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與1949年初，這是一個嚴寒的冬天。冀高的學生多來自河北各縣，由於戰爭，他們無法回家鄉度寒假，省教育廳乃組織了“冬令營”。國民黨的省長楚溪春還來了一趟此校。為了迎接解放，我寒假期間也不回家，住在冰窖般的學生宿舍。夜裡太冷，我甚至把桌椅板凳也壓到被褥上。然後同學們發展到半夜劈了桌椅點火。伙食達到了難以下嚥的程度。我懂了，如果沒有一點油水，只是白水煮蘿蔔，煮白菜，放點鹽，那菜吃起來相當苦。我從家裡得到了極少的一點零花錢，就到地安門附近的老德順牛奶場的門市部喝一碗牛奶，多麼香甜的牛奶啊，只是喝了這次就沒有再喝的錢了。當局發行“金元券”並且限價，不准漲錢，沒幾天，老德順乾脆打烊了。
一個政權一種社會制度的末日更像是鬧劇、喜劇和荒誕劇。物價一天漲幾次，租房以幾袋洋面計價而不是算錢，學生包圍了市黨部，並將“國民黨”三個字更改成“刮民黨”，而報紙上居然登出了要人的講話，說是這是對國民黨的侮辱。不這樣登還好，這樣一登，真叫我們痛快。在所謂“國民大會”上，蔣“當選”為“大總統”，而江蘇某報的頭題是蔣當選為“小總統”，後續報導說，由於“受害人”（蔣）未起訴，法院未有計劃處理此事。一家虧損太多的報紙，乾脆發一個號外，說是共產黨的幾位司令被俘，當時賣的時候就沒有人相信，但是人的心理是即使是謠言也要聽聽它在說些什麼，於是號外賣掉不少。於是“當局”以散佈假消息為罪名處罰該報停刊三日，眾人分析說，停報三日，它也總算賺了一筆。沿長江一個城市，說是國民黨的官太太陪美軍軍官跳舞，中途停電，然後發生了強奸案。與此同時，盛傳四川有個叫楊妹的女子，從生下來就不用吃飯，於是組織了醫學專家追踪調查，將楊妹的身體檢查情況包括婦科檢查情況全部登在報上，最後說是從肛門處檢查出了食物殘渣，證明人不吃飯還是辦不到的。然後報紙上又挖苦，說是當代中國科學研究的一大成果是證明人必須吃飯。
隨著解放軍在遼沈戰役中大獲全勝，入關包圍了平、津，對立方面自知大勢已去，一片蕭條。學生中的地富子弟，絕望中貼出佈告，搞什麼“自救先鋒隊”，淒厲地號召學生參加“平津保衛戰”，垂死掙扎一番，但應者寥寥。而學校原有的中統特務組織社團“暮鼓社”，張貼一些半哀鳴半狂吠半抽搐的怪聲怪氣的文字，宣傳共產黨怎麼不好，揚言要消滅“匪諜”。
晚上自習時讀革命書籍，被一位報名欲參加上述“先鋒隊”的學生看到，他陰沉地說：“小王蒙，小王蒙，別看你，哼……”
我未動聲色。
隨著北平和平解放的形勢日益明朗，地下組織的活動也就大膽起來。由於我校的一位鍋爐工是黨員，我們的活動乃以鍋爐房為大本營，雖未正式溝通，冀高二、三年級的另一個規模大得多的平行支部的成員已經與我們並肩戰斗上了。我們準備了大量標語口號宣傳品，並且不約而同地以“晨鐘社”（向暮鼓社叫板）學生社團的名義在一個晚上鋪天蓋地地張貼滿學校。而學校的原當局留守班子已經癱瘓，不起任何作用。一個政權垮起來，竟是這樣不堪一擊，摧枯拉朽，誇張一點，更像是兒童遊戲而不像是嚴峻的鬥爭。
1949年1月中旬，在解放軍正式的入城式前數日，有部分先遣部隊入城，路經地安門一帶。解放軍穿著灰色棉襖，樸素整齊，精神奕奕。我校師生擠在校門口觀看。 “我們的，我們的！”我心裡想。
這時看到一位省教育廳的留守人員，我便湊過去問道：“請問您作何感想？”
他怪笑了一聲，只是重複說：“我作何感想？我作何感想？”他的聲音尖厲淒慘，哭笑不得。
我想他的潛台詞是“我算什麼人？我又能作何感想呢？”我為什麼要問他這樣一個絕非善意的問題呢？我也想不出動機來。可能有好奇心，更可能有勝利者的快意。惡作劇，玩玩爪下的老鼠，這種愛好不僅屬於貓兒。
接著以學聯名義進行了大量校園內與街道上的宣傳慶祝活動。各種標語隨便寫。不但有“打到南京去活捉某某某”，而且有“打到香港去”，“打到美國去”，“打到英國去”……也有針對性有限的說法：“現在是晨鐘的時代，讓暮鼓見鬼去吧”。
而街頭宣傳熱鬧非凡，鑼鼓喧天，我化了裝，不知從哪裡找來一件貓皮大衣，反穿在身上。大家先是無師自通地扭秧歌，然後是大鑼鼓，然後我們給圍觀的市民講演。我相信，跳舞與唱歌一樣，也是屬於革命屬於共產黨的，國民黨時候，只有闊太太與不正經的女人跳交際舞，而共產黨發動了全民跳舞，多麼動人！一次我講什麼叫解放，我說，原來人民被捆綁著，現在，共產黨把人民身上的繩索解開了，原來人民被反動派監禁著，現在我們放出來了，這就是解放！聽眾為我的話鼓掌歡呼叫好起來。我體會到了在廣場直接向無組織的烏合之眾宣傳鼓動的風險與樂趣。一次講話熱烈成功，同樣內容的另一次講話可能毫無效果，再另一次講話也可能被轟下台。這種不確定性也是革命的魅力之一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