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決定進攻西方的風聲傳出去後，德國內部各抵制派便制訂計劃，試圖進行政變和謀殺。有些人主張將元首處決，有些人則主張將他綁架，建立軍人執政團或民主政府。他們列出了各部部長的名單，還向美國和其它中立國伸出了觸角，密謀者中最認真的恰恰是最高統帥部裡的人，領導者是一位性情魯莽的騎兵軍官漢斯·奧斯特上校。他是海軍上將卡納里斯諜報局的主要情報助手，性情急躁，常常不小心謹慎。他所處的戰略地位是再好不過的了。還有，他與陸軍內各派均有聯繫，與沙希特等人，與外交部，甚至與黨衛隊都有聯繫。
奧斯特在慕尼黑找到了一個極有價值的人選。他是個律師，名叫約瑟夫·繆勒，他多年來憎恨希特勒。受奧斯特慫恿，繆勒（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於１０月上旬秘密訪問羅馬，以試探英國人是否願與一反納粹政權媾和。他會見了教皇庇護士十二世，發現他自願充當調停人。教皇的秘書從英國公使處打聽到，大不列顛並不反對與一個反希特勒的德國達成“軟和平”。
繆勒原只有權將此情報口頭轉達給德國的，但他祈求得到一些書面的東西，以便向諜報局和軍方人士證明，這個和平建議是得到教皇親自批准的。令人驚奇的是，教皇居然同意這一要求，並令私人秘書草擬了一封信——該信大致談了談與英國和談的主要基礎。
奧斯特派大受鼓舞。在與西方取得聯繫的各種嘗試中，這次是最有前途的。教皇的參與也許能誘使勃勞希契積極參與這一密謀。然而，這位陸軍總司令卻不為之所動。他深信，德國人民“全心全意擁護希特勒。”哈爾德將軍也同樣膽怯，但在奧斯特和其他人的壓力下，最終同意協助舉行起義。剎時間，似乎所有高級軍官都願意採取行動。密謀者們甚至得到保證說，勃勞希契本人也準備參加——如希特勒不取消入侵的話。
陸軍頭子與元首之間的攤牌定在星期天進行——１１月５日，即陸軍擬向西線陣地發動進攻的那一天。勃勞希契按時來到總理府。在遞交了一份備忘錄後，他詳細闡述了反對入侵的主要論點。他說，在秋雨或春雨中，要發動如此巨大的攻勢是不可能的。 “敵人頭上也下雨”，希特勒簡潔地回答說。勃勞希契在失望中辯解說，波蘭戰役表明，德軍步兵的戰鬥精神比大戰時期低得多，甚至出現了類似１９１８年發生過的、不服從命令的現象。
希特勒客氣地、冷靜地聽著。這種說法把他弄火了。 “在哪一個部隊裡出現過無紀律的情況？”他問道。 “發生了什麼事情？在哪裡？”勃勞希契原是有意誇大其詞，企圖“阻止希特勒”的，見元首如此發怒，只好縮回。 “陸軍的指揮官採取了什麼行動？”元首問道。 “判了幾個人死刑？”
他把尖酸刻薄的言詞的矛頭指向陸軍。陸軍從未忠誠過他，對他的天才也沒有信心，且用故意拖延的辦法破壞武裝計劃。事實上，陸軍是害怕作戰！希特勒猛然轉過身去，大踏步出了房門。勃勞希契回到設在１８英里外的佐森的司令部後，仍處在震驚狀態中，結結巴巴地敘述了剛才發生的事情。幾乎與此同時，總理府打來電話，重申１１月１２日為入侵的日期。具體的時間也定了：清晨７時１５分。哈爾德將軍要求書面指示。很快，通訊員便把指示送到他手中。
此時，陸軍的密謀者萬事俱備，只欠一道書面命令便可推翻希特勒了。但是，上邊既沒有號召起義，又未發令暗殺。相反，他們偷偷地焚毀了可作為罪證的文件。唯一不驚慌失措的是奧斯特上校。通過艾爾布萊希特·馮·伯恩斯多夫伯爵——他父親是大戰期間駐華盛頓的大使——奧斯特上校向比利時和荷蘭兩租界發出警告，１１月１２日清晨開始進攻。
星期天發生在總理府的風暴，卻又碰上了一件令人洩氣的事情。空軍需要連續５天好天氣才能消滅法國的空軍，而星期二（１１月７日）的天氣預報不好。希特勒無奈，只好將進攻日期往後拖延。
希特勒對軍方的陰謀雖然一無所知，但戈林曾警告他要注意勃勞希契和哈爾德兩人：“我的元首，把這些喪門星除掉吧！”瑞士占星家卡爾·恩斯特·克拉夫特的忠告更是直截了當（克拉夫特系希姆萊的特務機關僱傭的占星顧問）。不久前，他曾提交一份文件，說明希特勒在１１月７日和１０日之間有遭暗殺的危險。但這份文件被匆忙存檔，因為給元首占星卜卦是受禁止的。
１１月８日上午，希特勒在慕尼黑參加“老戰士”團圓年會時，建築師特魯斯特太太也發出一項警告。她問他，為何對安全措施如此馬虎，上她畫室時身邊只帶一二名警衛？他回答說，一個人對於上蒼應該篤信。說完，他拍了拍褲袋。 “喏，我手槍隨身帶，但連這玩意兒也成為廢物。若我的末日已決定，只有這個才能救我。”他用手摀心。 “人們應該聽從內心的聲音，相信自己的命運。我深信，是命運挑選我為日耳曼民族效勞的。只要人民還需要我，只要我還為帝國的生命負責，我就會活下去。”他把自己描述成耶穌第二。 “當人民不需要我時，在我完成任務後，我便會被調離這個世界。”
即使在談話內容轉向建築後，特魯斯特太太發現希特勒仍然不安。 “我必須將今天的日程改一改”，他猛然說。接著，他又自言自語，說要與夏勃對一對錶。不過，由於忙於其它事務。他什麼也沒有做。他看了尤妮提·密特福特——她朝太陽穴開槍自殺，其實正在慕尼黑一家療養院療養（*“如果發生戰爭，”在白萊特音樂節期間她對妹妹狄阿娜說，“我就自殺。”她說，如果她所愛的兩個國家動起干戈，互相廝殺，她就不想再活。在電台傳出了英國宣戰的消息後，她步行至英吉利花園，用一支小手槍自殺。她被抬進努斯波姆大街的一家醫院。根據希特勒的命令，她由著名外科醫生馬格努斯負責治療。馬格努斯醫生認為，從太陽穴中取出子彈之危險太大。有關她自殺的消息均被扣押，此消息係由德國駐伯爾尼公使小心謹慎地轉給尤妮提的父母的）。此時，她已恢復了知覺，要求回家。希特勒答應，一旦她適於旅行，他便用專車送她回瑞士。
當天下午，他突然決定當晚在貝格勃勞酒館發表演講。所以，他將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準備工作上。這篇演講主要是講給德國人聽的，所以它將再次攻擊英國。在貝格勃勞酒館的主廳裡，人們掛起了彩旗；黃昏前，麥克風也已裝好，且作了調試。黃昏，一個身材矮小、臉色慘白、額頭高高、眼睛明亮的男人，扛著一隻箱子進來了。他是個技術高超的工匠，名叫格奧爾格·艾爾塞，從前被當作共產黨同情分子被關進達豪集中營。此時，他剛被釋放出來，此行的目的是要殺死希特勒，以取得和平。箱裡裝的是個定時裝置，與炸藥相連。正當服務員和黨的官員為此次演講會作好最後的準備時，艾爾塞乘人不備，走上閣樓，躲在柱後——該柱從講台（有鮮花裝飾）後豎起。幾天前，他用特種鋸將柱子的木板鋸開——他是個精工木匠，還是個機械師——裝上了幾副活頁，將那塊木板改裝成了小門。
廳裡的燈滅了，各扇門也關上了。艾爾塞又等了半個鐘頭，將炸彈置於柱子內，把引爆時間定在晚上１１時２０分左右，元首將於晚１０時開講，炸彈則於演講中途爆炸（B在此之前，曾有不少人試圖謀殺希特勒。有一次嘗試是他完全不知道的，策劃者係一丟掉幻想的黨衛隊隊員。此事發生在１９２９年。在希特勒即將在體育館發表演講前，他在講台下邊安放了一顆炸彈。在演講過程中，他突然想去解手。某人偶然將他鎖在男廁所內——他未能將炸彈引爆。“這是本世紀最大的玩笑”，這個未成為殺手的朋友回憶說，“如果他不是要去上廁所的話，世界的歷史或許已改變。”）
希特勒將他的年輕的兵工師梅克斯·維恩舍召至其寓所——位於普令斯雷根坦廣場。他問，是否能比原計劃早些時候離開慕尼黑？維恩舍向他保證說，這是毫無問題的。為了安全，供元首支配的火車隨時都有兩列。年青的兵工師立刻安排元首坐早車離開慕尼黑。
在貝格勃勞酒館，元首受到了盛大歡迎（歡呼聲不絕於耳）直到１０時１０分他才開講。他對英國破口大罵。聽眾聽得異常開心。事實上，用不著講什麼，聽眾便會鼓掌。由於元首的演講被多次打斷，坐在前排的維恩舍唯恐元首趕不上較早的一班車。
１１時零７分，元首出乎意外地匆匆結束了他的演講。在幾碼外，在那根柱子裡，艾爾塞安裝的炸彈已在嘀嘀噠噠地作響。再過１３分鐘，炸彈就要爆炸了。往常，希特勒在演講完畢後總要花相當多的時間與起義時期的老同志握手、聊天；今晚，他未與人握手，便在赫斯和數名副官的陪同下，匆匆步出大樓，鑽進了等候在門外的車子。肯普卡開著車子直接趕赴火車站。他們還未抵達——在希特勒離開大樓後剛好８分鐘——維恩舍聽見遠處傳來一聲爆炸。他不明白這是何故。如希特勒聽見了這一聲，他也會認為這是不值一提的。
在爆炸過後出現的嘈雜聲中——警車、救護車的警笛大作——謠言又起，說戰爭已經結束。希特勒若站在講台上，戰爭可能會結束——他肯定會被炸死。那顆炸彈炸死７人，炸傷６３人，包括愛娃·勃勞恩的父親在內（他自己雖是黨員，黨證號５０２１６７０。這次他是靠一張低號碼的黨證才得以入場的）。元首坐的列車正要開車時，愛娃在她的密友赫爾達·施奈德的陪伴下趕到了車站。上車後，她們見眾人高高興興的，無憂無慮。誰也不知道爆炸一事；幾乎人人都在喝酒。不喝酒的希特勒很活躍，而使交談生動活潑的還是有譏諷天才的戈培爾。
車抵紐倫堡，宣傳部長戈培爾下車發幾封電報和收集最新消息。回到車廂後，他聲音顫抖，把炸彈一事告訴了眾人。
希特勒原以為戈培爾在開玩笑，直到看見他蒼白的臉孔時才相信。他自己的臉孔也成了陰鬱的假面具。末了，他感情衝動、聲音沙啞地喊道：“現在，我心滿意足了！我比平常離開貝格勃勞酒館早，這正是上帝的意旨。上帝有意幫助我達到目標。”
他首先詢向傷員的情況，然後令夏勃盡力為他們效勞。令畢，他便開始猜測誰是密謀者。他的結論是，炸彈肯定是兩名英國特務安放的。斯·潘恩·貝斯特上尉和史蒂文斯少校兩人，暗中與海德里希的一名特工人員——他在反納粹的陰謀團體中假裝是最高統帥部的一名上尉——暗中進行談判。根據希特勒的猜測，希姆萊立刻下了火車，通過電話下令，將兩名身在荷蘭的英國人綁架回來。
次日下午，史蒂文斯和貝斯特二人於文羅落網，被押進德國受盤問。數小時後，真正的放炸彈者在瑞士邊境被捕，旋即被押回慕尼黑。在蓋世太保總部的審訊室內，在強烈的弧光燈照射下，艾爾塞承認，炸彈是他放的，沒有同謀。他這樣做是為了要結束戰爭。他詳細地描述了他怎樣先鋸開木板，然後給炸彈定時的。
希特勒讀了蓋世太保的報告後，在報告上生氣地批道：“是哪個笨蛋審問的？”他認為，說艾爾塞是個流浪漢是荒唐可笑的。參與這項大陰謀的有他的最兇惡的仇敵：英國人、猶太人、共濟會會員，以及奧托·斯特拉塞爾。這難道不是明擺著的嗎？
希姆萊親自動手，想方設法從犯人口中搞到真實情況。據一目擊者說，他一邊用靴子猛踢戴著手銬的犯人，一邊破口大罵。儘管他拳打腳踢，還用“鞭子或類似的工具”猛抽，那位個子矮小的細工木匠仍一口咬定他先前的證詞。就是在被催眠後，他的口供仍然未改。這樣，海德里希便相信艾爾塞確沒有同謀。但元首卻嚴厲斥責希姆萊未把真正的罪犯找到（B也許這是希姆萊未公開審判和處決艾爾塞的原因。他被關在一集中營裡，成了一名特權犯人；只有艾爾塞才能證實黨衛隊保安處已抓到了唯一的罪犯。後來，艾爾塞託人偷帶一封信給另一名犯人貝斯特上尉。他在信中發誓，１９３９年１０月，達豪的指揮官曾召他去其辦公室，在那裡，兩個男人——估計系海德里希的特工人員——勸他在貝格勃勞酒館安放一顆炸彈。這顆炸彈曾在元首一離開那里便爆炸，以便將一群密謀反對元首的叛徒炸死。艾爾塞同意後，便從集中營獲釋，去安裝炸彈。在柏林蓋世太保總部，那兩名特工人員又要他在審問兩名英國特務時出庭，充當檢察方的證人。他必須證明，奧托·斯特拉塞爾曾將他介紹給貝斯特和史蒂文斯，是他們出錢僱他去安放炸彈的。但貝斯特和史蒂文斯從未受審，在名集中營里呆了５年，活了下來）。
關於這件陰謀，官方的說法是令人詫異的：艾爾塞是共產黨的“偏差分子”，是受國家社會主義的“偏差分子”奧托·斯特拉塞爾的指示才充當英國特務機關的工具的。這是主要情節，宣傳家們又添了不少枝葉。有本小冊子宣稱，英國特務不僅在慕尼黑放了炸彈，還要對許多政治謀殺負責。對吉青納勳爵，弗朗茲·費爾迪南大公和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等著名人物之神秘死亡，英國特務機關也應負責。
除被用來挑唆起對英國的仇恨外，這次未遂謀殺還被用來提高元首的知名度。各階層的德國人向元首發來賀電，慶賀他死裡逃生。全德國，天主教的報刊虔誠地宣稱，是上帝奇蹟般的作用才保佑了元首。福爾哈巴主教發來電報指示，慕尼黑的大教堂應唱《特迪姆》讚美詩，“用總主教管轄區的名義，為元首之有幸脫逃劫難，感謝上帝的神威。”教皇因波蘭被消滅本來要譴責德國的，也以私人名義發專電祝賀。但希特勒懷疑其是否真誠。 “看見這陰謀取得成功他才願意呢”，晚餐時他對一群人說。當弗蘭克反駁說，教皇庇護士十二世歷來是德國之友時，希特勒說：“這倒有可能，但他不是我的朋友。”
對提早離開啤酒館，他已感謝自己的心聲，也感謝上帝。他對霍夫曼說過：“那時，我有一種奇異的感覺，直至現在，我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只覺得我必須盡快離開酒館，”然而，外國觀察家們卻另有一番說法。 “我們大多數人都認為，它有點國會縱火案的味道”，夏伊勒在他的日記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