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就在大獲成功的同時，林語堂和魯迅近十年的革命友誼卻出現了裂縫。
《語絲》時期，一場浩浩蕩蕩的打狗運動把愣小子林語堂推到了文壇盟主魯迅的麾下。兩人馳騁筆端，打得古都京城的叭兒狗們滿地找牙。然後是遠走廈門的相互扶持。林語堂和魯迅在以筆戰鬥的崢嶸歲月中結下了深厚的情意。
然而，武漢的6個月徹底摧毀了林語堂的思路。
官場如戰場。他不願意再相信任何的政治和謊言，“對革命感到厭倦”，這些都是吃人的司芬克斯，會吞下一切鮮活的生命。
他只想做個好人，用一顆童心去辨別美醜善惡。他說：
我不夢見周公，也很久了。大概因為思想日益激烈，生活日益穩健，總鼓不起勇氣，熱心教育，熱心黨國。不知是教育黨國等事不叫人熱心，還是我自己不是，現在也不必去管他。從前，的確也曾投身武漢國民政府，也曾親眼看見一個不貪污，不愛錢，不騙人，不說空話的政府，登時，即刻，幾乎就要實現。到如今，南柯一夢，仍是南柯一夢。其後，人家又一次革命，我又一次熱心，又在做夢，不過此時的夢，大概做得不很長，正在酣蜜之時，自會清醒過來。到了革命成功，連夢遂也不敢做了，此時我已夢影煙消，消鏡對月，每夜總是睡得一寐到天亮。這大概是因為自己年紀的緣故，人越老，夢越少。人生總是由理想主義走向寫實主義之路。語云，婆兒愛鈔，姐兒愛俏，愛鈔就是寫實主義，愛俏就是理想主義。這都是因為婆兒姐兒老少不同的關係。
來上海後，林語堂高談幽默，表現性靈閒適，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滿。魯迅也是失意而來，卻選擇直面慘淡的人生，把文學當作“匕首”和“投槍”，刺向敵人。
林語堂和魯迅各有一枝筆，走向卻不同了。
分化從一件小事開始。
魯迅和北新書店的老闆李小峰鬧版稅官司，鬱達夫作“和事佬”。調解後，李小峰在南雲樓擺酒吃飯，為了活躍氣氛，除了當事人之外，林語堂夫婦和其他文界好友也在被請之列。
林語堂愛說話，人際關係卻極為糊塗。應這種飯局是吃力不討好，翠鳳反复提醒：“堂，待會少開口。”林語堂不理解，覺得大家都知根知底，犯不上小心翼翼的，再說了，既然坐下來吃飯，就算有乾戈，也化成玉帛了。他吃得坦然。
李小峰挺有手腕，幾句玩笑話下來，眾人就放開了懷抱，話題也越扯越遠。突然有人提起了張友鬆的名字，語堂也沒細想前情因果，連連點頭附和。
這下子撞在了槍口上。
張友松是魯迅的學生，曾經請魯迅和林語堂吃飯，說也要辦一個書店，並以李小峰為誡，決不拖作者的工資。魯迅擔心順得哥情失嫂意，沒有答應。但這話傳到了李小峰的耳朵裡，李小峰當時就很不痛快。後來，魯迅要和他對駁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覺得是張友鬆在從中使壞，幾次在背後攻擊張友松。
魯迅很忌諱這件事，聽語堂一說，疑心話中有話，譏諷自己受了張友鬆的挑撥，當即臉色發青，從座位上站起來，大聲喊“我要聲明！我要聲明！”那時，魯迅已有幾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你這是什麼話！我和北新的訴訟不關張友鬆的事！”
語堂站起來辯解，“是你神經過敏，我沒有那個意思！”
兩人越說越上火，像一對雄雞一樣，你瞪著我，我瞪著你，對了足足兩分鐘。
鬱達夫見形勢不對，趕緊站出來。他一手按下魯迅，一面拉著林語堂和廖翠鳳趕緊離開。
筵席不歡而散。
這本是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照鬱達夫的說法，是“因誤解而起的正面衝突”，可卻是一個警示，林語堂和魯迅的友誼亮起了紅燈。
不久，林語堂辦起，做了“幽默大師”，魯迅更不能理解，他認為在血與火的鬥爭中，是沒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
雖然思想上出現分歧，但在私下的場合，兩人還是有經常碰面的機會。
有一次《自由談》的編輯黎烈文做東，送鬱達夫和王映霞去杭州的“風雨茅廬”。鬱達夫是個風流倜儻的人物，和號稱江南第一美人的王映霞被譽為“富春江上神仙侶”，這次遷往杭州，鬱達夫自述說是為了躲避他人對王映霞的追求。無奈“風雨茅廬”不遮風雨，兩人轟轟烈烈地戀愛，又轟轟烈烈地分手了。
林語堂和廖翠鳳來得最晚。一落座，語堂就笑著問魯迅：“周先生又用別的筆名了吧？”
魯迅的文章常被新聞檢查處槍斃，為了省下不必要的麻煩，只能不停地換筆名。他先後共用過150個左右的筆名，署名魯迅的文章反倒不常見了。林語堂等人都知道這一點，常以猜魯迅近來又有什麼新的化名為樂。
“何以見得？”魯迅反問。
“我看新近有個'徐懋庸'，也是你。”語堂自信滿滿地說。
魯迅哈哈大笑，他指著一個20出頭的青年說，“這回你可沒有猜對，看，徐懋庸的正身就在這裡。”徐懋庸當時正青春年少，來上海不久，文風辛辣老練，與魯迅有幾分相似。
那青年不好意思地起身，向語堂打了個招呼。
眾人見幽默大師當場被拆了西洋鏡，哄堂大笑。語堂則點燃煙斗，也咪咪地笑了起來。
飯後，大家不約而同地抽起煙來，一時間，煙霧繚繞。
語堂也好兩口煙，翠鳳逼著他戒，可他戒了幾回都不成功，就放任自流了。看著眾人吞雲吐霧的樣子，語堂腦中光亮一閃，有了！
“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幾隻煙？”他興致勃勃地問魯迅。
“大概很多吧，沒有統計過。”
語堂一臉興奮，正準備接著問。
“你是不是在替找材料？”魯迅的口氣突然冷起來。
語堂在最近的一期上發表了《我的戒菸》一文。魯迅公開批評語堂盡拿些吸煙、戒菸之類的生活細節做文章，是退回去了，今時今日之中國是不適合這種西洋式幽默的。
“我準備廣播一下！”語堂沒有留意魯迅口氣的變化，老老實實地回答了。
“這其實很無聊，”魯迅有些不快，很不客氣地說：“每月要擠出兩本幽默來，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辦得好！”
就像是語堂的孩子，他頗以此為榮，這麼一大盆冷水猛地潑下來，他氣得發昏，連辯解都忘了。
旁人都停止了說話。鬧哄哄的屋子裡一下子靜悄悄的，氣氛緊張得可怕。
黎烈文看到這光景，趕緊打岔，“達夫，此次你去杭州，不知何時才回來？來，敬你一杯！”
眾人連忙舉起杯子，爭相敬鬱達夫酒。鬱達夫也有意緩和氣氛，一口一杯，喝得暢快。王映霞看不過眼，發話了，“達夫近來身體不好，遵從醫生囑咐，不能喝酒！”
有人打趣道：“這禁酒令到底是太太的命令，還是醫生的命令呢？”
這句玩笑話來得正是時候，大家哈哈大笑，一觸即發的緊張氛圍被酒精一攪和，總算是平復下來了。
在座的兩位女士，林夫人和郁夫人不失時機地交流起管理家政的經驗，氛圍越發地輕鬆起來。
林語堂恢復了常態，海闊天空地瞎扯起來。他談起歐洲中世紀時，貴族和騎士在出征前用鐵製的“貞操帶”鎖住女子下部的奇聞軼事，他還談起雍正皇帝，滿族的婚禮，妙語連珠，如天女散花，眾人應接不暇。
臨別前，黎烈文說出了請客的真正目的，就是請諸位文壇健將來年多多為《自由談》寫稿。向來嚴肅的魯迅開起了玩笑：“你要是能登罵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寫！”
“罵誰呢？”
“該罵的多著呢！”
“怎麼罵？”
“罵法也多著。”
“魯迅罵的，終不壞。”
又是一陣哄堂大笑。
王映霞也來湊熱鬧，“儘管周先生會罵人，卻罵不過他兒子！”
周海嬰當時還不滿5歲。
林語堂早忘了先前的尷尬，接過話頭說：“魯迅的公子終不會忠厚的。”
因為是談孩子，魯迅聽了也不生氣，笑著說：“是的，我的孩子也罵我。有一次，他嚴厲的責問道：'爸爸！你為什麼晚上不睡，白天困覺！'又有一次，他跑來問我；'爸爸，你幾時死？'意思是我死了之後，所有的書都可以歸他；到了最不滿意的時候，他就批評我：'這種爸爸，什麼爸爸！'我倒真沒有辦法對付他。”
又是一次誤會。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慶齡有感於外籍人士牛蘭夫婦絕食抗議、陳獨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專門營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爭取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
林語堂是蔡元培的英文秘書，宋慶齡又是他敬佩之人，他理所當然地擔任了宣傳主任，是僅次於蔡、宋和楊杏佛的第四號人物。林語堂曾說過“決不做政治家”，但是民盟只是民間組織，幹的又是營救生命之事，與他的宗旨不衝突，他的土匪心又復活了，幹勁十足地投入了民盟的日常工作。他拿起筆來，諷刺嘲笑中外法西斯，連希特勒也不例外。
胡適是民盟北平分會的會長，發文反對“釋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林語堂認為他違背了民盟的章程，不顧與胡適的私人交情，堅決贊成把他開除會籍。
魯迅也是民盟的積極分子，兩位語絲戰友又並肩站在了一起，為人道公義而奔走。
由於蔡元培和宋慶齡的國際影響力，民盟的工作備受世界矚目。每次開會，都有外國記者在場，林語堂說英文，魯迅說德語，是民盟通向世界的耳朵和眼睛。
蔣介石反革命政變後，加大了對文化領域的控制。民盟的活動，讓南京當局很惱火，想暗地裡除之而後快。蔡元培和宋慶齡在國際上有很高的名望，殺掉他們，波動太大，他們選擇了向楊杏佛下狠手，殺雞給猴看。
1933年6月18日，楊杏佛乘車剛駛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門，就響起幾聲沉悶的槍聲。楊杏佛即刻伏住身邊的少年，背部中了好幾槍，當場死亡。研究院隸屬的法租界明令不准許有政治暗殺的行為，南京政府居然膽敢在這裡下手，足見他們鎮壓民盟決心之大。
慘案一出，世界震驚，所有的輿論都傾向於同盟一邊。可殺人的政府是不會管這些的，特務機關“藍衣社”放話出來，說他們有一張五六十人的暗殺名單，民盟主要領導人都榜上有名。
上海的空氣霎時間緊張起來，人人自危，就怕和民盟扯上關係。
宋慶齡向記者指出，楊杏佛被暗殺是有計劃的政治性暗殺，他的死不會影響民盟的發展。但實際上，民盟被迫停止了所有活動。
林語堂作為民盟的宣傳主任，受到的衝擊可想而知。荷槍的便衣每天在林家門口晃來晃去，他只要邁出大門一步，就會有人前來鬧事。廖翠鳳時時刻刻坐立不安，非得林語堂進了家門才會鬆一口氣。這種情況足足持續了兩個星期。
門禁解除後，語堂還得接著到中央研究院上班。可他心裡實在堵得慌，每次路過楊杏佛罹難的地方，總不忍走過。林語堂和楊杏佛都是中央研究院的英文編輯，語堂貪閒，總是把具體的要務推給楊杏佛做。楊也是好本事，一目十行，常常一邊和語堂閒聊，一邊不停地寫信，居然還能出不少佳作。每次想到這些，林語堂只能用力地拍拍胸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一個月後，林語堂寫了篇《談女人》，聲稱“只求許我掃門雪，不管他媽瓦上霜，”“我們要談女人了！”
這當然只是一時氣話。他把心裡的悶氣憋了幾個月，最終還是忍不住，奔瀉而出，這就是著名的《論政治病》，他字字譏諷地寫到：
做了官就不吃早飯，卻有兩頓中飯，及三四頓夜飯的飯局。平均起來，大約每星期有十四頓中飯，及廿四頓夜飯的酒席。知道此，就明白官場中肝病胃病腎病何以會這樣風行一時。所以，政客食量減少消化欠佳絕不稀奇。我相信凡官僚都貪食無厭；他們應該用來處理國事的精血，都挪起消化燕窩魚翅肥鴨燜雞了。據我看，除非有人肯步黃伯樵、馮玉祥的後塵，減少碗菜，中國政客永不會有精神對付國事的。我總不相信，一位飲食積滯消化欠良的官僚會怎樣熱心辦公救國救民的。他們過那種生活，肝胃若不起了變化，不是奇事。我意思不過勸勸他們懂一點衛生常識，並提醒他們，腎部操勞過甚，是不利於清爽的頭腦的。
這篇文章通篇沒有一個字提到楊杏佛，可讀者看到南京政府的荒淫無恥和醜惡嘴臉，誰不會哀嘆楊之死何其無辜？這可以說是別具一格的寫給楊杏佛的祭文。
好友的故去讓林語堂悲痛欲絕，更讓人難過的是，他和魯迅又產生了誤會。
6月20日，舉行楊杏佛的入殮儀式。林語堂正在被嚴密監控，出不得門。魯迅去後沒有見到語堂，很生氣，“這種時候就看出人來了，林語堂就沒有去，其實，他去送殮又有什麼危險！”
事實上，據《申報》報導，林語堂參加的是7月2日楊杏佛的出殯下葬儀式，也是冒著生命危險去的。那一次，魯迅沒有去。
林語堂沒有向魯迅解釋。他覺得清者自清，沒有必要自我辯護。
然而，魯迅對林語堂的印象就此大打折扣，兩人的裂縫朝著不可避免的方向越拉越大。
1934年，林語堂和章克標意見不和，一氣之下離開，另起爐灶，辦起了《人間世》。
誰也沒有料到，這竟是林語堂和魯迅友情的終點。
在《人間世》之前，語堂和魯迅鬧過誤會也好，分歧也罷，但始終還是朋友。
據當時另一知名文人陶亢德回憶，《人間世》創刊前，語堂請文壇好友來家裡吃飯。客人來得差不多了，就差魯迅。大家都知道語堂和魯迅最近鬧得不太愉快，有人好心提醒他，要不要催一催。語堂擺擺手，很有把握地說，不必，他一定會來的。話音剛落，魯迅就拖著膠皮鞋，嘀嘀嗒嗒地走進來了。
《人間世》走的是談幽默的老路子，只不過取法晚明的公安派，更強調“閒適”和“獨抒性靈”，林語堂在發刊詞上說：“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皆可取材，故名為人間世。”
照理說，藉著的大熱，又是幽默大師親自操刀，《人間世》一炮而紅是可以想像的。但林語堂1933年的鴻運似乎走到了盡頭，《人間世》從創刊之日起，就在各路人馬的夾攻中搖搖欲墜。
首先引起軒然大波的便是周作人的五十自壽詩。
為了給《人間世》造聲勢，林語堂把周作人的自壽詩抄給相熟的文化名流，再索取和詩，同時刊發在《人間世》創刊號上，並佐以周作人的巨幀照片。這一番精心渲染，周作人的詩作和《人間世》果然轟動一時，滿城傳誦。
一些小報也來湊熱鬧，爭相轉載，唱和者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周作人的詩作隱晦曲折，表現的是自由主義的兩難心境。他們拋棄了“主義”的信仰和追求後，卻不能忘懷現實的殘酷，所以，閒適中滿是說不盡的苦味。但唱和者多是文才平庸之輩，哪裡讀得懂背後的真意，一樁文壇雅事竟慢慢變成了肉麻的互相吹捧。
左盟早就看不慣林語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自壽詩事件又確實有使文藝界庸俗化之嫌，一些血氣方剛的革命小將帶頭造反了。野容（廖沫沙）寫了《人間何世》，指著林語堂的鼻子罵了一通。自此，左翼聯盟系統地開罵了。盟主魯迅罵得最兇，攻擊林語堂文學上的趣味主義和自由主義，說幽默文學是“麻醉文學”。
先前，的幽默雜文開罪了不少右派作家，右翼分子也一哄而上，惡言惡語地聲討起來了。
林語堂前半生罵人罵得多，這麼被罵還是頭一次。可他就是叛逆心理，別人越罵得兇，他越要堅持，號稱“欲據牛角尖負隅以終身”。
其間，又發生了幾件小事。
在一次飯桌上，幾個廣東籍作家兀自講粵語，說得興致盎然，其他人聽不懂，想插嘴都插不上。林語堂故意講一口流利的洋涇濱英語，表示是雞同鴨講，逗趣一番。沒料到魯迅厲聲到：“你是什麼東西！難道想用英語來壓中國的同胞嗎？”林語堂啞口無言。以前據理力爭，因為爭得起。現在的景況，是沒有必要了。有人說，他是怕了魯迅；也有人說林語堂聰明，明知爭不過，不如裝“氣量、風度”，輸也光彩。
魯迅曾寫信勸告語堂不要搞這些小品了，多翻點英文名著才是正途。語堂回信，“等老了再說”。時過一年多，魯迅給曹聚仁寫信，提到了這件事：“這時我才悟到我的意見，在語堂看來是暮氣。但我至今還自信是良言，要他於中國有益，要他在中國存留，並非要他消滅。他能更急進，那當然很好，但我看是決不會的，我決不出難題給別人做，不過另外也無話可說了。”語堂聽說後，無奈地解釋道：“亦近挑撥呢。我的原意是說，我的翻譯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為我中年時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譯成英文。……現在我說四十譯中文，五十譯英文，這是我工作時期的安排，哪有什麼你老了，只能翻譯的嘲笑意思呢？”
文學立場的涇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誤會，魯迅不再把林語堂當朋友了。
徐在上海大觀樓補擺婚宴，魯迅來得晚，一看見林語堂夫婦在座，二話不說抬腿就走。而他的《天生蠻性》一文，只有三句話：
辜鴻銘先生贊小腳；
鄭孝胥先生講王道；
林語堂先生談性靈。
辜鴻銘是前清遺老，鄭孝胥是偽滿總理，把林語堂和他們相提並論，魯迅的鄙夷之情可以想見。
兩年之後，林語堂遠赴美國，終此一生，兩人再沒有相見。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因肺結核不治而亡。 4天后，林語堂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與魯迅有輊軒於其間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
一個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個流浪者，經歷著流浪者的快樂、誘惑和探險意念。旅行必須流浪式，否則便不成其為旅行。旅行的要點在於無責任、無定時、無來往信札、無嚅嚅好問的鄰人、無來客和無目的地。一個好的旅行家決不知道他往哪裡去，更好的甚至不知道從何處而來。他甚至忘卻了自己的姓名。
—— 《旅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