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讓我們遠遠地對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做一番烏瞰，就不難發現，這是一個浪費驚人的世紀：浪費掉了機遇，浪費掉了資源，也浪費掉了生命。在外侮入侵和占領的苦難與內政如此的無道交織在一起的時候，怎麼可能會有目標明確的國家建設？在大眾的貧敝被某些時期里市儈的貪婪無度與另一些時期裡國家的極端集權主義變得日益深重的時候，怎麼可能會有平衡的經濟增長？在一個長期動盪不安和審查制度嚴酷得令人難以想像的社會裡，個人的創造活動和心智的探索怎麼可能會得到普遍的展開？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事從一開始大概就是上述悲觀的看法的證明。大量來自不同層面的社會浪費不僅打破了他們的生活，同時也吞噬了他們的生命。有多少次，這個世界幾乎沒有了他們的容身之地。然而，當我們細細地品味關於他們的故事的時候，從費慰梅向我們展現的那些感人而親切的細節裡，我們就會越發清晰地感受到這對堅強而又壓抑的夫妻所迸發出的生命之光。我們聽見，他們那高朋滿堂的起居室裡夾雜著杯盤之聲的歡笑，我們看到，他們那堅韌不拔的學術研究所逐漸破譯的古代建築典籍的含義，我們欣賞到，他們靈巧的手指駕馭著繪圖筆游刃於同樣優雅的中英兩種文字的每一細節之間，我們還看到，已經消失的建築重新在國人的意識之中獲得他們恰當的位置，我們感受到，即使在羸病纏身的痛苦之中，他們那依然未泯的幽默和毅力。
梁思成和林徽因兩人都降生在二十世紀初期希望與徬徨並存，傳統與現代衝突同在的中國。林徽因的父親是一位才華出眾的政治幻想家和新事物的探求者。由於他的原配夫人未能給他生下子嗣，他娶了兩位妾，林徽困就是第一位妾所生的唯一存活下來的孩子。她受到了雖非正規但卻很好的教育。 1920年，她父親被任命為中國駐英國國際聯盟的主任。他帶去16歲的徽因做為他的陪伴和家務幫手。但是當詩人徐志摩熱烈地愛上她後，父親就把她帶回了中國使她可以再次與梁思成相處。梁思成是梁啟超之子，徽因早已許配給他。
梁思成1901年出生在東京，當時他的父親正受沒落的清王朝通緝被迫逃亡日本。 1911年清王朝倒台後，梁啟超一家回到了中國。在共和初期的迷惘年代，他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華和政治熱情。思成被送進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學習，同時又受到父親在國學方面的嚴格教導，梁啟超還要求他把H·G·Wells的《世界史綱》翻譯成了中文。 1923年，他在騎那輛嶄新的戴維遜牌摩托車時不幸遭遇車禍，由於治療不當，給他的腿留下了一點殘疾，並迫使他穿上了固定脊背的鋼馬甲。徽因此時已經正式與思成訂了婚，徐志摩也已經回國，並已成為一名頗有影響的詩人，但徽因並沒有改變他們過去的朋友關係。他們一起接待Fritz歡聚一堂的起居室裡。她那盈盈的笑臉。書桌上放著未完的詩稿。腦海裡跳動著在將來的幾個月中去未知的古老廟宇考察的計劃。我還看到，思成和徽因一道，乘火車、坐卡車、甚至駕騾車跋涉於人跡罕至的泥濘之中，直至最終我們一同攀緣在中國歷史大廈的樑架之間，感受著我們手指間那精巧的木工和触手既得的奇蹟，以及一種可能已經永遠不可複得的藝術的精微。
（賴德霖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