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開始了新的生活。
他交往的圈子大了，來往的人各式各樣，但都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熱愛日耳曼的任何事物和恐懼馬克思主義。慕尼黑有位內科醫生，他相信星宿的擺動，還宣稱，這給了他在任一人群中辨認出猶太人的能力。更有意思的是恩斯特·羅姆上尉，他是個同性戀者，曾當過連長。羅姆是個模範軍官，是在危險中可以信賴的同志，他長得又矮又胖，頭髮剪得整整齊齊，笑起來很是逗人。他是戰爭的活紀念碑：他的鼻尖被打掉，臉上還有一道深深的彈痕，現在在國防軍里當軍官。他曾說過，“因為我是個惡人，又不成熟，所以，更令我感興趣的是戰爭和騷亂，而不是你們市民的平淡無奇的生活。”從兩人首次在一民族主義小組（“鐵拳”）的秘密會議上見面時起，羅姆便堅信，這個勇於獻身的下士是領導“德國工人黨”最合適的人選，由於羅姆帶來了許多軍人，他實際上已改變了德萊克斯勒——哈爾雷之組織的工人階級性質。在吵鬧的會上維持秩序的正是這些軍人。鮮血和苦難把希特勒和羅姆兩人緊密連在一起，因為兩人同為建立前線戰士的手足之情立下過汗馬功勞。雖然在不久前羅姆接替了梅耳上尉的職務成了希特勒的指揮官，他堅持讓希特勒對他使用暱稱“你”。這樣親密的關係也導致希特勒被其他軍官接受。
希特勒與作家底特利希·埃卡特的關係更加親密無間。埃卡特曾說過，新一代的政治領袖必須有能力承受機槍的咆哮聲。 “我寧願要一隻微不足道的猴子，只要他能對赤色分子作出辛辣的回答，並在群眾向一群學問高深的教授扔桌子腿時不逃跑就行。”另外，此人應是個光棍。 “這樣我們便能吸引婦女！”儘管兩人年齡有差距（相差２１歲），背景又不相同（埃卡特是個大學生，有文化），他們結成了好友，並不只是政治上的相識。兩人均是波希米亞人，能講下層社會的語言；兩人均是民族主義者，都憎恨猶太人。埃卡特認為，凡娶日耳曼女人為妻的猶太人都應監禁３年，如再執迷不悟，繼續犯罪，則予以處決。
埃卡特是個浪漫的革命者，善於進行咖啡館爭論的大師。他多愁善感，冷眼看待人生；是個真心實意的江湖術士，常出現於舞台；若有機會講演，不管是在家中、在街頭、還是在咖啡館，他都津津樂道，講得非常出色。他吸毒成癮，又是個酒鬼，他的庸俗係由其社會背景之痕跡使然。希特勒熱衷於與這位熱情的、口若懸河的知識分子海盜相伴，而他則在慕尼黑淫猥的夜晚世界中為希特勒的亨利王子扮演福爾斯達夫的角色（福爾斯達夫系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人物，系吹牛之代表——譯著）。埃卡特成了希特勒的導師。他給了希特勒一件軍大衣，改正他的語法，帶他逛高級的飯館和咖啡館，並將他介紹給名人文士（“這是終有一天要解放德國的人。”）兩人常在一起談論音樂、文學藝術和政治，一談就是幾個鐘頭。與這位粗暴的作家的關係，在希特勒身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
霍夫布勞群眾集會後幾星期，兩人同往柏林冒了一次險。霍爾德·馮·盧特維茲將軍率領的“精銳自由兵團”，被魏瑪社會主義政府下令解散後，不但沒有解散，反而開赴首都，佔領了柏林，並安插了自己的總理大臣——由一個名叫卡普的普通官員擔任。希特勒和埃卡特兩人看到，卡普右派集團的起義具有巨大的潛力，雙雙自願前往柏林，以便決定是否有可能在巴伐利亞共同採取革命行動。羅姆上尉批准了這一計劃，把他們送上一架運動教練機。這是希特勒的飛機。駕駛員羅伯特·利特·馮·格萊姆中尉是戰時的一流飛行員，很年輕，曾獲“飛行大獎”，後來成了希特勒的空軍之最後一個統帥。那天氣候很壞，儘管格萊姆的飛行技術高超，希特勒還是不斷嘔吐。由於中轉機場被罷工工人佔領，此次的任務險些破產。後來，希特勒急中生智，給自己粘上一道山羊鬍子，埃卡特則化妝成小販，這樣，他們一行才獲准前往柏林。飛機在柏林著陸後，希特勒臉色慘白，發誓日後不再坐飛機。
雖然柏林于３月１３日一槍未放便獻出了城門，但他們的勝利卻是空有其名。凡有地位者，誰也不願在卡普“總理大臣”的內閣任職。這次倉促計劃進行的起義，從一開始便是個大失敗，使之失敗的並不是反攻或破壞活動。與全國人民一樣，柏林人反對軍方的高漲情緒，捲進了反對他們的浪潮。他們覺得，再搞革命不行了，所以，當埃爾伯特政府號召舉行總罷工時，工人們全力支持，使卡普政權無法施政。電力被切斷，電車和地下交通停頓；全城無水，垃圾在街上腐爛；商店和辦公室關門，只有在黑暗中或在燭光中進行的柏林的夜生活，未受影響。這種腐敗的現象係由一部拍得過分的電影所致；該電影寫的是一群１１歲的小妓女，濃妝豔抹，與穿著高筒皮靴的亞馬遜人爭風吃醋的故事。城內仍有供各種口味、各種“嗜好”的人享用的咖啡館和餐館——有男性同性戀者、女性同性戀者、裸體成癖者、虐待狂和被虐待狂。裸體已成為艷事，而藝術所追求的又是淫猥、幻想和厭世之最。柏林是靆靆派藝術家之活動中心，該派詩人霍爾特·梅林用辛辣的諷刺口吻和俚語寫了一首詩，為柏林人描繪出一幅可怕的未來的圖景：
快來呀，孩子們，
讓我們歡快地趕赴屠場，
勒緊褲帶，趕走猶太狼。
帶好毒氣和卍字章，
到人群中去殺一場！
埃爾伯特政府的大罷工竟成了弗蘭肯斯坦的妖怪。卡普的力量被粉碎了，卻為左派的另一次叛亂浪潮開闢了道路。共產分子在德國全境掀起的混亂已達到這種程度，以致埃爾伯特總統不得不出面懇求數天前離政府拂袖而去的馮·塞克特將軍擔任全體武裝力量的總指揮，以粉碎赤色分子的叛亂。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重新糾集剛被解散的“自由兵團”。事件與發展確實令人哭笑不得：昨天的叛軍今天卻被召來加強法律的秩序。這也是一場只有靆靆派劇作家才寫得出來的鬧劇：埃爾伯特發給“自由兵團”的獎金，恰好是卡普政權曾答應獎給他們去推翻他的政府的獎金。
擺在改組後的“自由兵團”面前的任務是艱鉅的。在薩克森，蘇維埃共和國已奪取了政權；至３月２０日，一支擁有５萬名工人的紅軍已佔領了魯爾區的大部地域。同一天，共產黨的《魯爾迴聲報》宣布，勝利的紅旗必在全國飄揚。 “德國必須成為蘇維埃共和國，與蘇俄聯合，成為世界革命和世界社會主義勝利的跳板。”
４月３日，“自由兵團”橫掃魯爾區，消滅了紅軍的據點，殘酷地對待未被消滅的紅軍。 “如果告訴了你們”，“自由兵團”一名青年士兵在家書中寫道，“你們會說我在撒謊。決不饒恕……我們甚至槍殺了１０名紅軍的紅十字會護士，原因是，她們身上帶有手槍。我們將這些小姑娘殺了，殺得很開心——她們是怎樣喊叫，怎樣哀求饒命的呀！絕對不行！帶槍的就是敵人！”
當希特勒和埃卡特從慕尼黑乘著令他們噁心嘔吐的飛機來到柏林時，卡普起義已近尾聲。他們從機場直接前往帝國總理府，與卡普的新聞代表、匈牙利猶太人特萊比希·林肯進行了交談。此人是個冒險家，又有點流氓習氣——在紐約，他曾被當作德皇的奸細逮捕。他告訴他們，卡普人剛剛出逃，他們還是不要暴露身分為好，免得被人逮捕。據稱，當發現管事的是個猶太人時，埃卡特抓住希特勒的胳膊說：“走吧，阿道夫，在這兒沒有什麼事可干了！”
但是，為了見到他們心目中的英雄魯登道夫，他們還是到了首都。平時，魯登道夫正準備喬裝南逃，並與許多觀點相同的北德人磋商，其中包括“鋼盔”黨人，由老軍人組成的超級民族主義集團成員，以及大量得到工業家資助的“民間”組織的領導人等。埃卡特還將他的學生介紹給鋼琴製造商的夫人赫崙·貝希斯坦主辦的沙龍。一見面，她立刻為“年輕的德國救世主”所傾倒，並答應將他介紹給她圈子內其他有影響的人物。
３月３１日，希特勒回到了慕尼黑。同一天，他成了一名平民。這可能是出於自願，但更有可能是授權這樣做的。他打起背包，領取了５０馬克的退伍費，以及一件大衣、一頂帽子、一件外衣、若干條短褲、一套內衣、一件襯衣、若干雙襪子和鞋。他在德爾希大街４１號向人轉租了一間小房。這是個中產階級的居住地，靠近易薩爾河。這里大都是三四層樓的建築物，樓下是商店或辦公室，樓上是小單元房或單身房。
希特勒的房子很小，長１５英尺，寬只有８英尺，比他在曼納海姆住的房子大不了多少。這是本樓最冷的房子，據房東埃爾蘭格說，“租這間房的客人有些人住病了。我們現在用它作雜物間，誰也不會再租它。”
希特勒選擇的住房離《慕尼黑觀察家報》只有一箭之遙，這決不是偶然的。這家報紙已易名為《人民觀察家報》，繼續充當反猶反馬克思主義者的喉舌。希特勒的反猶思想大都由這家報紙反映出來。例如，不久前，這家報紙在頭版頭條刊登的標題是《給猶太人一點顏色瞧瞧！ 》作者認為不管措施如何殘酷，都應把猶太人從德國全部清除出去。這些文章大都出自俄國逃亡者之手，希特勒從中獲得了不少有關共產主義越來越危險的情況。
他自己的首要目標卻是猶太人及和平條約，其次才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對於德國共產黨人之獻身精神，他和埃卡特均多少表示欽敬，恨不得把他們爭取過來。在一起題為《日耳曼與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文章中，埃卡特甚至推薦過他稱之為“日耳曼布爾什維克主義”。一次，在演講時（希特勒坐在他身旁），他對參加黨內會議的人說，德國的共產黨人是有理想的，他們不自覺地在為拯救德國而鬥爭。
俄國的逃亡分子極力反對這一妥協。無論在文章中還是在談話中，他們關於布爾什維克主義危險之說，對希特勒的影響越來越大。在這些來自東方的“末日信徒”中，最善於說服人的要算是阿爾弗萊德·羅森堡，即那位來自埃斯托尼亞的青年建築師兼畫家。首次相見時，彼此對對方的印象均不甚深刻。 “如果我說他令我傾倒，那我是在撒謊”，羅森堡回憶說。只是在聽了他的公開演說後，他才對希特勒入了迷。 “這裡，我看到了一個前線的老戰士是如何以一個自由人的勇氣，赤手空拳地、明確地、令人信服地進行這一斗爭的。在聽他講演１５分鐘後，他引起我注意的原因就在於此。”
在爾後的幾個月裡，隨著羅森堡的文章在埃卡特的周刊和其他民族與種族主義的刊物上的相繼出現，兩人便互相親近，彼此傾慕。給希特勒印象特別深刻的是，羅森堡說，布爾什維主義不外乎是猶太人征服世界之龐大的全球戰略的第一步而已。最後的“證據”是在具有歷史意義的霍夫布勞斯大會後一天拿到的。那天，《人民觀察家報》發表了《復國長者之議定書》。這份議定書被認為是“復國長者”在瑞士的巴塞爾舉行的。旨在陰謀征服世界的２４次秘密會議的書面報告（*這份“議定書”是在反猶主義的溫床法國草擬的，草擬人是沙皇的奸細，幾年後即在１９世紀末發表於俄國。在德國首次發表的時間是在停戰協定簽訂後一年，發表在一俄國移民雜誌上，未產生重大影響。它原是業餘的偽造文件，卻被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捧為福音。在俄國皇室被屠殺後。在埃卡特林堡沙皇之住地發現了一份《議定書》、一本《聖經》和一本）。 《議定書》是希特勒對猶太人存在偏見和恐懼之佐證，也是他與羅森堡的關係之轉折點。此後，希特勒便將羅森堡關於警惕布爾什維主義之說牢記在心，而迄今為止仍屬枝節的共產主義問題，也逐漸在黨的信條中加重了份量。
接受《議定書》的也絕不止希特勒一人。那年５月，倫敦的《泰晤士報》發表一起長文，該文聲稱，此《議定書》系猶太人為猶太人而寫的真實文件，應認真對待。反猶主義原系主張信奉基督教的人們首先鼓吹的；《議定書》不僅在全歐各國流傳，而且流入並發表在南北美洲，這就加劇了心懷惡意的反猶主義。幾世紀來，天主教徒們所受的教育是，耶穌是被猶太人殺害的；第一個新教徒馬丁·路德也攻擊說，猶太人不僅把上帝變成了魔鬼，其本身就是“瘟疫、流行病、不折不扣的災難。”總之，猶太人是基督教和全世界的大敵，必須用斷然措施予以對付。
希特勒對猶太人之仇恨，主要來自他自己在戰爭的末期以及爾後的革命時*？所作的觀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希特勒此時的房東埃爾蘭格竟是個猶太人，而他也有愉快的回憶：“我常在樓梯和門口碰到他——他總在往本子裡寫什麼……他從未使我感到，他將我另眼相看。”）而他從羅森堡、圖裡會、或從戈比諾，路德以及其他著名的反猶主義者那裡得到的東西，僅僅支持了他自己的結論而已。從這些人那裡，他不過是取自己之所需罷了。或許，給他影響更深的還是那些小冊子和滿嘴噴毒的、反猶的低級右派報刊。自早年（在維也納）以來，他對這些低級下流的文章就生吞活剝。這些低級文學所播下的種子，終於在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３日在慕尼黑著名的霍夫布勞斯群眾大會上結出了果實。
他以《我們為何要反對猶太人》為題，滔滔不絕地講了兩個小時。一開頭他就明確宣布，只有他的黨“才能將你們從猶太人的權力中解放出來！”他詳細地闡述了猶太人如何自中世紀以來就在污染社會。他的演講雖沒有什麼獨創和韻律，宣傳效果卻非常顯著。他的反猶思想原是出自他個人的東西，並非是歷史使然，但他卻有將歷史事實與眼下發生的事件巧妙地結合起來、恰到好處地煽動仇恨情緒的天才。他的話常被表示贊同的掌聲和笑聲所打斷，聽眾十幾次為他熱烈鼓掌。當他把猶太人視作游牧民族，專幹“攔路搶劫“的勾當時，聽眾的反應尤其狂熱。
與其精心策劃的譴責相比，希特勒早年對猶太人的攻擊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他首次公開攻擊說，猶太陰謀具有國際性，他們所主張的各民族一律平等以及國際團結，不外乎是瓦解其他民族的士氣的陰謀。先前，他稱猶太人為卑鄙、不道德和寄生蟲；今天呢，猶太人成了破壞者、強盜和企圖“破壞所有民族”的害人蟲。希特勒號召全面頑強奮戰。東西方的猶太人，不管是好是壞，也不管是貧是富，統統都一樣，毫無區別，因為這是反對猶太種族的戰鬥。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一口號已不再適用。戰斗口號應該是“全世界反猶的人們聯合起來！”，“歐洲人民求解放！”總之，希特勒所要求的是“徹底解決”。這點他雖提得模糊，但很兇惡：“把猶太人從我們人民中間清除出去！”在反猶道路上，希特勒早已邁出了一大步。當年早些時候，《慕尼黑郵報》對希特勒摹仿並嘲笑猶太人一事覺得好笑，“阿道夫·希特勒活像個喜劇演員，他的演說像雜耍。”而這次的演說使這家報紙清醒一些了，它承認了希特勒在講壇上的魔力。 “你們必須相信，如果說希特勒有件事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在慕尼黑，鼓動暴民最有能耐的就是他。”
然而，他遠不止是個搗亂者，也不只是對種族主義者發出號召。對他之採取積極行動反猶的號召感興趣的，還有那些以建立大帝國為其最終目標的人們——受人尊敬的中產階級的中年市民們。早在１９１３年，這些人對“泛德團”總裁漢利希·克拉斯所講的一席話就深信不疑。 “猶太民族是一切危險之源。猶太人與日耳曼人水火不相容。”克拉斯聲言，會有人起來領導他們反猶的。 “我們在恭候元首！耐心！耐心！他會來的。要堅持，好好工作，團結起來！”
希特勒這一時期的講演提綱表明，他是何等恐懼猶太人。
“嗜血成性的猶太人！斬斷人民的精神領導。俄國的停屍場。”
“猶太人作為獨裁者與今日之德國。民主與獨裁之戰鬥——不，是猶太人與日耳曼人之戰。這有誰明白？”“通過股票市場和投機產生的和平（通貨膨脹）時期之飢餓？對奢侈品之需求，等等。誰得利？猶太人……為大規模瘋狂所作的滅絕種族之準備——可由大規模之需要——飢餓——加以證明。飢餓歷來就是武器。飢餓為猶太人服務。”“世界革命意味著全世界向世界交易所的主人——猶太——之獨裁投降。”
從這些引語中可看出，希特勒之恐懼與仇恨正在發展成為一種政治哲學。與此同時，尚處於朦朧狀態的外交政策概念也在形成。那年９月，他對聽眾說：“我們的手腳被捆住了，嘴巴也被堵住了。即使喪失了抵抗能力，我們也不懼怕與法國交戰。”此外，他還考慮了與外國結盟問題。不久他宣稱：“對我們說來，敵人端坐在萊茵河彼岸，不是在意大利或別處。”還有，他首次公開攻擊了猶太人的國際主義——這也許是受羅森堡和《議定書》的啟發的結果。他把猶太人與國際主義等量齊觀，選擇意大利為盟國以反對法國；這些雖是初步的概念，但卻也表明，他正為製定一個既合乎邏輯又行得通的外交政策而嘔心瀝血。他從硝煙瀰漫的戰場上帶來的是前線戰士固有的信念與偏見；從一系列給人們帶來創傷的紅色革命中得出的是老百姓的固有的信念與偏見。現在呢，他終於在梳理自己的系統了。但是，他的首要目標，即自從他在維也納的苦難歲月中掙扎時平時隱時現的、對猶太人的仇恨，卻完全不是固有的。
在實際政治領域內，阿道夫·希特勒在加快步伐。幾乎是赤手空拳，他擴大了黨的基礎——這個黨現在已以“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命名。他希望，這個名字將給人們以鼓舞和激勵，嚇倒膽小鬼，吸引那些願為自己的夢想而流血的人們。
出於同樣的精神，希特勒堅持自己的黨旗要能與共產黨鮮紅的旗幟並駕齊驅。 “我們所需要的旗幟要紅得超過他們。”
德萊克斯勒回憶說，要超過赤色分子，但“又大不相同”。最後，有個來自斯坦伯格的牙醫交來一面旗幟，是當地黨建立時使用過的一個卍字，背景是黑、白、紅三色。卍字——在梵文中其意為'包羅萬象'——長期以來就是條頓武士的標記，蘭斯·馮·萊本弗爾斯使用過，“圖裡會”使用過，“自由兵團”許多單位也使用過。多少世紀以來，它不但代表歐洲人，而且也代表北美一些部落的日輪或生命之始末。此後，也許是永遠，卍字將得到某種罪惡的涵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