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以我的“區裡的日常生活”（奧維奇金名作之題）寫成小說了，我可以大大地詩化浪漫化我的日常經驗了，我可以提出娜斯嘉的故事的可信性這個大問題來了，我可以把我在劇本中沒有完成卻已經醞釀於心田的故事終於弄出個樣兒來了。我可以表現我的經驗，我的成熟，我的政治化，我的非同一般“文學青年”，我的入世與我的惶惑我的多情我的嘆息我的藝術細胞來了，我可以把日子與事情寫成詩篇，把詩心貫注到日子和事情上去。我相信我的忠誠和我的勇敢，相信我的世事洞明和我的搖曳多姿，相信我的“少共”風度和作家才氣，我會成就一篇怎樣的小說啊！
5月份我寄去了稿子，6月份責任編輯譚之仁老師向我轉達了主持常務的副主編秦兆陽老師對此稿的欣賞之意，並提出了原稿寫得粗糙的地方，要我修改。我很興奮，像寫詩一樣地把全篇背誦了下來，改了又改，推敲了又推敲，我體會到了改了再改，精益求精，像繡花一樣的自得其樂的趣味，我再也不是初學寫作者的“小豆兒”的面貌了。我終於覺得鬧得像一篇精美的“大作”了——約兩萬字，放到以後該算中篇了——我二次送去了稿件。
稿子在9月號的《人民文學》上登了出來，不是頭題，頭題是東北作家楊大群的《小礦工》。
我在山西太原看到了這期新出版的刊物。瑞芳時在太原工學院就讀，1956年九月我去山西看她。 “破鏡重圓”，無限感動。
我是說去就去了的，她事先不知道。她此後多次說起在學校宿舍聽到一雙小皮鞋咯噔咯噔作響時的情形，這雙鏤花皮鞋是從崇文門國際友人服務部買的，是蘇聯進口貨，約二十餘元，很豪華。皮底，小小鐵掌，走起來清脆得嚇人。我被她的同學們留住在女生宿舍的一間空屋裡，想起來那時的大學可真自由。而且，她的同學們都歡迎我，而不歡迎另一個也許在打瑞芳的主意的什麼人，並批判那個人有“挖牆角”的醜行。我在太原與芳同在柳巷吃了西餐，在劇院看丁果仙的晉劇。一出《鞭打蘆花》也令我淚流滿面：被虐待的孩子為幾乎“被休”的繼母說情，“母在一人單，母去三人寒”，這樣的善良何等感人。我們徒步從城區走到西郊移村，經過汾河上的迎澤橋的時候，她說由於有橋欄杆擋住了風，她感到了暖和。這令我覺得十分可笑，因為橋欄杆疏疏落落，不可能擋風。而感覺是絕好的。我們一起去了晉祠，回來時差點錯過了最後一般車，而且耽誤了晚飯。那時的公共交通艱難極了，久等不至，擁擠不堪，道路顛簸，塵土飛揚。晉祠雖然破敗，畢竟發思古幽情，我們在一個類似船體的建築上留了影。臨別時我喝了汾酒，至今我是汾酒的知音。我喜歡它的小曲香味。依依惜別的時候，微醺中，我在車站廣場的報刊亭裡發現了這期刊物，我買了送給她。我匆匆翻閱著自己的作品，就像讀旁人的東西，小說，當然是另一個世界，不但對於讀者，而且對於作者，都有一種陌生感，神秘感，和生動感。
我的原稿頭一段是這樣寫的：“三月，天下落下的似雨似雪……”，我以“天上落下的”作主語，省略了落下的“東西”二字，我喜歡這樣的造句。發表出來改成了“天上落下了似雨似雪的東西”。我不明白，為什麼改得這樣不文學。
然而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篇洋洋灑灑的“東西”，似雨似雪的“東西”從堂堂的《人民文學》這塊高級天空上飄落下來了！
我其實仍然沉浸在1956年夏的激動中。這一年暑假，在離開北京以前，芳去看了我，她的到來挽救了乾坤，挽救了我的一生，沒有這個挽救，我根本經受不住考後來的考驗。多少個畫面，多少條街道，多少次接觸，多少次想念，一時間紛至沓來，誰能不熱淚盈眶？感謝生活，感謝上蒼，一切都挽救過來了！
那時的北京到太原要坐一夜火車。那時坐火車從來沒有想到過坐什麼臥舖。與我同車廂的硬座席上有中央樂團所屬陝北綏德農家姑娘們組織的民歌合唱團，她們在午夜高唱“提起個家來家有名，家住在綏德三十里鋪村……”，她們健康，茁壯，質樸，臉蛋兒紅得像蘋果。同行的還有笛子演奏家馮子存，他給乘客吹了《放風箏》。那時的文藝工作者和那時的公眾都是天使，生活在新社會新型的列車上就像生活在天國。
而一出太原火車站，就到了五·一廣場，到處是吆喝叫賣，“老西兒”調子：“大眾（音縱）電影兒，兩毛兒一本兒！”還有“玉茭子，玉茭子”是賣青玉米的。
往事依稀猶入夢，如今面目已全非了。
說來可憐，我長大以後除了良鄉的半年與天津的一晚上之外，我還沒出過北京城呢。而太原，對於我來說，已經意味著一道道水來一道道山，翻山越嶺又過了片片農田，真是個遙遠的地方啦。沿路的似曾相識卻無緣一見的地名：保定、正定、石家莊、井陘、娘子關、壽陽、榆次，也那麼使人感慨。大地遼闊，愛情彌天，才華馳騁，列車飛奔。進入山西，要經過八十多個山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