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生來是個藝術家，學的是建築，職業是詩人。和梁思成一樣，她也是在一位強有力的父親（林長民）影響下長大的。他是一位藝術家，又是一位風流才子，這兩種因素也同樣決定了她的性格。
林長民是一個著名的學者和官吏，他的詩作和書法在他的文化圈子裡很吃香。他1876年生於杭州，二十一歲時通過了生員（最低一級）的考試，入杭州語文學校攻讀英文和日文。家里為他辦了一門親事，可是當妻子無出時，他就納了第二個妻子來給他生兒子和繼承者。她生了三個孩子：一個兒子、兩個女兒。可是兒子在襁褓中、第二個女兒在孩提時代相繼夭折。 1904年出生的林徽因是唯一活下來的孩子。
父親和他許多同時代的才子一樣，東渡日本到早稻田大學讀了幾年書。 1909年他得到政治經濟學的學位而畢業。回到中國以後他把他的第二個妻子和女兒接到他的政治生涯開始的上海。
當時徽因五歲，她一直在杭州和她母親住在一起，由一些成人包圍著，可是沒有父親和兄弟姐妹。她是一個早熟的孩子，她的早熟可能使家中的親戚把她當成一個成人而因此騙走了她的童年。她父親的歸來一定使她很高興，而她那敏捷、聰明、善感的性格也一定迷住了他。也可能是在上海的那些年使他們越來越親近了。
1912年他們又搬家了，這次是搬到北京去。在那裡，父親在幾屆政府中升遷到很高的官職。但是有一段時間他仍然沒有兒子來繼承香火。他從福建娶了第二房妾，她很快就給他接連生了一個女兒和四個兒子。
然後徽因的生活就蒙上了一層陰影。這第二個妾和她的孩子們是住在他們北京的家裡很大的一個前院裡。這裡充滿了快樂的孩子們的喧鬧。徽因和她母親則住在後邊一個較小的院子裡。徽因的母親對這第二個妾滿懷嫉妒。她的後繼者將是四個兒子的母親本身就是一個強有力的理由，而父親對她的偏愛又毫不掩飾更使徽因的母親受不了。那善感的女兒是夾在當中了。她對母親憤怒的悄悄話表示同情，同時又愛她的父親，並且明知他也愛著她。他的第二家庭也承認她仍然是他最鍾愛的孩子。
徽因生活中新的和十分重要的一章開始於1919年她十五歲的時候。林長民和梁啟超成了好朋友。兩人都在日本呆過一段時間，都在革命後的北京政府中任高級官吏。他們想用啟超的愛子思成和長民的愛女徽因之間的婚姻把兩家進一步聯結在一起，這個想法是毫不奇怪的。 1919年兩個年輕人被“正式介紹”認識了。這對於那種必須經過媒人挑選兩個完全陌生的人到結婚日才第一次見面的傳統婚俗是一種明顯的背離。那年徽因十五歲，思成十八歲，根據傳統習俗，他們幼年結婚被認為是正常的，但是老梁啟超對他們說得很清楚，儘管兩位父親都讚成這門親事，但是最後決定還得由他們自己來作。這個決定作出之前又過了四年，而這當中兩人都又遭遇了很多事。
1920年夏天徽因離開了北京，跟隨她父親走過半個世界到了倫敦。當國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創立之際，就像別處一樣，中國也成立了國聯協會。林長民是發起人之一，又成為協會總幹事。他為了國聯的事務而常駐倫敦，把女兒帶去作伴。徽因在上海和北京的學校裡學會的英文使她不僅是個悅人的伴侶，而且是個有用的助手。她在倫敦的聖瑪麗女子學院恢復了學習，很快就學會了英語。
在敵對行動結束以後，世界各地的人們齊集倫敦。作為她父親的女主人，徽因會見了許多前來向她父親致敬的中國和其他客人。她的這種社交活動對她的影響顯然和她的正式教育同樣重要。
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來訪者是徐志摩，梁啟超介紹來的他的一位年輕門徒。他是浙江一位著名銀行家的兒子，早年學過中國古典文學。他於1915年結婚，有一個兒子。他把妻子和孩子交給父母照看，在北京大學畢業並於1918年去美國深造。到底學什麼似乎始終是一個問題。第一年他在麻省的沃切斯特的克拉克大學選修經濟學和社會學，第二年他轉到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第三年，歐戰已經結束，他就坐船去英國，一切從頭開始。這一次他本來是要到劍橋大學師從他的新偶像貝特蘭·羅素的。他在1920年10月越過大西洋抵達倫敦，卻被告知羅素還沒有從中國回來，而且更糟的是，他幾年前已被劍橋大學開除了。怪不得徐志摩“非常懊惱，只好另找出路”了（注1）。
然而，在他的沮喪下面，過去曾經吸引過梁啟超的那些性格特徵仍然明顯。這就是他的辨別力、他的魅力、他的爆發力、他的幽默、他的創造熱情、以及他的戲劇性的表現。而使他出名的最重要的還是他那不可思議的本領，他能夠發現和吸引同類人，並在周圍的人們中喚起新的觀念、新的抱負，當然還有新的友情。
林長民和徐志摩是屬於同一類人，他們相識的第一眼一定就明白了。徐志摩成了這家的常客。林長民為徐志摩的友情所感動，最後對他產生了完全的信任。他把他的一些往事，包括他在日本做學生時同一個日本女孩子的早年戀愛故事也告訴了他。這可能把徐志摩自己的浪漫追求也喚醒了。這兩個男子鬧著玩交換“情書”，把他們的情感用文字表達出來，徐志摩裝成一個已婚的女人，林長民則裝成一個已婚的男人（注2）。
徐志摩差不多比林徽因年長十歲。作為一個“老頭”，他原先的屬意是在於父親而不是女兒，這是兩人都明白的。甚至有人說最早她曾叫他“徐叔叔”。她那纖細的美麗立即吸引了他的注意。她的藝術氣質跟她父親一模一樣，她的活潑、她敏銳的洞察力、她的文學愛好都使徐志摩傾倒。他墜入了愛河。
在多年以後聽她談到徐志摩，我注意到她的記憶總是和文學大師們聯繫在一起——雪萊、基茲、拜倫、凱塞琳·曼斯菲爾德、弗吉尼亞·沃爾夫，以及其他人。在我看來，在他的摯愛中他可能承擔了教師和指導者的角色，把她導入英國的詩歌和戲劇的世界，以及那些把他自己也同時迷住的新的美、新的理想、新的感受。就這樣他可能為她對於他所熱愛的書籍和喜歡的夢想的靈敏的反應而高興。他可能編織出一些幻想來。
我有一個印象，她是被徐志摩的性格、他的追求和他對她的熱烈感情所迷住了，然而她只有十六歲，並不是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樣是一個有心計的女人。她不過是一個住在父親家裡的女學生。徐志摩對她的熱情並沒有在這個缺乏經驗的女孩身上引起同等的反應。他闖進她的生活是一項重大的冒險。但這並沒有引得她脫離她家里為她選擇的未來的道路。
通過林長民，徐志摩會見了英國文學家和中國愛好者高爾斯華綏·婁司·狄金森。他十分喜愛徐志摩，在1921年安排徐志摩進了劍橋大學皇家學院，做了一名特別學生。狄金森既熟悉劍橋大學又熟悉英國前代和當代文壇鉅子，這就給徐志摩開闢了一個新的認識領域。他對經濟學和政治科學的不懈追求，現已讓位於對於詩歌研究和寫作的長期獻身。他的文學氣質終於找到了他將傾注全部感情和使出全部才能的表達方式。
浪漫派詩人徐志摩崇拜愛和美，但認為自由是同樣重要的。他在徽因身上找到了他夢寐以求的東西。他幻想著，和她生活在一起，他就能達到他創造力的頂峰。和這樣一種前景相比，他對妻子和孩子的義務就輕如鴻毛了。
這樣，當他知道他在中國的父母將讓他的妻子到英國來和他住在一起時，他的反應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她在1921年春天抵達。他們搬進離劍橋大學六英里的騷斯頓的一所租來的房子裡。他每天坐公共汽車到學院去上課和上圖書館。他又在門口的一個雜貨舖安排了在倫敦的徽因可以寄信來的郵遞點，他總是急切地找到這些信並迅速回答。他的妻子住過了夏天並且又懷孕了。秋天他建議她做流產，並去了倫敦，從那裡捎話來說他想離婚。在這以後她很快前往德國，她的第二個小孩在那裡出生，但很快就夭折了。
可能就在這時候，他對徽因說他想離婚，並向她求婚。她愛慕著他，並對他打開她的眼界和喚起她的新的感情和嚮往充滿感激，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婚姻呢？思成曾親口對我說，不管這段插曲造成過什麼其他的困擾，但這些年徽因和她傷心透頂的母親住在一起，使她想起離婚就惱火。在這起離婚事件中，一個失去愛情的妻子被拋棄，而她自己卻要去代替她的位置。徽因的父親也深深愛著志摩，他顯然認為在倫敦住了一年多以後現在已是離開這裡傷腦筋的生活、帶著徽因回家的時候了。他們坐上船，經過穿越蘇伊士運河和印度洋的長途航行，於1921年10月到家。
兩個女人都離開徐志摩以後，他就回到了劍橋。 “現在時間到了，”他寫道，“我終於有機會接近真正劍橋的生活，同時我也慢饅地'發現'了劍橋。我從來不知道有這樣大的快樂。”（注3.）他的交遊圈子包括狄金森、依·馬·福斯特、赫·喬·威爾斯、依·阿·裡查茲、貝特蘭·羅素、羅傑·弗來、亞瑟·瓦萊和把他帶去見凱塞琳·曼斯菲爾德的約翰·米德爾頓·墨萊，那次會見使他感動不已（注4）。這一年中他特別高興的是他可以獨自和朋友在一起，獨自和自己的想法在一起。獨自和自然在一起。他的這種情感在顯然是他的第一批詩作中抒發出來。他還為大學寫了一篇深情的祝詞，是這樣開頭的：“是劍橋打開了我的眼界，是劍橋激起了我對知識的渴求，是劍橋培育了我的'自我'意識。”（注5）古老的石頭建築和靜謐的綠色田野的美迷住了他。他使用英語已很自如。閱讀基茲、雪萊、拜倫、伍爾茲華思和斯萬伯內的浪漫的詩作使他陶醉。偉大的英國詩人們在他身上喚起的渴望、理想以及浪漫的幻想迫使他把它們用他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來。
對於中國古典詩歌他是從青年時代就熟知的。這種本國語言他當然一生都在使用，而很少有中國的青年學者能像他那樣成功地把它用作詩歌的手段。他之所以能把詩歌作為他的情感的一種自然的抒發方式是並不奇怪的。他那來自本地的源泉加上劍橋的激發而流淌出來的詩歌，在未來的一個世紀中將發揮特別大的影響。
在劍橋度過逍遙自在的整整一年以後，他打道回家，於1922年10月15日抵達上海。
注1. 史景遷：《通向天國和平之路：中國人和他們的革命，1895—1980》（維京出版社1981年紐約版），第154頁。
注2. 李歐梵：《浪漫一代的現代中國作家》（哈佛大學出版社1973年麻省劍橋版），第133頁。
注3. 史景遷：《通向天國和平之路》，第156頁。
注4. 史景遷：《通向天國和平之路》，第159－161頁。
注5. 許開餘（音譯）：《二十世紀中國詩歌選集》（達布爾戴出版社1963年紐約版），第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