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至十一點，“悶子”還未逗完。超過招待所規定的作息時間整整一個小時了，我認為我的涵養是夠可以的。第二次起身下床，在那扇門上重重敲了幾下，以示警告。
“敲他媽什麼敲！”那面咒罵了一句，聽得出來是“童星”的聲音。
我按捺著性子，隔門道：“請你們小聲一點行不行？我接連十幾天沒睡好覺了，照顧照顧。”
那面靜了一會兒，忽然竟齊唱起“小小竹排”來。分明不予“照顧”。
我披上大衣，走出自己的房間，推開隔壁房間的門，厲聲質問：“太不自覺了吧？”
那童星說：“管得著嗎？這又不是你家！”他看去已有十四五歲了，個子已長得挺高，穿軍裝，“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的紅旗掛兩邊”。大眼睛，圓臉盤。有二男三女演員和幾個孩子在那屋裡。
我說：“不是管你們，是求你們。招待所有規定，超過十點不得喧嘩，影響其他住客睡眠。”
其實我的話是說給那二三男女演員的。我想，“童星”們不懂事，你們也不懂事麼？
那童星說：“我們不知道有什麼規定，沒人告訴我們。”我指著牆說：“每個房間裡都貼著，你們自己好好看。”他說：“眼睛不好，看不清。”
這孩子是在電影圈裡被寵愛壞了，顯然也沒受到多少好影響。那種自我感覺真是優越得很，儼然以為自己是天字第一號的“大明星”呢！
我只好將貼在牆上的“住宿須知”念了一遍，轉身離去。
我剛出門，就听他說：“唱！有什麼了不起！”我複走進房間，怒問：“你剛才說什麼？”
他說：“你看你那德性！你當我怕你呀！”
這孩子簡直是在逼我粗暴。
我揮手打了他一記耳光。
他叫起來：“你敢打解放軍？”
我從他頭上一把抓下軍帽，扔在地上，又打了他一記耳光，說：“打的就是你這個解放軍！再唱啊！”他捂著臉不作聲了。
那幾個小演員愣愣地瞪大了眼睛瞧著我。
那二三男女演員不尷不尬地開口了：“哎，你怎麼動手打人呀？”
“有理講理嘛！”
我說：“剛才對你們還不夠講理嗎？”哼了一聲，走回自己的房間，躺下獨自氣得不行。
第二天，導演找到編輯部來了，向我們的一位副主任告了我一狀。 “童星”罷演了，“生病”了。
副主任讓人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當著導演的面兒說：“這就是我們小梁。你一定弄錯了，我們小梁怎麼會動手打人呢？你看他這副文質彬彬的樣兒，只有挨打的份兒！……”我老老實實承認：“是我。”
副主任研究地瞧了我半天，疑問：“你是跟他鬧著玩吧？”我臉紅了，回答：“鬧著玩。”
副主任說：“我猜想你也肯定是跟他鬧著玩嘛！你這麼老實的青年怎麼會打人耳光呢！小演員也太嬌氣了！”接著當我的面，嚮導演誇獎我如何如何的穩重老實。還讓導演回去對“童星”嚴格要求，加強教育。又說：“小小一個孩子演員，竟敢裝病罷演，太張狂了！”
“頭三腳”給人的印像如此重要！母親的教誨真是偉大！
從那以後，我就再沒見過那童星。然而這件事，卻經常回憶起。因為它使我想到，人是否都具有欺弱畏強的某種本性？那童星當時固然令人著實可惱，我打了他兩記耳光也算不得就是怎樣地欺負了他。他若他不是比我小近一半年齡呢？而是一個身魁力大的人呢？就是可著嗓子嚎個通宵達旦，我恐怕也是不敢先動手的。就是反過來他打我兩記耳光，我恐怕也只有挨了的份兒。如此分析起來，我又似乎是有點：“欺負小孩”了。而我若非我，是個滿臉橫肉的彪形大漢，吼一句：“別他媽的亂吵吵亂嚷，惹急了老子扭斷你們脖子！”估計小小年齡的“少年”也斷不敢對我那般無禮。看來“非禮勿動”，老祖宗的遺訓只有成為全民族的德行，才會人人都不失“君子風範”！
某一年出差，在外地小報上看到一條消息——他因觸犯法律，被判徒刑。看了挺難過。心想好端端一個孩子，尚未“童星”而“明星”，不是整個兒毀了麼？
前不久又從一份什麼電影報上看到一條有關他的報導，說是到某學校學習了幾年，拿到了畢業文憑，目前正參加一部影片的拍攝。還登有他的照片，仍穿軍裝。才知所謂“判刑”一說，純屬公開販賣的謠言。某些小報也真正可惡，居然還在聳人聽聞的謠言之下印上“本報記者”字樣！獲得了一次學習機會，拿到了畢業文憑，我挺為他高興，希望他能成為一名真正的演員。
我在北影作了兩年外稿編輯。每月看五十餘個劇本，有時還多。大概總共看了一千五百左右個外稿劇本，卻一個也沒有扶植成功過。從粉碎“四人幫”至今，寄到北影外稿組的劇本，絕不下六七萬之多。經過扶植最後拍攝或發表了的，不超過五個。所以我真希望許許多多在業餘創作電影劇本的人，還是量力而行，莫如將創作電影劇本的興趣轉移到看電影方面去。
兩年來我沒有扶植成功一個外稿劇本，但我自以為曾是一個很負責任的外稿編輯。從一千五百多個外稿中，我“慧眼識珠”，發現了張辛欣的電影創作才華，這無論如何是值得驕傲一下的事兒。
那天沒吃午飯。一覺醒來，睡迷糊了，還以為是個早晨呢。看看手錶，才知是下午。懶得起來，想起書包裡還帶回個不知什麼鳥“劇本”，乾脆躺著處理了吧！便掏出來側頭看。一看就沒放下。一口氣看完了。
稿紙相當乾淨，字跡很是工整。看得出作者是個對待創作極認真嚴肅的人。這一點先博得了我三分好感。
劇本的名字我已記不清楚。風格是屬於較現代派的。明顯看得出受蘇聯電影文學劇本《禮節性的訪問》影響很大，過去時，現在時，未來時交叉閃現，劇中有劇，男女主人公是雙重身分的劇中人。在一九七八年的北影，電影觀念不像如今這麼更新，這麼解放。所以我斷定這樣的劇本，是既不能拍攝也不能發表的。
但我又不能不承認，這是我所看過的一千多個外稿中，最好的一個。一個真正的電影劇本。一千多個中發現了這麼一個，我認為我那一千多個不算白看。
劇本對於電影藝術的特點體現得頻有匠心。
我再也躺不住，爬起來，匆匆穿上衣服，又去到了辦公室。劇本未寫作者的姓名和通訊地址，我迫不及待地想從信封上了解到。
老王問我：“怎麼又來了？”
我說：“發現了一個好劇本！”
老王一笑：“好劇本會寄到外稿組？”
我也顧不上回答，找到信封一看——北醫三院團委——張辛欣。
北醫三院離北影很近，而且是北影的“合同醫院”。我便決定給作者寫封信，邀“他”星期天到北影來面談，意在結識個文學朋友。我那時在北京一個文學朋友也不認識，常感到無人交談的寂寞。
寫信前還研究了半天。張辛欣——怎麼也沒有女人味，字跡也頗似男人筆劃，斷它是“他”而非“她”。
二十九歲時的我，將自己束縛得多麼緊固啊！未經組長允許，倘若是將一位女作者在整個主樓無人的情況之下邀到辦公室交談，又倘若不但是位女作者，還是個姑娘，那豈非會引起“瓜田李下”之嫌？誰知你們交談的是劇本還是什麼？外稿組當時有規定，不經組長同意，編輯是不得隨意邀作者面談的。
星期天，買了兩盒帶過濾嘴的“牡丹”，買了一包五香瓜子，一包茉莉花茶，比我信中約定的時間提前半小時來到辦公室。可見我是多麼心誠之至！
剛到約定時間，安安靜靜的走廊里便傳來了腳步聲。我暗想，這作者可真是個時間觀念強的人。
我才站起，“他”已敲門。
開門，大詫——是一個“她”。個子不高，圓臉，眼鏡，短髮。翻領銀灰女青年衫，銀灰褲子，接近銀灰的藍色刷得靠白了的膠鞋。一身銀灰。若伸展雙臂，如同降落在我的辦公室門前一架微型“安二”。那張臉不太容易判斷出實際年齡。說十八九不顯大，說二十四五不顯小。表情是矜持的，流露著不是我來求你，是你“請”我來我才來的意味。互通姓名，果然便是張辛欣。我沒料到她是個女的，大概她也沒料到我是個“初出茅廬”的小編輯。我訝然，她掃興。我的訝然掩飾著，她的掃興卻當“見面禮”全盤“贈”給我。 “請”得“神”臨，就得敬著。
引進。矜持地進來。
讓座。矜持地坐下。
矜持得反倒令我十分拘束。
請茶。
說：“不渴。”
請嗑瓜子。
說：“牙疼。”
猶豫了一下，請吸煙。
說：“你殷勤過分了。”
我搓著手，像考生接受面試一樣，有幾分緊張地同她談劇本。
沒談幾句，便被她打斷，問：“要拍？”
我說：“不拍。”
問：“要發表？”
我說：“不發表。”
怫然站起，大聲道：“也不拍攝，也不發表，邀我來幹什麼？”
我不知所措，交個文學朋友的目的，怎麼能當她面說出口？
“我早就知道，沒有名人推薦，沒有後門方便，像我這樣的，要在你們北影上一部電影，不過是癡心妄想！”她憤憤地說，從我手中奪去劇本，塞入自己的書包，也不告辭，拔腳便走。
我一時坐在那裡發懵。
忽而想起母親的另一條教誨——凡事要善始善終，就追出去送行。
她在前邊走。我在後邊跟。
她不回頭，走的很快。
我也不趕上，保持一段“送”的最佳距離。
相跟著走過走廊，走下樓梯，走出主樓，走到廠院內。她猝然回頭瞪視我：“你跟著我幹什麼？！”
我訥訥回答：“禮節性的送行。”
她火了：“少來這一套！”轉身加快腳步，揚長而去。
我呆立了一會兒，沒趣地回到辦公室，心裡這個氣呀！茶水，潑了。
五香瓜子，扔進紙簍。想了想，又撿出來，自己花錢買的東西，犯不著為如此不識好歹的“小子”扔掉。留著自己嗑！
坐在椅子上，看著她寄劇本的大信封，越看越來氣。忍不住從筆筒中抽出一管大毫毛筆，飽蘸了紅墨水，就在“張辛欣”三字上惡狠狠地劃了個“×”，判處了她的“死刑”。暗暗發誓：今後只要是這個“小子”寄來的劇本，落我手中，一個字也不看！來一個退一個！ ……後來，翻《北京文學》，見有她的一篇小說發表其上，讀了半頁，一句：“平庸！”不再看，心中卻未免有點妒嫉。那時我剛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一篇不足千字的“豆腐塊”，還不敢嚮往能在《北京文學》上發表小說。
再後來，北大荒知青朋友肖復興、陸星兒、曹鴻翔，同榜考入中央戲劇學院，開始與我來往，每每談及導演係有個張辛欣，這般那般的。
我問什麼樣的一個“張辛欣”。
他們就對我描繪。
證實竟是與我打過交道的“那一個”。
心中不禁暗暗羨佩：“小子”果有真才實學！不簡單！但又很希望“這一個”並非“那一個”。她考入中央戲劇學院也使我妒嫉，有點“工農兵學員”心理。
再後來，《在同一地平線上》發表，文壇矚目，“張辛欣”三字聲譽鵲起。
找來那篇佳作拜讀。讀罷心悵悵然，妒嫉卻消除了。對有才華的人，妒嫉是愚蠢的。所悵悵然者，自己尚無進取耳。
那時安憶也已揚名。記不清是某月份內了，竟在各刊幾乎同時有六篇小說發表！
現在回想起來，安憶、辛欣兩位青年女作家當初“異軍突起”的創作開端，對我促進很大。丫頭們能是，男兒何不能是？ ！遂更少玩樂，發奮讀書，勤勉寫作。
《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獲獎，聽到些溢美之詞，多少有些飄飄然起來。領獎期間，安憶對我說：“曉聲，你那篇小說我認真看了。你是中篇結構，短篇寫法。因此前半部從容，後半部拘謹。”
我本期望也從她口中聽到一些溢美之詞，未想到她卻兜頭潑了我一盆冷水。
我便有些不悅，高傲地笑笑，不予回答。
回到自己的房間，情不自禁地拿起刊物，重看自己的第一篇獲獎小說，暗自承認，安憶對它的評價是公正的。
在文學朋友中，安憶從未對我說過言不由衷的話。一句也未說過。
安憶是坦誠的，起碼對我是這樣。
安憶，謝謝你。
比起來，倒是茹志鵑老師比安憶對我更“揚長避短”一些。
在第四屆作協代表大會上，茹志鵑老師一見我，第一句話便是：“我看了，寫的很質樸，很好。”還頗嚴肅地指責我：“它是為我們寫的，怎麼後來你又給了《人民文學》？”
原本確是為《上海文學》寫的，因“債台高築”，不得不“拆東牆補西牆”。
今年五月去上海，到茹志鵑老師家去看望她，她又對我說，是篇成功之作。
安憶在旁聽了，淡淡地道：“媽媽，你別總說他愛聽的話。我看父親責備兒子為什麼不要求入黨那一段，就直露了些。”茹志鵑老師說：“你總挑別人作品的毛病，就不怕別人認為你驕傲？”
安憶說：“曉聲是自己人啊！我也希望他經常從我的作品中挑毛病。”又問我，“我挑的毛病，你承認嗎？”我說：“承認。”
她笑了。
茹志鵑老師也笑了……《今夜有暴風雪》發表後，中央戲劇學院的三位北大荒知青朋友都與我交談過它的得失。
我對每一位都這樣問：“張辛欣看過沒有？”
他們都說看過。
我又問：“她怎麼評價？”
他們都說：“辛欣挺喜歡這一篇的。”
還問：“真的？”
答：“當然。”
相信了，也增加了一點寫作的自信。
我對自己的作品，常常像一隻母雞孵出了一隻小鴨子，懷疑是“怪物”。聽到我所敬重的文學朋友們的評價，是我求之不得的。
“清除精神污染”階段，叢刊副主編李紀同志來京組稿，找到我，要求我帶他去找辛欣。
我問：“辛欣眼下日子不好過，幾家刊物將要發表的稿子都被抽下來了，你敢發她的作品？”
老李說：“怕什麼？對張辛欣今天批得有沒有道理，公正不公正，還需明天作結論呢！”
我說：“你有這種氣魄就好！我帶你去！”
已經晚上八點多了，天很冷，我們到了戲劇學院，九點多了。
辛欣不在，她同宿舍的一位同學告訴我們，她看什麼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