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開始是青年學生的反帝愛國運動，“外爭國權，內懲國賊”。 6月3日以後，上海工人罷工，商界罷市，愛國運動迅速波及全國，發展成為中國各階層人民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革命運動。
經過這場政治運動的推進，新文化統一戰線迅速擴展，新文化運動的聲勢更加壯大。新的社團，新的報刊，不斷湧現。胡適曾經在《每週評論》上興高采烈地介紹說：
現在新出版的周報和小日報，數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廣州，東從上海蘇州，西至四川，幾乎沒有一個城市沒有這類新派的報紙。 ……現在我們特別介紹我們新添的兩個小兄弟，一個是長沙的《湘江評論》，一個是成都的《星期日》。 ①
《湘江評論》，是毛澤東所創辦的著名刊物。 1919年7月14日創刊。它與上海的《星期評論》、成都的《星期日》一樣，都是在《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的影響下辦起來的。不僅形式上完全仿照《每週評論》；在宣傳新思想，抨擊黑暗方面，也取一致態度。所以胡適稱它們是《每週評論》的“小兄弟”。 《湘江評論》雖然只出了五期，就被湖南軍閥張敬堯查封沒收了，但影響所及，成了五四時期全國著名的周刊之一。
毛澤東在青年時代，曾經崇拜過康有為和梁啟超。到長沙以後，讀了《新青年》，就轉而欽佩胡適和陳獨秀了。他曾回憶說：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②
1918年9月，毛澤東來到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他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過助理員，見過陳獨秀，很受他思想的影響；也去拜訪過胡適，希望胡適能支持湖南學生的鬥爭。 ③1919年5月，毛澤東回到湖南，就領導學生運動，成立了湖南學生聯合會，創辦了《湘江評論》。毛澤東回湖南以後，曾經給胡適寫過幾封信，現存的一信如下：
適之先生：
在滬上一信，達到了麼?我前天返湘。湘省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藉重先生，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暫不多贅。此頌教安④他編的《湘江評論》這個刊物出版不久，胡適便注意到了，並熱情地給予介紹和支持。胡適肯定“《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方面”，又特別讚揚毛澤東寫的《民眾的大聯合》等文章，指出：
《湘江評論》第2、3、4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還有“湘江大事述評”一欄，記載湖南的新運動，使我們發生無限的樂觀。武人統治之下，能產出這樣的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 ⑤
由此可見，當年毛澤東曾把胡適當“楷模”，胡適也很看得起毛澤東。而後來兩人卻走了根本相對的兩條路。歷史就是這樣地不講情面!
對於孫中山先生領導創辦的《建設》雜誌，胡適也很重視，也在《每週評論》上作了介紹。
《建設》雜誌，是1919年8月在上海創辦的。孫中山在《發刊詞》中揭櫫雜誌的宗旨是：
鼓吹建設之思潮，展明建設之原理，冀廣傳吾黨建設之主義，成為國民之常識，使人人知建設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設為易行之事功，由是萬眾一心以赴之，而建設一世界最富強最快樂之國家，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此“建設雜誌”之目的也。 ⑥
胡適覺得《建設》的宗旨是很好的；而對照創刊號上發表的中山先生的《發展中國實業計劃》，認為“《建設》的前途是一定很能滿足我們的期望的”，因而讚揚說：
在這個“盲人瞎馬”的時代，而有這種遠大的計劃和主張，可算是國內最可使人滿意的事。 ⑦
當時孫中山正在倒霉的時候。他“護法”不成，反而被南北軍閥趕得無地容身，⑧只好躲在上海，潛心著作他的《建國方略》。 《建設》雜誌上發表的《發展中國實業計劃》，便是這《建國方略》的物質建設部分，表現了他要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現代工業化強國的偉大理想。儘管其中不無空想及對帝國主義的幻想，卻誠如胡適所說，是一個“遠大的計劃”。 ⑨但是，統治國家的軍閥官僚們，只把胡混當作實行，而把計劃當作無用。他們攻擊孫中山是空談的“理想家”，甚至“黨人亦起異議”，說孫先生的主張“理想太高，不適中國之用”。 ⑩眾口鑠金，一時風靡，都反對孫中山的實業計劃。真是一個“盲人瞎馬”的時代!就在這個時候，胡適站出來稱讚孫中山的計劃和主張，他的識見是多麼難得!而孫中山及其黨人又該多麼感激啊!
此前不久，《孫文學說》由上海華強印書局出版。中山先生曾命廖仲愷寄五本書給胡適。請胡適在《新青年》或《每週評論》上，“對此書內容一為批評”。胡適膺命寫了一篇書評，詳細介紹《孫文學說》的要旨和內容，指出“這部書是有正當作用的書，不可把他看作僅僅有政黨作用的書”。他又稱讚中山先生說：
中山先生是一個實行家。凡是真實行家都有遠見的計劃，分開進行的程序，然後一步一步的做去。沒有計劃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裡說“專尚實際，不務空談”，其實算不得實行家，只可說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說他是“理想家”，不是實行家。其實沒有理想計劃的人決不能做真正實行家。我所以稱中山先生做實行家，正因為他有膽子敢定一種理想的《建國方略》。
孫中山的這本《學說》，正是擔心他的《建國方略》大計劃，“再被國人視為理想空談”而寫的。胡適如此稱讚他為“實行家”，“有理想的實行家”，自然正中下懷，因而視為知音，十分感激。廖仲愷在致胡適的信中轉達說：
中山先生在《每週評論》上讀尊著對他學說的批評，以為在北京地方得這種精神上的響應，將來這書在中國若有影響，就是先生的力量。
孫中山對胡適也很關心。這年6月，陳獨秀被捕；秋天，《每週評論》被封，傳說胡適也被北洋政府拘捕了。當時有人再三要求孫先生打電報營救陳胡。孫中山沒法答應，說“你們要我發電報給誰?”恰巧這時候，徐世昌、段祺瑞派許世英作代表，到上海見孫先生。孫就乘機提起胡適和陳獨秀被捕的事，對許說：
獨秀我沒見過，適之身體薄弱點，你們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國民相信我反對你們是不錯的證據。但是你們也不敢把來殺死；身體不好的，或許弄出點病來，只是他們這些人，死了一個，就會增加五十，一百。你們盡做著吧!
據說許世英聽了，口口聲聲說“不該，不該，我就打電報去”。果然過不幾天，陳獨秀就出獄了。由此一端，可見孫中山對陳獨秀，特別對胡適，是何等關心，體貼和讚許。
然而，當孫中山再次被南方軍閥趕出廣州，亡命上海，以及他逝世之後，胡適卻又對孫中山有許多非難與批評。這種反复，已是後話，到後面再說罷。
①胡適的《介紹新出版物》一文，載《每週評論》第36號，1919年8月24日出版。
②(美)埃德加?斯諾著《西行漫記》(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
)，董樂山中譯本，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12月1版，第125頁。
③同註②，第130頁。
④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494頁。編者有註雲：“此信係明信片，原文未署寄信人和寫信時間，信片正面寫有'北京南池子緞庫後胡同胡適之先生收毛澤東寄寓長沙儲英源楚怡小學校七?九'等字樣，並蓋有'九年七月九日長沙'和'九年七月十四日北京'兩郵戳。”（三版註）
⑤同註①。
⑥《建設》雜誌第1卷第1號，1919年8月出版。
⑦同註①。
⑧1916年袁世凱死後，段祺瑞以國務總理掌管著北京政府的大權。他對外投降日本帝國主義，對內承襲了袁世凱的全部反動政策，頑固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孫中山即以維護《臨時約法》為號召，於1917年7月間，偕同部分國會議員，率領起義的海軍兩艦，由上海去廣州，聯合西南滇桂等省的軍閥，於9月10日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反對北方政府，孫中山被舉為海陸軍大元帥。但“護法”不是一面鮮明的旗幟，不能起到動員人民革命的作用。而當時的西南局勢又非常複雜和混亂，南方軍閥與北方的直系軍閥亦有勾結，他們用各種手段打擊護法運動，排擠孫中山，不容許他掌握武裝力量。 1918年4月，桂系軍閥改組軍政府，廢大元帥制為大總裁合議制，進一步排除孫中山。孫中山極為憤慨，卻又無力反擊，被迫於5月間辭職，離開廣州，再赴上海。他後來回憶護法政府的情形說：“艱難支撐一年之久，孑然無助，徒為親厚所痛，仇讎所快，終至於解職以去。”(《复港商陳賡如函》，見黃季陸編《總理全集》下冊“函札”，成都近芬書屋1944年版，第176頁)然而也因此認識到：“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
南與北如一丘之貉。 ”(1918年5月4日《辭大元帥職通電》，見鄒魯編著《中國國民黨史稿》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085頁)
⑨孫中山的《實業計劃》，作於1919年，由六種計劃組成，包括交通、商港、鐵路、城市、水力、鋼鐵、礦業、農業、灌溉、森林、移民等多方面的系統的龐大計劃。但篇首即是“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把希望建立在國際帝國主義對華投資的基礎上。孫中山幻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帝國主義不再打仗，而以其剩餘的資金、物資、工業人才和技術，向華投資，以共同發展中國的實業，使中國外國利益均霑。這純粹是一種幻想。故他在1921年10月10日所寫的《自序》中，感嘆帝國主義不聽信他的美妙計劃，“大勢所趨，無可如何，故雖有三數之明達政治家，欲贊成吾之計劃，亦無從保留其戰時之工業，以為中國效勞也”。 (見《孫中山選集》上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6頁)
⑩孫中山《建國方略》第一部分“心理建設(孫文學說)”《自序》，見《孫中山選集》上冊，第104頁。
《孫文學說》，作於1918年，1919年上海華強印書局出版。據《自序》說，他著手寫《建國方略》(實業計劃)時，因“恐今日國人社會心理，猶是七年前之黨人社會心理也，依然有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大敵橫梗於其中，則其以吾之計劃為理想空言而見拒也，亦若是而已矣。故先作學說，以破此心理之大敵，而出國人之思想於迷津，庶幾吾之《建國方略》，或不致再被國人視為理想空談也。”(見《孫中山選集》上冊，第106頁)全書主旨，即在於打破“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迷信，並證明“行之非艱，而知之惟艱”的新信仰，即“知難行易”
說。本篇後即編入《建國方略》，為第一部分“心理建設”。
廖仲愷1919年7月11日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上冊，第64頁。
見《每週評論》第31號，1919年7月20日出版。
廖仲愷1919年8月2日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66頁。
參看沈定一1919年12月13至16日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