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德國空軍作戰部長埃卡德·克里斯蒂安將軍突然闖進柏林城外的科勒的司令部：“元首已處在崩潰狀態中了！”他把發生的可怕的事情說了一遍。科勒不敢相信，坐上小車，直奔新的最高統帥部，向約德爾詢問克里斯蒂安之所云是否屬實。約德爾平靜地答道：“這是真的。”科勒問元首是否會真的自殺。 “是的，在這點上他是很頑固的。”科勒非常生氣。他說，他必須前去親見戈林，把元首說的話告訴他：“如果要談判，帝國元帥比我幹得更出色。”
４月２３日拂曉，科勒及其參謀人員，分乘１５架ＪＵ－５２飛機前往慕尼黑。在貝希特斯加登，戈林已獲悉了許多情況。那天上午，他對侍者——身邊無他人——說，鮑曼給他發來一封密電，通知他元首患了精神崩潰症，叫他接過指揮權。戈林猶豫不決將信將疑。他該怎麼辦？立刻行動呢，還是等待？科勒直到中午抵達上薩爾斯堡戈林那個舒適而又樸實無華的住地。他激動地把希特勒崩潰一事全告訴了戈林。當然，這大部分他已知道，所以他未作多少反應，使科勒好生奇怪。他問，希特勒是否仍然活著。他是否已指定鮑曼為其繼位人？科勒回答說，他離開柏林時元首仍然活著，出逃的路尚有一二條，首都約可堅守一星期左右。 “反正”，他說，“現在要靠你去採取行動了，帝國元帥！”
戈林拿不定主意。希特勒不也可能已任命鮑曼為他的接班人嗎？他再次問道。鮑曼這個宿敵給他發電報的目的，有可能故意讓他搶班奪權。 “如果我行動，他會稱我為賣國賊；假如我不行動，他就會指責我，說我在最危急的關頭不敢挺身而出。”他派人把漢斯·拉麥斯找來。此人是法律專家，又是１９４１年希特勒親手立他為繼位人的法律文件的保管者。文件規定，在希特勒死後，戈林是他的繼位人。它也規定，元首若無法行使職權——永久或暫時——戈林便是希特勒的接班人。
戈林想要搞清楚的是，柏林的軍事形勢是否到了應該由他來接管權力的地步。拉麥斯不敢作決定。他深知，他對元首的影響已經下降，鮑曼的影響已經上升。所以他便問，自１９４１年來，元首是否發布過廢除立他為接班人的文件的命令。 “沒有。”拉麥斯說，他不時都要核對，看是否會將它廢除。他宣稱，這項法令具有法律效力，用不著再次宣布。
有人建議發一封電報給元首，問他是否仍需戈林當他的副手。於是便草擬了一封電報：“我的元首，鑑於你決定鎮守柏林，您是否希望我本人根據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９日的命令，接管帝國的一切權力？”戈林讀後，加了：“……全權處理國內外事務”一語，以便使他有權與盟國進行談判。他憂心忡忡，說：“若得不到答复呢？必須定個時間界限才行，就是說，在此之前我必須獲复。”
科勒建議將它定在８小時內，戈林便寫了個時限，接著，他又匆匆寫道：“你必須明白，在我一生最困難的時刻裡，我對您所抱的感情，是無法用語言加以表述的。讓上帝保佑您，讓您早日來此地。您最忠誠的赫爾曼·戈林。”寫完後，他重重地往後一靠，說：“可怕！”若在晚１０時前得不到答复，他必須採取激烈的行動。 “我得立刻結束戰爭。”
在地堡內，最被戈林的電報激怒的——英國“超級”機密截獲的戈林的最後一封電報—似乎是鮑曼。他要求將戈林處決。希特勒拒絕做得如此過火，給戈林發出３封互相矛盾的電報。第一封電報提出，戈林若辭去一切職務，因叛國罪的死刑便可置之不理；第二封電報廢除了立戈林為接班人的法令；第三封——也許是最準確地反映了希特勒思想之混亂的一封——的措詞模糊（“您認為我已受阻，無法實現自己的願望的想法，是非常錯誤的，此錯誤想法從何而來，我不知道。”），致使鮑曼覺得，這可能是赦免的前奏。鮑曼自作主張，電告上薩爾斯堡的黨衛軍指揮官，以叛國罪將戈林逮捕。
克萊勃斯在地堡內給凱特爾掛了個電話。將戈林被解職事詳細告訴了他。凱特爾被嚇壞了，不住地說裡邊一定有誤解。突然間，鮑曼的聲音插了進來。他大聲喊道，戈林已被開除，“甚至連德國獵人協會主席的職務也沒有了”。凱特爾沒作答。他暗想，“時局太嚴重了，不好講這些冷嘲熱諷的言辭。”當日下午，凱特爾會見了希特勒。會談失敗了，他與約德爾一起乘車返回司令部。 “途中，我們談得很坦率。兩人同意，我們不能聽之任之——我們討論了在地堡內劫持元首的可能性，可能時還要·使·用·武·力。”但他們又放棄了這個想法，原因是他們不能取得元首的衛隊和保安隊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