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場是一個封閉的世界，八百里洞庭把我們與外界隔絕，通信幾乎是與外界聯繫的唯一途徑。不是身處其境的人很難想像這裡的人盼信的心情，每天由通訊員從團部把信件取回，這成了一天中最激動人心的時刻。我常常在大堤上久久地佇立，凝望飄向天邊的白帆，心中想念遠方的朋友。有時候，這種與世隔絕的孤島生活簡直要把我逼瘋。多麼希望每天都收到信啊，而最盼望的是來自郭家的信。因為寂寞，也因為思念世英，我遏止不住地要給他們寫信。一開始主要是給平英寫，那些信寫得非常糟糕，情緒既衝動又壓抑，還充滿強作振奮的空話，現在我是羞於再讀到的。在我當時的心境中，她是一切美好價值的化身，因此我的感情不可避免地朝著一條警戒線突破，而她也就理智地迴避了。不過，隔些日子能收到她的一封信，這畢竟是我的單調生活中的最迷人的等待。除了平英，我還與建英和於立群通信。當時建英因患腎炎在家養病，平時只有他和二老在家，我給他和於立群的信，郭老都看，於是我和郭老之間也開始了通信。
在一次給建英寫信時，我抄了幾首我寫的詩，其中一首由李白詩句點化而來。建英回信說：“你寫的信真有意思，詩寫得很好。爹爹看了說，信寫得有詩意，說你很有詩才，並又寫給我一首李白的詩。”這首詩是：“剗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然後問我一個問題：“君山那樣的好，為什麼要鏟卻君山呢？”我的回答是：就像“槌碎黃鶴樓”、“倒卻鸚鵡洲”一樣，“剗卻君山”也是李白的豪言，未必要有什麼目的。在下一封信中，建英揭破謎底：“你的回答好像是錯了，也可能不錯，好像他剷平君山是為了種稻米，把米做成酒，就'醉殺洞庭秋'了。”後來我讀到《李白與杜甫》一書，才知道郭老當時正在研究李白。在這本書中，郭老不指名地把我對上述謎語的解答和他的反駁也寫了進去。同一書中還第一次發表了那首他曾經抄錄給我的《水調歌頭·遊採石磯》。
差不多與此同時，在於立群給我的一封信上，郭老寫了一小段話，署名“老兵附筆”。我是一直不敢打擾郭老的，但有了這段附筆，我就放膽給他寫信了，還寫了一首詩給他，題為《寄語老兵》。他很快給我回了信，寫信的日期是1969年1月6日，全文如下：
“國平：你的信和寫給我的詩——《寄語老兵》，我都看了。其他的詩也看了。
“我這個老兵非常羨慕你，你現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為了一個一輩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我在看世英留下來的日記，剛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記後大書特書的兩句：'全世界什麼最乾淨？泥巴！'
“我讓他從農場回來，就像把一顆嫩苗從土壤裡拔起了的一樣，結果是什麼滋味，我深深領略到了。你是了解的。
“希望你在真正的道路上，全心全意地邁步前進。在泥巴中紮根越深越好，扎穿地球扎到老！
“不多寫了，再說一遍：非常羨慕你！”
其後，在同年6月16日，郭老還給我寫過一封信，信中說：“你寄來的詩，我都看過。寫得好，有生活內容。我寫不出來，你不到農場去也是寫不出來的。”由於我在給他們的信中曾經嘆息自己雖然出胎生骨的時間不長，脫胎換骨卻難乎其難，他還寫道：“認真說，我倒真正羨慕你們。用你的話來說，我是'出胎生骨的時間'太長了，因而要想脫胎換骨近乎不可能了。在我，實在是遺憾。”“脫胎換骨”是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要求，意思是徹底改造。
當時讀到這些話，我雖然也從中讀出了一種悲涼，但更多地是把它們理解為對我的鼓勵。直到《李白與杜甫》出版，我仔細琢磨了這本書的內涵，才覺得比較懂得郭老給我寫那些話時的真實心境了。 《李白與杜甫》初版於1971年，其開始寫作應在1968年。正是在連喪二子之後，心中有無法表達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憤懣，需要尋找一個話題說出來，他找到了與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這本書中，郭老褒揚李白性格中天真脫俗的一面，批評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後落腳在對李白臨終那年寫的《下途歸石門舊居》一詩的詮釋上。他對這首向來不受重視的詩評價極高，視之為李白的覺醒之作和一生的總結，說它表明“李白從農民的腳踏實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從而向“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整個市儈社會”“訣別”了。姑且不論這種解釋是否牽強，或者說，正因為有些牽強，我們豈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種覺醒和總結？郭老藉此曲折地表達了對四人幫時期政治現狀的絕望，這個“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政治世界如此黑暗，善良的人的唯一的“人生的正路”只能是遠離政治，做一個地道的農民。回過頭看寫於同期的他給我的信，他把“在泥巴中紮根”視為“真正的道路”的含義就十分清楚了，而“扎穿地球扎到老”也就不像表面看來那樣是一句豪言壯語，其實是一句無比沉痛的囑咐。同樣，當他摘抄世英日記中的那句話——“全世界什麼最乾淨？泥巴！”——時，他心中想必是在與政治的骯髒相對立的意義上理解泥巴的“乾淨”的。他自己對這種政治雖然完全厭惡了，但身陷其中，已經不可能擺脫，事實上也不會允許他擺脫，只好“成為了一個一輩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在相當程度上，是世英之死促成了郭老的覺醒，世英正是文革時期政治的一個犧牲品。因此，他不能不痛悔當初讓世英從農場回來的做法。郭民英死後的一天，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全體要員來到郭家慰問，周恩來對世英說：“世英不錯嘛，在農場勞動了一年，自己又主動延長了一年。”陳伯達馬上說：“要是不回來就更好了。”陳這麼說也許是唱革命高調，但客觀上成了一句不幸而被證實的預言。世英死後兩年，周恩來在郭家也表示悔恨，說：“世英的信（一封只寫了半頁、沒有寫完的信）就在我的口袋裡，不說這事，我很難過，看不下去。怪我有舊思想，讓他上大學，從農場回來了。孩子們的事，我們都有責任，我更有責任。”事實上，世英自己的確曾想永遠留在農場，做出這個決定的是他的正確本能，這個本能告訴他必須遠離當時的政治。如果這個決定實施，慘劇很可能不會發生。詩人和莊稼漢都是自然之子，而那些聚眾剿殺異端的小知識分子卻是社會的怪胎。當詩人的靈魂虔誠地把農場當做滌罪所的時候，實際上嚮往的是一個可以讓自己休憩的避難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