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克畢竟是留學生，他們不敢過分放肆。所謂“教訓教訓”，不過是推過來搡過去，一拳一腳而已。其中一個極為可恨，打了沃克一記耳光。
他們離開我們的宿舍時，小莫大聲譴責：“你們怎麼能毆打留學生？！”
為首的一個答道：“叫他明白他是在中國。”
我說：“你們踢碎了我的暖瓶，得賠我。”
那傢伙冷笑道：“就算你為我們的革命行動貢獻了吧！”他們揚長而去。
沃克捂著臉在自己床上坐下，許久才喃喃地說：“真想不到，在中國，我被中國人打了。如果我的老母親知道了這件事，不知會怎麼想。”
小莫說：“沃克，你應該通過瑞典使館向那幾個傢伙提出嚴正抗議！”
沃克搖搖頭，說：“不，我不會那麼做的。瑞典是第一個和中國建交的西方國家，在我記憶中，瑞典政府從來沒有向中國政府提出過任何形式的抗議。我不願因為我自己，使兩個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受到絲毫影響。”
我說：“沃克，你回國吧！目前你在中國能學到什麼呢？世界這麼大，你又何必到中國來留學呢？”
沃克沉默許久，又搖頭，低聲說：“不，我不回國。也許他們以為我會害怕了，回國去。可是只要我還沒被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我就要在中國呆下去，親眼看到你們這一場文化大革命最終將導致中國發生什麼局面！”小莫揉著頭，無比歉疚地說：“沃克，真對不起你，我們沒有能力保護你。”
沃克望著他，苦笑了一下，說：“你們每一個中國人也沒有能力保護你們自己呀，不是嗎？”
小莫無言。
我說：“是的。”
沃克說：“這真可悲。”
我果然又遭到了“算計”。
而事件湊成之情節，猶如小說家的巧妙構思。
先是，半年前，弟弟給我彙來了二十元錢。隔日，我要到郵局取錢，卻找不到匯款單了。我在宿舍樓各樓口貼了“尋物啟事”，兩日後也無人送回。便到系裡開了一張證明信，證明我匯單已丟，將二十元錢取了回來。
幾天前，我又到雜技學館去體驗生活。一天傍晚，接到Ｖ從學校打來的電話，告知我弟弟又給我匯錢來了。正缺錢花，便匆匆趕回學校，拿到了匯單。郵局已經下班，只好將匯單帶回雜技學館。
第二天，和我一同在雜技學館體驗生活的Ｃ，有事要回學校，我就將匯單交給她，委託她代取。
她回到學館，快晚上十一點了。
我已躺下，在看書。她敲門，我給她開了門。
她不進，站在門外對我說：“明天上午，系工宣隊莊師傅叫你回校一次。”
我問：“什麼事？”
她一笑：“不知道。”
我覺出她那一笑頗不善，但又想不出自己近來有什麼失謹的言行足可被人“整治”，也就隨她笑得不善，又問：“我的匯款單替我取出來了麼？”
回答：“Ｅ老師替你取。”
Ｅ老師是我們專業上一屆的留校生，我們的“教導員老師”。負責抓政治思想工作的。因此而怪，不免再問：“怎麼Ｅ老師替我去取？”
Ｃ又那麼令人莫測高深地一笑，其意味更加不善，慢悠悠地答：“我沒工夫。”一雙眼中，放射出兩股冷氣，逼得我從臉到心一陣發寒。
复躺下後，總覺Ｃ那笑，那話，那目光，包含著什麼幸災樂禍，不再能看下書去，苦思苦索，終不悟其所以然。輾轉反側，難以安睡。
翌日，滿腹狐疑回到學校，Ｅ老師和工宣隊莊師傅在工宣隊辦公室聯袂“召見”了我。
Ｅ老師隨口問了幾句在雜技學館深入生活的情況後，話鋒突然一轉：“你最近丟什麼東西了麼？”
我回答：“前幾天將書包在四十八路公共汽車上丟了。”又問：“除了書包，還丟什麼了？”
我一貫地丟三忘四，想不明白為什麼問我這個，還以為他們要發慈悲，補助我點錢呢！便答道：“除了書包再沒丟什麼。書包裡有十幾元錢，不過我弟弟又給我匯錢來了。”“就是這張匯款單嗎？”Ｅ老師拉開抽屜，將那張匯款單取出，朝桌子上一丟。
我說：“是啊，您沒替我取出來啊？”
Ｅ老師臉色頓變，厲色道：“你好好看看。”
我拿起那張匯款單“好好”看，寫得一清二楚，是弟弟匯給我的沒錯，問：“怎麼啦？”
“你看看郵戳！”
我就翻過來看郵戳，一時不免大為尷尬，吶吶地說：“這是我半年前丟的那張匯款單呀，從哪兒出來的呢？”“這正是我們要向你提出的問題！”一直正襟危坐的莊師傅，朝我瞪起了眼睛。
我說：“這得去問Ｖ呀，是他打電話叫我回來取的，那麼他一定知道這張匯單是誰從什麼地方找到的。”
“Ｖ在宿舍，”Ｅ老師站起來說，“我這就去問。”Ｅ老師走出去後，那位工宣隊領導者一邊吸煙，一邊目不轉睛地瞧著我。許多人在訊問別人時，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裝出捷爾任斯基的樣子。這位工宣隊領導者也不例外。他大概自以為他那雙肉眼泡投射出來的目光，也必定稱得上“鷹一樣的目光”。
一會兒Ｅ老師回來了，身後跟著Ｖ。
不待Ｅ老師開口，Ｖ便沖我大聲質問：“我沒有給你打過電話！你怎麼無中生有呢？”
“你……沒有給我打過電話？可我明明聽出來是你的聲音啊！”
“你胡說！豈有此理！”他彷彿被牽扯進了什麼極不光彩的事件之中，作了“嚴正聲明”後，憤憤離去。
見他那種彷彿受了奇恥大辱的樣子，我真懷疑自己從電話裡聽錯了聲音，低聲說：“讓我再想想，也可能是別人給我打的電話……”
Ｅ老師說，“你不必想了。我問過咱們專業所有的同學，誰都沒有給你打過電話。”
我意識到問題很嚴重了——我企圖用一張作廢的匯單，再從郵局騙取二十元錢，且讓別人代取，嫁禍於人之心，昭然若揭也。
莊師傅說：“坦白交待吧，這張匯單你為什麼保留至今？”
這句話的意思就等於是說——你半年前偽裝丟失了匯單，從學校開出證明取了款，而將匯單保留至今——是有“蓄謀”的。
“我？！……我將匯單保留至今？！”我拍案而起。 “你坐下！難道是別人替你保留至今的嗎？！”工宣隊領導者也拍案而起。
Ｅ老師說：“這件事明擺著，性質是嚴重的，證明你的品質。手段也是惡劣的。你要抵賴是不行的。只有端正態度，老老實實承認錯誤。否則，你是不能帶著這樣一個沒有交待清楚的問題畢業的！”
我說：“你們想一想，一個頭腦正常的人，會辦這種蠢事嗎？二十元啊！不是二百、二千，值得我從半年前就處心積慮，製造假象嗎？難道我不知有人正希望我畢不了業嗎？”Ｅ老師說：“你不要將問題扯到別人身上去，這對你自己沒什麼好處！”
那位系工宣隊副隊長說：“你的態度很壞，我們今天就談到這吧！你回去想想，還是誠實點，別拖到畢業分配時處理！那樣對你更不利！”
我簡直發懵了。弄不明白他為什麼希望“莫須有”的事成為事實。更不明白他何以會因此而內心裡產生了某種快感似的。
我說：“我什麼也不會交待的，隨你們的便吧！”說罷，起身便走。
回到宿舍裡，小莫見我臉色不對，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我將事情前後對小莫述說了一遍。
小莫追問：“到底是不是Ｖ給你打的電話？”
我說：“是。可他否認。”
沃克連聲說：“這太無恥了！這太無恥了！……”小莫沉思了一會兒，說：“我問你一句朋友之間的話，你可別多心。”
我說：“問吧。”
小莫說：“你真希望分配到北京去嗎？”
我說：“見他媽的鬼吧！我只希望能讓我平平靜靜地度過這最後一個多學期！我家有老母病兄，我想回哈爾濱。回不了哈爾濱，能讓我回兵團也罷！”
小莫說：“那就好辦了。我代你找Ｖ去談判！告訴他，他可以想方設法進北京，但不要和你競爭，更不要陷害你達到目的！”
似乎也只有這條路可走。我點點頭，表示同意。沃克卻說：“這太軟弱了，這太軟弱了！我看讓我找幾個留學生狠狠揍他一頓才對！既然你們中國學生可以在工宣隊的唆使下蠻不講理地揍我，我也可以串聯幾個留學生揍Ｖ一頓！”
我說：“沃克，你要敢這樣，你就不是我的朋友！”……
小莫的“談判”以失敗告終。
Ｖ將此事亦向工宣隊匯報了。
於是我“莫須有”的“錯誤”更加“屬實”，情節更為“惡劣”。
小莫懊悔不已。
我婉言相勸。
我忽又想起，那一天除了Ｖ給我打電話，還有一個人也在電話中對我嘻嘻哈哈了一陣。
這個人是誰呢？
我怎麼也想不起來。更不敢貿然問誰。
沃克仍想串聯幾個留學生揍Ｖ。我和小莫極為嚴厲地向他提出警告，他才徹底打消了念頭。
好事無人知，醜事有人傳，此話真不假。中文系許多學生，都漸知創作專業的梁曉聲“出事”了。於是有人因此而莫明其妙地覺著高興。雖然我與他們並無利害衝突，亦無甚麼不快的瓜葛。自己沒什麼值得高興的事的某些人，見別人“出事”了，可不是會覺著也夠高興的麼！實乃中國人的心理遺傳。
我走在校園裡，出現在圖書館或食堂裡，便不免招至某些人看一個“出事”了的人的特殊目光。沃克和小莫怕我覺著不自在，常有意一左一右陪著我。我也確實覺著大不自在。 Ｃ和Ｖ們，當然挺高興的。因為這正是他們預期的“輿論效果”。
在給工宣隊打的“證言”中，Ｃ寫道：“某月某日，事發前，我與梁同返雜技學館。途中我寄信，梁站在郵局內的'匯款領款常識'前，看了許久——可見其犯錯誤前是有縝密準備的。”
確有其事。我承認了。她寄信，我沒事，就看那東西。 “梁在將匯單交付我時，猶豫了一陣——這是其犯錯誤前矛盾心理的反應。”
我也承認了。確實猶豫一陣——因我本不願勞她代辦任何一件小事。
“當我對梁說：'Ｅ老師替你取'時，樑的臉色頓時蒼白，呆呆地半天說不出話來——這是他預感到事情將要敗露時的緊張心理的反應……”
這就有點不實事求是了。
但她覺著我當時就是那樣的，我也無法。
Ｖ的“證言”簡單些，只有兩條，但有分量：一、我根本沒給梁打過電話，叫他回學校取匯單。二、莫替樑與我“談判”，企圖說服我承認給梁打過電話。
作廢了的匯單壓在工宣隊那兒。人證物證俱全，只待我低頭認罪了。
我離開學校，“逃亡”雜技學館。
大學裡有工宣隊。雜技學館也有工宣隊，是上海某紡紗廠的幾位女工。學員們盡是十幾歲的男孩女孩，整日被關在曾是汪精衛的一個小老婆的獨院別墅裡練功，其實談不上什麼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思想鬥爭的。但幾位紗廠女工卻不這麼認為。她們也時常地製造出什麼“新動向”、“新情況”，折磨孩子們，折磨雜技老師們，也折磨她們自己。彷彿不唯此不足以顯示出她們存在的價值。孩子們在她們的授意下，也常常寫幾張“大人腔”的思考“路線鬥爭”或“思想鬥爭”的大字報。貼在練功房裡。
我是北方人，愛吃辣醬。學館的趙老師就經常從家中帶點辣醬來送給我。趙老師是學館負責人。但受工宣隊領導。被女工宣隊員領導更是不幸。故而學館內的“路線鬥爭”、“思想鬥爭”便集中體現在她和幾位女工宣隊員之間。她年近五十，身材高大，像馬玉濤。她也是北方人。我們便認了“老鄉”。她為人坦誠，性格耿直，我覺得她比幾位嚴肅的女工宣隊員可親，願意接近她。她是中國的第一代芭蕾舞演員，而且是蘇聯舞蹈家西諾夫培訓過的。工宣隊認為她是“文藝黑線”上的人物。我則覺得她不唯可親，亦復可敬。我親她近她。女工宣隊員們大不高興。她們認為：一名“工農兵學員”，理應對工宣隊員們親而敬之，才對頭。否則，就不對頭。她們經常對Ｃ叨叨咕咕，說我“屁股坐歪”了。 Ｃ是我在學館體驗生活時期的直接領導，非常樂於將學館工宣隊們對我的這類意見反映給學校工宣隊。其實我的屁股是常和她們坐在一條板凳上的。她們還是不高興，認為我“屁股雖然和她們坐在一條板凳上了”，可“思想是與趙老師合拍”的——也即“與舊文藝思想合拍”。我無法討她們歡心，只好隨她們不高興去。她們不免常以冷臉對我。
有一次我問趙老師：“她們怎麼這樣吶？”
趙老師說：“你別在意，只當她們是在更年期。”
我那時特傻，不知“更年期”為何意，因問“更年期是怎麼回事啊？”
趙老師想了想，回答：“女人到了不知把自己怎麼辦才好的年齡。”
我覺得身為女人真不幸。不但要和男人們一樣受命運的擺佈，還要受生育之苦，還要受“不知把自己怎麼辦才好的年齡”的捉弄。便對那幾位女工宣隊員格外同情起來。中文系圖書館有“文革”前的《婦女雜誌》，我便特意回校一次，大量翻閱，選出幾冊載有“婦女到了更年期怎麼辦”一類文章的，借出來帶到學館，推薦給幾位女工宣隊員讀。不料想她們甚為惱怒，以為我當面羞辱她們。其實我一向尊重婦女，而且確確實實一片好意。我盡辦傻事。
著名戲劇家黃佐臨先生小女黃小芹，在雜技學館作鋼琴伴奏老師，與我是同齡人。我們之間亦頗有話說。心是相通的。常背人一起咒咒“老妖婆”，覺得彼此都一吐為快。我們唯獨不避趙老師。小芹是趙老師調來的人。趙老師與我交談時，常流露出對佐臨先生的敬仰。她將小芹調到學館，頗費了一番周折。幾位“不知把自己怎麼辦才好”的女工宣隊員，當然自以為她們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推斷，一個“文藝黑線”上的人物，一個被“打翻在地”的“資產階級戲劇藝術家”的女兒，再加上一個愛吃“文藝黑線”上的人物的辣醬，“屁股坐歪了”的工農兵學員湊在一起，所談所論肯定都非“革命言論”無疑。
我從學校逃到學館，連我給他們作了半年之久輔導員的孩子們也知道“大樑老師出事了”。 Ｃ已將“輿論工作”做到家了，我真佩服她。被自己喜愛的孩子們用種種猜疑的眼光看待和不敬的態度對待，令我尤其不堪忍受。連趙老師和小芹也不知我究竟出了什麼事，欲問而不便問。
我也沒心思向她們解釋。只好再逃。
上海郊區有個小鎮叫朱家角。據說電影《枯木逢春》中的一些鏡頭，就是在那裡拍的。我的一位上海知青朋友的外婆家住在那小鎮上。他回上海探家時，曾帶我到他的外婆家住過幾日。我很喜歡那小鎮。那裡似乎是一個寧靜的世界。老阿婆非常真誠地歡迎我再去作客，視我為他的親外孫一樣。
我從大上海逃避到小小的朱家角，著實過了幾天清靜日子。老阿婆說我瘦的叫人可憐，頓頓給我做好吃的。
一天，沃克竟找到了我住的地方，令我大出所料。我問：“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裡？”
沃克回答：“小莫告訴我的。”
我只告訴了小莫一個人我在什麼地方，而且囑咐他不要告訴別人。他告訴了沃克，我有些不悅。我不願被任何一個人擾亂我在小小的朱家角所感受到的清靜。這小鎮上最主要的一條街，又深又窄。兩旁盡是歪斜的木板閣樓。對門住著的女人們，常一邊坐在自家門坎上摘菜，一邊隔街拉話。姑娘們結伴從街上走過，木底拖鞋在石路上發出叭噠叭噠的響聲，其聲如梆，遠遠地傳過來，又遠遠地消失了。給這小鎮增添了一種獨特的音韻。而老人們在敞開的窗口隔街對飲，那真是一幅妙趣橫生的畫。鎮外還有一條河。河上有古老的石橋。河中有木船駛來駛往。就這些，對我已足夠了。我喜愛上了這小鎮。而最主要的是，這小鎮的政治氛圍較淡薄，不那麼壓迫人。沒有男性工宣隊。也沒有“不知將自己怎麼辦才好”的女工宣隊員。也許。只有鎮“革命委員會”那幢不大的二層樓裡的人們，才像別的地方的某些人們一樣，有興趣去玩從中央到地方的那同一局政治橋牌。總之我是那麼不願離開朱家角，不願回到上海，不願回到雜技學館，更不願回到復旦去。我真希望就能在朱家角呆到畢業，隨便他們將我分配到什麼地方。還有那張匯單，也見它媽的鬼去吧！隨便他們給我下個什麼結論！
沃克看出我有些不高興，說：“小莫本不想告訴我你住在這裡，是我逼問出來的。我不能不來見你一面。因為……我是來向你告別的。我……要回國了。以後，也許不會再到中國來了……”
我心中倏然對這位瑞典留學生產生了一種依依不捨的感情。同時也因為對他的冷淡而自責。
我問：“你為什麼突然要回國呢？”
他說：“我把Ｖ揍了一頓。”
“你被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了？”
“沒那麼嚴重。不過我對中國感到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