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希特勒大失所望，１９３６年仍給他帶來巨大成功。據他對戈林夫人說，這年的聖誕節是“多年來”真正使他愉快的一個節日。 “我覺得，這是使我最愉快的一個聖誕節。”儘管他害著嚴重的胃病，且又失眠和患著濕疹，他們過得很愉快。 １２月２５日，通過霍夫曼即那個攝影師的介紹，他挑選了一個醫生作為自己的貼身醫生。醫生叫德奧·莫雷爾，是位皮膚病專家，在柏林庫爾費爾斯坦達姆大街開業，生意興隆。他的病人多系電影界和戲劇界的知名人士。他又黑又胖，長著一副圓臉，眼睛高度近視，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他的手又粗又大，毛茸茸的，指甲常常納垢。在施治時，他有時也粗枝大葉。有人說，他曾用一塊剛擦完桌子的繃帶包紮病人的胳膊；不經消毒便用同一針頭給兩個病人注射。
德國的醫生很多，希特勒為何單挑選了他，其原因也許是莫雷爾太太與愛娃·勃勞恩之間的友誼之故。自退伍以來，希特勒脫掉所有衣服進行體格檢查，這還是首次。希特勒之上腹痛，莫雷爾診斷結果是胃和十二指腸潰瘍，給他開了“母達弗羅”和“加勒斯托爾”兩藥。希特勒還身患ｍｅｔｅｏｒｉｓｍ，不停地放屁。由於他吃素，病情逐漸加劇。莫雷爾醫生下的藥是科氏去毒丸。這種藥丸含番木鱉鹼，但莫雷爾醫生並不明白它含這種成份，竟讓希特勒每餐吃２至４片。此外，莫雷爾還讓他大量服用維他命，也常常將它與葡萄糖混合進行靜脈注射，以增強希特勒的體力。
國內最有威望的兩名專家，一是德國紅十字會主席格洛維茨醫生，一是柏林慈善醫院的貝格曼醫生兼教授，均未能治愈希特勒之胃痙攣和痛得他無法穿靴子的濕疹。然而，莫雷爾醫生卻保證在一年內治好這兩種病。只一個多月時間，他便給他治好了。於是，希特勒便興高采烈地宣布，這位醫生創造了奇蹟，挽救了他的生命。 “格格維茨和貝格曼二人都讓我挨餓，只許我喝茶和吃餅乾……我的身體虛弱到連案頭工作都不能支持。後來，莫雷爾來了，使我的身體復了原”他將身體的康復完全歸功於莫雷爾，連牙床情況的改善也是注射母達弗羅所致，而不是他的牙醫雨果·布拉希克的處方——勤刷勤按摩——使然。
１９３７年１月３０日，希特勒在議會發表演說，紀念他就任總理四周年。他神采奕奕，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他重申了他的神聖的職責：“今天，本人必須感謝上蒼。是上蒼的恩典才使我一個戰時的無名小卒，得以成功地為我們的榮譽和國家的權利進行鬥爭。”這是一起許諾而不是威脅的演說，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次吹噓卻也有些現實基礎。在執政的頭四年裡，希特勒確實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與羅斯福一樣，他也為收入較低的人們增加利益鋪平了道路；與羅斯福一樣，他憑直覺得出結論，那些被傳統理論搞得六神無主的經濟學家們，對經濟衰退知之甚少。因此，兩位領導人均藐視傳統，大力發展生產和減少失業。 （“希特勒還預見到了現代的經濟政策”，１９７３年，經濟學家Ｊ·肯尼斯·加爾布萊斯評論說，“……他認識到，只有同時控制工資和價格，迅速地實現充分就業才有可能。一個受經濟恐懼壓制的國家，會響應希特勒的號召，一如美國人之響應羅斯福，這是不足為奇的。”或許，他並不懂多少經濟，不知自己之所為。“但是，在經濟方面，如你走上了正道卻不知其所以然，這才是了不起的。”）希特勒還建起了高速公路網，改變著國家的面貌——平時可將全國聯成一體，戰時有助於全國動員。為了使普通人能“用輪子走路”，他發展了“人民車”。此車堅固耐用，價格便宜，一般人均買得起。他要費爾迪南·波爾希設計一種四座、每４０英里耗油一加侖、發動機用空氣冷卻、冬天不致上凍的小車。他還為未來的其他革新作了設想。在大城市內，必須建造自動化的地下停車場、眾多的自由貿易中心、公園、綠化區，以及嚴格控制污染。出於他個人對清潔的關注（也許與害怕長癌有關），對污染問題尤其令他關心；他鼓勵工業界作出努力，以完全消除有毒氣體。在魯爾盆地，有些工廠已安裝了消除污染的設施；凡新建造的工廠，必須配有防止水源遭污染的裝置。
他對城市規劃的興趣甚至延伸至小鎮和鄉村。他對親信們說過，最主要的是空間（另一個關切之點），“我們的建築師們，在製訂規劃時，考慮到了空間問題，這令我高興。只有這樣，我們才毋需興建更多的、幾乎是房上建房的、擁擠不堪的市鎮，如同我們在茨維考和格爾申基爾申等地看到的那樣。如果我被發配到這樣一個毫無美感的市鎮，我將大失所望，將失去快樂，如同我被我的祖國發配出來一樣。所以，我已下定決心，使哪怕是最簡陋的市鎮都要多少有點文化和美感，然後一步一步地提高各市鎮的舒適水平。”
青年的福利及對青年的培養也享有優先權。教育制度已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高中便專修自然科學，非古典課程與人文主義大學預科課程同等重要。由於相當重視體育，重視種族生物學的必修課程，以及重視德國歷史和文學，有些課程，例如古代語言和科學，便受到影響。 “我們的教育的目標是形成性格，”有個納粹教育家寫道，“我們並不想把幾童教育成小學究……所以我說，'讓我們少十磅知識，多十卡路里性格吧！'”
伴隨錘煉性格過程的是將希特勒半神化。在進午餐前，科隆的孩子們必須背誦這段祈禱詞：
元首，我的元首，
上帝賜與我的元首，
保護我吧，只要我還活著！
您救德國於水火；
感謝您呀，我日日能有麵包。
長日佑我，萬勿將我拋棄呀，
元首，我的元首，我的信仰和光明！
萬歲，我的元首！
英國大使菲*？斯向倫敦報告說：“……德國的小學生，在智育和體育方面正在得到精心培育以保衛德國……不過，本人深怕，如果本屆或爾後任何一屆德國政府要求他們必須保衛德國，他們將適合併準備在外國領土上前進或犧牲。”這個徵兆是從“少年訓練”開始的——即為“希特勒青年團”作準備，對１０至１４歲的少年所作的訓練。 “'少年訓練'是新近得到的、永恆的、無情的真理的一個因素”，一本關於這個問題的小冊子作者寫道，“對我們說來，服從一道命令或一道指示是最神聖的職責。這是因為，每道命令均發自負責人，而那位負責人正是我們所信任的元首……所以，德國的父老兄弟們，我們是你們的先鋒。我們這些德國青年的領導者，將你們的兒女進行訓練和教育，將他們塑造成善於行動、善於取得勝利的人們。我們讓他們進了嚴格的學校，鍛煉他們的鐵拳，提高他們的勇氣，培養他們的信心——對德國的信心。”
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後，每個男孩子都有一把刻有“鮮血和榮譽”字樣的匕首。他還被告知說，現在，他不但穿上了褐衣，而且要用武力保護它。 “這就是說，我們不能容忍任何人對我們做的任何事情。”不久前，逃往英國的一個“希特勒青年團”團員說，“我們比任何一個非軍人優越，如果他們敢於裝腔作勢，我們便可毒打他們。”
１９３３年前，“希特勒青年團”的目的不外乎是將各階層的青年團結起來，用宣傳和說服的辦法，一方面讓他們與共產黨的各種組織決裂；另方面向他們灌輸為權力而鬥爭的思想。後來，它的任務卻成了讓他們練好體魄，接受政治教育，訓練他們為元首和民族效勞。然而，與民眾的信念相反，他們並未進行軍訓。據希拉希的副官哈特曼·羅特巴舍說，“制服嘛，則是在希特勒青年團成立前青年組織的服裝，不僅在德國有，而且在其它國家也有。”
為了在思想上和體格上讓全民為未來作好準備，希特勒在四年內把全民的健康水平提高了一大步，連外國人對此也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嬰兒死亡率大大降低，比大英帝國之嬰兒死亡率還低”。希特勒當政後，曾七次出訪德國的英國國會議員阿諾爾德·威爾遜爵士寫道，“肺結核和其它疾病大大減少。審判罪犯的法庭從未如此閒過，監獄也從未如此空過。看到德國青年如此健壯，這確是件快事。連最窮苦的人們的衣著也有改善；他們的笑臉證明，他們的心情也愉快多了。”
工作條件也得到了改善——窗戶多了，擁擠程度減小，洗手間也有改進。在“美化每個地方”的口號下，所有辦公室和工作室都保持整齊清潔。花草多了，使勞動者能欣賞自己的環境。這些成績是實實在在的，而不是幻影。工人們從未享受過這樣的特權。羅伯特·雷伊的“勞工陣線”倡議“歡喜出力量”計劃，還為工人們聽音樂會、上劇院觀賞表演、參觀展覽、跳舞、看電影和參加成人班學習提供津貼。最富有革命性的創舉要算是旅遊津貼。現在，連最卑賤的勞工及其妻兒子女，均可坐上豪華的旅遊船，歡度夢想不到的假日。
“工人們看到，我們是真心誠意要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的”，雷伊說：“他們看到，派出去當德國代表的並不是所謂的'知識階層'，而是他們自己，我們向世界顯示的是德國工人階級。”在德國，人們還建造了許多不分等級的船隻，雇主和白領們與工人們享受同等待遇，希特勒１月３０日在議會演說中說：“德國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且產生了效果。這些效果是最高意義上的民主——如果民主有任何意義的話。”希特勒這番話的意思，正是這種社會民主的精神。
希特勒致力於團結各階層的人們——猶太人當然不屬此列。他的這種牌號的社會主義既不排斥富翁，也不排斥中產階級。 “資產階級切莫以為自己是教育或資本的某種享受者，切勿以為自己已被馬克思的財產觀念與工人們分離”。他對一採訪者說過，“資產階級必須像工人一樣，適應社會之福利。”在實踐中，這種觀念使工人們覺得榮耀，強調了希特勒之社會平等的理論。公共媒介宣傳他是個建築工人、畫家和學生，是人民中的普通一員，是坐在司機旁邊的普通人，他吃的飯菜也很簡單。他拒絕接受任何一種名譽學位。在工廠裡向工人們發表演說時，他總是使用暱稱“我們”，向他們吹噓說，他也是個沒有地產、沒有股票的人——但他卻沒提到，一書已使他成為百萬富翁。
甚至在武裝力量中，這種平等的精神也可感覺出來。在常備軍中，官兵之間的同誌之情比先前要強烈得多；黨衛軍成了民主的典範。在這裡，官階之間的差別已不復存在，有的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兄弟手足之情——這是大多數英美軍官無法接受的。最能表現平等主義的是“青年勞動服務”——凡１７至２５歲的男女青年，不分階級，必須為“人民和祖國”勞動服務一段時間，或當農民，或當勞工。這種做法原是要減少失業，但卻遠遠超過了羅斯福搞的目的相似的“民眾維持兵團”，成了社會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在勞工營的牆壁上，常常掛著旗幟、元首和其他領導人的肖像，以及諸如“德國需要你，你需要德國”、“人民高於一切，你卻微不足道”、“勞動服務是德國青年的光榮職責”等鼓動性的標語口號。在某勞工營中，美國來訪者Ｇ·Ｓ·科克斯發現了兩條很有意思的標語。其一，是希特勒語錄：“猶太人並非德國人，只是商人，不是公民，而是根除者”；*？二，與之並排者，系康德語錄：“勇於使用理智”。科克斯發現，受鍛煉者的情緒很高。 “他們身體健壯，豐衣足食——這是其中某些人多年來未享受過的奢華生活。他們忙得不可開交，無時間評頭論足。”
希特勒在任的頭四年裡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或許是他統一了全國。外交官喬治·肯南警告他的一個上司說，希特勒並未使時光倒轉。 “德國統一了，完全是如此。在這方面，波拿巴和拿破崙三世之未竟事業，在凡爾賽得到了完成。現在，希特勒正將特殊主義殘餘及階級差別連根剷除。鼓吹希特勒是用將一切降低至最低標準以完成這一切之說，是不存在的，是不符合實際的。德國的統一是事實。希特勒可能下台，但團結卻依然存在。與此同時，阻止外來干涉之舉也將存在——必須存在。嫉妒、不穩定、自卑感，以及隨之而來的統治歐洲的貪欲——這些都是大多數德國人真正共有的東西。”
沒有一個研究德國問題的客觀的觀察家能抹煞希特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勞工雖然喪失了工會，資方也喪失了在政治上組織起來的權利。事實上，每個人都喪失了權利和自由，國家得到的是平等和繁榮。然而，為希特勒之綱領所付出的代價卻不限於公民自由的喪失：他雖然用獨創的方式使國家擺脫了經濟衰退和結束了失業，但是，由於他堅持不惜一切代價加速重新武裝，這便將潛在的災難性的經濟危機強加在德國頭上。沙希特這個聰明人物曾使出全身解數，反對希特勒和軍方為使德國經濟獨立所作的努力。首先，他否決了戰爭部和Ｌ． Ｇ．法本生產人造橡膠的計劃。接著，他又拒絕了勃洛姆堡關於增加燃料油生產的要求，因為他生怕此舉會打破和平時期國民經濟之平衡。但是，到１９３６年初，沙希特的影響已逐漸消失。平時，希特勒已下令將陸軍擴大至３６個師，國民經濟被弄得失調。基本原因有兩個：進口價格上升了百分之九，而出口價格卻下降了百分之九；由於農業連續兩年歉收，德國農業無力滿足本國的需要。原料庫存正在減少，市場上已出現令人不安的食品和燃料短缺的情況。由於俄國對這兩種商品的出口進行封鎖，羅馬尼亞又索價甚高，此危機便進一步加劇。供取暖、照明、潤滑用的燃料之供應，以及柴油的供應，都維持在低水平上，而本國之生產又無能給予取代。
就是這種緊急情況，促使希特勒於１９３６年中夏提出了上面提到的實行戰時經濟的計劃。他之解決燃料油庫危機的答案，多年後，在美國被採用了——自給自足。他自然深知，在德國現存的版圖內，是無法生產足夠的原料以達到完全的自足。他仍堅持應盡力而為。他堅持說，只要德國向東擴展，絕對自足是可能達到的。他置沙希特之意見予不顧，要求提高合成橡膠、鐵礦砂、油脂、紡織品和輕五金產品的產量，並要求在一年半內解決燃料危機。
專家們一再警告，若執行這一計劃，生產成本將昂貴異常。他將此當作耳邊風。對他之生產武器而不是增加原料生產的主張，工業界怨聲四起，但他充耳不聞。相反，他用國家將進行干預對大企業進行反擊——假如他們敢於不參與為實現自足而進行鬥爭的話。他宣布，“財政與經濟，以及所有理論，都是為人民之自立之鬥爭服務的。”對希特勒而言，這不過是個意志力的問題。他要求實行“可與軍事和政治動員相比”的經濟動員。只要陸軍在四年內可供作戰，如何將經濟動員起來，這他是不管的。
這就是他１９３６年在紐倫堡大會上宣布的四年計劃。大會結束後一月，他挑選了戈林去主管這一計劃。有意思的是，在他的合作者人選中，只有一名是老黨員，所有高級職務均由願合作的政府官員、企業界代表和總參謀部的軍官擔任。這就意味著，除了只忠於自己和希特勒的戈林外，納粹黨已被排斥在為國民經濟生活制訂決策的範圍外。
在一起號召全國動員的演講中，戈林宣布，工人和農民必須全力生產，發明家必須隨時任由國家支配，商人不能“考慮利潤，只能為建立一個獨立而強大的德國經濟著想。”他用一代人以後由一位美國總統會加以解釋的語言，請求德國全體民眾為國家服務。 “我們每個人每天都要自問，自己能做些什麼，能夠為共同努力之成功貢獻些什麼。”
兩個月後，希特勒親自向一群工業界要員發出強烈呼籲，要他們信任戈林，支持他完成這項重要任務。他說：“戈林是此項工作的最佳人選，具有堅強的決心，是個具有鋼鐵意志的人物。”在同一次會議上，戈林對工業家們說，現在的問題不再是如何廉價生產，而是必須生產。外匯是如何掙得的，這他一點兒也不管。只有那些犯了法而又未獲成功的人才會受到起訴。
“我不得不譴責這些經濟上的胡作非為”，沙希特寫道，“同時反對這種不負責任的、對法律盡量公開地進行肆意嘲弄的行徑。”在他６０歲生日那天，他在一起演說中，是這樣講的。他也批判了戈林之唯一重要者是生產之說。假如我在某塊土地上播種一百磅，收成只有一百磅之四分之三，那末，在經濟上，這是難以想像的胡鬧。 ”這是一位失寵官員的戰爭宣言。不到數月，沙希特被迫辭去經濟部長的職務。這便使戈林得以胡作非為，竭力貫徹元首將國民經濟變成為重新武裝——和為戰爭服務的徹頭徹尾的工具的計劃。
假如希特勒死於１９３７年，即他上台四周年之際——儘管碰上嚴重的經濟大危機——毫無疑問。他將被作為一個最偉大的人物之一寫進德國史冊。在全歐，數以百萬計的人們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傑爾杜魯德·斯坦因（他覺得羅斯福令人生厭）認為，希特勒應得諾貝爾和平獎。喬治·蕭伯納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為希特勒和其他獨裁者辯護。他發表的關於法西斯主義的演講，令他的“費邊學社”（系一主張以和平和漸進的方式實現社會主義之學術團體，１８８４年創立於英國——譯註）同人怒不可遏，也遭到被放逐的反法西斯戰士的激烈反對，言辭激烈的信件如洪水般湧來。另一名直言不諱的追隨者是瑞典著名的探險家斯文·海汀。他寫道，希特勒具有為正義而鬥爭的不屈不撓的熱情、遠大的政治目光、準確無誤的卓識遠見，“他真正關心他的同胞們的福利”。海汀本人有十六分之一的猶太血統，且為此而自豪。他一方面為希特勒的反猶主義辯護，另方面又反對其嚴厲的措施。他說，只要你公正地調查一下停戰以來猶太人的行徑，你就會明白德國人為何討厭猶太人。 “哪里通過了失敗主義和奴顏卑膝的政策，那裡的主要支持者肯定是猶太人無疑。共產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先鋒肯定是猶太人。這是一條規律。”他對希特勒之成就的總結可說是出自戈培爾的手筆，“能在短短的四年內將他的人民從最底層提高到自我覺醒、自豪、守紀律而又有權力的人，自然值得他的同胞感激和受全人類尊敬。”
希特勒不僅鼓舞了作為個人的外國人，而且還作出榜樣，在整個歐洲刺激了類似的運動的發生和發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國法西斯聯盟”，即所謂的黑衣黨。不久前，希特勒曾出席黑衣黨領導人奧斯瓦爾德·莫斯雷爵士與迪阿娜·密特福特舉行婚禮後舉辦的午餐招待會。在法國——在那裡，反猶主義長期以來就是民族主義、忠君主義，有時還是天主教主義的一個方面——查爾斯·莫拉斯領導的“法國行動會”也繁衍起來，它在一部分有天才的作家中影響頗大。此外，在法國還有弗朗斯瓦·德拉羅克上校領導的老牌極右分子組織“鐵十字架”，以至五六個諸如此類的組織。雖然實踐中的法西斯主義令這些非因循守舊者反感，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發表的言論和所取得的成就卻將他們動員了起來。他們反對自由國家，反對民主和議會政體。
在比利時，後來稱自己為希特勒精神之子的青年里昂·德格雷爾組織了“君王黨”，作為反對共產主義的堡壘。 “我們的運動”，多年後他評論說，“是長槍會性質的，不是法西斯的，是精神上的，而不是政治性質的。”在他看來，君王主義是對時弊的一個反動；是政治革新和政治正義的運動；是反對混亂、無能、瀆職、動搖以及——這是最重要的——反布爾什維主義的戰鬥。
法西斯主義的影響波及了美國。在美“德美同盟會”，會員們公開穿起納粹制服：白襯衣、黑領帶、高筒靴和卍字章。
在中國，蔣介石秘密組織了被稱為“藍衣社”的精華小組。 “現在，法西斯主義被認為是落後的”，許多年後，一會員說，“但在那時，它是振興中國的極先進的手段。”它的首要目標，很明顯，是要維護民族的生存。 “法西斯主義是瀕臨滅亡的民族得以自救的唯一工具”，藍衣社的刊物《社會新聞》在一章社論中寫道，“它拯救了意大利和德國……因之，除效法法西斯暴力鬥爭之精神外，別無他途，一如意大利與德國之所為。”
蔣介石也同樣滿腔熱情。 “法西斯主義能否救中國？”他向一群藍衣社會員提出這個問題，並自己作了回答：“當然可以！法西斯主義系中國目前之亟需。”儘管在公開場合他否定西方人士，也厭惡民主，卻督信希特勒之元首原則（“數十年來，吾人對民主和提倡思想自由十分陶醉，卻一無所得”）。 “法西斯主義之要旨”，希特勒上台八個月後，蔣介石告誡其黨的頭目們說，“係對英明領袖之絕對信任。”除非對這樣一位領袖完全信賴，否則，民族之復興實無可能。 “所以，毋需多言，領袖定是有革命精神之偉人，定能作全體黨員之表率和楷模。再者，每位黨員當需犧牲一切，直接為領袖和黨效力，此也即為社會、民族和革命效勞。從吾人參加此革命黨之日期，吾人已將自己之權利、生命、自由和幸福奉獻給此黨及其領袖……為此，吾人才得以被謂為真正法西斯主義者。”
希特勒上台後四年內所取得的成就，大大地鼓舞了許多有同樣思想的人們。法西斯主義不僅吸引著心懷不滿或被剝奪公民權利的人們，而且也吸引著那些心懷好意、憂國憂民的人士。它把大批青年和知識界人士吸引過去——他們覺得，比諸資產階級之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更為新鮮。儘管各國法西斯主義之牌號不同，法西斯主義的所有推崇者（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內）都一致相信，勿論如何，民族之精神團結定能掃除萬難。他們相信，達此目標，任何方式均屬正義，無可指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