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在天堂侍人，不如在地獄統治。”
（盧瑟福在密爾頓的中之語）
希姆萊的叛變，結束了希特勒的猶豫不決，也使他的一絲希望破滅。儘管他對格萊姆表示他仍有信心，但自己內心承認，溫克也無濟於事，為末日作準備的時刻已經來臨。他把特勞德爾·容格叫來。她原以為他有話要口述；她發現，他那裡有張桌子，裝飾得很漂亮，好像過節似的：上邊舖一條繡有Ａ·Ｈ（Ａ·Ｈ，阿道夫·希特勒之首字母——譯註）兩字母的台佈，一套銀質茶具，還有香檳酒杯。他是否想慶祝一下他與人們的永別？
他眨了眨眼。 “可以開始了吧。”說完，他便領著她進了會議室。與通常一樣，他站在放地圖的台前——今天未放地圖——目不轉睛地盯著光滑的檯面。 “我的最後的政治遺囑。”他說。她一邊記錄，手一邊在發抖。這是正在形成的歷史呀！她敢肯定，這定然是供詞，是辯護詞。在死亡的邊緣上，誰還願意撒謊？但是，她所記下的卻是反唇譏諷之詞，叱責之詞。通常，他是要作許多改動的，還要把每句話都理順。今晚呢，他幾乎講個不停，雙眼還不離檯面。他攻擊說，不管是他還是德國任何一個人，都不想進行戰爭；戰爭“完全是那些猶太或為猶太利益效勞的國際政治家挑起來的”。
他宣稱，他將“滿心歡喜”地死去，但他已令他的將領“繼續參加全國進行的鬥爭。”令特勞德爾吃驚的是，他竟為新政府提出人選。他提名海軍上將鄧尼茨為他的接班人——既是帝國的總統，又是武裝部隊的統帥。由戈培爾出任總理，鮑曼任黨務部長。特勞德爾不明白的是，如果一切都已失去，德國已被毀滅，國家社會主義也已死亡，這些新官有什麼可做的？
他口述完後，兩眼仍未離檯面。一時間他竟無話可說；之後，他便開始口述私人遺囑。 “我覺得，在斗爭年代裡，我無法承擔婚姻的責任。現在我決定，我在這個世界上承擔的職務結束之前，娶……”特勞德爾暗吃一驚，抬起頭來，終於明白了那張桌子何以要裝飾得像過節似的。她想起了一小時前愛娃對格爾達·克里斯蒂安和她說的簡短的一句話：“今晚我會哭的！我與你打賭！”但特勞德爾並未流淚。 ……“那位多年來與我真誠友好相處，現在又自願來到這個幾乎完全受包圍的城市，與我共享命運的姑娘為妻。她自動要求，作為我的妻子，與我一起結束她的生命。在我為我的人民操勞服務中，我們被剝奪的東西，死亡會給我們補償的。”他把自己的財產遺贈給了黨，“黨若不存在了，便給國家。”並指定他之最忠誠的黨內同志馬丁·鮑曼為遺囑的執行人。他在遺囑末尾說的話，可說是受瓦格納的激勵後說的，也可說是他年輕時編寫的歌劇裡說過的：“為躲避被推翻或投降的恥辱，我和我的妻子選擇了死亡的道路。我們希望將我們的屍體立即焚化，地點就在這裡，就在過去１２年中我為人民服務時本人完成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
特勞德爾進了一間小屋，前去將這兩份文件用打字機打出來。希特勒來到地圖室，加入了前來參加婚禮的人群。他先前曾常常在朋友們面前提到，他不能“承擔婚姻的責任”。
也許他是害怕婚姻會減弱他作為元首的獨一無二的地位——在大多數德國人眼中，他是個耶穌式的人物。現在，這一切都過去了，他天性中的資產階級的一面迫使他用婚姻的神聖去報答他的忠實的情婦。
客人一共有８個：鮑曼，戈培爾夫婦，格爾達·克里斯蒂安，首席副官布格道夫，克萊勃斯，阿圖爾·阿爾斯曼（“希特勒青年團”首領）和廚子曼齊阿里小阻。他們在附近的人民衝鋒隊的一個單位裡找來一位小官，由他充當司儀——非常合適，他的名也叫瓦格納。愛娃穿著一條黑色的塔夫塔綢長袍；希特勒則穿一身軍服。儀式很簡短，只有兩個不妥之處，還有一事令人有點兒狼狽。戒指太大了；是匆忙在蓋世太保的金庫裡找來的。後來，與許多新娘那樣，愛娃在結婚證書上簽字時，寫錯了字。她開始時籤的是“愛娃·勃……”，後來她急忙將“勃”字劃掉，寫上了愛娃·希特勒·勃勞恩氏。瓦格納，就是那個小官，簽了字後，戈培爾與鮑曼以證婚人身份也簽了字。此事發生在４月２８日快到午夜時。 （*由於結婚證上寫的日期是４月２９日，人們便一般都認定婚禮是在４月２９日凌晨舉行的。事實是，在匆忙中，瓦格納在墨跡未乾時便把兩張文件疊在一起。約在半小時後，他發現原來的日期已被污點蓋掉了，便想重新將日期填好。修改前，他看了看表，其時已是１２時３５分了。於是，他便把日期改成４月２９日。在原件上這個修改是很明顯的——原件在艾森豪威爾圖書館，複印件裡卻沒有。）
希特勒挽著他的新娘，走進書房參加婚宴。他開了一陣玩笑，還喝了些匈牙利產的托凱牌萄萄酒。他讓人把只有一張唱片（《紅玫瑰》）的留聲機給取來，又到走廊上去接受工作人員的祝賀。消息傳出去後，整個地堡內，人們三五成群地在慶賀。希特勒興致勃勃，卻又精神不集中，不時出去看看特勞德爾打文件的工作進展如何。她剛打完，戈培爾便闖了進來。他臉色慘白，神情緊張。他高喊道，元首命他離開柏林，以便在新政府裡任要職，但是，他怎麼能離開他的身邊？他突然停住了口，忘記了滾下雙頰的熱淚。 “許多決定元首都作得太遲了！為什麼這一個決定，最後的決定，卻又作得太早？”他叫她離開打字機，讓她記下他的遺囑，以便與元首的附在一起。 “在我的一生中”，他口述道，“我斷然拒絕服從元首的命令，這還是首次。我的妻子和兒女，與我一起，拒絕這一命令。”他繼續說，在希特勒的周圍，有的是夢魘式的叛逆；但就在這叛逆中，至少有一人無條件地與他呆在一起，直至死亡。
打完這三個文件時，已快凌晨４時了。此時，鮑曼，戈培爾和希特勒三人，俯身看她打字，其中一人把最後一頁從打字機上撕下來。三人回到會議室後，希特勒便在正式的政治遺囑上簽了字。戈培爾、鮑曼、布格道夫和克萊勃斯也作為證人簽了字。他將消滅猶太人的功勞歸於自己，以此重申了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縈繞於心頭的恐懼。他說，戰爭是他們發動的，而他也讓他們為“他們的罪惡”付出了代價，“即使他使用的是較為人道的方式”。他並不為自己之所為而懊悔。相反，他為自己從未軟弱下來而自豪。 “最重要的是”，他在結尾說，“我已吩咐國家領導人及他們的手下，最大限度地維護種族法，毫不留情地反對國際猶太人這個各民族的共同毒素。”他為完成了滅絕猶太人這個使命而感到驕傲。他重申，他雖有眾多的同謀，但若沒有他，是不會有“最終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