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11-1939.3
希特勒德國的反猶道路是曲折的。 １９３３年首次對猶太人的限制並未產生多大的效果，好像元首是有意拿其原則去作妥協似的。這是否是一個用合理的方法即用那些只希望將猶太人控制住而不是將其迫害的人們能夠接受的方法，去解決猶太人問題一個嘗試？此後，黨內的種族主義激進分子和政府以及民事部門中的溫和派之間便發生了鬥爭，這一斗爭於１９３５年夏季達到了高潮。此時，溫和派採取的是攻勢，公開反對繼續虐待猶太人，理由是對生意不利。反對猶太人的“不法行為”必須結束——帝國銀行總裁沙希特對一群有影響的人物這樣說（這群人物包括內政部長弗里克，財政部長施維林·馮·克羅西克，司法部長古爾特納和教育部長羅斯特）。否則，他警告說，他便無法完成重振經濟的任務。例如，聯合保險公司在埃及的猶太代理人，由於不斷受到驚擾而辭職，把市場丟給了英國人。許多大猶太進口商都取消了訂貨。一個國家想在經濟上取得成功而又不允許猶太人經商，這種想法是荒唐可笑的。沙希特並不反對公開掛出“不要猶太人”的牌子，因為這種招牌甚至在美國也有，但他堅決反對施特萊徹爾之流掛出的諸如“誰買猶太人的貨，誰就是人民的敵人”的路牌。這群有影響的人一致認為，“野蠻的單獨行動”必須停止，讓猶太問題通過法律解決。
幾星期後，元首本人便採取了第一個立法步驟。在紐倫堡大會上，元首頒布了《保護日耳曼血統和榮譽法》，把一系列鎮壓措施合法化。官方的天主教的“聖職者報刊”立刻將這些措施合法化，認為這些措施“是保護日耳曼人民之質量的無可爭辯的”措施。這樣連施特萊徹爾也覺得滿意，因為猶太問題正在通過德國的最好的法律系統“一件一件地”獲得解決。 “我們不把窗戶砸碎，也不把猶太人砸碎”，他吹噓說，“誰要是單獨進行那種行動，誰就是國家的敵人，是個挑釁者，甚至是個猶太人。”
紐倫堡法律是否是希特勒用來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比較溫和“可能接受的”方法？還是說，他是等待時機，實現其滅絕猶太人的夢想？不管屬於哪種情況，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方法，最少是在目前，已從黨內移至法律。結果，納粹黨內的激進的種族主義者便怨聲載道，仇恨越來越深。此後，由於希特勒執行發展計劃，他們的行動有所收斂。但是，三年後，１９３８年，他們的仇恨終於爆發了。在慕尼黑、紐倫堡和多特蒙德，猶太教堂被搗毀，一個蹂躪猶太人的浪潮席捲了全國。
“在庫爾戶斯坦達姆”，柏林來的外交官兼記者貝拉·弗朗姆寫道，“全城貼滿了漫畫和塗滿了亂七八糟的口號。門上、窗戶上和牆壁上全用防水的油彩塗上了'猶太人'一字。在窮苦的猶太人開設小商店的地區，我們發現，情況更糟。衝鋒隊把該地糟埸得不成樣子。那裡到處都懸掛著猶太人被斬首、被吊死、被施重刑、被斷肢的血腥的圖畫，其說明詞下流已極，不堪入目。窗戶被砸碎，在人行道上，在下水溝裡，到處扔的是從這些可憐的小商店裡掠奪的財物。”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７日，一名叫赫爾切爾·格林茲本的猶太青年在巴黎槍殺了德國外交部的一名小官，這件事為反猶浪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格林茲本的父母已被驅逐至波蘭；他潛入使館的目的原是要刺殺大使，卻碰上了恩斯特·馮·臘特領事。臘特本人是反猶主義者的仇敵，受到蓋世太保的調查。然而，原擬打在他上司身上的子彈卻打在他身上。
“當猶太人並不犯罪”，格林茲本哭著對警察說，“我不是一條狗。我有權利活著。在這個地球上，猶太民族也有權存在。不管我走到哪裡，我都被人像追逐野獸似地追逐著。”
１１月９日下午，臘特與世長辭。其時，希特勒正在慕尼黑市政廳參加黨的干部會議。臘特的死訊傳到了希特勒耳中。
他離開了會議室，與戈培爾交談了片刻，然後便踏上了他的專列。戈培爾回到會議室後宣布，臘特之死在庫爾赫森和馬格德堡——安赫爾特地區激起了反猶的騷亂。他說，元首已決定，若騷亂自發地遍及全國，不必加以阻止。
黨的領導人把這一指示理解為，既要組織示威遊行，又要弄得好像與己無關。然而，衝鋒隊頭子盧策如果不是誤解了戈培爾的意思就是不相信希特勒曾授他這一指揮權。他將在場的隊長集合起來，令他們不准參與任何反猶行動。在衝鋒隊的官員們傳達盧策的指示（在某些地區被置之不理）的同時，黨的領導人也用電話向各省傳達了與此相矛盾的指示。
開始時，黨衛隊並未參與搗毀商店和焚燒猶太教堂的行動。在得悉戈培爾下令集體屠殺猶太人後，希姆萊還令其手下不得過分搶掠，之後，便口述了一份備忘錄：“這份命令是以宣傳部的名義下達的。我本人懷疑，長期以來就對權利夢寐以求的戈培爾，為爭權故，並出於頭腦空虛，在國外政治局勢嚴重的情況下，發起了這一行動。”這一譴責之詞也許只供存檔使用。幾小時前，希姆萊本人曾在為黨衛隊將領們作的秘密報告中猛烈地攻擊猶太人。他說，猶太人一心想將德國毀滅，因此，必須用“空前未有的殘酷手段”將他們逐出帝國。德國在這場反猶的全面戰鬥中若不能取勝，“真正的條頓人便不會有藏身之地，人人都會被餓死或殺死。”
如果說希姆萊是反對正在席捲全國的恐怖主義的話，那末，他的主要助手卻在盡全力火上加油。深夜過後不久，海德里希便向黨衛隊保安處和警局各總部和分部發出電話傳真指示，令他們與黨和黨衛隊領導人合作，“組織示威遊行”。 “目前監獄能容納多少人”，便逮捕多少猶太人，特別是有錢者，“眼下只抓年紀不太大的、健康的猶太人。一當將他們逮捕，便需與適當的集中營聯繫，盡快將他們關進集中營。”
對德國猶太人而言，這是個絕望的夜晚——警察成了破壞和毆打的袖手旁觀的見證人。柏林警察局副局長發現一警察在一被洗動一空的鞋店前哭泣——原來，他的職責是維持秩序，但事與願違，他一籌莫展。按官方的統計，８１４家商店、１７１個家庭被搗毀；１９１個猶太教堂被焚毀；３６名猶太人死於非命，３６人受重傷。但，海德里希本人也承認，這些數字“肯定被大大縮小了”。
奧托·托利許斯致電《紐約時報》說，他剛目擊一場“三十年戰爭”以來德國從未出現過的如此嚴重的毀滅浪潮。 “幾乎在每一個大小城市，從一早開始，便出現了燒殺搶掠，整整持續了一天。眾多的人群，但往往是沉默不語的人群，在袖手旁觀；警察只在指揮交通，並'保護他們'在大規模地逮捕猶太人。”
國外立刻對此作出了反應。這次暴行也得到了一個難忘的名字——因窗戶大量被砸而得名——“水晶之夜”。德國遭到了四面八方的攻擊，被稱為野蠻的國家。眾多的德國人同意此說；黨的許多官員與希姆萊一起，譴責戈培爾的暴行。經濟部長的夫人豐克太太聽見自己的丈夫在電話裡罵戈培爾：“你是不是瘋了，戈培爾？把事情搞得如此亂七八糟！作德國人真是羞恥！我們在國外的威信掃地了。我日日夜夜在為國保存財富，你卻隨心所欲往窗外扔。此事如不立即結束，你會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
戈林當面向元首抱怨說，這些事件使他無法完成他的任務。 “為四年計劃”，他後來證實說，“我盡力將經濟力最大限度地集中起來。在向全國作的多次演講中，我要求全國人民將每個牙膏瓶、每一個銹釘、每一塊廢料都收集起來使用。現在，一個不負責這方面工作的人，一方面毀壞瞭如此眾多有經濟價值的東西，另方面又在經濟生活中闖出如此多的亂子，從而打亂了我的如此困難的計劃。這是不能容忍的！”據戈林說，希特勒聽了此話後，“他為戈培爾開脫，但從總的看，他也同意，這些事是不該發生的，日後不允許它們再發生。”
希特勒已在給人以這種印象，即，他本人對“水晶之夜”一無所知，他自己也在抱怨。 “太可怕了”，他對特魯斯特太太說，“他們把一切都給我毀了，好像象群進了瓷器店一樣……比這還要糟糕得多。我願抱有偉大的希望，要與法國達成諒解的。而現在！”但是，被從倫敦召回慕尼黑參加一次特別記者招待會的弗里茨·赫塞說，在“水晶之夜”開始行動之際，他曾聽希特勒親口說過與此相反的話。在晚餐中間，當元首在吹噓他如何在慕尼黑恫嚇住了英法兩國時，有個副官在戈培爾耳邊嘀咕了幾句。他轉身對元首也嘀咕了幾句。開始時，赫塞聽不清他們在說什麼。後來，同桌的人都不做聲，他才聽清。原來，宣傳部長是在向元首解釋他和衝鋒隊在幾個小時後就要發動的一次襲擊猶太人的店鋪和教堂的大規模行動。赫塞回憶說，毫無疑問，元首是批准了這一行動的。
“希特勒高興得尖聲笑了起來，興奮得拍了一下大腿。”（*普魯士財政部長約翰內斯·波比茨也從戈林口中聽到過類似的說法。當波比茨說，“水晶之夜”的肇事人應受到懲罰時，德國元帥衝口說道：“親愛的波比茨，你是否也想懲罰元首？”）次日，赫塞拜訪了里賓特洛甫。對於未被請去參加前一天的記者招待會，里賓特洛甫仍忿忿不平。首先，他將慕尼黑會議稱為第一流的蠢舉。它的全部意義在於將敵對行動推遲一年，到那時，英國將強大得多。 “請相信我，戰爭不如現在就打才好。我們擁有軍事上的所有王牌。誰知道一年後會發生什麼情況？”但是，最糟糕的是，元首自以為已將英國人嚇住了。 “多年來，我一直想使他明白，他必須小心謹慎地對待英國人，因為他們很危險。但，他就是不信……反之，他卻到處瞎走，發表言詞激烈的演說。昨天，你親耳聽到了！至於戈培爾那個小雜種，你有沒有聽說他那一夥到處在胡作非為？這些笨蛋把猶太人的店鋪砸了——而這些店鋪歷來是雅利安人的財產。他們把我的好戲給破壞了。”
（B戰後，有人宣稱戈培爾與“水晶之夜”無關。在為此作出回答時，戈培爾的私人顧問里奧波爾·古特勒簽署了一份保證書。該保證書大致說，戈培爾承認自己在１９４２年與一小部分人有牽連。據報導戈培爾曾說過：“持堅定立場，就是說，我們不可能把猶太人從德國經濟生活中清除出去，充其量只能做到目前這種地步。所以，我們便決定：'好吧，我們把大小街道一齊動員起來，用那種方法在２４小時內解決問題。'”）
儘管希特勒一再向溫和派表示抗議，集體屠殺卻仍在繼續。至１１月１２日，估計被運往集中營的猶太人就達２萬人。同一天，曾以經濟原因為由反對破壞財產的戈林，召開了一次部長會議，以便決定由誰負責賠償。他一開始便宣布，此次會議具有決定性意義。他接著說的一番話意義有多大，是聽眾當時無法量度的。 “我收到鮑曼一封信，是奉元首之命送來的。信中要求將猶太人問題現在便用某種方法一舉永遠加以解決。昨天，元首來電話再次向我指出，應協調地採取決定性的措施。”在這一指示的鼓舞下，與會者一致同意，損失應由猶太人負責賠償，所採取的形式是：向猶太人罰款１０億馬克。
“我當然不願當一名德國猶太人！”戈林說。在長達４小時的會議行將結束時，戈林作了一個陰鬱的預測：“在最近的將來，若日耳曼帝國與外國發生抗爭，不消說，它首先要在國內與猶太人攤牌。”另外，元首也即將向那些關心德國猶太人的處境的外國建議，將猶太人押解到馬達加斯加島上去。
“１１月９日，他對我作了解釋”，戈林最後說，“他還想對其它國家說：'你們為什麼老在談論猶太人？把他們拿去好了！'”
正當把猶太人從德國經濟生活中全部消滅的計劃在得以實施時，其它德國人，包括黨的許多領導人在內，都在私下里對“水晶之夜”之過火行為深表關切。政府的官僚和黨的領導人深知，這些暴力行動歷來是控制不住的，他們便抗議說，集體屠殺的代價太昂貴了，在反對猶太人的戰鬥中幾乎不算取得什麼成績。其他人則對此種行動的非人道表示反感，但除小心翼翼地發幾句牢騷外，什麼行動也未採取。例如，格哈特·霍普特曼向一友人抱怨說，希特勒把德國給毀了。 “這個渣滓將給世界帶來戰爭，這個可憐的小丑，這個納粹的劊子手，正把我們領入戰爭的世界，領至毀滅！”既然如此，霍普特曼為何不像鮑曼和茨威格那樣，用移居國外作抗議？ “因為我是個懦夫”，這位著名的劇作家答道，“你明白嗎？我是個懦夫！”
那些人，除了未用報復手段外，破口大罵希特勒已無所不用其極。在美國，幾乎每家報紙、電台的每一篇評論，都憤怒地對“水晶之夜”作出反應。狄克霍夫大使自華盛頓給外交部寫信說，他“希望目前席捲整個美國的風暴能在可預見的將來平靜下去，使我們得以再次工作。”直到“水晶之夜”前，他報告說，大部分美國人對反德的宣傳都置之不理，現在呢，連美國的日耳曼人都怒不可遏了。 “特別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除一些例外，那些徹頭徹尾反共思想上也在很大程度上反猶的、頗受尊敬的愛國團體，也避我而去。猶太報紙比先前言詞更加憤激，這是不足為怪的。但是，迄今為止仍與我們保持合作關係、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表明同情德國的杜威、胡佛·赫斯特等許多美國人士，也公開對德採取強硬的態度，這卻是個嚴重問題……近來，從總的氣氛看，抵制德貨的思想猶如火上加油。眼下，貿易談判是不能考慮的。”
羅斯福總統難得地對此進行的譴責，使全國的憤怒達到了高峰。在１１月１５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他向記者們宣讀了一份預先準備好的聲明。他說，從德國傳來的消息使美國的公眾輿論深為震驚。 “我本人也難相信，此事竟然會在２０世紀的文明下發生。為了取得德國局勢的第一手資料，本人已令我國駐柏林大使立刻回國述職並磋商。”但是，官方的譴責僅限於口頭；美國繼續與第三帝國保持貿易關係。
也許，國外的抗議對希特勒產生了一些效果。在“水晶之夜”後一周，希特勒支持了文職人員任用制——該制度保護半猶太血統中的“日耳曼血統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像國社黨那樣，把半猶太血統看作是“猶太影響”的傳播者。他的支持表現在他簽署了“帝國公民法首項規定”。這項公民法把所謂的非雅利安人納入肯定的範疇。根據該法的定義，至少祖籍三輩是猶太血統的，或祖籍兩輩是猶太血統且信奉猶太教或與一猶太人結婚者，才算是猶太人。
接著又出現了奇特的一類：半血統。這係指祖輩只有一人系猶太血統，或祖輩雙方有猶太血統但既未信奉猶太教也未與一猶太人成婚的那些人。這實際上，非雅利安人被分成兩類，“半血統”者不再受到鎮壓措施。希特勒將大筆一揮，便使被他所憎恨的敵人中的一大部分人從他的憤怒下死裡逃生。是他滅絕猶太人的決心有所弱化了呢，還是又在等待適合的時機才當機立斷地行動？或者，由於在他的祖輩中，有一方可能有猶太血統，他便有意無意地企圖拯救自己？ “半血統”的規定還救了耶穌，因為，按希特勒的論點，耶穌雖是上帝之子，但祖輩都有猶太血統，他未信奉猶太教，也未與一猶太人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