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的每個村鎮，紅黑兩色的卍字旗與舊帝國的黑白紅三色旗幟一起飄揚。希特勒之用兼收並蓄的辦法搞革命的概念正在一個需要革命有秩序地、合法地進行的國家內產生作用。現在，人們已把元首的衝鋒隊看成幾乎是政府的左右手；每個關鍵部門差不多均由納粹或受它控制的人把持。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在教堂裡，褐色革命均受到讚揚和祝福。
希特勒繼續在說，動盪是暫時的。 “革命並不是永遠如此的”，在宣布國家由一黨專政的前夕，他對各州總督說，“必須將革命所產生的激流引進安全的進化渠道內。”掌權的唯一標準是才幹，不是黨員與否。
希特勒並不要流血的起義，也不想搞將普通公民或工業家驅除的全面改革。他給自己的地方長官訂下了指導原則。 “為了取得權力，我們就得迅速地一舉而征服之。在經濟領域內，我們的行動必須由其它發展原則來決定。在這裡，進步只能逐步取得，切不可採取過激行動將現存的條件打碎，這會危及我們的生存基礎的。”這些話，在他的最強大的支持者即衝鋒隊員們聽來甚為反感，幾乎惹其他們動武。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多年來他們都在等待，希望有朝一日能有個享受戰利品的製度。然而，希特勒卻作出了驚人之舉。他從下而上挫敗了這一革命，且完全是靠自己的人格之力量。
他宣告經濟革命已經結束，並將黨員經濟專家撤換，換上來的是大商家代表。希特勒之社會主義是獨一無二的，且服從於他的秘密目標。他之有組織的經濟概念與真正的社會主義頗為接近，但是，只有當它能為更偉大的目標服務時，他才願作一個社會主義者。
他對私有財產的蔑視是波希米亞式的，而不是革命式的。他需要的只是足夠的資本以重建武裝和恢復經濟，使德國享受到適當的命運。他是凱撒，不是列寧。他只將社會主義用來調動群眾。假如他認為；資本主義能推動群眾，他很可能會舉起那面大旗。對希特勒說來，只要能拯救德國，可以不擇手段。
從表面看來，他好像在創造一個工人的社會。在工人們看來，他既是兵又是勞工；他們還在宣傳這一形象。這樣，戰時回戰敗而受辱、平時又因經濟處於崩潰邊沿而受苦的、數以百萬計的德國人，便極易與這種既是戰士又是工人的英雄一拍即合。越來越多的共產黨人——他們的領袖被關在集中營裡——在國家社會主義裡找到了一個家。接受希特勒關於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不同的定義是一點兒也不困難的：“德國之社會主義是由德國人領導的；國際社會主義則是猶太人的工具。”
到１９３３年年中，希特勒已得到了大部分德國人的支持。資產階級和工人，軍界和政界，種族主義者以及國內某些最有頭腦的人物，紛紛加入納粹黨，使它龐大起來。權力腐蝕人——這歷來都是一條政治原則；但它也能使人變得神聖。一年前還是街頭暴徒的希特勒，卻也被他的職務帶來的權力變得受人尊敬。某些德國人是被貪圖方便引誘，但更多的人卻是被理想主義的浪潮引誘。改革似乎在席捲全國。再者，經濟業已好轉；大城市的街頭巷角已不再充斥乞丐。
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追隨希特勒，連劇作家格爾哈特·豪普曼也拜倒在元首腳下，雖然程度有所不同。那年７月，斯賓格勒與希特勒交談了一個半小時；他們對法國的政策展開了爭論。兩人對新教會領導之平庸均表示鄙視。分別時，希特勒對這位作家說，他認為，“將黨外人士爭取到某項政策上來是非常重要的”。斯賓格勒同意這一見解。元首雖然平淡無奇，卻也“是個很正派的人物”——他是帶著這種感覺告別希特勒的·理查·施特勞斯——他並不是元首最寵愛的作曲家。他宣布，對德國之變更，他是滿意的。當《羅生卡瓦利亞》在柏林首演時，元首前往參加，中間休息時在包廂內接見了施特勞斯。這使他喜出望外。
教會的“王子”們更是急於向希特勒獻媚取寵。 “希特勒知道如何駕駛航船”，新近被宣佈為非法的天主黨領袖路德維希·卡斯牧師在晉見教皇后宣稱，“在他當總理前我就常與他見面。他思維清晰，既堅持崇高的理想，又面對現實。他給了我深刻印象……只要秩序得以維持，誰來統治都可以。”*？
烏斯十一世也恪守同樣的原則。這點可在７月２０日希特勒與梵蒂岡簽訂的宗教協定中得到證明。教會同意不讓牧師和宗教界人士參政；希特勒則同意給予全國的懺悔學校完全自由——這是天主教的一大勝利。教皇陛下對希特勒的代表弗蘭茨·馮·巴本表示“最誠摯的歡迎，並說對德國政府有一位毫不妥協地反對共產主義和俄國形形色色的虛無主義的首腦，他是多麼的高興”。
梵蒂岡對被承認為一個十足的伙伴感恩不盡，祈求上帝保佑第三帝國。更實際的是，他令德國的所有主教向國社黨政府表忠。新的誓詞是以含義深刻的話結尾的：“在盡本人之神職時，在為德意志帝國的福利而靜默時，本人將盡力避免危及帝國的行為。”
在德國社會的每一階層，人們均在尋找支持新政府的理由。元首在群眾中大受歡迎；人們川流不息地湧向希皮塔耳瞻仰元首的故居便是證明。他們也前往希特勒孩提時代度暑假的農舍。他們爬上房頂拍照，在院子裡的木槽內洗手，好像裡面盛有聖水似的；他們敲下小塊堆穀倉的石頭，把一切能帶走的東西都帶走，以留作紀念。現在的主人從地裡回來時，他們常常受到遊客們的包圍。 “簡直像趕集一樣”，約翰·施圖茨回憶說，“他們在牛身上畫卍字，一邊高唱希特勒的讚歌，一邊遊村。不久，那個地方便被糟蹋得像廢墟。”
１９３３年７月下旬，希特勒偷空再次拜訪白萊特，在理查和科西瑪·瓦格納以及他們的兒子品格菲的墓前安放了花圈。他還參加了一年一度的節日。自他擔任總理以來，這是首次拜謁瓦格納的故鄉。他在設在萬弗里的圖書室內漫步，滿足之情溢於言表。 “十年前您就是在這兒接見我的”，他對威尼弗里德·瓦格納說。說完，他便陰鬱起來，“那次起義如果不遭失敗，一切都會大不相同。那時我的年紀正合適。我現在太老了。我失去的光陰太多了，必須加倍努力。”沮喪情緒來得快也消失得快，一會兒他便預言他將在位２２年，“到時我就退休，但首先我得掌握更多的權力，省得再找內閣的麻煩。目前，他們認為完全有權過問根本與他們無關的事務。”在進素食午餐時，他透露，一旦得到全權，他就將寺院解散，將他們的財產全部沒收。
那年夏季，希特勒大部分時間在上薩爾茨堡的鄉間別墅消夏。他邀請漢夫施坦格爾一家前往瓦申弗爾德度假。漢夫施坦格爾脫不開身，便派赫崙納和埃貢前往（埃貢已１２歲）。他們從慕尼黑乘車出發，希特勒坐在司機身旁。車抵羅森海姆附近一崎嶇路段時，突然發生急劇的爆裂聲，停了下來。 ７名衛兵，端著自動步槍，立時將拋錨的車子團團圍住。司機凱姆卡連忙檢查發動機——由希特勒打手電。 “元首，又是老毛病”，司機解釋說，“不知是哪個共產黨分子往油箱裡放了糖塊。”希特勒令衛兵加強警戒，興致勃勃地觀看司機拆下一個零件。司機又吸又吹，還往地上吐——汽油和糖。
與其他自豪的家長一樣，希特勒領著赫崙納和埃貢參觀瓦申弗爾德。他的住房坐落在二樓，正對著上薩爾茨堡，與其它房間一樣，陳設簡樸。 “室內只有一張小小的寫字台和好些簡易的書架”，埃貢回憶道，“我特別注意尋找，看元首消遣時看些什麼書。”令人驚奇的是，大部分是卡爾·梅依所著的描寫荒涼的西部的書籍——這些書更適合於埃貢閱讀，而不是總理。
漢夫施坦格爾母子是請來的客人，但住在附近旅店里或寄宿公寓裡的黨員也會來看元首。 “戈林與元首形影不離。他們常在花園的小磚路上走來走去，邊走邊密談。走來走去都是那塊地。若是坐在屋前的走廊上，他們走過時，也可聽到一些談話內容。說話的總是戈林：'我剛簽完２０份死刑書……'據我記憶所及他說的大概只是這些。我母親也聽到過。我們倆都覺得奇怪，堂堂皇皇的國家政策後邊，竟有如此可怕的事情。”
他們全在一聘用餐。餐室設在樓下，簡樸大方。埃貢吃不慣安吉拉做的奧地利飯菜，尤其是豆莢，因為這菜要與牛奶、麵粉和些小糖一塊吃。不過，餐桌旁無拘無束的談話卻令他神往。 “他們談音樂，談政治，還談中國藝術——實際上，什麼都談。按其標準，希特勒是夠開恩的。我是說，他並不讓你老覺得他是個元首。照例，希特勒是不與人交談的，他不是听就是長篇大論，而他之所云又好像具有天主教的權威。但在這裡，在他的'鄉村別墅'裡，他經常完全與普通的主人一樣，舉止得宜，是個普通人。他談得很多的是汽車，發動機，不同型號的船隻的性能，以及諸如此類有關技術的事情。”
到此時，元首在瓦申弗爾德別墅的消息已傳了出去，全國的旅遊者便湧向上薩爾茨堡。他閉門不出，以免被人看見。
一天，一群人將埃貢叫來，問他希特勒是否有可能出來。 １２歲的埃貢跑到元首跟前，很不自然的說：“希特勒先生，一群虔誠的人在門廊裡等您，等得很急。”
希特勒放聲大笑，跟著埃貢走出去與眾人打招呼。 “他們差點兒暈了過去。他進去後，他們大大謝了我一番。有個歇斯底里的女人還把希特勒踩過的卵石拾了一些，放在玻璃藥瓶裡，歡喜若狂地塞進胸前。”後來，門廊裡又來了一群人。埃貢向他們收集了一疊明信片、照片和紙片，一聲不響地將它連同一支筆放在元首面前。 “我的上帝！孩子”，他笑著喊了一聲，“你也不放過我呀，是不是！”
希特勒下山返回柏林後，準備以同樣和善的臉孔去面對世人。那年８月，希特勒批准埃貢的父親出版一本反對希特勒的漫畫集，這些漫畫系集自德國國內外的報刊雜誌。畫集書名叫《白紙黑字》，封皮上畫著希特勒，他善意地對他的批評家放聲大笑。這些漫畫是經漢夫施坦格爾精心挑選出來的，有些是諷刺畫，有些是惡意中傷的畫，是近１０年來最好的。漢夫施坦格爾在序言的開頭，引了希特勒心目中的英雄腓特烈大帝的一句話：“小冊子應掛在低一些的地方”他在序言中解釋說，本書是區分真假希特勒的一個嘗試。
這種宣傳嚇破了戈培爾的膽。漢夫施坦格爾的理由是，這樣才能使英美人獲得良好印象。這便改變了希特勒的形象，使許多外國觀察家都覺得，希特勒是尋開心的對象，而不是懼怕的對象。 “當領袖的神話在德國迅速傳開時”，《文學摘抄》評論道，“歐洲某些獨立的日報和周刊卻著重強調德國獨裁者可笑的方面。他們將希特勒描述成滑稽人物，他的嚴肅令他更加可笑。”對鬥爭中處於劣勢者歷來深表同情的英國人，在元首就賠款與邊境問題與法國人打的交道中，幫了希特勒的忙。羅提安勳爵辯解說，國社黨人在國內的殘暴，“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世界大戰以來德國人受外國迫害的反映。”英國對凡爾賽條約的攻擊僅次於德國。
希特勒帶著這種善意開始修訂其對外政策。統治他的對外政策的，是他的雙重理論，即種族論和生存空間論。偶爾他也會拐彎抹角，但最終總離不了歸結到東方生存空間問題上。希特勒總想誘使英國作為一個沉默的伙伴加入其反對共產主義的十字軍。為此，他必須使英國人相信，帝國已放棄了世界貿易和建立全球海上霸權的野心。簡而言之，德國將控制歐洲大陸，成為反共的堡壘，海洋則由英國去統治。在東征前，為了鞏固自身的地位，希特勒向意大利求援，因為意大利同情納粹之原則，又由於墨索里尼對地中海存有野心，與德國同樣敵視法國。
希特勒從魏瑪共和國繼承得來的外交人員出身於不同的階級，對他的外交方法心存恐懼，但是，大多數外交人員卻也同意其大多數的基本目標——原因完全不同——並自我解釋說，他們可利用他和他的社會主義的招牌去達到自己的目的。 “一般人都相信並希望”，職業外交家赫伯特·馮·迪爾克森回憶道，“不可救藥的革命黨人會被及時消滅，而他們的繼承者，在嚐到了權力這杯美酒的甜頭和享受了權力帶來的舒適生活後，會做更有成效的工作，思想也會變得保守些。”於是，想法與迪爾克森類似的同事們都“覺得，在正常化的過程中，我們有責任進行幫助”。
希特勒在操縱外交事務方面，與操縱工業家和軍方人士一樣狡猾。他允許所有官員留任原職，包括一個猶太人和一個與猶太人結婚的官員在內。他並宣布，帝國希望與蘇聯建立友好關係，只要他們不干涉德國的內部事務。他之反對土生土長的共產運動並不表明他們也敵視俄國，同時，為了表示誠實可靠，他秘密地允許蘇聯根據在他上台前達成的長期貸款協議，延期付款。
到１９３３年秋，希特勒覺得，小心翼翼的國際遊戲已玩到頭了。他決心退出國聯——別的不提，國聯對重新武裝所採取的政策是混亂的。 “我們必須退出”，他差不多興高采烈地對巴本說，“其它考慮均完全無關緊要。”當興登堡詢問退出國聯是否明智時，希特勒辯解說，為求得德國之完全平等，這勢在必行。老頭子違心，勉強同意。兩塊大地產的禮物——以及希特勒和戈林的口頭允諾，即從帝國和平魯士的資金中給每塊地產撥款４０萬馬克以資修繕——可能影響了他。
１０月１４日，希特勒通過電台正式向世界宣布，德國不參加會議並退出國聯。 “在一個沒有這樣的平等權利的組織內寫下自己的名字作為這樣一個組織的成員。對一個有６５００萬人民、熱爱荣譽的國家和熱爱荣譽的政府來說，是個不能容忍的恥辱。”
這個攻擊不是沒有理由的。在某種意義上說，他之退出一個歧視戰敗國的組織，是拒絕凡爾賽條約的象徵，而不是對西方的挑戰。他破例向法國人重申其和平願望，並希望德國與法國和解。
希特勒的閃電戰術是賭博——然而，由於聲言和平，這又是包贏不輸的。不出所料，英國人同情多於譴責。赫特伍德的艾侖勳爵在上議院說：“……我們不得不承認，在過去１５年來，我們和其它國家均未將明智的公平正當手段交給德國，而這種手段，當德國從自己的土地上拱手將發動戰爭的政權交出去時，德國是理應得到的。”
希特勒宣布，他將把自己的決定交給訂於在月底舉行的公民投票。這是希特勒處理問題，在國內爭取廣泛支持的典型方法。宣布後幾小時，祝賀信便如洪水般朝他的辦公室湧來。 “天主教行動”組織還拍來電報，“一致”支持他們的元首。 “使元首退出國聯的並非野心”，德國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馬丁·海德格對他的學生們說，“也不是心血來潮，不是盲目的固執，更不是要使用暴力的慾望；它不外乎是要無條件地為掌握我國人民的命運而明確地負責的願望而已。”（海德格那時是個納粹黨員，數月後退黨。）
希特勒絕未放棄其兩面的外交政策。 １０月１８日，在會見《每日郵報》記者華德·普頓斯時，他的講話既溫和又入情入理。雖然德國人“決不再容忍繼續歧視德國之舉，但他們絕不要第二次世界大戰。”
對新聞記者發表的保證言辭，在外交界卻意義甚微。德國駐意大利大使致電外交部說，墨索里尼“對我採取之步驟甚為不安，並感深悔。”墨索里尼不但認為德國之退出國聯是對他之威信的一次嚴重打擊，而且“覺得無法擺脫目前局勢，也不知道德國將如何動作。”
墨索里尼的憤怒雖然使元首感到關切，但他仍集中全力，為在行將到來的公民投其中獲得令人信服的授權而奔波。他處之如同競選，利用黨的財力人力，力圖說服人民支持他退出國聯。教會再次給予熱情支持。巴伐利亞的每個主教均批准紅衣主教法拉伯要求投贊成票的聲明：“這樣，民主教徒們便重新表明他們對人民、對祖國的忠誠，表明他們贊成元首為使德國人民從戰爭恐怖和布爾什維主義的恐怖下解救出來，使公共秩序得以鞏固，為失業者創造就業機會所採取的卓有遠見而強有力的行動。”它反映了公眾對失敗的戰爭和壓抑人心的凡爾賽條約的憤慨。希特勒之所以要把公民投票之日選擇在１２月１２日，即停戰協定簽字後一天，其原因就在於此。
他向各階級發出呼籲，似乎他們親如一家似的。 “為在世界之林中重新獲得你們的地位而鬥爭之際，內部再鬧矛盾，你們是付不起這個代價的”。他在西門子公司的工廠裡對工人們說，“要使德國不再甘心做個流浪漢，它就必須堅持權利平等。要做到這點，全體德國人民就必須團結一致。接收我為你們的元首吧。我已表明我能領導，我不屬於任何一個階級或集團，只屬於你們。”
在選舉前夕，興登堡與希特勒結成一體——他曾從希特勒處得到巨額報酬。 “明天，請拿出你們的民族榮譽感來，與帝國政府結為一體”，在廣播講話中，他告誡全國人民說，”為了平等原則，為了榮譽的和平，請與我和總理一起，發表意見。要向全世界表明，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們已恢復了德國的統一，而且將維護它。”
這個祈求是愛國者很少能抗拒的。次日，清點後的票數表明，９５．１％的人投票贊成元首的外交政策；在議會的選舉中，９２．２％的選票支持國社黨——選票上唯一的黨。雖然有些外國觀察家嘲笑這一結果（達豪集中營內２２４２人中，２１５４人投了元首的票），它卻是德國人心的寒暑表。在外交政策問題上，阿道夫·希特勒不但賭贏了，而且還加強了他在國內的地位。他得到的授權壓倒了一切。在爾後數星期內，他便通過了一項法律，把黨和國家合二而一。該項法律說，國社黨“是德國國家意志的代表，與國家不可分解地聯繫在一起”。
在把德國全人口置於新政權的統治下之後，希特勒的一體化的政策便正式完成了。靠取得同意（和威脅）的辦法，元首取得了相當大的權力，但仍不是個真正的獨裁者。這是因為，軍方甚至正在抱病的興登堡仍有可能反抗。希特勒已將德國引上了獨裁的道路。德國人並不需要用鞭子驅使自己去跟隨正在使他們擺脫經濟危機和剷除凡爾賽條約的恥辱的普格菲（*德國傳說中的英雄——譯註）。
當然，沒有鎮壓，這是不可能完成的。集中營（這是英國波爾戰爭時期的外來詞）已遍及全國，且人們已習以為常。無論對內還是對外，它都是一種受懲罰的威脅。在沒收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和出版社後，報上也會出現嚴肅認真的抗議。編輯和出版商已雙雙受到控制。隨著帝國新聞局的建立。獨立辦報的最後痕跡也被一掃而光。與新聞自由一起被掃除的還有文藝、廣播、戲劇、音樂、電影和美術。
時至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德國已站在極權主義的門檻前了。這樣做不是恐怖而是時代的需要和團結的願望。因循守舊的精神也不是個階級問題。它在科學家中存在，在工人中也存在。 “我們希望，這樣便能與國家之精神相吻合，忠實地與政府合作”，德國數學家協會主席對他的同事們說，“無條件地，高高興興地——每個德國人均必然會如此——為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及其領袖阿道夫·希特勒總理服務。”
於是，在德國社會的每個階層，在各行各業，都少不了極權和一體。雖然其它國家和民族都在暗自慶幸，這種俯首貼耳是日耳曼人特有的，新政權的鎮壓性也是條頓式的典型，但這兩都卻是經濟、地理環境和時代要求的同一結果。這些踏著國家社會主義的拍子前進的德國人，在熱愛秩序和尚武精神方面各不相同，在殘酷性和傲慢方面也各自有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