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在1935年末否認對華北的侵略意圖，被認為不過是暫時的喘息。然而，此後一年半的時間內，直到1937年7月突然的侵略，北京的生活回到了一種表面的正常狀態。
同時，1935年底日本顯然即將攫取北京，促使國立大學準備南遷。清華大學已在把科學儀器打包裝箱。教職員們被通知歸還圖書館認為重要的圖書，學生們從書架之間進進出出，長袍下面塞滿了正在搬動的書。費正清傷心他說，“中國最好的大學圖書館正在煙消雲散。”
朱啟鈐沒有離開北京的意思。但是思成知道，為了保護營造學社的寶貴收藏不受毀壞或落入日本人手中，它們必須裝箱，準備轉移到一個安全的隱藏地去。在學社職員們的幫助下，這一工作開始了。
同時梁氏夫婦知道，如果清華大學南遷，老金和他們所有的親密朋友都會跟著走。根據在瀋陽的經驗，他們太清楚日本人佔領下的北京會是什麼樣子，他們決不願忍受這個。因此他們也開始整理個人的東西了。
“思成和我已經為整理舊文件和東西花費了好幾個小時。這些年的生活局然積存了這麼一大堆雜物！我看著這許多故舊，它們是由這麼多人和這麼多可愛的事物組成的，而現在它們都受到了威脅，我們發現這事情真是難以形容的悲傷。特別是因為我們現在是在事物悲慘的一端懸著，對於前途只有非常模糊的期望……
“如果說我們的民族災難來得特別快又特別殘酷，我們也不得不立即起來主動應戰。困難是肯定有的，但我們不會無所作為地坐在那裡，只是暗暗地捏緊拳頭，而我們的'面子'每一分鐘都受到羞辱的威脅。”
當他們整理行裝準備南下的時候，我們則準備離開中國到英國和美國去。由於我們在中國的學業要在1935年結束，我們決定在聖誕節離開。
我們並沒有預見到秋天到來的時候日本會突然加緊侵略威脅。思成和我開始了我們考慮已久的一項計劃，把他的建築學論文從中文譯成英文。他的英文是如此明白流暢，他幾乎不需要我。但我的在場可以增加他的自信心，而且我還能找出一些小錯誤。我們都喜歡這項工作，我還答應幫忙在美國找到一家出版社。
1935年11月21日，徽因聽說天津《大公報》被日本人下令無限期停刊，感到很吃驚，這是一家出色的報紙，它的文藝副刊是最先進的中國當代作家的出版媒體。組建了聯合亞洲先驅報來代替它。徽因接到了一份報，約她給該報的文藝副刊寫稿。她生氣地發現在該報工作的大約有五十位中國人。 “難道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做些什麼？”思成把報紙扔進了火爐。
我們最要好的朋友遭遇了直接的災難，而我們卻是局外人。他們讓我們知曉事情的進展，但我們在憂鬱中的參與對他們和我們都沒有好處。我靈機一動，介紹徽因去騎馬。
費正清和我有時候騎一騎外國人為了玩馬球而從蒙古進口的馬。 （在北京人們看見騎馬的中國人只有有時出現的騎兵部隊。）馬童們就在指定的城門外把裝好鞍子的馬牽給顧客。從那裡騎馬人就可以出發去考察鄉村。那時候大平原上的莊稼一直種到城牆邊。在田間，分散的低矮土房村莊由深陷的黃土路連接著。人們坐在馬背上，在閃光的空氣中，可以清楚地看見大平原邊上藍色的西山和北山，在前面有時可見寶塔和以濃蔭為標誌的廢廟或墳圈。我們的考察旅行把我們帶著穿過農村到達這些吸引人的目標，或者有時就在兩個不毛之地中的一個進行快跑，不是在西邊焚毀了的夏宮圓明園就是北邊作為元代城牆最後遺蹟的土城圍成的草地。
徽因以前在山西喜歡騎驢慢行，並告訴我們她後來常常這樣做。在馬背上她真是棒極了。顯然騎驢給了她信心和“座姿”。馬對於韁繩的敏感反應使她具有常人的那種驚嚇。她回來時由於迎著料峭的寒風騎馬快跑而兩頰潮紅、黑眼睛閃亮。這種體育運動完全沒有損害她的健康，而是有益於她的身體，她的精神也在自然的美景中得到陶冶。距我們預定離開的日子只有六個星期了，而民族危機始終存在，但我們直到最後一刻仍能經常去騎馬。徽因買到了一對馬靴、一套暖和的衫褲以及一頂舒服的皮帽子，興致勃勃地扮演著她的新角色——女騎師。
在我們離開之後，徽因的一封信重現了我們過去兩個月的經歷：
“自從你們兩人在我們周圍出現，並把新的活力和對生活、未來的憧憬分給我以來，我已變得年輕活潑和精神抖擻得多了。每當我回想起今冬我所做的一切、我都是十分感激和驚奇。
“你看，我是在兩種文化教養下長大的，不容否認，兩種文化的接觸和活動對我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在你們真正出現在我們在（北總布胡同）三號的生活中之前，我總感到有些茫然若失，有一種缺少點什麼的感覺，覺得有一種需要填補的精神貧乏。而你們的'藍色通知'恰恰適合這種需要。另一個問題是，我在北京的朋友年齡都比較大也比較嚴肅。他們自己不僅不能給我們什麼樂趣，而且還要找思成和我要靈感或讓我們把事情搞活潑些。我是多少次感到精疲力竭了啊！
“今秋或不如說是初冬的野餐和騎馬（以及到山西的旅行）使整個世界對我來說都變了。想一想假如沒有這一切，我怎麼能夠經得住我們頻繁的民族危機所帶來的所有的激動、慌亂和憂鬱！那騎馬也是很具象徵意義的。出了西華門，過去那裡對我來說只是日本人和他們的獵物，現在我能看到鄉村小徑、無邊的冬季平原風景、細細的銀色樹枝、靜靜的小寺院和人們能夠抱著傳奇式的自豪感跨越的小橋。”
思成不曾來信，但我們知道學生示威遊行帶來的喘息時間已使部分打包的營造學社重新動了起來。他參與了準備在上海新建的市立博物館舉行的中國建築展覽會的工作，徽因向我們保證說，“思成是一個經常的存在，假如他不像我那樣經常地給你們寫信，你們仍然可以感知他在這裡，跟過去一樣的溫柔可愛——他在忙著許多可愛的工作（我也以我自己的方式真的參與了，儘管誰也不會相信其真實性）。”
毫不奇怪地，徽因下一次給我寫信的時候，她的生活又是充滿家庭糾紛了。
“對我來說，三月是一個多事的月份……主要是由於小姑大姑們。我真羨慕慰梅嫁給一個獨子（何況又是正清）……我的一個小姑（燕京學生示威領袖）面臨被捕，我只好用各種巧妙辦法把她藏起來和送她去南方。另一個姑姑帶著孩子和一個廣東老媽子來了，要長期住下去。必須從我們已經很擠的住宅里分給他們房子。還得從我已經無可再擠的時間裡找出大量時間來！到處都是喧鬧聲和亂七八糟。第三位是我最年長的大姑，她半夜裡來要把她在燕京讀書的女兒帶走，她全然出於嫉妒心，盡說些不三不四的話，而那女兒則一直在哭。她抱怨說女兒在學生政治形勢緊張的時候也不跟她說就從學校跑到城裡來，'她這麼喜歡跑出來找她叔叔和阿姨，那她幹嘛不讓他們給她出學費'等等。當她走的時候，又扔出最後的炸彈來：她不喜歡她的女兒從她叔叔和阿姨的朋友那裡染上那種激進的戀愛婚姻觀，這個朋友激進到連婚姻都不相信——指的是老金！”
四月裡有一個快樂的間歇，美國建築學家和城市規劃學家克拉倫斯·斯坦因及其迷人的夫人著名女演員愛琳娜·麥克馬洪來到了北京。徽因寫道，“我們愛上了他們，他們差不多同時也愛上了我們。”思成出差到上海去摘展覽，徽因就陪他們到頤和園去並在後山賞花。老金一起去了，他給我們寫信敘述了他的觀感：
“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非常出色的。儘管我和他們交談甚少，但我看得出他們身上吸引人的品質。尤其是斯坦因先生。他是一個十分敏感、沉默寡言、而又非常謙虛的人，幾乎總是對他眼前遇到的事情保持一種心不在焉的興趣。一個星期以前我們去頤和園，當我們到了諧趣園時，看見池塘周圍有亭子和走廊，斯坦因先生好像正從虛無縹緲中冉冉升起，眼睛發亮，又驚又喜地囁嚅著：'哦，哦，哦……多好的水上建築。'看見現實真是好，我就再也不想僅僅為了進行有禮貌的、老一套的談話而把他從沉思默想中拉出來。”
通過克拉倫斯·斯坦因，促使思成閱讀和思考了城市規劃，一個在他日後的年代里至關重要的題目。同時，當日本對華北的壓力暫時中斷的時候，他決心繼續進行野外的研究工作。
“對古物的愛好和保護與日本軍閥是全然不相干的。儘管他們國家的人也同樣熱愛我們的古代文化（這是他們自己文化的源泉）。即使是早在1931年和1932年，我的每次考察旅行都是由於越來越近的新一輪日本大砲的震響而突然中斷了有意義的工作。很顯然我們能在華北工作的日子已經不多了。在我們被阻止這樣做之前，我們決定要在這個地區全力以赴。”
早秋時思成和徽因又一起出發去進行另一次考察旅行，這次是到著名的佛教石窟龍門去。徽因寫道：
“我現在是坐在最大的露天石窟龍門下面，那九座最大的佛像，或坐姿或立姿，或靜止或活動，都瞪著我（我也蹬著他們）……我被只有在這種盛大場面才會產生的恐懼感壓倒了。”
接著他們去了開封，並準備到山東的二十三個縣去。
“我們又像在山西那樣，出發到天堂和地獄之間的地方去了。我們為藝術和人文的美而興奮不已，又為了我們必須吃住的地方的髒臭而掃興（但我們必須睡好，以便有繼續工作的精力）。我從來沒有忘記慰梅引用的有名成語：'鬧一鬧，老一老'——實際上我是堅守這個格言的，以便保持我的青春容貌……這次旅行老是使我們想起咱們在靈石（山西）一起趟泥水的快樂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