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菲所反映的，不過是巴伐利亞的地方官員的印象而已。這些官員誤把“五一”後的政治沉寂當作脫離希特勒及其運動的必然的表現。這種政治上的不活躍一直在延續，中間只發生過一次暫短的騷亂。這次騷亂是由德國一民族主義分子阿爾伯特·里奧·施拉格特因在杜斯堡附近爆炸鐵路以抗議法國占領魯爾被處決而引起的。他以破壞罪名受審，於５月２６日被槍決。
當漢夫施坦格爾聽說，許多愛國組織將於下週在科尼希廣場舉行抗議示威時，他覺得，正在山中度假的希特勒應趕回來參加。他乘火車來到貝希特斯加登——是個美麗的療養聖地，位於德奧邊境——並找到了希特勒（“我愛上了那裡的風景”）。希特勒當時化名烏爾夫先生，住在“英里茨公寓”，該公寓建築在一座名叫奧貝薩爾斯伯格的陡峭的山上。起初，希特勒對向示威者發表演講並不熱心，原因是聽講的什麼人都有；但漢夫施坦格爾一再堅持，希特勒只好答應。於是，兩人便草擬了一份講稿。
當晚，與漢夫施坦格爾同時下榻的埃卡特抱怨說，希特勒常常揮舞犀牛皮鞭，到處虛張聲勢，在公寓經理夫人跟前炫耀。 “希特勒的這種做法我看不慣”，他說，“很明顯，這傢伙已瘋了。”他還談到，希特勒用言過其實的詞藻遣責柏林，藉以在這位夫人跟前賣弄自己：“……那奢華，那荒淫無度，那種不公平，那華麗擺設以及猶太人的財富，使我討厭已極，幾乎叫我不敢相信。我幾乎覺得，我就是來到上帝之廟，發現以兌換金錢為業者的耶穌。”埃卡特說，於是，希特勒便揮舞他的皮鞭，高喊他的神聖任務是像耶穌降臨首都，鞭笞那些貪污腐化的人們。
次日，希特勒陪同漢夫施坦格爾前往火車站。走下奧貝薩爾斯伯格時，他說，新近被撤換的黨報編輯埃卡特，已變成“一個老悲觀主義者，一個老朽無能的弱者”。叔本華把他變成了疑心重重的托馬斯。 “假若聽從了他那些含混不清的胡言，我將走向何處？多妙的高論啊！把人們的願望與意志降到最低限度！意志一喪失，一切也就完了。這一生就是戰爭。”
說完，他便“以奇怪的顫音”打起口哨，吹奏著《羅安格林》裡的天鵝曲。
安東·德萊克斯勒和平子也不贊成希特勒在奧貝薩爾斯伯格的表演。希特勒之越來越高漲的革命熱情，同樣令他們驚慌失措。那些反對希特勒不是在工人階級中建立真正社會主義者的牢固基礎，而是與工業家、富人和銀行家打得火熱的人們，對此也惶恐不安。希特勒必定心裡明白，他正面臨黨內的另一次反叛——一次從那些開始時對希特勒就懷著最崇高的希望，尊他為德國之新生的領袖的人們的不滿和驚愕產生出來的反叛。
那年９月初，希特勒試圖用公開露面的方式去支撐起正在下降的威信。那是在９月１、２日在紐倫堡舉行的慶祝“塞丹戰役”一周年的“德國日”的紀念大會上。那天，十多萬民族主義分子湧向這個古老的城市，在大街上舉行示威遊行。據該市的警方報告稱，此次活動產生的“熱情，是１９１４年以來從未見過的”。街道上到處是納粹和巴伐利亞旗幟的海洋，人們高喊“萬歲”，向魯登道夫及遊行部隊揮動手絹和投擲花束。 “那些被戰敗的、悲慘的、背井離鄉的、被粉碎了的人們，看到了一線希望，看到了一絲從被奴役和窮困下解放出來的光芒。這次慶祝活動就是這種情感的無拘無束的表達。許多男人和女人都哭了，他們壓抑不住自己的感情。”
大多數遊行者都是國社黨徒。大會開始後，希特勒在其中之一的會場上發表了講話。比在科堡，他顯得更加瀟灑：穿的是熨得平平整整的衣裳，頭髮剪得整整齊齊，鞋也不再是高筒的了。 “用不了幾個星期，骰子就要滾動了”，他預言家似地宣稱。 “今天正在形成的東西將比世界大戰更加偉大。它將在德國土地上為全世界樹立一座豐碑”。
次日，“德國戰鬥同盟”成立了。從表面上看，這是民族主義者的聯合，實際上卻是國社黨的發明：它的秘書長是施勃納·里希特，軍事頭目是希特勒的另一個左右手，其中一個主要組織則受羅姆統轄；它的第一個公告（由弗德爾執筆）聽來像是出自希特勒之口。它宣布反對議會主義、國際資本、階級鬥爭、和平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猶太人。
紐倫堡的“德國日”和“德國戰鬥同盟”的成立，標誌著希特勒公開重返其革命之政治舞台。這一點在一個月後變得更為明顯了——他正式成為這個新的組織的政治領袖。它的”行動綱領”公開號召奪取巴伐利亞政權。有謠言說，希特勒正在部署另一次革命。事實上，他確曾宣布，他有意採取行動，不讓赤色分子再次奪取政權。 “我們的運動的任務，與過去一樣，就是為帝國的崩潰作好準備。這樣，在老的樹幹倒塌時，新的幼樹已經長起。”
巴伐利亞的總理歐仁·馮·尼林雖然贊同希特勒的某些主張，但卻被希特勒的煽動暴民的戰術搞得忍無可忍。 ９月２６日，尼林對內閣說，由於情況緊急，必須立刻指定一名邦委員。此委員雖屬內閣領導，“但可放手行使執行權”。他提議讓前總理卡爾出任，理由是，他得到了幾個民族主義團體的支持，且受到保守的君主政體派人士和天主教會的尊敬。
卡爾以法律與秩序的名義接受了這一繁重的職務。他所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下令禁止即將於次日舉行的１４個納粹集會。對阿道夫·希特勒而言，這一行動既是威脅，又是一次機會（他剛從瑞士募捐回來）。如果他俯首貼耳，這可能意味著毀滅；如果他反抗成功，他就有可能成為全國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人們勸他退卻，他日東山再起；認為黨還不夠強大，不宜採取行動。但是，接近普通黨員的人們卻敦促他行動。 “如果現在還沒有什麼表示，戰士們就會溜走”，衝鋒隊慕尼黑團的團長說。 “為使士兵們保持團結”，施勃納·里希特說，“我們必須干點兒什麼，否則，他們會變成左派激進分子。”
這些敦促的言辭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這種衝動行為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並著手在慕尼黑及其四周尋找行動的盟友。他天天忙於會見和探訪各種各樣有影響的人物：軍界頭目、政客、工業界人士和官員。他還與黨的中堅分子和動搖分子談話——許諾，威脅，甜言誘惑。他常說的一句話是：“我們必須向這些人妥協，他們才會與我們一起前進。”
“他一旦下定決心，誰也不可能讓他回心轉意”，赫崙納·漢夫施坦格爾回憶說，“許多時候，當他的追隨者試圖強迫他時，我注意到，他眼中表現出一種遙遠的、不予理睬的神情。好像他的腦子已經封閉，除自己的意見外，誰的也聽不進去。”那年秋天，他眼中的那種遙遠的、不予理睬的神情有著一種特殊的含義。他覺得自己正與墨索里尼比試——而他進軍的目標是柏林。這也不只是僅向親信透露的幻覺。在右派軍方頭目的一次會議上，他號召全巴伐利亞傾全力進攻柏林。 “現在，拿破崙的和救世主的思想已根深蒂固”，曾出席該次會議的一員回憶說，“他宣稱，拯救德國的號召正在他胸中響起，而這個任務遲早要落在他身上。之後，他與拿破崙作了一系列的對比，特別是拿破崙從埃爾巴島回到巴黎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