的肯定使他熱血沸騰。
就在我離開中國前夕，我從南京趕往北京去和徽因、孩子們、老金和其他朋友們話別。我能給思成帶來的是使他安心的消息。在他從未見到過的清華園住宅里，徽因的臥室充滿陽光，裡面放著柔軟的彈簧床，浴缸還裝有冷熱水管道。親愛的朋友們近在咫尺，“家庭聚會已從昆明移到了清華。”
其他的消息就不那麼好了。通貨膨脹已到了嚇人的程度，要維持日常生活就得賣掉一些貴重物品來買食品，而對於國民黨政府來說，內戰形勢很糟。
他在普林斯頓忙碌一陣以後，又花了幾個星期來結束在耶魯的事務和往返紐約參加聯合國諮詢委員會的會議。儘管如此，他還是設法來到劍橋，和我們度過一些時光。他告訴我們說，不管內戰結局如何，他都想呆在北京。他的專業生涯使他對政治的興趣和經驗都很少。他自己對共產黨人沒有什麼了解。但就像許多在蔣政權下受盡敲詐勒索和貪污腐化之苦的同胞一樣，他很難相信事情還會變得更糟。
在他的日程上，返回中國之前最緊迫的事情就是完成他的《圖像中國建築史》英文稿，他要求我幫助他。我們當時和以後在一起工作了好幾天，為英文稿做編輯和改寫工作並準備它的定稿。我得寫詢問信，找一家合適的出版社。同時按照我們的計劃，他還對文稿進行核校並加寫一些章節，使手稿達到出版前的定稿要求。
就在此時，思成出其不意地接到了來自北京的電報。徽因的肺結核病情急劇惡化，正在考慮給她動手術，思成必須參加做決定。對思成來說，他在美國的事情沒有一樣比他盡快回到徽因身邊更為重要了。幸好耶魯大學的課程已經結束。聯合國諮詢委員會的會議還在繼續，但思成能做的事已經做了，他所贊成的尼邁亞方案似乎正在獲得多數支持。他給清華買好的書也已經安排了船運。親友們都來幫他收拾個人的行裝。他的行李中許多都是給家人的小禮品。幫助他在紐約作最後的購物的斯但因夫婦頗為他對小玩藝的愛好而吃驚，或者如思成所說，那是可以讓在中國的接受者們驚喜的“美國先進技術”。至於在他走後處理未了事宜，他全都託付給我了。
他從紐黑文帶來了他書裡要用的圖片和照片，交給我照管。至於我們搞好的手稿，他決定帶走。他說，兩個星期橫跨太平洋的海上航行是完成它的最好時機，他答應很快把它郵寄回來。他和我都沒有想到要給我留一份隨手可得的複印件。今天看來這似乎是不可想像的，但那畢竟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不管怎麼說那都是一個致命的錯誤。我把厚厚的一包插圖存在哈佛大學的福格藝術博物館，但那文字稿從此就沒有回到我這裡來過。
當他匆忙地來向我們道別時，我們像老朋友常做的那樣談論著重逢。然而我們全明白我們四個人再要聚到一起是不大可能了。想到此處，我迫切希望從思成口中了解關於思成和徽因生活經歷中不是我們四個人所共享的部分，否則就再也沒有機會了。我直覺地感到，重溫早年的經歷會減輕那使我們在一起的最後時刻變得陰沉的即將離別的失落感。他有禮貌地同意了我按照這個路子採訪他並記錄他的回答。採訪本應持續一整天或者最好是一個星期，但我們只有幾個小時——一個下午和一個晚上。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樣，他的回憶不僅使我，也使他陶醉。多年以後，這次採訪的記錄為本書提供了最初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