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能說這一段我完全喪失了文學的“靈感”。 1956年秋末冬初，我發表了短篇小說，1957年初春，我寫下了，《尹薇薇》。
取材於我的一次真實的經歷。初冬，陰雨漸漸變成了霰粒，低氣壓，壞天氣。我的小說的開頭的第一句話是“今年的天氣真見鬼”。公共汽車，擁擠的人群，不文明的推搡與碰撞，低鬱的心情。近似“多麼野蠻的生活呀……”的契訶夫式怨尤——當然沒有出現同樣的句子。這時有姐弟倆在車窗玻璃的霧氣上畫指畫，畫得很好，使粗鄙的乘客們出現了笑容，出現了一點美好的光輝。
這裡有契訶夫，而且有泰戈爾：把兒童看作天使，把童真童心視為良藥，追求一種純淨、快樂、如嬰兒赤子式的返璞歸真。也許事後回想，其中還有老子，“能如嬰兒乎？”“如嬰兒之未孩”。
我寫得簡練而且自然。是內心流淌出來的散文詩。只用了兩千字。一口氣寫罷，全不費功夫。整好年底這一期《人民文學》編一期短短篇小說的專號，拿去兩週，發出來了。估計是抽換了其他稿件的。
原團區委的領導劉力邦同志轉來一封讀者來信，十分地感動於此篇，並說到了才華呀契訶夫呀什麼的。劉力邦還特別囑咐我讀了這樣的信不要驕傲。
也有一些文友在稱讚此篇的同時說：“怎麼你的作品中出現了淡淡的哀愁？”
這恐怕也是真的，在我癡迷於文學與並非無視也並不對之特別糊塗的現實生活工作之間，有某種不和諧，不搭調，有某種分裂和平衡的難以保持。這時候，歷練與身份，生活與人，簡單的說就是王蒙這個53公斤重的小伙子已經壓不住文學了，我有點拉不住自己的文學之車，文學這輛怪車神車正在向詩化，夢幻化，溫情化，邊緣化與自戀化等超現實化方向滾去。
批判我期間，W撇著嘴說到了此篇小說，用細細的聲音說：“怎麼兩個小孩一畫畫全車廂就溫暖了光明了，簡直莫名其妙嘛，虛無縹緲嘛。”
沒有辦法，W是大學生，是主管團市委的宣傳工作的，是愛讀書包括讀文藝書的人。
直到1980年，我首次赴美國，遇到了漢學家歐大偉（DavidArkush）博士，他除了給我看他當年在哈佛大學時寫的碩士論文《論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外，還從圖書館複印了的英語譯文給我，該英語稿發表在1961年，是捷克的一家外國文學刊物發表的。斯時我在三樂莊從事副食生產。
至於《尹薇薇》，寫於1957年早春，那幾天我患了感冒。先是張弦，後來是一些報刊的編輯來看完。由於毛主席的干預，我從文壇頑童忽然幾乎變成了寵兒。一位女編輯當面對我說，開始，我們讀了你的作品（指《組》），我們以為你多麼嚴肅和盛氣凜人，一見面，才知道王蒙其實是挺乖的。 ”另一位女編輯看到我正在病中，二話不說先到胡同口買了一盒“羚翹解毒丸”來。
病中我讀魯迅。我忽然想起親友中的一些女性，她們原來也是地下黨員，盟員，學生運動中叱吒風雲的人物，這幾年，大多結婚生子，暮氣沉沉，小毛病也暴露了不少。我乃寫一個第一人稱的“我”，去看望老同學尹薇薇，發現尹的生活毫無亮色，甚至把大學年代她專門研究的白居易的詩稿《香山集》也賣給收舊貨的了。尹忙著擺弄孩子，滿室的尿布。尹對保姆的態度也極惡劣。結尾是“我”不吃飯而告辭，尹薇薇送別時若有所動，向“我”說了一句：“風大了，豎起你的大衣領子！”
這裡有契訶夫，也有魯迅，例如《在酒樓上》。這一段時間我喜歡屈原的詩句：“何昔日之芳草兮，而今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那麼這裡也有屈原。而且，這裡也有中的賈寶玉呢，寶玉老是慨嘆，好端端的女孩兒，一結婚就變成了另一個人。
而且，這裡有法捷耶夫與《青年近衛軍》。書第二稿即按照斯大林的意見而進行的修改稿中，一位老黨員蘇爾迦到他多年未見的年輕時的女友葉李莎維塔·阿歷克塞葉夫娜家，他本來想獲得李莎的幫助，而葉李莎對當局發了牢騷。蘇爾迦乃改為投奔另一個口頭一切均好好好的黨員福明，結果被福明所出賣。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作者需要令人信服地說明，為什麼這個敵占區要靠一幫孩子抗擊德寇。但是蘇爾迦與葉李莎的見面寫得非常動人，時光的無情，生活的銷磨，未成眷屬的往日情人的陌生，艱難時刻的昏花老眼，期待與失望，錯誤的失望與更加錯誤的自投羅網，都是如此動人。我顯然在寫到老友——當年的情人時隔多年相見的時候汲取了法捷耶夫的手法。
這篇東西寫得淺，有點幼稚。最初，我給了《北京日報》副刊。後來責任編輯辛大明把清樣退了回來，說是最後一分鐘主編周遊決定不用。稿子證明，責編遵命作了許多修改，如把尹薇薇有兩個孩子改成了一個孩子——按，當時尚未實行一個孩子的計劃生育政策。我把它轉給了《人民文學》，《人民文學》的編輯把所有《北京日報》上改過的東西又都恢復成原狀。然後在反右高潮中，我自己叫了停。然後在反右高潮快要過去了的時候，我主動交出了業經編輯們改得亂糟糟的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