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春，胡適籌創《努力》週報。 2月呈報立案；3月批准，警察廳的批文要求他們“慎重將事，勿宣傳偏激之言論”。 ①5月7日，《努力》創刊。從此，胡適便與《新青年》團體正式分手了。
《努力》週報是一個注重談政治的刊物。創刊號上登著“發刊詞”，是胡適做的一首《努力歌》，最後二節寫道：
朋友們，我們唱個“努力歌”：
“不怕阻力!
不怕武力!
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阻力少了!
武力倒了!
中國再造了!
努力!努力!”
這首歌，反映出《努力》週報對於軍閥的“武力”統治仍保持著不滿和反抗態度。但是胡適說，《努力》談政治，仍然“只是實行我那'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主張”。 ②最著名的是它提出的“好政府主義”。 《努力》第2期發表了。這是一篇專談“好政府主義”的宣言，由胡適起草，蔡元培領銜，有陶行知、李大釗、丁文江等共16人簽署。文末即署著這16位“提議人”及其職業，長長的一排名單，多是校長、教授、博士、主任之類人物，頗有一點氣派。 ③而“好政府”也似乎成了這許多人的主義。
其實，“好政府主義”，原是胡適醞釀多時的一種政治主張。早在1921年6月，一位安徽的政客來拜望，談話間，胡適便提出“好政府主義”這個名詞了。他說：
現在的少年人把無政府主義看作一種時髦的東西，這是大錯的。我們現在決不可亂談無政府主義；我們應談有政府主義，應談好政府主義!④至於“好政府主義”的含義是什麼，胡適當時沒有說明。
這年夏天，他到蘇州、南京、安慶等地講演。 8月5日，在安慶第一中學首次公開講“好政府主義”。談到好政府主義實行的條件時，他說：
要一班“好人”都結合起來，為這個目標(按，指好政府)作積極的奮鬥。好人不出頭，壞人背了世界走!⑤可見好政府也就是好人政府。胡適還提出一種“政治的工具主義”(Political Instrumentalism)，說這是好政府主義的基本觀念，顯然是一種實用主義的觀念。
以後，胡適又在上海、北京等處作過多次關於“好政府主義”的講演。 ⑥
雙十節前夕，上海的幾家報館約胡適做紀念文章，他因為時間緊，便做了一首詩，題為《雙十節的鬼歌》，最後一節寫道：
別討厭了，可以換個法子紀念了!
大家合起來，趕掉這群狼。
推翻這鳥政府，起一個新革命，造一個好政府：
那才是雙十節的紀念了!
那時的胡適，腦子裡簡直充滿了“好政府”的念頭，所以作報告也講“好政府”
，作詩也講“好政府”；而且從這詩裡看，他那時講的好政府，確有反對軍閥“鳥政府”的積極意義。
《努力》創刊伊始，胡適便打算大力來宣傳他的好政府主義。 5月11日半夜，他寫完一文，已經很疲勞了。但他想，這篇文章如果只在《努力》周刊上作一般政論發表，影響決不會大，最好能約一些“好人”加入，作一個公開的宣言發表。於是打電話，第一個同李大釗商談，商定第二天到蔡元培家裡會議；又打電話給陶行知，他也贊成。第二天上午，到蔡宅開會的有李大釗、湯爾和等十來人；後來王寵惠、羅文幹也來了。討論之後，略有修改，大家都讚成，都列名做提議人。於是，便很快由通訊社電傳出去，各報都登載出來了。 ⑦
這篇宣言，提出“好政府”作為改革中國政治的共同目標。又提出三個基本要求：
第一，我們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第二，我們要求一個“公開的政府”，第三，我們要求一種“有計劃的政治”。
並認為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在於好人須要有奮鬥的精神”，“向國中的惡勢力作戰”。他們的主張，顯然也有反對軍閥統治的積極意義，所以像李大釗這樣的共產黨人也簽名贊成。然而“好政府”的實質，卻是企圖由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所謂“好人”出來組織內閣，實行從歐美搬來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他們的要求，充其量不過是在不觸動軍閥統治的前提下，作某些政治的改良，反映了他們對於軍閥的幻想與妥協。胡適在《一年半的回顧》裡，便直認不諱，說“我們當日對於北方政府，確曾抱一點希望”。 ⑧《努力》週報也再未提“推翻這鳥政府”一類的話了，而且還幻想由軍閥政府來“裁兵”，“制憲”，實行“聯省自由”，推行一點一滴的改良。這不是為盜賊上條陳嗎?胡適後來也承認，他們的幻想簡直是“與虎謀皮”。不打倒軍閥，空談“好政府”，反而會起到掩蓋和粉飾軍閥黑暗統治的作用。
歷史有時會以喜劇的形式，與人們開一個玩笑。 1922年9月，由於軍閥派系的矛盾，吳佩孚等支持王寵惠出來組織內閣，署理國務總理，羅文幹任財政總長，湯爾和任教育總長。他們三人都曾在上簽名，因此，這屆內閣被人稱為“好人政府”。但內閣的實權全被直系軍閥所操縱，“好人政府”只不過是軍閥手裡的一種工具與裝飾罷了。
“好人政府”僅僅維持了73天。王寵惠等整天忙碌，向外國乞討借款，主要是給軍閥作內戰經費，因此引起人民的不滿。又因軍費分配不均，引起直系內部糾紛，王寵惠自然傾向吳佩孚為首的“洛(陽)派”，給他們提供較多的軍費，因而引起以曹錕為首的“保(定)派”的極大不滿。 11月18日，傾向“保派”的國會議長吳景濂等藉口財政總長羅文幹在簽訂借款合同中有貪污問題，逼使黎元洪下令將羅逮捕，形成轟動一時的“羅案”。吳佩孚便出來干預，將羅釋放。曹錕也不罷休，與直系其他軍閥發表通電，要求懲辦羅文乾和王寵惠等人。吳佩孚陷於孤立，只得犧牲車馬，與曹錕妥協。王寵惠等人失了後台，被迫於11月29日宣布下台。 ⑨“好人政府”的短命表演，使“好政府主義”聲名狼藉，正派人士都不屑於提及了。
①參看胡適1922年2月4日、17日、3月31日日記，見《胡適的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上冊，第255、269、300頁。
在1921年7月8日的日記裡，記有“鈔'E．S．'的簡章。下午'E．S．'會集。
我們都讚成有一個小周報。 ”E．S．當是“努力社”英文名“Endearor Society”的縮寫，據此，則努力社在這時已經成立。
②《我的歧路》，原載《努力》週報第7期；見《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9年3月6版，卷三，第99頁。
③，列名為提議人的有：
提議人職業蔡元培國立北京大學校長王寵惠國立北京大學教員羅文幹國立北京大學教員湯爾和醫學博士陶知行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科主任王伯秋國立東南大學政法經濟科主任梁漱溟國立北京大學教員李大釗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陶孟和國立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朱經農國立北京大學教授張慰慈國立北京大學教員高一涵國立北京大學教員徐寶璜國立北京大學教授王徵美國新銀行團秘書丁文江前地質調查所所長胡適國立北京大學教務長本文原載《努力》週報第2期，後收入《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6版，卷三。
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53年重排本，經胡適刪改，本篇亦被刪去。
④見胡適1921年6月18日日記，《胡適的日記》，上冊，第99～100頁。
⑤見《胡適的日記》，上冊，第173～175頁。
⑥見《胡適的日記》，上冊，第186、241頁。
⑦參看《胡適的日記》下冊，第352～354頁。
⑧見《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6版，卷三，第145頁。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53年重排本，本篇亦被刪去。
⑨參看鄭則民撰《王寵惠》，《民國人物傳》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8月版，第140～1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