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中，錢玄同就說過，胡適“對於千年積腐的舊社會，未免太同他周旋了”。胡適自己也不再辯護，卻我行我素。辦《努力》週報以後，他竟兩次進宮看望已經“遜位”的宣統皇帝溥儀，即所謂“二進宮”，最遭輿論的反對。
事情是從故宮裡裝電話引起的。
原來，辛亥革命時，南方革命黨與清廷代表袁世凱達成協議，清帝退位後，由袁氏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民國頒布“關於清帝遜位後優待之條件”，共八款，如下：
第一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
第二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歲用四百萬兩。俟改鑄新幣後，改為四百萬元，此款由中華民國撥用。
第三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侍衛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衛兵，妥慎保護。
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製妥修。其奉安典禮，仍如舊制。所有實用經費，並由中華民國支出。
第六款以前宮內所用各項執事人員，可照常留用，惟以後不得再招閹人。
第七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原有之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
第八款原有之禁衛軍，歸中華民國陸軍部編制，額款俸餉，仍如其舊。 ①
根據這個荒唐的“清室優待條件”，②宣統皇帝溥儀退位之後，仍稱“皇帝”，仍用宣統年號，仍“暫居宮禁”，並無期限，由民國供給巨款，仍然在紫禁城裡過著原封不動的帝王生活。
溥儀當時年紀還小，小朝廷裡的帝王生活十分呆板枯燥。小孩天性好奇，又智識漸長，夢想“恢復祖業”，故對外界的新事物非常感興趣。經洋師傅莊士敦的介紹，他在紫禁城裡接見過英國的海軍司令，香港的英國總督；也知道了白話文運動，讀過胡適的《嘗試集》。但紫禁城裡的王公大臣們卻十分保守，每用“祖宗舊制”來限制小皇帝的越軌行為，企圖維持小朝廷的安寧。皇宮原先沒有電話。
有一次，溥儀聽莊士敦講起電話的作用，動了好奇心，鬧著要裝。大臣們都來勸阻，說“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但溥儀偏不聽。終於在養心殿里安裝了一部電話機。溥儀高興極了，翻著電話本，亂撥電話尋開心。
1922年5月17日，溥儀給胡適掛了個電話，約他進宮去談談。為了進宮，胡適先去訪問了莊士敦。他5月24日的日記裡記載道：
我因為宣統要見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莊士敦(Johnston)，問他宮中的情形。
他說宣統近來頗能獨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按，指皇太后)的牽制。前次他把辮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陳寶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宮中人勸阻他，他不聽，竟僱汽車去看他一次，這也是一例。前次莊士敦說起宣統曾讀我的《嘗試集》，故我送莊士敦一部《文存》時，也送了宣統一部。這一次他要見我，完全不同人商量，莊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見他自行其意了。 ③
5月30日，溥儀派了一個太監去接胡適。那時宮禁仍相當森嚴。他們在神武門前下車，在護兵督察處的客室坐了一會，等與宮里通了電話，才得進宮。那天見宣統的情形，胡適的日記裡也有記載，頗詳細：
我們進宮門，經春華門，進養心殿。清帝在殿的東廂，外面裝大玻璃，門口掛厚簾子；太監們掀起簾子，我進去。清帝已起立，我對他行鞠躬禮，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張藍緞墊子的大方凳子，請我坐，我就坐了。我稱他“皇上”，他稱我“先生”。他的樣子很清秀，但單薄得很；他雖17歲，但眼睛的近視比我還利害；穿藍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陳設，靠窗擺著許多書，炕几上擺著今天的報十餘種，大部分都是不好的報，中有《晨報》、《英文快報》。几上又擺著白情的《草兒》，亞東的。他問起白情、平伯；還問及《詩》雜誌，近來也試作新詩。他說他也贊成白話。他談及他出洋留學的事，他說，“我們做錯了許多事，到這個地位，還要糜費民國許多錢，我心裡很不安。我本想謀獨立生活，故曾要辦皇室財產清理處。但許多老輩的人反對我，因為我一獨立，他們就沒有依靠了。”
他說有許多新書找不著。我請他以後如有找不著的書，可以告訴我。我(們)談了20分鐘，就出來了。 ④
這件事，後來在宮內宮外都引起不大不小的一點風波。據溥儀回憶，宮裡的王公大臣們聽說皇上私自見了胡適這個“新人物”，便“像炸了油鍋似地背地吵鬧起來了。”⑤而京中各報也都當作新聞刊載，還登出“胡適請求免拜跪”，“胡適為帝者師”等傳聞，鬧得滿城風雨。
胡適不得不寫一篇《宣統與胡適》來作答辯。文中交代了與日記所載相同的會見情形之後，便指責別人，說：
清宮裡這一位17歲的少年，處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憐的；他在這寂寞之中，想尋一個比較也可算得是一個少年的人來談談；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
不料中國人腦筋裡的帝王思想，還不曾刷洗乾淨。所以這一件本來很有人味兒的事，到了新聞記者的筆下，便成了一條怪詫的新聞了。 ⑥
胡適從人道主義出發，同情溥儀，覺得這是“很有人味兒”，一般來說似乎很合情理。他還為此寫了一首小詩，題為《有感》：
咬不開，槌不碎的核兒，關不住核兒裡的一點生意；
百尺的宮牆，千年的禮教，鎖不住一個少年的心!
但溥儀卻不是一般可憐的寂寞少年，他是一個夢想“恢復祖業”的皇帝。在中華民國的紫禁城裡還實實在在有帝王，而且在張勛的擁戴下，曾經復闢了12天，這是鐵的事實。那麼，中國人腦筋裡的帝王思想怎麼能刷洗乾淨呢?而一個提倡“德先生”的新人物，去拜望一個曾經鬧過復辟的末代皇帝，還稱其為“皇上”，難道倒是腦筋裡的帝王思想刷洗乾淨了嗎?
此後，胡適仍固執己見，不聽人們的勸告和批評。 1924年10月，馮玉祥率國民軍發動北京政變，解散“豬仔國會”，軟禁了賄選總統曹錕，由黃郛代行國務總理，組成攝政內閣。 11月5日，民國政府派鹿鍾麟等去清宮，修正清室優待條件，沒收清宮，永遠廢除皇帝尊號，並把溥儀的小朝廷趕出紫禁城，限當天全部搬出。
這樣採取斷然措施，結束辛亥革命時早該徹底結束的帝制，無疑是符合時代潮流，符合民情的革命事業。胡適本也反對帝制，但又同情被廢的小皇帝。當天下午，他便致書民國政府，提出抗議，信中說：
先生知道我是一個愛說公道話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們組織的政府提出幾句抗議的話。今日下午外間紛紛傳說馮軍包圍清宮，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後來打聽，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贊成清室保存帝號的，但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的關係。 ⑦條約可以修正，可以廢止，但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 ⑧
胡適的這封抗議信，當時曾摘登京中各報。溥儀及王公大臣們看了自然高興。接著，胡適又親自去溥儀暫居的北府慰問，又當著溥儀一班人，把國民軍責備了一通；他又關心溥儀的前程，鼓勵溥儀出洋留學。 ⑨真可算是末代皇帝的知遇和辯護士了。而稍具良知與民主精神的人，都對胡適的言行不滿，紛紛函電批評反駁胡適；連周作人也不同意胡適的見解。李書華、李宗侗二人在報上看到胡適的言論後，甚至“覺得非常駭異”。他們認為，這種議論若出於“清室臣僕變為民國官吏”的一般人，或其他“與清室有關係”的一般人之口，當然不足為怪；胡適是一個標榜新文化，提倡新思想的新人物，竟然發表這種論調，就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了。因此，他們也寫信批評胡適，很率直的駁斥他對民國政府的指責，指出：
尋常所謂“欺人之弱，……以強暴行之”的意義，當然係指強者對於弱者應有之權利，而強行奪取之謂，……則對於溥儀先生的帝號，當然不能承認是他應有的權利。所以修改優待條件的舉動，當然與強者對弱者強奪完全不同。至於“乘人之喪”的理由，尤其不能成立。清室取消帝號的問題，是民國國體的問題，焉能與一妃之喪拉在一齊?
總之，吾輩如果贊成中華民國這塊招牌，即須承認“清室帝號取消”為正當的、必須的一件事，無所謂“喪”、“弱”的問題。 ⑩
二位李先生據理而論，胡適卻聽不進去。他們並不了解胡適的為人，他固守著“人道主義”一隅之見，便不顧輿論和實情，竟還責備別人對他的批評是謾罵、誣衊，“字裡行間充滿著苛刻不容忍的空氣”。胡適實在頗為固執的呀。後來，“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北，製造傀儡政權偽滿洲國。胡適覺得形勢嚴重，才認識到他反對把溥儀驅逐出宮的錯誤，沉痛地表示懺悔。
①轉引自愛新覺羅?溥儀，北京群眾出版社1964年3月1版，第45～46頁。
②“清室優待條件”，除上述“關於清帝遜位後優待之條件”外，另有“關於滿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條件”和“關於清皇族待遇之條件”。
③《胡適的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月版，下冊，第359頁。
④《胡適的日記》，下冊，第364～365頁。
⑤同註①，第141頁。
⑥《宣統與胡適》載《努力》週報第12期，1922年7月20日出版。
⑦胡適這話極為荒唐。民國對於清室的優待條件，系改朝換代後，新政權對於舊政權人員，國家對於一部分國民的關係；與國際條約的性質，根本不能相提並論。當時，週鯁生先生曾以法學專家的身份，撰文駁斥胡適一類人的這種荒唐言論，見《現代評論》第1卷第1期。
⑧胡適1924年11月5日致王正廷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268頁。
⑨參看溥儀第173、179～180頁。台灣學者吳相湘撰《胡適“但開風氣不為師”》一文(載台北傳記文學出版《民國百人傳》第1冊)，有1924年5月胡適又進紫禁城見溥儀的事，似無實據；胡適同年11月12日致周作人信(《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有“我兩年前見過溥儀君”的話，可證無二進紫禁城的事。而這次胡適進北府見溥儀，則係實事。溥儀視北府為“小紫禁城”，故仍存“二進宮”題目。
⑩周作人及李書華、李宗侗批評胡適，及胡適辯護的往來書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270～272、275～277頁。
胡適1924年11月28日致李書華、李宗侗信(稿)，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278頁。
參看羅爾綱的《關於胡適的點滴》，見《胡適研究叢錄》，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2月版，第12～13頁。 （三版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