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電燈，熬夜用明拈兒燒煤油（人們管這樣的燈叫做“禿小子”）的燈照明，冒著黑煙，第二天所有的人五官黛黑，尤其是鼻孔，黑得出奇。我說，這樣的燈冒出的煙中未充分氧化的炭分子太多，被眾人笑道“王蒙的腦子裡淨是沒氧化的炭分子……”無法再說下去，其實改善一下燈的狀況不難，但是這裡也有一種受虐狂，有一種對科學與科學主義的輕蔑：都右派了，要科學有屁用？你鼻子不薰黑，誰來薰呢？
文藝活動倒還頗有成績。我們中有一位少年宮的音樂老師，他指揮我們合唱，舊調新詞，表達改造決心。 “挑水來上山呀，我們的意志堅，不管風大天又寒……”歌詞是新作，張永經（後任北京市廣播局長）作詞，音樂老師作曲。 “一擔石溝石頭多，石頭滿地滿山坡……”也是張作詞，用的是《亞克西》的調子。 “嘖噶嘖噶撒拉拉崩”，用的是江蘇民歌，什麼詞忘了，但調兒實在好聽。通過這些活動我初步養成了唱歌看指揮手勢的習慣。
值得一提的是一唱歌，就要齊聲高唱劫夫作的《社會主義好》，尤其要大聲唱出“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句，一面唱一面互看莞爾，是為了表明立場的轉變與徹底的服氣吧，我想是這樣。但從革命者方面看來，不知是何觀感。
這裡的學習、小組會主題是認罪，這個邏輯顛撲不破，很繞人：只有承認自己反黨，才證明有可能改成不反黨。想改成不反黨，必須確認自己反黨。聲稱自己沒有反黨，就是與組織（說你反黨）唱對台戲，證明至今仍在反黨。表白不反黨是反黨的鐵證。自責反了黨，則更是確實反了黨的供認不諱。但存有希望：未來尚可能不再反黨。卻畢竟是鐵案如山，永無翻身之日。翻過來掉過去，難逃反黨惡名。這也像那個著名的難題，你到了某地，說實話要燒死，說假話要淹死。這又像那個著名的某某條軍規，神經正常的人不准退役，神經失常的人不可能申請退役。
有一位團市委的原統戰部副部長，大齡未婚，有潔癖，是從協和醫院來的，可能受醫科教育中了“毒”（其實他的本業不是醫療而是行政），死腦筋，怎麼也不承認自己反黨。他講的各種雞毛蒜皮的事例與ABC式的理論令大家覺得只有白痴才琢磨這些小兒科心思——話語。大家又氣又笑又罵，批鬥幫助，喊口號，揮老拳，苦口婆心。他一天服，兩天翻案，最後鬥他也鬥不起來了，大家喊什麼不投降就滅亡之類，他也隨著喊，喊完了與大家一起笑，笑著笑著又急迫起來甚至哭起來，急火攻心起來。而且他認定：我與你們不一樣，你們是反黨的，你們都承認了，那是有材料的！我可沒有這方面的罪惡，我這兒什麼材料都沒有。這麼一說就更討厭之至，他當然是害群之馬，咬群之驢。悲劇變成了喜劇、鬧劇了，喜劇鬧轟大發了又終於變成了悲劇。一致認為小子渾蛋一個，自找倒霉，活該！
他喜讀醫書，有一個習慣，對照醫書找自己的症狀，今天認為自己得了A症，數天后來了新的醫學資料，他改認定自己屬於B症，誰勸他不要自己找病，他就又與你研究起現代醫學的成就與重要性來，保准把你嚇得退避三舍。
若干年後，他終於得了癌症，去世了。願他的在天之靈安息。
作家叢維熙也在這裡，他居然還找我談創作問題，我覺得他不識時務了。我覺得他在找倒霉。我又覺得他實在迂誠。
需要一寫的是徐寶倫，他是地下的河北高中的我那個支部的首任書記，比我大兩三歲。他是東北人，喜歡冬天支楞著“耳朵”戴三片瓦型帽子。後他調到市委研究室。很合適，他喜歡研究理論，他關心的多是共運的大問題，喜歡使用大概念大名詞。解放前他就對我說過，全中國人民都應該認識劉楓同志。 1955年人民日報上發表過他的理論文字，關於訂立愛國公約問題的，令我羨慕佩服之至。我聽說他的愛情生活不順利，有一次他和他的女友吵架，他竟然拉住人家的圍巾，幾近暴力。他性情急，我知道。
在造林隊遇到了他。他介紹說，他由於說過可以用“斯大林主義”一詞以概括斯的綱領與實踐而被劃。眼光“遠大”，與眾不同。
在一擔石溝，我看到他的搪瓷飯盆下面壓著一張紙，上面寫著一首唐詩：
殘陽西入崦，茅屋訪孤僧。
落葉人何在，寒雲路幾層。
獨敲初夜磬，閒倚一枝藤。
世界微塵裡，吾寧愛與憎。
雖然我早就喜歡李商隱了，對這首七律《北青蘿》並不熟悉，也不算激賞，我默頌了會兒，向老戰友徐輕輕一笑，我的笑容帶有勸他放寬心思的潛台詞。他則向我苦笑了一下。
我問：“你怎麼樣？”
他做了一個手勢，說：“過去的事，全凍結了。”他的“凍結”兩個字拉著長聲。我咕噥了一句“想開一點……”無法再談下去。那次我還向他借了幾塊錢，可能是因為快要休假了，我身上的錢已不夠在路上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