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6日，胡適從上海乘克里夫蘭總統號輪逃離祖國。 21日抵美國舊金山，27日到達紐約，便住進東城81街104號他原來租住過的公寓裡，開始了他在紐約的流亡寓公生活。
紐約，這個世界最大的都會，對胡適來說，是那麼熟悉，然而又那麼陌生。紐約，已不再像胡適留學時代那樣富於魅力，令人神往；也不再有他任大使前後那種戰爭年代的特別氣氛，令人振奮。現在的紐約，只是冒險家的樂園，百萬億萬富翁的天地。胡適逃亡出來，既不挾巨資，只帶著一點有限的存款；又無冒險的本事，只是一個年老多病，手難縛雞的書生。在那絕情寡義的資本主義社會裡，謀生乏術，一時找不到職業，他能不著急嗎?而隨著國民黨政府垮台，逃亡美國的黨國要人和敗陣將軍，在紐約街頭隨處可見，那一個個沮喪潦倒的模樣，更使胡適絕望煩惱。在華盛頓，那些國民黨的美國朋友們，也一個個充滿失敗心理，對蔣介石政府怨恨不休。胡適感到無臉面見人，於是取消一切約會，關起門來繼續考他的《水經註》。
第二年，夫人江冬秀也到了紐約，胡適的幽居生活才算有了一點慰藉。他們租賃的公寓，雖然已經破舊，畢竟也能蔽風雨。僱不起“下女”，便一切自理。夫人打掃廚房，胡適整理內務；夫人燒飯做菜，胡適便洗碗放筷子，飯後又把剩飯菜和器皿搬回廚房，隨手帶來抹布，拭幾擦桌。生活是相當清苦的。然而在國內鼎鼎大名的胡適，平常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在紐約竟也學會了種種家務勞動，他的老來勤快，也正是“老來窮”所逼出來的啊!
在米珠薪桂的紐約市，沒有固定收入，坐吃山也空，他一點有限的存款，怎夠填那流亡寓公生活的無底深淵!胡適雖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面對晚年淒清困窘的現實，也難免悲從中來，以致多次對他那時結交的少年朋友唐德剛說：“年輕時要注意多留點積蓄!”①這發自內心的誠摯話語，既是對晚輩的關心和勸勉，更流露出對自己淒涼晚景的深沉嘆息。
紐約的寓公生活，不僅清苦，連日常的安全保障也沒有。唐德剛寫道：
他們所住的是大使級的住宅區，但是他那所破爛的公寓，卻沒有大使級的防盜設備。在這盜匪如毛的紐約市，二老幽居，真是插標賣首!
一次胡先生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廚房燒飯。一個彪形大漢的竊賊，忽然自防火樓梯，破窗而入。幸好胡太太沒有學會一般美國女人臨危時的尖叫，她老人家只是下意識地走向公寓大門，把門打開，反身對那悍賊，大叫一聲“GO!”真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那位大黑賊，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從門口“GO”了。她老太太把門關好，又徑地回廚房燒菜去了。 ②
幸好江冬秀女士頗具男子氣概，膽大而有魄力，喝退了黑賊，否則後果就難以設想了。
1950年5月，胡適終於在普林斯登大學謀得葛斯德東方圖書館管理員的職務，9月到職，合約兩年。
普林斯登大學在紐約附近的新澤西州小城，為美國東部常春藤盟校之一，頗有聲望。校中圖書館建築精美，藏書豐富；葛斯德東方圖書館，是其獨立的一個分館。它由創始人葛斯德所收藏的中國圖書為基礎，逐步發展成以中文圖書為主的東方圖書館，包括漢文、滿文、蒙文、藏文，以及日本、朝鮮、印度和泰國的出版物，總計約有近30萬冊。其中最大量收藏的是中國醫藥學書籍及成套叢書。 ③但這個圖書館剛剛成立的時候，普大當局對葛氏這一大批古色古香的中國線裝書，究竟有何價值，完全不了解。他們知道胡適是中國的大學者，又正流寓紐約賦閒，便聘請他來校主持清理並經管這批圖書。胡適當時無事可做，讀書人也大約只能與書打交道，竟屈就了這個小小圖書管理員的職務。 ④
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那時在美國不僅一般人不知道，連美國的漢學界、華人學者也很少有人知道。館裡的工作人員也總共只有兩個，除胡適外，另有一名助手童世綱。胡適上任之後，便嘔心清點整理。 1952年2月，他為普大籌劃舉辦了一個以“十一世紀的中國印刷術”為題的特別書展。胡適親自撰寫了幾篇介紹文章和書展目錄。展覽歷時兩個月，頗為轟動。葛斯德東方圖書館被埋沒多年無人知曉的藏書，便不脛而走，引起了美國漢學界及海內外華人學者的重視。
這個書展結束後不久，兩年合約期滿，胡適便推薦童世綱擔任該館職務，他自己應台灣大學等校的邀請，於年底飛返台灣講學去了。
在紐約的寓公生活，除了考《水經註》，管圖書之外，胡適其實還負有特別使命。在離開大陸之前，1949年1月8日晚，胡適去蔣介石官邸晚餐，即將“引退”的蔣介石勸胡適去美國，說：“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負什麼使命。例如爭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⑤話雖如此說，事實上蔣對胡適這位“美國通”是抱有希望的。胡適離開祖國後不久，蔣介石於5月28日寫有一封密信給胡適，明確交待了此行的任務。信中說：
此時所缺乏而急需於美者，不在物質，而在其精神與道義之聲援。故現時對美外交之重點，應特別注意於其不承認中共政權為第一要務。至於實際援助，則尚在其次也。對於進行方法，行政與立法兩途，不妨同時並進，但仍以行政為正途，且應以此為主務。望先生協助少川(按：顧維鈞字)大使，多加功夫為盼。 ⑥
胡適也頗為盡忠。他曾幾次去華盛頓會見美國政界人士，但“許多同情於中國的朋友，如Hornbeck,如Bullitt,如Pros.George H.Blakeslee,都覺得'一籌莫展'!第二次去時，見著Wedemeyer，他也是'有心無力'”。 ⑦事後胡適回憶說：“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於許多老朋友的失敗心理，使我感到難於說話。”所以他通知中國駐美使館，“取消一切約會，不接見任何政府和國會的領袖。因為大家成見太深，使我處處碰壁；也因為局勢太大，不是私人間的談話所能轉移的”。
⑧由此可見，胡適的使命完成得併不怎麼好。剛好這年8月，美國國務院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更使胡適失望和喪氣，有五個月不曾去華盛頓。直到12月8日，胡適才找到一個機會，又赴華盛頓，在“東西協會華盛頓分會”上，演講《中國歷史上爭取自由的奮鬥》，鼓吹“西方國家不應貿然承認中共，共產主義同政治自由絕不能相容”。 ⑨雖然沒有什麼影響，畢竟是在為逃踞台灣小島上的蔣介石政府說話了。但胡適在紐約的寓公生活“精神上十分苦悶”，讀了“White Book”(白皮書)之後，更不願久居美國，想回去做點事。 ⑩
在胡適流居紐約，思想苦悶的日子裡，大陸的朋友們並沒有忘記他。這年4月29日，胡適的老朋友、北平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教授，寫了一封公開信給胡適，信中介紹解放後北京各學校和學術界的良好情況，“很誠摯的”勸告胡適“正視現實”
，“幡然覺悟”，“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來”，批判“過去所有的學識，拿來為廣大的人民服務”。這封信最先刊登在5月11日《人民日報》上，應該說反映了中共對胡適及其他在海外知識分子的統戰意向；不久，又轉載於香港報紙，6月間便有英文譯本傳到各地。胡適得讀以後，發了“考據癖”，考來考去，陳垣“從來不寫白話文”，信中有關書信日期又有錯誤，故斷言此信百分之一百是別人借用陳垣的名義假造的。於是1950年1月9日，胡適作《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
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發表在台北的《自由中國》上，文中說，“可憐我的老朋友陳垣先生，現在已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了”。胡適的小兒子思杜，追求進步，不願跟他父親逃跑，留在北平。解放後，他進了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精神面貌更不同了。 1950年9月，思杜發表文章，批判他父親，聲明與胡適脫離父子關係。胡適說，知子莫若父，硬說那篇文章一定是別人逼迫思杜寫的。後來，連他內弟江澤函的信，他也疑心是“他受人逼迫，抄了別人擬好的信稿，寄出來向我作宣傳的。”顯然，大陸朋友的規勸並沒能改變胡適的政治態度。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胡適聽到消息，頗為高興，他認為“美國領導出兵制裁共產黨對韓侵略”是一件大好事，是“東亞的命運的轉機”，也是整個“自由世界”和“自由中國”難得的一個“轉機”；並希這場戰爭能夠“逼迫自由世界走上援助自由中國恢復中國大陸，拯救中國四萬五千萬人民的一條大路上去”。
這也正是當年蔣介石政府許多人士的幻想。
這年七八月間，胡適花了40天工夫，寫了一篇英文文章，題為“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史達林策略下的中國》)，登載在美國的《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10月號上。文章三萬餘字，主要針對美國國務院的白皮書，“要人知道中國的崩潰不是像Acheson(艾奇遜)等人說的毛澤東從山洞裡出來，蔣介石的軍隊就不戰而潰了”，而是“經過25年苦鬥以後的失敗”；並且指出，羅斯福總統在雅爾達受了斯大林的欺騙，出賣了中國，以致“中國東北，整個中國，韓國(雖則此處沒有提到她)甚至於整個亞洲大陸的命運都已經被確定了，而歷史也被拖回去了40年”。這是一篇為蔣介石政府失敗辯護的皇皇大文，故台北的《中央日報》很快就翻譯連載，又收入1951年國民黨編印的《本黨與匪黨搏鬥史實》一書。胡適總算是給逃踞台灣而且驚魂未定的國民黨政府說了“公平”話，為他們的失敗找到了藉口，也算是對發表《白皮書》的美國政府發洩了一點怨氣。
1952年底至次年春，胡適在台灣“講學”一個半月，主要講“治學方法”、“杜威哲學”之外，又突擊作反共宣傳，給逃踞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打氣。
1954年2月，胡適又專程回台灣，參加19日在台北開場的“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幫助蔣介石政府維持所謂“法統”。開會那天，他作為大會臨時主席，開宗明義即說：
今天的第一屆國大的第二次會議的召開，是繼續維持憲法的法統，依據憲法第25條，第27條，第28條，第29條的規定，舉行第二任總統副總統的選舉。
胡適這幾句話獲得了陣陣掌聲。但是，這個要維持“法統”的會本身就有個合法不合法的大問題。籌備期間，台灣各界及海外人士多有議論，認為按照“憲法”
規定，第一屆的“國大代表”六年任期已滿，代表資格即已經沒有法理的依據了，怎麼可以再選第二任總統副總統呢?逃到台灣的“國大代表”們自然多盼望繼續當代表，盼望開會，卻也心存疑慮。雖經“大法官”解釋，台灣政界籠罩著的法律危機的烏雲，並沒能驅散。在這樣的情況下，胡適作為台灣人士眼中“民主自由”的象徵人物，能從美國專程來出席會議，本身就給人們不少安慰；而且，他還煞費苦心，想出了一個“扣足日期的算法”，為這次會議的合法性辯護。他以考證家的身份，振振有詞地說：
有人曾提出疑問，第一屆的國民大會，可以兩次選舉總統副總統嗎?我們可以毫不遲疑的答复，正因為我們是行憲的第一屆國民大會，所以可以選舉兩次總統副總統。假如每屆國民大會的任期是扣足六年計算的，那麼就是在國家太平時期，第二任的總統副總統好像還是應該由第一屆的國大選舉出來的。第一屆國民大會是民國卅七年三月廿九日開會的。國大代表的任期從卅七年三月廿九日開始，扣足計算，要到四十三年的三月廿九日，才算六年任滿，而第一任總統副總統，是卅七年五月一日由國民大會公告當選，至五月廿日才就職的。依據憲法第廿九條，國民大會於每屆總統任滿前90日召開。第一任總統任滿前90天，就是今天，正是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六年任期之內。所以我覺得第一任總統“任滿前90日”或“任滿前60日”，都在第一屆國民大會六年任期之內，所以第二任總統副總統的選舉，是第一屆國大代表的任務。 ……所以我們今天的集會，是完全合法的，是完全有憲法的根據的。
胡適演說時，時而兩拳高舉，時而拍案，時而擊桌，情緒異常激動。這“扣足六年任期”的算法，竟獲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國大代表們聽了覺得比“大法官”的解釋更加有力，不時報以熱烈的掌聲；有的甚至老淚縱橫，欽佩不已。有人事後還寫了幾首竹枝詞，其中一首雲：
民主象徵一言重，任期扣足細推求，阽危法統艱難甚，萬眾聞言淚迸流。
這次會議居然順利進行，選出蔣介石和陳誠為第二任“總統”、“副總統”。胡適還代表國民大會把“總統當選證書”送給蔣介石哩。
胡適這次回台北參加國民大會，總算為台灣當局出了大力。返美以後，台灣當局便聘請他擔任所謂“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的副主任。他也果然幫助“設計”起來。在所作《“司徒雷登回憶錄”導言》中，胡適便指責美國不僅“在雅爾達出賣了中國”，又“在緊要關頭的時候停止了對華的有效援助”，致使國民黨政府垮了台；而美國卻又發表“白皮書”，推卸責任。這是胡適感到最傷心和最為不滿的。他為台灣當局設想，要求美國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說：
美國為了贖罪而應該做到的起碼事情，就是繼續拒絕承認中共政權並繼續反對這個政權在聯合國里取得中國的席位。
1957年9月，胡適又奉蔣介石政府的委派，出席聯合國大會，並發表反共演說，題為《匈牙利叛亂在中國大陸的反響》，極力攻擊人民中國，並要求聯合國大會拒絕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
胡適在紐約如此種種的表演，讓人們看到了這位流亡寓公，既可憐又頑固，在淒清飄零的異域，頑固堅持著做蔣介石政府的孤臣孽子，當一名人民中國的反對派。
①參看唐德剛《回憶胡適之先生與口述歷史》，載台北《傳記文學》第31卷第2期。
②同註①。
③關於葛斯德東方圖書館及胡適在該館工作的情況，可參看陳紀瀅的《胡適、童世綱與葛斯德東方圖書館》(載台北《傳記文學》第27卷第1、2期)，及莊申的《記普林斯頓大學葛斯特東方圖書館追悼胡適之先生著作展覽會及其相關之史料》(載台北《大陸雜誌》第24卷第10期)。
④關於胡適在葛斯德東方圖書館的職務，大陸和台灣的研究者有各種不同的說法，諸如館長、主持人、管理員等等。胡適自己按照聘約說得很明白，1950年5月15日他致趙元任夫婦信中說：
Princeton的事，昨天(5月14日)正式發表了，名義是Fellow of the University Library and Curator of the Gest OrientalLibrary with Rank of Full Professor。 (見《胡適給趙元任的信》，台北萌芽出版社1960年6月版，第36頁)
據此，譯為館長或管理員均可，相當於正教授職務。
⑤《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6冊。 （三版註）
⑥此信保存在台北胡適紀念館，轉引自陳漱渝《飄零的落葉》一文，載北京《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4期。 （三版註）
⑦胡適1949年5月22日致趙元任信，見《胡適給趙元任的信》，第25頁。
⑧《在北大同學會歡迎會上講詞》，收入《胡適言論集》，台北華國出版社1953年7月版，乙編。
⑨見台北《中央日報》1949年12月11日；參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6冊1949年12月8日（三版註）。
⑩胡適1949年8月16日致趙元任信，見《胡適給趙元任的信》第29～30頁。
胡思杜的文章披露於1950年9月16日《文匯報》，9月22日香港《大公報》轉載。胡適得知後曾答記者的訪問說：“我們早知道，在共產主義的國家裡，沒有言論的自由；現在我們更知道，連沉默的自由，那裡也沒有。”（見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第6冊，第2152頁。
）
胡思杜後來分配至唐山工業學院任教，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自殺身亡。 1980年11月平反昭雪。 （參看石原皋著《閒話胡適》，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53—55頁。）
《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7冊，1951年2月24日。 （三版註）
參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6冊，1950年6月25日；1952年11月《在台北市記者招待會上答問》、《在國大聯誼會歡迎會上講詞》、《國際形勢與中國前途》(均載《胡適言論集》乙編)，及《東亞的命運》一文(載台北《自由中國》第8卷第1期)。 （三版註）
本文台北《中央日報》譯文題為《史達林征服世界戰略下的中國》，連載於1950年10月19日至21日；另有云軸譯、毛子水校的譯文，載台北《自由中國》第3卷第10期。 （三版註）
胡適在這次會議開始時的演詞，曾刊載於台灣各報。此處是根據台北《暢流》半月刊第9卷第2期載羅敦偉作《胡適之先生新五四精神》一文所記抄出。
同註。
竹枝詞系陸少青作，共五首，載羅敦偉《胡適之先生新五四精神》文中。此處所引為第二首。參看注。
本文原題“Introduction to J.Leighton Stuart's Fifty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4.由李宜培、潘煥昆合譯為中文；後收入《胡適選集》“序言”冊。
胡適1957年9月26日，在聯合國大會的演說，題為“Repercussions of Hungavian Uprising on Mainland Chinese”，載1957年10月出版的“重要演說集”(Vitalspeehes)第24卷。台灣有關胡適的論著中，多譯為《中國大陸反共抗暴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