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成的父親從地球的另一面繼續給他的新婚兒子以父親的指導。他掌握了訂婚和結婚的中國一端的儀式。現在他正在為他們取道歐洲回來安排歸程（注1.）。他反對他們取道西伯利亞回來，因為俄國是“野蠻的和殘破的”。在進出俄國的時候都可能出意外。 “遊歷南歐是主要的目標，而從那裡去莫斯科轉乘火車回家是非常不划算的……我替你們擬了一個計劃。”他的計劃很具體。他們要從加拿大到美國，然後就到瑞典和挪威，因為斯堪的納維亞有很具特色和有意思的現代建築，然後到德國去看古代城市和萊茵的堡壘，然後再到瑞士去看自然美景，然後到意大利。在意大利要呆得長一些，以便徹底了解文藝復興的妙處。最後他們要在馬賽上岸回國。事後他又想起，“到西班牙去一趟也是不錯的。劉景凱（注2.）在那里當大使，能夠照顧你們。你們也可以到土耳其去看伊斯蘭建築。如果你們真的去了，要替我觀察一下那裡革命後的政治。（他沒有提到倫敦或巴黎。）
過了幾個星期他又寫信給思成，說了一些進一步的想法（注3.）：“如果你們想從西伯利亞回來好省點錢，一定要讓我知道，我可以幫你們作些安排。你們到歐洲以後，我希望你們做詳細的日記。如果它有文學價值，我將把它編輯出版。隨信寄去十二張我的名片，你們到各個使館去的時候可以用得著。”
在這封信之後，父親和新婚夫婦之間的通訊由於他不寫信而中斷了兩個月。他的健康狀況突然下降了。然而在四月間寫的一封長信（注4.）中他對他們說：“我的身體好多了。半個月以前我在協和（北京協和醫學院）輸了血，驗血正常。”
結婚儀式後的兩個月的間隔，足夠使大姐和思成自己的敘述用慢船郵遞到中國寄給父親。他寫道，“家裡的長子已完成了這一重大的儀式。你可以想像老人們該有多高興。特別使我歡喜的是，我一向偏向女孩，而現在有了一個和自己的女兒一樣親的兒媳。我想給你們計劃一下未來，但要你們知道其中的困難。即使你找不到一份合適的工作也別灰心喪氣，這還不是人生中最可怕的敵人，我們不能讓這種事來壓倒我們。”
思成自己前幾年的學習當然已經使他產生了他自己的目標。他顯然已經向他的父親提過，他想研究“中國宮殿”的歷史。梁啟超認真地考慮了，但是並不太熱心。他認為“百分之九十的古代建築已經被毀”，而目前情況又使得野外考察成為不可能。但他又告訴他的兒子，他從文學中得到了一些有關中國建築的有趣想法，“也許你能對我給你的例子進行研究。”
給了這種暗示性的鼓勵以後，思成的父親又叫他轉向他的第二項專業——中國美術史。說到這裡他變得十分熱心。他把各種畫派分析了一遍，詳細地敘述了許多位畫家的性格和脾氣，以及他們的歷史背景，安排他兒子去參觀和研究他有特殊關係的私人藏畫。
在信的最後一段，父親的全能全智的忠告讓位於對愛和關心的訴求。 “你們的信實在太少。老人都愛他們的孩子。在康復期中最大的快慰是收到你們的信。我真的希望你能經常告訴我你們在旅行中看到些什麼（即使是明信片也好），這樣我躺在床上也能旅行了。我尤其希望我的新女兒能寫信給我。（注5.）”
病人的這種舔犢之情在他此後不久寫給大女兒的一封很親密的信中有所表露。 （注6.）他對她抱怨思成對於他幾個月來指導他就業的信沒有反應，“他的信本來就少，而對這件事更是一字未提。可能我不管給他做什麼樣的安排他都不會同意。我感覺我是在浪費我的時間和愛。在這些方面，他實在是還太年輕和太不懂事。”
實際上，思成已經27歲，他以優異的成績完成了四年的專門教育，而且已經結婚。那四年他是在遠離他父親的地方度過的，在那裡他每天都要作出沒人幫忙的決定。他的美國同學的家裡同大學一樣，都期望他們能獨立思考和獨立行動。思成是個地道的中國人，從小就懂得盡孝道是做兒子的根本義務，而且他也無疑地熱愛和崇敬著他那傑出的父親。然而他已經不是那個四年前離開他父親的四合院時的年輕而不懂事的孩子了。梁啟超為他兒子對他的指導明顯的無動於衷很是惱火，但思成很可能感到在他能夠面對面和他父親談話之前，保持沉默要比通過郵件進行辯論要更好些。
同時，對這一切全然蒙在鼓裡的梁啟超，已經運用他的影響說動清華大學考慮（不太情願地）給思成一個教席（建築學？）以及一個教繪畫的位置。然而，到四月份，另一個可能性引起了他的注意，而做父親的很快就認識了它的優點。瀋陽（奉天）的國立東北大學要成立建築系，工程學院院長要賓大建築係出色的畢業生楊廷寶來當系主任。楊廷寶是梁思成的同窗好友，卻已接受了上海一家建築公司的聘請。他推薦梁思成，認為他是唯一合適的人選。知道思成夫婦還在歐洲旅行，他答應院長去和梁啟超商量一下。
梁啟超立刻替他兒子採取了行動。 5月13日，當那度蜜月的人們還在歐洲、幾個星期以後才能回家的時候，他在給他大女兒的一封信（注7.）中寫道：“思成的工作問題已經解決。東北大學和清華都答應給他工作職務。東北大學更好一些，因為在那裡開創一個建築師事業的前景很好。他可以在那裡組織一個公司，從小開始，慢慢做大。因此在他回答之前，我就替他作主了，拒絕了清華的聘請，接受了東北大學的職位。”
與此同時，那年輕的一對度蜜月到了法國、英國、瑞士、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國。這是他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連袂訪問歐洲大陸。就和一代代美國建築系的年輕畢業生一樣，他們從一地趕到另一地，想在有限的時間內把一切他們學過的東西都看到。他們本來計劃在歐洲度過整個夏天，可是家裡發來的一封緊急電報縮短了他們的計劃。
他們原以為要到他們所熟悉的清華大學去教書了。當時中國和歐洲之間的通訊是如此之慢，而新婚夫婦又是如此經常地在移動之中。梁思成在一切都已決定以後一個月才知道他的工作變動。他父親在6月9日收到他一封電報，問他在清華將教什麼課（注8.）。他父親回答說，“和東北大學的商談已到了最後階段。對你的前途來說這是一個更好的職位。只是參考書要比清華少些。東北大學是真需要你而清華還在猶豫，因此我已讓校長撤回他的建議。”然而，他又說，最近瀋陽的炸彈爆炸事件造成那裡的局勢混亂，大學在新的學期是否真能開學還不清楚。他讓思成8月以前回來。到6月19日（注9.）他又認定，儘管滿州局勢危急，但東北大學將不會受到影響，他寫信給大姐說他已替思成訂了月薪265元的合同，這使他成為那裡薪金最高的教職員之一。
同時，躺在天津家中病床上的梁啟超又在操心年輕夫婦回來時將會面臨的儒家義務了。他們將必須完成向祖先的祭告儀式，這最少也得8到10天做準備。此外他們還必須到北京去祭掃祖先的墳墓。要完成這些做子孫的義務，時間真是太短。使徽因也能盡其孝道的福建之行看來只能推遲到寒假了（注10）。
比預定時間提前到家的緊迫性決定了旅行的方式。思成夫婦決定去莫斯科搭乘西伯利亞大鐵道火車，儘管父親不喜歡“野蠻的、殘破的俄國”。這一選擇導致了和一對年輕的美國夫婦的不期而又快樂的相遇，他們是查理斯和蒙德里卡·查爾德，他們成了長途火車旅行中的好旅伴。查理斯在1980年應我的要求寫成的對這一段往事的回憶，生動地記述了思成夫婦回國的經過。
“人的一生中有時候有些具有神奇性質（某種不會重複產生的東西）的片斷或插曲。我們同梁氏夫婦短暫而熱烈的友誼就具有這種性質——一扇敞開的通向共同憧憬的大門。
“1928年初夏的一天，費迪和我坐上一列西伯利亞大鐵道的火車，從莫斯科緩緩東行，車子不時停下來上水或裝木頭燃料。在車子停站的時候，人們都跑到站台上去，走上走下地亂轉，同當地人換東西吃或者泡茶。
“在這些粗魯的、發臭的旅客群中，這一對迷人的年輕夫婦顯得特別醒目，就像糞堆上飛著一對花蝴蝶一樣。除了那自然的沉默寡言以外，在我們看來他們好像反映著一種不可抗拒的光輝和熱情。在這種相互愉悅的心情驅動下，我們幾乎立即投入了熱烈的談話——在他們是因為，他們向我們解釋說，他們是滿載著美國的體驗回國去，急於要把它們付諸實踐；而在我們則是因為我們剛開始投入到一次通向其藝術和哲學久已深深吸引我們兩人的地區的偉大旅行。今天回顧起來，火車旅行生活的單調以及同其他旅客交談的語言障礙顯然也促進了友誼。
“但是誰能'說清楚'愛？它就這麼來了——我們相互陪伴時感到歡喜並且發現彼此間很容易親密地找到共同的觀念、計劃和志向。
“火車顛簸前行，經過鄂姆斯克、托木斯克、伊爾庫茨克、貝加爾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站頭，最後到達了和中國中東路的接軌站，我們四個人在這裡登上向東南穿過滿洲的火車，經過哈爾濱、瀋陽，到達黃海邊的大連。
“我們在瀋陽停下來，對一座沿大街佈置著石刻人像的古老大圖書館作了禮節性的拜訪。思成的父親在那裡有熟人，當我們走過毛筆書法和繪畫的珍藏精品展覽時，梁這個姓氏產生了巨大的奇蹟，引來無數的打躬作揖。
“從大連我們登上了一艘日本輪船橫跨直隸灣駛往大沽口，天津的外港。然後又在黃昏和瓢潑大雨中從天津登上一列又慢又漏的火車前往北京。車頂上坐滿了乘白車的旅客。儘管如此，雨水還是漏進來，落到我們用報紙折成的帽子上，落到立在座位靠背上點著的蠟燭上。我們就這樣到了北京，一個鼻孔裡是晚香玉的味道，另一個鼻孔裡是糞臭，混合著人力車夫和乞丐的叫喊聲，在吵吵嚷嚷中把我們迎到了這座我們夢寐以求的城市。
“……在北京梁氏夫婦成了我們忠實的導遊。從景山到天壇，從玉泉塔到元代土城，到香山，參觀了各種飯店，戲院，街市，商店，送葬行列，甚至到了老梁先生的有圍牆的私家花園，到了有許多叔叔阿姨參加的在一系列有著各種籠養小鳥、夏日花卉、水池、樹木的天井裡舉行的豪華宴會，到了紫禁城裡無窮無盡的房間和庭院。一切都是免費提供的，一切都點綴著熱切和殷勤的氣氛。
“那些在北海、孔廟以及其他聖地殘存的輝煌中進行的委婉的談話，加強了友情的體驗並使之更加難忘。在這些談話中大家漸漸明白，他們的回家已經成為一種震驚和失望。他們說，明顯的是，不管他們所受的教育，他們要找到一種辦法以便有益於那些年裡混亂和變化中的祖國或給予實質性的影響，都是特別困難，或許是不可能的。由於要和官僚作風和漠然態度迎面相撞，在戲劇領域和建築方面的新舊融合問題似乎難於克服。然而口號仍舊是'堅持！堅持！'
“有時那種玩世不恭和遭受挫折的感覺會冒出來。在這種時候我們就堅持認為，儘管有我們自己的懷疑和無知，這終究是一個變革的時代，從長遠來說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儘管如此，顯然我們的朋友在感到自己就像是一對里普·凡文克爾（注11）。他們回到了一個忽然間變得不熟悉而混亂的中國；然而他們還是決心要找到自己的位置並把他們新的技能和創造力貢獻給雜亂無章的環境。他們有充滿田園詩般的憧憬的時刻，其餘的則讓位於懷疑。
“菲莉思是感情充沛、堅強有力、惹人注目和愛開玩笑的。她瘋狂地喜歡梅蘭芳，因為梅蘭芳在她在場時從來不敢坐下；她為能把傳統戲劇帶進二十世紀的節奏的前景而歡喜。思成則是斯文、富於幽默感和愉快的，對於古代公共建築、橋樑、城牆、商店和民居的任其損壞或被破壞深惡痛絕。他們兩人合在一起形成完美的組合……一種氣質和技巧的平衡，即使在其早期階段的產出也要比它的組成部分的總和大得多——一種罕有的產生奇蹟的配合。
“在那軍閥土匪當道的混亂年代，在我們看來，即使以他們的才能和優越的社會地位，似乎他們也將在中國社會的大旋渦中消逝得無影無踪。就在他們傳奇故事的這一段，我們必須離開到京都去，此後再也沒有見到過他們。”
在此同時，那高興的父親把長期離家的思成和徽因歸來的消息告訴不在家的孩子們（注12）。
“新人到家以來，全家真是喜氣洋溢。初到那天看見思成那種風塵憔悴之色，面龐黑瘦，頭筋漲起，我很有幾分不高興。這幾天將養轉來，很是雄姿英發的樣子，令我越看越愛。看來他們夫婦體質都不算弱，幾年來的憂慮，現在算放心了。新娘子非常大方，又非常親熱，不解作從前舊家庭虛偽的神容，又沒有新時髦的討厭習氣，和我們家的孩子像同一個模型鑄出來。”
父親的病已經十分嚴重，這一點似乎還沒有被全家人認識到。他一輩子都很健康，歷來都是家裡無可爭辯的主人，負責作出一切重要的決定。正因為他意識到全家都依靠著他，他就向他們隱瞞了1928年早春他發現尿中有血的事實。但他自己是認識到其中的危險的。他去進行檢查的北京德國醫院告訴他說他們沒有發現惡性變化。出院以後他就用中藥治病，可是沒有什麼結果。然後他就到北京協和醫學院診治，經過幾天的化驗，診斷出一個腎有病變。 1928年3月16日，他動了手術，切除了有病的腎。然而，他的尿中繼續有血。醫生們命令他休息，說出血是由於他操勞過度。他們唯一的治療就是每過兩三個月給他輸一次血。
手術是在思成和徽因還在歐洲旅行的時候進行的。父親4月26日的信，敘述了兩個星期前輸血之後他的健康“大有進步”，看來主要意圖是要他們相信一切都沒問題。這只是在他習慣性的慈父的忠告和對思成事業前途的不斷尋求的小小中斷。
即使在新婚夫婦於夏末回家以後，重逢的喜悅和遷往滿洲的匆忙準備好像使人們想不到父親的生命已近終結。他照常進行研究和寫作，但到11月12日他已不能坐起來伏案工作了。他臥床不起，於1929年1月19日去世（注13）。
著名學者梁啟超於55歲的英年早逝不僅對於他的毫無心理準備的家庭是一個殘酷的打擊，而且對於他的同儕和追隨者，以及他的著作的無數讀者都是一個巨大損失。他的長子思成擔負起了新的職責，為公眾寫出了關於他那顯赫的父親一生最後幾個月、幾個星期、幾天的記述。它在梁逝世後兩天登載在主要報紙大公報上（注14）。它的第一句話——“我父親一向非常健康，很少生病。”——有著他當時還意識不到的悲涼味道。
四十年後，1971年，他從他自己的醫生那裡得知了他父親早逝的真相。鑑於梁啟超的知名度、協和醫學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劉博士被指定來做這腎切除手術。當時的情況不久以後由參加手術的兩位實習醫生秘密講述出來。據他們說，“在病人被推進手術室以後，值班護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標錯了地方。劉博士就進行了手術（切除那健康的腎），而沒有仔細核對一下掛在手術台旁邊的ⅹ光片。這一悲慘的錯誤在手術之後立即就發現了，但是由於協和的名聲攸關，被當成“最高機密”保守起來。
上海的張雷，梁啟超的一個好朋友，和兩位實習醫生也很熟，把這些告訴了我，並且說：“直到現在，這件事在中國還沒有廣為人知。但我並不懷疑其真實性，因為我從和劉博士比較熟識的其他人那裡知道，他在那次手術以後就不再是那位充滿自信的外科醫生了。”
以下一點也可能是重要的：1928年11月，即給梁啟超做手術後九個月和他死之前六個星期，劉博士辭去了在協和醫學院的外科醫生職務，到國民黨政府衛生部去當政務次長了。關於這一往南京的調動，霍華德·L·布爾曼編的《中華民國人名詞典》（注15）是這樣解釋的：劉博士認為並且教導說，不管私人事業如何賺錢，公眾職務總是更為重要。 ”他用他三十三年的餘生致力於奠定全國衛生服務網的基礎。
注1. 《年譜》，1927年12月18日。 注2. 劉景凱系音譯——譯者著。 注3. 《年譜》，1928年2月12日。 注4. 《年譜》，758頁，第一段引文出自1928年4月26日的信。 注5. 《年譜》，760頁，最後一段引文出自1928年4月l6日的信。 注6. 《年譜》，761頁，5月4日。 注7. 《年譜》，762頁。 注8. 《年譜》，6月10日，763頁。 注9. 《年譜》，765頁。 注10.《年譜》，5月13日，762頁。 注11. 美國作家華盛頓·歐文的作品《見聞雜記》中的主人公。喻指和時代和環境格格不入的人。 ——譯者註 注12. 《年譜》，8月28日，768頁。 注13. 《年譜》，770頁。 注14. 《年譜》，1929年1月21日，729頁。 注15. 第二卷，402頁。
注1. 《年譜》，1927年12月18日。 注2. 劉景凱系音譯——譯者著。 注3. 《年譜》，1928年2月12日。 注4. 《年譜》，758頁，第一段引文出自1928年4月26日的信。 注5. 《年譜》，760頁，最後一段引文出自1928年4月l6日的信。 注6. 《年譜》，761頁，5月4日。 注7. 《年譜》，762頁。 注8. 《年譜》，6月10日，763頁。 注9. 《年譜》，765頁。 注10.《年譜》，5月13日，762頁。 注11. 美國作家華盛頓·歐文的作品《見聞雜記》中的主人公。喻指和時代和環境格格不入的人。 ——譯者註 注12. 《年譜》，8月28日，768頁。 注13. 《年譜》，770頁。 注14. 《年譜》，1929年1月21日，729頁。 注15. 第二卷，40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