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至1925年間，北京爆發的女師大風潮，是由於學生反對校長楊蔭榆而引起的；後來發展到直接反對支持楊蔭榆的北洋軍閥政府，尤其是那位鎮壓學生運動的教育總長章士釗。 ①這就直接間接與胡適有些關係。
章士釗是有名的複古派，與胡適可說是老冤家了。他曾經寫過一篇《評新文化運動》的文章，點名批評胡適，特別痛恨胡適所提倡的白話文。其中說：
吾友胡適之所著文學條例。謂今人當為今人之言。不當為古人之言。 ……適之日寢饋於古人之言。故其所為今人之言。文言可也。白話亦可。今為適之之學者。
乃反乎是。以為今人之言。有其獨立自存之領域。又以適之為大帝。績溪為上京。遂乃一味於胡氏文存中求文章義法。於嘗試集中求詩歌律令。目無旁騖。筆不暫停。以致釀成今日的底他它嗎麼吧咧之文變。 ②
文中罵做白話的人“如飲狂泉”，“智出英倫小兒女之下”，是“以鄙倍妄為之筆，竊高文美藝之名，以就下走壙之狂，隳載道行遠之業，……陷青年於大阱，頹國本於無形”。以悻悻的怒罵代替說理，簡直失了他自詡“學士大夫”的體面。
那時胡適在杭州煙霞洞養病，曾對別人說，章士釗的文章“不值一駁”。後來，胡適在上海碰到章士釗，又當面對他說起“不值一駁”的話。章士釗心裡自然很不服氣。
1925年2月的一天，胡適到擷英飯館去吃飯，碰到已經當了北洋政府司法總長的章士釗。飯後，他們便同去對門的一家照相館，合照了一張相，並且約定在照片上題詩以作紀念。章士釗寫的是一首白話詩：
你姓胡，我姓章；
你講甚麼新文學，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來我不駁，雙雙並坐，各有各的心腸。
將來三五十年後，這個相片好作文學紀念看。
哈，哈，我寫白話歪詞送把你，總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適收了照片，看到題詩，暗自高興，也便投章士釗所好，題了一首文言詩答他：
“但開風氣不為師”，龔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開風氣人，願長相親不相鄙。 ③
他們兩位的照片，我們現在雖然沒有眼福見到了，看了這題詩，卻大致也不難想像出來：一位應是西裝革履，滿臉革新模樣；一位則長袍馬褂，復古之態可掬，竟又“長相親”，“雙雙並坐”在一條板凳上，頗有些滑稽。但在女師大事件中，他們兩位之間倒真的是頗為“相親”了。
女師大的那位校長楊蔭榆女士，曾經留學美國，也住過哥倫比亞大學，大約也聽過杜威博士的課，與胡適可算是哥大校友，杜門的師兄妹。但這楊女士脾氣有些古怪。她擔任校長，竟以婆婆自居，把女學生們看做是她家裡的一群童養媳。這婆婆又依附軍閥政府，心地相當悍毒，以“寡婦主義”治校，要把學生陶冶得個個心如古井，臉若冰霜，失其活潑之青春。因此，引起廣大學生的不滿。 1924年11月，楊蔭榆無理勒令國文系的三名學生退學，又辱罵向她交涉的學生自治會代表，激起全校公憤。學生自治會便議決不承認楊為校長，發布《驅楊宣言》，展開了她們所說的“驅羊運動”。
第二年4月，章士釗以司法總長兼任教育總長。 7月復刊《甲寅》周刊，一方面提倡尊孔讀經，攻擊新文化運動；一方面揚言“整頓學風”，支持楊蔭榆鎮壓學生運動。而陳源等人表面上裝得超然像外，十分公平似的，實則偏袒章楊，在《現代評論》上發表文章，以吞吞吐吐的言辭，轉彎抹角的手法，指責學生把女師大變成了“臭毛廁”，且攻擊支持學生的魯迅等人“暗中鼓動，挑剔風潮”。這樣就露出了並非公正，卻又竭力隱瞞的尷尬相。
到8月初，事態發展得愈來愈嚴重：楊蔭榆竟搬來軍警，包圍學校，勒令學生離校；章士釗則在國務會議上提請停辦女師大，並派武裝警察強行接收。於是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北京、上海的學生組織紛紛函電支持女師大師生的鬥爭。北京大學評議會也於8月18日開會，通過決議案如下：
本校學生會因章士釗摧殘一般教育及女師大事請本校宣布與教育部脫離關係事。
議決：以本會名義宣布不承認章士釗為教育總長拒絕接受章士釗簽署之教育部文件。 ④
決議公佈之日，群情大快。而胡適卻反對。他與陳源、燕樹棠等5人聯名寫信，指責評議會“越權自專”，有“抹煞全體教職員同人之嫌”，故向評議會提出“嚴重抗議”。另有周作人、李書華等8人，也聯名致書校長，支持評議會決議，敦促校長將決議案執行。 ⑤隨後，胡適等17教授發表《為北大脫離教部關係事致本校同事公函》，特別強調的是“學術獨立”與“政教分離”，“學校為教學的機關”，“研究學術的機關”，應該“努力向學問的路上走”，而“不應該自己滾到政治漩渦裡去，尤不應該自己滾到黨派政爭的漩渦裡去”。接著，周作人等17教授簽名的《為反對章士釗致本校同事公函》，認為反對“無恥政客”為教育總長，事屬可行，章士釗摧殘教育，又提倡復古，仇視新文學新思想，“當然更應反抗”。又有周作人等41教授發表《反對章士釗的宣言》。 ⑥可見當日的情勢，真是劍拔弩張，互不相讓。章士釗自然十分感激，在《甲寅》周刊上載文稱讚胡適等人的舉動，是“表揚學術獨立之威重，誠甚盛舉”；⑦而擁護章士釗的《大同晚報》，也稱讚他們為“東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⑧從此，聚居在北京東吉祥胡同的這些“現代評論派”的先生們，便得了“正人君子”的雅號。
當日的鬥爭雖然十分尖銳，但教授們之間的爭論，其實也各有根據和道理。胡適等人偏袒章士釗解散女師大的非法行徑，當時卻遭到北京教育界及廣大學生的嚴厲批評。當時上海學生聯合會也鄭重致信，批評胡適說：
比年以來，先生浮沉於灰沙窟中，舍指導青年之責而為無聊卑污之舉，擁護復辟餘孽，嘗試善後會議，諸如此類，彰彰皎著。近更倒行逆施，與摧殘全國教育，蔑視學生人格之章賊士釗合作，清室復辟函中又隱然有先生之名。嗚呼，首倡文學革命之適之先生乎!
先生前曾為青年指導者，青年所期望於先生者良切。先生近來種種舉動，荒謬卑污，長此以往，先生將永為吾全國青年所深惡痛絕。 ⑨
他們的批評可說是義正辭嚴，但又希望胡適“痛改前非，恢復首創文學革命時之精神”，也可說是仁至義盡的了。
這時的胡適，只是固守著“教育獨立”的思想，對章士釗的倒行逆施也是有認識的，而且文學革命之精神餘緒未泯。章士釗在《甲寅》周刊上攻擊白話文學，他還是禁不住要予以回擊。 8月30日的《京報副刊》上發表胡適的《老章又反叛了!
》。文章披露章士釗向新文化投降的“白話歪詞”，“原來只是詐降，他現在又反叛了”!同時指出章士釗反叛的原因，說：
行嚴(按，章士釗字行嚴)是一個時代的落伍者；他卻又雖落伍而不甘心落魄，總想在落伍之後謀一個首領做做。所以他就變成了一個反動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領了。 ……他已甘心落伍，只希望在一般落伍者之中出點頭地，所以不能不向我們宣戰。 ⑩
胡適對於章士釗的批評，還是相當中肯而又很嚴厲的。後來章士釗作文辯解，提起胡適公佈他“投贈之白話詞”一事，還覺得不好意思，說胡適近於開玩笑呢!
圍繞女師大事件及後來的“三一八慘案”，《語絲》與《現代評論》之間展開了激烈的鬥爭，特別是魯迅與陳源的筆戰，尤為頻繁激烈。胡適雖然偏袒章士釗，護著陳源；卻並未公開參加這場筆戰，也從未攻擊魯迅、周作人等反對章士釗的人們。而且，據他後來寫給周作人的信看，他生平對於周家昆弟，“只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隔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
1926年5月下旬，胡適隨“中英庚款訪問團”赴天津訪問。住在旅店，夜間無事，翻讀魯迅的，大都是《新青年》時期寫的文章，讀來頗多感慨。當他讀到《隨感錄四十一》時，更深受感動；聯想到近年來圍繞女師大事件的筆戰，他竟“一夜不能好好的睡”。第二天，胡適不禁心血來潮，便給魯迅、周作人、陳源三人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你們三位都是我很敬愛的朋友；所以我感覺你們三位這八九個月的深仇也似的筆戰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 ……我最惋惜的是，當日各本良心的爭論之中，不免都夾雜著一點對於對方動機上的猜疑；由這一點動機上的猜疑，發生了不少筆鋒上的情感；由這些筆鋒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層層猜疑，層層誤解。猜疑愈深，誤解更甚。結果便是友誼上的破裂，而當日各本良心之主張就漸漸變成了對罵的筆戰。
因此，胡適一再勸說不要忘記裡“學學大海”的那段文章，“讓我們都學學大海”，消除誤解和猜嫌，都向上走，都朝前走。胡適當日的用心，我想不能說是不誠懇的罷；他雖然好心，然而，卻有些不分青紅皂白，不辨是非曲直，一味的調和矛盾，顯然是幻想。也許，這正足以代表胡適那時的自由主義思想和態度。
①章士釗(1881—1973)，字行嚴，筆名孤桐、孤松，湖南長沙人。辛亥革命前，曾參加反清革命。 1914年5月在東京主辦《甲寅》周刊，他自述道：
民國三年。愚違難東京。憤袁氏之專政。謀執文字以為殳。爰約同人。創立雜誌。倉卒無所得名。即曰甲寅。昭其歲也。 (孤桐《大愚記》，載《甲寅》周刊第1卷第1號，1925年7月18日出版。)
兩年後停刊。五四運動後，他成了一個複古主義者。 1924年至1926年間，任段祺瑞執政府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曾參與鎮壓學生愛國運動和民眾的愛國鬥爭。他兼任教育總長後，復辦《甲寅》周刊，提倡尊孔讀經，反對新文化運動。解放後，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館館長。
②章士釗《評新文化運動》，原載1923年8月21日至22日上海《新聞報》；後收入鄭振鐸編《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
③章胡二人互相贈答的這兩首詩，是根據胡適的《老章又反叛了!》一文所錄抄出。該文原載1925年8月30日《京報副刊?國語周刊》第12期；後收入鄭振鐸編《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
④載1925年8月22日《北京大學日刊》，題為“評議會佈告”。
⑤以上兩函件，均載1925年8月22日《北京大學日刊》。
⑥以上三個文件，均見1925年8月29日《北京大學日刊》。 （三版註）
⑦見1925年8月29日出版的《甲寅》周刊第1卷第7號所載《說》一文。
⑧見1925年8月7日北京《大同晚報》。
⑨1925年8月26日上海學生聯合會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上冊，第341頁。
⑩《老章又反叛了!》，原載1925年8月30日《京報副刊?國語周刊》第12期，引文見《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第203頁。
見章士釗所作《答適之》，原載《甲寅》周刊第1卷第8號，1925年9月出版；後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
1926年3月，在馮玉祥國民軍與奉系軍閥張作霖、李景林等作戰期間，日本帝國主義者因見奉軍戰事失利，便公開出面援助，於12日以軍艦兩艘駛進大沽口，砲擊國民軍守軍，國民軍亦開砲還擊，於是日本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議，並聯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國，藉口維護《辛丑條約》，於3月16日以八國名義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間的軍事行動和撤除防務等等，並限於48小時以內答复，否則，“關係各國海軍當局，決採所認為必要之手段”。北京各界人民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種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於3月18日在天安門集會抗議，會後結隊赴段祺瑞執政府請願；不料在國務院門前，段祺瑞竟命令衛隊開槍射擊，並用大刀鐵棍追打砍殺，當場和事後因重傷而死者47人，傷者150餘人，造成了帝國主義和軍閥互相勾結屠殺我國人民的大慘案。
胡適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542頁。
參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377～3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