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萊茵蘭政變後，元首更埋頭於對外政策。他置國內問題於不顧，任憑自流，強行讓黨和國家接受令人不安的現狀。他也開始與黨內的老同志們疏遠，“除非他親自派人把他們找來，否則他閉門謝客”。狄特里希回憶道：“同時，他也想方設法在他與同僚之間豎立障礙……希特勒已不容忍反對他的主意的任何意見，對懷疑其正確性的任何事物都一概不能容忍。”
那年夏天，《現代史》的一位撰稿人伊格納狄烏斯·法依雷前來瓦申弗爾德採訪元首時，他發現元首在過去一年中已老了許多。對在維也納那些日子裡的生活，對音樂和繪畫，甚至對羅姆集團的情況，他均侃侃而談；但對其政治前景，他卻閉口不提。對上薩爾茨堡的美景，他大加讚賞。這裡，只有在這裡，他才能“呼吸、思考和生活……我想起了過去的我，以及我要完成的事業——假如我還有氣力的話。要是上帝和運星能伴我至終就好了！”
與他姐姐安吉拉坐在門廊裡欣賞薩爾茨堡的美景時，他也表現過同樣陰鬱的神情。有人曾說，他曾欺騙過鄰近的一個農民，以一件家具騙了那人１０００馬克。對此說法，他也悶悶不樂。 “聽著，阿道夫，還沒有那樣糟糕。”安吉拉說：“幾十年後，待你成了'上薩爾茨堡的老頭子'時，１０００馬克，或多點兒或少點兒，都會無關緊要的！”希特勒一時不作聲，然後一手摟著她的肩膀：“首先，１０００馬克左右一事，現在卻是件事兒；其次，我永遠也成不了'上薩爾茨堡的老頭子'。因為，親愛的安吉拉，我的時間太少了。”
那年夏天晚些時候，他們的親密關係變了，這主要是因為她越來越不同意他與愛娃·勃勞恩的那種曖昧關係（私下里，她稱愛娃為“那頭蠢牛”）。但是，她試圖讓希特勒與其情婦交惡的努力失敗了。自愛娃二次自殺以來，他變得更加體貼。不久前，他又在她與妹妹居住地不遠處購買了一座舒適的兩層樓房，供她居住。三萬馬克的房錢是霍夫曼支付的。他將房子交給她，表面上是說以此支付姊妹倆為他照的照片。希特勒也常把愛娃帶到上薩爾茨堡去。到此時，安吉拉已拒絕與愛娃握手，只冷冷地叫她“小姐”，而不是客氣點兒的稱呼”親愛的小姐”。安吉拉常常不在瓦申弗爾德給她留房子。愛娃無奈，只好在普拉特旅館開房。
到秋天，安吉拉與其同父異母的弟弟的關係已變得很緊張。她決定辭去其管家的職務。有謠言說，她是因愛娃被希特勒解僱的。但是據家人說，主要爭論之點在於安吉拉有再次出嫁的計劃。希特勒要安吉拉繼續當瓦申弗爾德的女主人，但她堅持不肯，嫁給了設在德累斯頓的“國家建築協會”的主任馬丁·漢密茨希教授。據元首的第二個堂弟漢斯·希特勒說，另一個爭端是，安吉拉堅持要公開拋頭露面。 “她想把自己變成個要員……而希特勒又不能容忍這點。”他母親的一個親戚，弗里茨·保利，更令人難堪。他不但娶了一個猶太老婆，而且還有一種奇特的幽默感，將這件事公諸於世。他將希特勒的家譜印在明信片上，還把他老婆的處女名（羅森紹爾）作為家譜的最後一支，並且說，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猶太血統的情形。
還有一種謠傳，說他虐待自己的妹妹保拉。戰後，保拉對此予以否認。當希特勒惡名昭著並傳至維也納時，她改姓烏爾夫。即使如此，她仍被解僱。 “我去了慕尼黑，把我生活的困況告訴了我哥哥。他非常諒解我的處境，答應日後的生活完全由他負責。”他每月給她２５０馬克，１９３８年時增至５００馬克。之外，每年聖誕節時送她價值３０００馬克的禮物，還幫她買了一座房子。她偶爾也到上薩爾茨堡去看他，但每次難得住上兩個星期。據官方公佈的消息說，因為元首“太忙”，所以才未參加她的婚禮。
這樣，愛娃便成了瓦申弗爾德的無可爭議的女主人（當時房子正在全面改建）。作為希特勒夏日官邸，瓦申弗爾德必須加以擴建，使之適於舉行高級外交談判。同時，還給愛娃準備了一間臥室，一間梳妝室和一間洗澡房。這些都與他的臥室與書房相連。建築這座顯赫的房子（改名為貝格霍夫），以及山邊興建豪華設施的工作，全由馬丁·鮑曼承擔。對此工程，事無鉅細，鮑曼全盤予以過問，幾乎到了荒唐的地步。
一次，希特勒在進午餐時，在食物上加了調味品，但不知它是什麼。鮑曼立刻離開餐桌，發狂似地往柏林掛電話。數小時後，他向心不在焉的希特勒宣布：“我的元首，調味品的成份如下……”他對下屬的態度可就沒有如此有趣了。一天，當他向赫斯的私人秘書希爾德加德·法斯口述指示時，竟令她取下眼鏡。她提出抗議，他卻把眼鏡掰成兩半，還說：“不戴眼鏡，你要漂亮多了！”
鮑曼的飛黃騰達，令其他人慢慢失寵。埃塞爾光榮地被調去當了小官——旅行代理人，羅森堡被推至後台，連漢夫斯坦格爾也遭到冷落。由於漢夫施坦格爾出言不遜，使他在黨內受到懷疑，還謠傳被列入黑名單。另外，在１９３６年，由於赫崙納獲准離婚，漢夫施坦格爾與希特勒的最後聯繫也斷了。當希特勒得知離婚消息時，希特勒衝口說道：“哎，我得立刻給她發封電報，祝她好運。”但是，他又改口說，“不行，那樣做不行。”他最後說：“漢夫施坦格爾太太是德國少有的真正的貴夫人之一。”每逢她的生日，他繼續給她送花。
漢夫施坦格爾將其內心的擔憂告訴了埃貢——時年１５歲。那年夏天，父子二人在施塔恩貝格湖遊覽，帆船停於湖心。 “孩子，我有話跟你說，要牢牢記住，連一個字都不能忘記。情況不妙。先前，我們全相信運動，對不對？現在，我仍在設法相信它。”他說，他發現了許多貪污腐化的情形，希特勒只聽信於一幫卑鄙的罪犯和吹牛拍馬者。 “若按目前的速度下去，我們就要打仗——與英國人和美國人打仗。這將危及德國和全世界。”目前，國內情況一團糟，因為官員們的辦公桌後坐著一群無賴。 “上帝知道，我已找過希特勒，要他警惕。”但他就是不聽。 “只說情況不明是無濟於事的，他必須知道。如果他知道，就應該拿他負責。”漢夫施坦格爾說，他的宿敵曾試圖用侵吞公款的罪名陷害他。 “不過，他們失敗了，我完全將自己洗涮淨盡。但他們仍不甘心，不久我就要為自己的生命而鬥爭。遲早他們都會將我清洗掉的。”
兒子也不覺得驚奇，因為他也覺得希特勒變了。他不明白的是，父親為何不立刻逃難。漢夫施坦格爾說，事情沒有那麼簡單。他曾協助黨取得政權，曾在政治上和人身上數次幫助元首脫險。 “我們全都有責任。”他說：“基礎以及百分之九十五原來的目標都是好的。還有一線希望。”
與此同時，他們還作好了出逃的計劃，暗語是這條船舶的名字。信的開頭若用了“也許”那就是令埃貢坐火車去瑞士。他走時不應向任何人說話，連向母親說話也不准。既然她與他已離婚，埃貢用不著擔心母親會遭到株連。希特勒肯定比先前更喜歡她“要裝出什麼也沒有註意到，要靜靜地走開，不要耽擱”。
不到半年，危機便來了。漢夫施坦格爾被令立即飛往西班牙，目的是去保護在西班牙的德國記者的利益。但是，飛機一升空，駕駛員便通知漢夫施坦格爾，他已奉命在巴塞羅納和馬德里之間的“紅區”跳傘。漢夫施坦格爾喊道，這是死刑。同情他的駕駛員解釋說，命令是在快起飛時由戈林簽署的。過了不久，一個發動機突然嘎嘎作響。飛行員便呼叫說，飛機有毛病。接著他又意味深長地看了漢夫施坦格爾一眼，補充說，他得找個小機場著陸。著陸後，漢夫施坦格爾便假裝要請示柏林。他從電話間出來，對駕駛員說，元首令他趕回烏夫因。他坐上開往慕尼黑的夜班火車，次日一早便換車去蘇黎世。在那裡，他給兒子發出一封帶有隱語的信。埃貢疊了幾件衣裳，帶著元首的一幅自畫像，跳上了前往蘇黎世的火車，在車上的廁所裡藏了幾個小時。午夜前，他便與父親匯合了。直到不久前，人們一般還相信，飛機事故實際上是個玩笑，目的在於對漢夫施坦格爾進行懲罰，因為他發表過對在西班牙作戰的德軍的士氣不利的講話。但是，在漢夫施坦格爾１９７０年出版的《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ＷｅｉｓｓｅｍｕｎｄＢｒａｗｎｅｍＨａｕｓ》（直譯《在白色和褐色的房屋中間》——譯著）一書中，作者發表了德國空軍將領馮·舒安貝克將軍的一封信。該信表明，那次可能真是個暗殺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