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看電影，離家最近的影院有兩家，一是現在的勝利影院，1945年後曾名建國西堂。更早叫什麼，不記得了。另一家一直叫紅樓影院，後來以放映記錄片為主。每次看完電影，我們都是從西四往北過馬路進帥府胡同或報子胡同，再往西走到我們家。對於童年的我，這兩條胡同都是太長了，走起來頗感疲勞。我常常抱怨，怎麼這麼長的路啊，什麼時候能把這條胡同砍去一截就好了。
有一次，在這條長胡同上疲倦地行走，我忽然發現了一個皮夾子，皮夾子裡有少量的錢。這個巧遇使家人興奮起來，每次走在那裡都希望能撿到錢包。甚至說閒話時也不住地說，什麼時候跌個跤，撿上個金鎦子就好了。那時候物價日日飛漲，有錢的人都是用金條之類的東西保值或議價。租房是用“洋面”若干袋計價。我們沒有見過金條，但是生活中常常聽到這樣的說法。後來在初中讀到守株待兔的成語，我以為這個成語並不誇張。在沒有保障和匱乏的生活裡，真是晝思夜想也能撿到現成的兔子啊。
窮極更要供財神爺，每逢舊曆臘月三十，到處都有高喊著“送財神爺嘍”的小販給各家“送財神爺”，一張質量低劣的草紙，畫著趙公元帥。有一次家裡剛剛買了這幅帶來希望的神像，又傳出來敲門的聲音，我剛要喊“不要了”，立即受到大人的警告，不能說不要，也不能說剛買過，只能說“請過了！”
遇到大人與鄰居玩麻將牌，我與姐姐就去給財神爺磕頭。不論怎樣地磕頭，我的印像是，母親與姨母的玩牌成績多是負數。
日本投降以後，又時興起了倒賣銀元，我們家的胡同西口是北溝沿（後名趙登禹路）小市，它給我的印象像是樣板戲《紅燈記》裡所說的“破爛市”。許多穿著破長衫的人嘴裡叫著“買兩賣兩”兜售並收購銀元。窮得發瘋的我們家也試過幾次，我也學會了辨認“袁大頭”什麼的。說來也怪，我的印像是，只要我們家進了銀元，銀元一定落價，只要出手了銀元，銀元一定猛漲。
所有的這些卑微，所有的這些恥辱，所有的渺小和下賤，在接觸到革命以後是怎樣地一掃而光了啊。再不會想走路的時候拾到錢包了，再不會祈禱母親打牌贏錢了，再不會夢想通過倒騰銀元發財了。所有的關於不再苦熬地卑賤地生活下去的願望，關於有朝一日鬧翻身的願望，都因了革命的存在革命的主張而有了寄託了。
何平與李新同志又不同了，他熱情、理想、坦率、充滿活力。他不遺餘力地對我與我的一位好同學，昌平一家農民的子弟秦學儒進行赤化教育，我曾說，何平的家對於我們倆人來說，是一所家庭黨校。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令我豁然貫通，無往而不利。華崗的《社會發展史綱》令我參盡天機天條，五種生產方式，歷史必然規律，誰能違反？誰能改變？一讀此書立即覺得是正義在胸，真理在手。杜民等的新知書店社會科學小叢書，使我遍覽天下大事。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使我認識到革命道理的明快簡潔，胸有成竹。黃炎培的《延安歸來》，使我內心充滿希望與對革命的擁戴。蘇聯小說《孤村情劫》（卡達耶夫著，原名《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瓦西列夫列夫斯卡婭著）、《妻》（卡達耶夫著）都使我心嚮往之。尤其是水夫譯的《鋼鐵是怎能樣煉成的》，那是青年人革命的聖經：“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於人只有一次……”立即被我服膺，背誦，令我熱血沸騰。朱赫來、保爾·柯察金都是我的偶像，對冬妮亞我也十分喜愛。
何平還帶我去位於北新華街的朝華書店，說那是一個進步書店。我在那裡看到了以蘇商名義經營的“時代出版社”出版的《時代三日刊》，是對開報紙形式，上有延安廣播一欄，令生活在國統區的我們耳目一新。後來我又去過多次，估計書店已被舊北平當局封閉，關著門窗，一副永遠打烊的樣子，令我失落痛惜悲哀已極。
在何平給我的“赤化”書籍中有一本畫冊《蘇聯兒童之保護》，應是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發行的宣傳品，正是社會主義革命強調解放婦女，大規模開創了托兒所幼兒園的建設。在我少年時代，是把托兒所等視為蘇聯的發明與提倡的。
另一本名為《蘇聯紀行》，是由英國“費邊社會主義”者們寫的。他們高度讚揚十月革命後蘇聯的各項成就，但也對他們所說的蘇聯對於言論自由的限制等狀況提出了疑問，這使我看了相當困惑。 1987年我以官方身份訪問英國的時候，我與英國工黨影子內閣的文化大臣費舍爾談起了我少年時代對於英國費邊社會主義者的文字的閱讀。什麼事都是這樣，沒有全無意義的閱讀和行事，“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一年多後何平中學畢業，就業了，他的地下工作從面向中學改為面向“職業青年”了，他不再與我們聯繫，而改由職業的革命者，中共中央華北局城市工作部學委中學工作委員會委員黎光同志聯繫我們。用地下的術語，我與秦學儒這兩個“進步關係”（因我們當時並無組織身份）由黎光——當時告訴我們的名字是“劉楓”“帶”。 “帶”是指地下黨的單線聯繫的上級對於下級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