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護古代建築、維護古都風貌的所有問題上，林徽因都是梁思成的最有力的支持者。
當北京市人大代表為拆除三座城門開會表決時，她強支病體出席會議。她向與會代表耐心地說服道：交通問題固然重要，但也不能為了交通而捨棄別的一切。她甚至以中南海懷仁堂的人行道為例說，每當懷仁堂開會時，進出的人很多，交通也會出現擁擠，但懷仁堂並沒有因此而設計一排座位一行通道，整個懷仁堂也只有兩行通道。交通問題可以想其他方法解決，而城門一旦拆除，就再也無法彌補。
林徽因雖然是人民代表，但她的呼聲卻沒有得到響應，會議通過了拆除三座城門的決議。
他們難過極了。
林徽因絕望地問道：為什麼經歷了幾百年的戰亂和滄桑，在解放前夕還能從砲口搶救出來的古城，反而在新中國的和平建設中要被毀棄呢？為什麼我們在博物館的玻璃櫥裡精心保存幾塊殘磚碎瓦，同時卻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古建築拆得片瓦不留呢？
梁思成痛苦地說：“拆掉一座城樓，就像割掉我的一塊肉；扒掉一段城牆，就像剝掉我的一層皮！”
許多年過去後，梁思成還在為被拆除的三座城門而惋惜。
他深深地自責道：“三座門拆了我非常難受，實在是把一個寶貝給毀了，太難過了。但是我並非沒有錯誤，我的錯誤在於沒有想出一個辦法來解決交通問題。如果我當時能想出更好的辦法，就有可能把三座城門保存下來，我就是沒有辦法，因為的確存在交通死人的問題，我不能不顧人民的死活。現在看來，城市既然可以重新規劃，為什麼不可以把東西長安街向南推出一個小彎，繞過三座門。金水橋的水不是也繞了一個小彎嗎？我們的馬路就不能像金水橋似的繞一個彎？這樣三座門就成了路邊的點綴而不影響交通了。”
當然，這只是梁思成一廂情願的天真想法。
在當時的形勢下，無論他和林徽因想通想不通，無論他能否提出解決交通問題的更好的方法，他們的奔走和努力都是徒勞的。
在一次會議上，一位北京市負責人說：“誰要是再反對拆城牆，是黨員的就開除他的黨籍！”當時共產黨對黨外知名人士還算客氣，但梁思成聽了心裡已很不是滋味。他把這話告訴了徽因，二人都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心裡十分沉重。
當時清華建築系的一些青年學生、年輕教師———其中有的是黨員教師———曾聯名給北京市委市政府寫信，表示支持梁思成、林徽因保護古建築的意見。
北京市領導見信後大怒，一天晚上，系裡的黨員全部被叫到市委，市領導質問他們：是跟著共產黨走，還是跟著資產階級學者梁思成走？是否要做梁思成的“衛道士”？問題提到了這樣的政治高度，還能說什麼呢？即使說了，又有什麼作用呢？
在這樣的背景下，梁思成和林徽因為保護古老的北京和北京的古建築所做的一切努力，更顯得具有宿命般的悲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