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年中，上海棉紡廠的一名中國工人被一個無法無天的日本工頭打死。在英國人的授意下，租界警察向舉行遊行示威的工人開槍鎮壓，導致10人死亡，50人受傷。
這一事件像點燃的火柴扔進了火藥桶，很多城市爆發了示威、罷工和衝突。香港的罷工長達6個月——世界歷史上時間最長的一次——並且，一直被人瞧不起的北京人力車夫也在自己的車上掛出招牌：“不拉英國人和日本人”。
這給農民帶來的影響是前所未有的，鄉村第一次發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吶喊。共產黨的影響像熱帶的蔓草一樣迅速擴大。 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人數是995人，到11月份就達到10 000人。
革命似乎很快就不再只是在激進派的書本中。
就是在這個時候，國民黨走到了交叉路口。孫中山春天在北京病逝後，他的遺體覆蓋著國民黨的紅、藍、白三色黨旗，悲傷的人們參加送葬。有沒有後繼者能像他一樣走上這條繃緊的繩索？關於國民黨性質的爭論夏天就開始了。
秋天，毛澤東又回到他得心應手的場地。他發現的新問題———農民運動高漲———在爭論中佔重要的地位。
湖南省省長正在搜捕這個在鄉村活動、時年31歲的高個子激進派。在鄉下，毛澤東是相當安全的———軍閥對山區鞭長莫及。但是毛澤東鋌而走險去長沙。統治者盯梢他，派出軍隊搜捕他，他逃到了廣州。
外部政治力量剎那間壓住了社會變革的內在動力。
1924年毛澤東在上海為黨組織寫了幾個月的文件，1925年在湖南精神抖擻地干了幾個月之後，便填寫了一首詞以示志念。
《沁園春·長沙》這首詞既懷舊，又冷靜地希望未來。毛澤東回憶起了求學的時代：
憶往昔崢嶸歲月稠。
恰同學少年，
風華正茂；
書生意氣，
揮斥方遒。
指點江山……
毛澤東感到逝去之物不可追：
萬類霜天競自由。
悵寥廓，
問蒼茫大地，
誰主沉浮？
整首詞充分顯露了毛澤東的個性，結尾充滿自信：
曾記否，
到中流擊水，
浪遏飛舟？ ［34］
跨過而立之年後青春的活力會稍減，但還會保持那種改變環境的力量嗎？
在10月雨季開始的時候，毛澤東到了廣州。他離開珠江邊上這座喧鬧的城市將近一年時間，毛澤東發生了變化，統一戰線也發生了變化。
了解一下毛澤東怎樣對他的同事解釋這幾個月的行踪，將是饒有趣味的。同事們一定非常關心他黯然失色的這段時間。我們所能說的是毛澤東沒有浪費他的時間，他在不事聲張地努力。不久他恢復黨內工作。
這主要是對國民黨而言，因為他現在在國民黨中的位置高於他在共產黨中的位置。他是國民黨而不是共產黨的領導機構的成員之一。
毛澤東成了國民黨的主要刊物《政治週報》的主編。 1925年下半年，他在這份週報上非常熱心地發表了出於自己手筆的15篇文章。所有這些文章都是對時政不斷的激進評論，與他在1923年在《嚮導》發表的激進評論如出一轍。
《政治週報》和毛澤東寫的發刊詞。
毛澤東在國民黨中還有一個重要的職務，他是宣傳部第二號人物。因為宣傳部的部長忙於廣州政府總理的工作，毛澤東實際主持國民黨的宣傳工作。
但是，毛澤東的第三個工作才閃現著未來的光輝。 1925年10月，第五屆農民運動講習所開辦了。在這一屆學員中湖南人佔了40%，毛澤東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他的弟弟毛澤民就參加了這一屆的學習。
毛澤東在講習所像一顆新星一樣升起。經過一段時間的失色之後，他作為教師東山再起。
毛澤東在興旺的國民黨內的工作引人注目，因為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正從緊張趨於惡化。
統一戰線也許從未發生過作用。不管怎樣，它在1926年春天已經破裂。一個右翼團體“西山會議派”———其成員曾在北京西山開會而得名———開始出現於國民黨內，他們不願與共產黨有任何往來。
就在毛澤東從湖南逃到廣州之前，國民黨內一位頗有影響的左翼領導人於廣州被謀殺。 “西山會議派”可能出錢資助了這一事件。
在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反對統一戰線的勢頭稍有收斂。當時國民黨在南方影響很大，大會在廣州商業區舉行，熱鬧非凡。和國民黨的所有會議一樣，大會的第一項議程是全體起立，朝孫中山的畫像三鞠躬，聆聽對他的遺囑的宣讀。
毛澤東坐在前排，他發言與別人辯論，並以173票再次當選為執行委員會的候補委員（汪精衛的得票數最多，248票；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李大釗是192票）。毛澤東還被選進國民黨的農民部。
在代表宣傳部向大會提交的報告中，毛澤東表達了他的新看法：“我們過多地註意了城市而忽略了農民。”［35］
他是正確的，然而這像是大曠野中的吶喊。國民黨更像是一支軍隊而不是一個政黨，這支軍隊的核心是家有地產的軍官。像毛澤東曾經接觸並領導的湖南農民運動那樣的革命，國民黨怎麼會贊同呢？那豈不是自己革自己的命？
西山會議派在會上處於絕對劣勢，他們違背紀律引起了爭論。對他們反對統一戰線該怎麼處置呢？毛澤東站在寬容的一邊。 ［36］
毛澤東的目的何在？在國民黨的“二大”上他似乎偏右，以後的許多事情更說明其立場。
手中有槍桿子的蔣介石在繼承孫中山的事業的競爭中取得了成功。一旦把孫中山的幾位信徒拉到自己身邊，他就要反對共產黨。
1926年3月，蔣介石對統一戰線進行破壞。他以“中山艦事件”為藉口對共產黨發起突然一擊，逮捕共產黨員（其中有周恩來）［37］，控制共產黨力量較強的勞動工會。在國民黨內部，他用陰謀制服汪精衛的左翼勢力，汪精衛被迫赴歐洲“考察”。蔣介石控制了廣州政府，並使之向右傾斜。
然而，毛澤東絕沒有斷絕同國民黨的往來。儘管實際上國民黨已解除了他對宣傳部的控制，但是他不久就有了新職位。當廣州的監獄已塞滿他的同志的時候，毛澤東變成國民黨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負責人。這一屆從5月起始，10月結束。在那不幸的幾個月中，毛澤東是唯一一個在國民黨中任職的共產黨人。
農講所設在廣州市中心的一座古雅的孔廟裡。毛澤東喜歡利用祖宗遺產從事反抗傳統的活動。他住在農講所的一間小屋裡，晚上睡硬板床，沒有蚊帳（在廣州，只有赤貧或以苦為樂的人才這樣做）。
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課堂。 1926年，毛澤東任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
竹書架上擺著他在湖南考察期間所做的筆記，這些筆記使他能夠開出長達23課時的講座：“中國農民問題”。
他還親自負責另外三門課程：9課時的“農村教育方法”，及他素來喜愛的地理。他開設了討論式的獨立學習課程，在教室裡提出對權威的懷疑，他開創了新的衛生課教學。他還採用了新的教學方法，把課堂搬到海豐，讓學員參觀彭湃領導下的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
毛澤東親自挑選了15名教師隊伍，他們中大多數都有實際工作經驗，辦事紮實。他選擇舉止文雅的周恩來（此時已出獄）講授軍事課程。
周恩來有許多毛澤東不具備的品質：性情溫和，行為敏捷，善於交往，根守中庸。周恩來雖已27歲，仍像個少年，而毛澤東在少年時就顯得老成。周恩來曾到過日本（1917—1918）、法國和德國（1920—1924），這從其舉止中可以看出來。周恩來出身於書香門第，參加民眾革命是他的一種道德選擇。他對軍事所知並不多，毛澤東也是如此。
那年夏天在廣州可視為毛週合作的開始，這種夥伴關係經歷了種種波折得以保持下來。這有些不可思議：周恩來出身地主家庭，剛從歐洲回國；而毛澤東則是地道的農家子弟，家鄉偏於一隅。
北伐即將開始。在蔣介石看來這是用軍事行動奪取北方軍閥的權力以統一中國；而在毛澤東看來還不止如此。毛澤東預計當國民黨的北伐軍經過早就騷動不已的農村時，會引起社會的大震盪。他是正確的。他的目的是要訓練全國各地的農民幹部，以指導這場社會變革。
一半是因為農講所的原因，毛澤東的聲望在共產黨內部得到有限度的恢復。共產黨對農村形勢越來越關心使它的領導人再一次起用毛澤東。
在1926年7月召開的中央全會上，農民部終於成立了。毛澤東被任命為負責人。很明顯，這使毛澤東又一次在中央委員會佔有一席之地。是年底，《嚮導》發表了他兩篇論農民問題的文章。
然而共產黨絕沒有掌握住全部農民運動，它的農民部居然不合時宜地設在上海這樣的大都市。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在廣州忙於為國民黨負責農講所的工作。他只是短期回上海兩次，但是他的農民工作重心仍在國民黨內而不在共產黨內。
這解釋了毛澤東為什麼能佔據政治舞台的中心。
對共產黨的多數領導人來說，20年代中期最麻煩的問題是，共產黨怎樣才能從統一戰線中獲益而同時又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同樣，對莫斯科來說，統一戰線是他們在中國的得意之作。的確，中國共產黨是蘇聯的產兒，但是蘇聯人過高估計了這個嬰兒的能力。既然國民黨顯得更有勢力，所以一談到中國，克里姆林宮必定要談到統一戰線。
毛澤東則不然。國共兩黨的關係對毛澤東那種超出常規的獨特性並不重要，行動方法問題也引不起他的注重。
毛澤東所關注的是支持者的問題，革命應該為了誰？什麼樣的星星之火可以點燃中國大地上的革命烈焰，使之有足夠的熱度能夠熔舊化新？
毛澤東的答案來自湖南。革命應該為了窮苦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住在農村。革命是為了韶山周圍90%以上的人民，毛澤東認為他們屬於貧農或中農。星星之火應該在農村燃起，地主的壓迫比城市買辦的壓迫更嚴重、更殘酷。在毛澤東的心裡，他認為這才是根本的真理，一切政治方法問題都是次要的。
毫不奇怪，他與國民黨在一起的時間比其他共產黨員要長。因為在20年代中期，國民黨比共產黨更加註重農民問題。
毛澤東遭到了上海的反對。陳獨秀教授帶著書生氣推論：“農民是小資產階級……如何能作共產主義的運動？”［38］劉少奇以屈尊俯就的語氣說，無產階級必須“提攜農民”，領導他們走向革命。 ［39］
對於毛澤東所持的基本真理，莫斯科靠得近一點，但也不太近。馬林對農民的蔑視使人想起馬克思嘲笑農民的愚蠢。但馬林在1923年便永遠地離開了中國。眼見農民趨於活躍，共產國際於1926年初在列寧的著作中找到了關於農民革命潛力的理論根據。
然而毛澤東的邏輯並不是共產國際式的。因此他欣賞國民黨的北伐（在這一問題上與蔣介石的意見一致），而莫斯科並不贊同，雖然鮑羅廷在中山艦事件以後贊成北伐。
蘇聯人想要農民在精心設計的統一戰線的嚴格控制下參加革命。他們擔心國民黨軍隊的北伐會引起社會動盪，使擁有土地的國民黨官員無法控制。
進一步說，莫斯科還與北方的三大軍閥相處很好（其中包括1923年大肆屠殺鐵路工人的那一位）。斯大林不願失去軍閥，也不願失去國民黨。斯大林關於中國政策的出發點是要服務於蘇聯的利益，所以他不希望這二者發生衝突，不願在中國革命和蘇聯國家利益之間被迫作出痛苦的選擇。
但是從何著手呢？每一次新的革命是創造性的活動，根據其他地方獲得勝利的經驗而製定的周密革命計劃來看，很少有得手的時候。革命之火往往在絕境中閃現，一經引燃，便暴烈迅猛。毛澤東希望並要求有一場社會變革以擊破莫斯科和上海發號施令的公文。最終他有了成功之道。
1926年2月，毛澤東在廣州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40］半年以後，他在北上的途中又發表了《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一開始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他描繪了特定歷史條件下中國各社會階層的相互關係和地位：城市工人階級人數較少；受帝國主義的欺凌使一部分中國的資產階級同情革命；農民是革命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
“他們需要一場革命。”毛澤東從自己掌握的事實出發，而不是從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出發作出這一判斷。
然而，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還是把人數較少的工業無產階級看作是“革命的領導力量”。他試圖置農民力量於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
9月份的文章是另一種內容。它說農民在革命的各方面都是至關重要的，他們受壓迫最深。買辦只是在沿海和沿江地區佔有優勢，“不若地主階級之領域在整個的中國各省、各縣、各鄉”。
毛澤東進一步論證，買辦總是追隨軍閥，而軍閥又是“地主階級挑選出來的”。他從經濟上論證“財政上軍閥政府每年幾萬萬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間接從地主階級馴制下之農民身上刮得來”。換句話說，中國的權力產生於土地。
毛澤東大膽地提出：“都市工人階級目前所爭政治只是求得集會、結社之完全自由，尚不能即時破壞資產階級之政治地位。”他終於說出了他在長沙就有了的對勞工運動力量的懷疑。
他繼續評論道：“鄉村的農民則一起來便碰著那土豪劣紳、大地主幾千年來持以壓榨農民的政權……”因此，他們最能戰鬥。
毛澤東自然而然地得出結論：“然若無農民從農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之特權，則軍閥和帝國主義勢力總不會根本倒塌。”
這是一個驚人的結論。革命的成敗取決於農民，只有農民才能使舊中國這個搖搖欲墜的大廈傾塌，即使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也要完全依靠他們。隨著這篇文章的出現，卡爾·馬克思降至亞洲的稻田。 ［41］
毛澤東已經表明了他的思想，這是他1925年在湖南時就已經形成了的。
鄉村像磁鐵一樣吸引著毛澤東。農講所第六屆講習班於1926年10月結束，廣州再沒有其他事情可以留住他，但是他沒有去上海主持他任部長的共產黨農民部的工作。他回到家鄉湖南，不願在大都市的辦公室裡發號施令，而要在現場處理農民運動中的問題。
湖南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它變成了當時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北伐軍於1926年夏末抵達長沙，當時統治湖南的軍閥也披上了擁護國民黨的外衣。與此同時，農會在農村各地勢力強大。
兩種勢力之間將有風暴來臨，毛澤東將很快看到這一點。他顯得有些鬱鬱沉思，不能完全意識到將要到來的麻煩。他在進行準備活動———他到過浙江和江甦的一些農村，並在《嚮導》上報導農民運動“風起雲湧”。他在湖南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上作了重要講話。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活動後，毛澤東又回到了避風處韶山。
他常在冬天回去，那裡雖不是家，但至少環境使他感到適應。就像兩年前正月回家的那一次一樣，他在周圍幾個村莊考察，在5個縣度過了32天的時間。
這一次，毛澤東不需要像游吟詩人一樣尋找聽眾，湖南已有500名農民加入了農會。他的任務不再是發動農民，而是向外面的世界展示這一整幅農民運動的畫卷。
這一次毛澤東的行動很出色。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並不是中國革命的經典，經典應該是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1927年，刊載《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戰士》周刊和出版的《報告》單行本。
毛澤東發現人們敲著銅鑼擁著戴高帽子的地主遊鄉，罪大惡極的地主已經被關進縣城的監獄，他們的罪行包括囤積居奇抬高糧價———而毛澤東的父親在1906年也這樣做過。有些地主則拋棄家產狼狽逃竄。
農民成立了梭鏢隊維持新秩序，孩子們很快接受新的道德觀念，毛澤東注意到，在玩耍打鬧的孩子中，其中一個被惹得生氣的孩子跺腳高呼：“打倒帝國主義!”他聽到一位農民對一位鄉紳吼叫：“劣紳，你曉得三民主義麼？”
社會天翻地覆。由於他久不曾置身於鬥爭的旋渦之中，對於社會的震盪甚至連這位叛逆者也感到吃驚。他懷著敬重之情奮筆疾書：“地主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他的激動心情使《報告》的風格與國民黨或共產黨的文件風格殊異。
毛澤東欣喜若狂。農民為了禁絕賭博，“燒了一擔麻雀牌”，毛澤東感到很開心。他不在意有些鄉下人確實喜歡打麻將。他懷著激奮———而不是責備———的心情報告說，被推翻的地主開始稱崛起的農民為鄉里王。他並不隱瞞對劣紳的譏諷，“如今是委員的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員”。
毛澤東看到轎子被砸，他並不認為這有什麼不妥，農民“最恨那些坐轎子的”。他是否想到過他所尊敬的楊昌濟教授在長沙時每天早晨都坐著轎子到學校呢？
革命當然會改變一切。一是呼喚新社會的誕生，再就是要砸碎你所坐的轎子。
毛澤東嘲笑葉公———劉向（前77年—前6年）所編故事中的一位人物。葉公非常喜歡龍，在室內各處都雕畫出龍的圖案，真龍聽說葉公如此痴心就下凡而來，葉公卻嚇得要死。
毛澤東總結道：“嘴里天天講'喚起民眾'，民眾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這和葉公好龍有什麼兩樣？”［42］
而這和毛澤東的岳父的平和的激進主義有什麼兩樣？
學究氣在毛澤東的身上消失了。他開始反對使他認識了更廣闊世界的洋式教育，現在，他認為楊教授這類人物不能成為政治盟友。
《報告》沒有提到城市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角色（北京在20世紀50年代編選《毛澤東選集》時細心地加上了這一點）。不過這些內容即使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也是相當激進的。
毛澤東把農民劃分為貧農（70%）、中農（20%）和富農（10%）。作為社會科學的劃分，這樣分類只是粗略的，但是作為變遷的槓桿來說這是英明的。讓貧農意識到自己的貧困，這是革命的第一步。
毛澤東宣稱———部分來自調查，部分來自評估———最貧苦的人也是最革命的，這是毛澤東的一貫看法。高山為谷，深淵為陵。這是毛澤東在1927年對革命的理解，他正在為之“振臂一呼”。
毛澤東不得不再次回到都市的政治世界中，帶著他翻舊了的報告手搞。毛澤東來到城市參加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會議於1927年3月在武漢召開，氣氛很熱烈。
在1927年的其餘時間裡，武漢成了毛澤東生活的一部分。武漢是湖北（湖的北方）的省會。這座工業城市是中國中部重鎮，扼京廣鐵路要道，又是從重慶到流經上海出海口的長江上的水路樞紐。
1927年，毛澤東在武漢。左圖是他從湖南迴武漢後寫的考察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