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變了樣，但熱鬧了一下又都恢復如常。上海的一次會議並不能就此動搖長沙的政治模式，也不能讓毛澤東放棄他喜愛的事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之後，毛澤東有了新的任務，但他仍是沿著熟悉的五四道路前進。
毛澤東是中共湘區黨的負責人，不過沒有多少事要負責。他還可以做自己的事，諸如邊教書邊從事組織活動。他試圖把共產主義這杯新酒倒進湖南這只試瓶中。
他的活動仍集中在長沙。 1921年至1923年間，他的文章大多發表在長沙的《大公報》上，而不是在黨的刊物或全國性的刊物上。 1921年至1922年的文章全都受著五四精神的啟迪。毛澤東甚至還沒有燒掉他與無政府主義聯繫的橋樑。
他在第一師範的關係網仍然存在，成為共產主義者的毛澤東沒有停止在附小的教學工作。在第一師範的支持下，他開辦了夜校，參加學習的有黑鉛廠工人、電燈公司的職員、人力車夫、菜販以及鐵路工人。第一師範附近的居民都知道“夜校的毛先生”。 ［1］
毛澤東還辦了“補習班”，為那些想學算術和語文的18歲以上的農村青年補習文化，這使鄉下的泥腿子第一次走進了第一師范寬敞的講廳。他們皮膚黝黑，衣衫破爛，身上散發著汗味，在課堂上出聲地嚼著燒餅和油餅。
有些人試圖把這些魚從第一師範的池塘中趕出去，毛澤東一面盡力說服母校校長，一面當眾以不屑的口吻說服飾和飲食習慣只是“小節”。他軟硬兼施的策略使人難以招架，這使他能把補習班繼續辦下去。
在毛澤東的教育工程園地中，最為出色的是創辦“湖南自脩大學”。它於1921年秋季在“船山學社”成立。在辦校的兩年多時間裡，學生最多時達200人，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也是其中的一個。毛澤東把新民學會的朋友請來講課，楊開慧也曾助一臂之力。
傳播馬克思主義確實是其目的之一。學校出版了言辭甚激的小型月刊《新時代》，毛澤東在上面發表了自己兩篇首次帶有馬克思主義味道的文章：《觀念史觀批判》和《馬克思學說與中國》。 ［2］毛澤東解釋說，這份刊物不像普通校刊那樣的“文字的雜貨店”，它將朝著既定的方向前進。 ［3］這位年輕的組織者在努力使自己靠近既定之規。
然而，毛澤東仍然首先是教員，其次才是理論家，他相信教育會提高“老百姓”———中文裡用來表示普通民眾的詞———的素質。作為教師他是認真的。
在20年代早期，毛澤東寫的文章最有趣的要算自脩大學創立宣言，這篇文章寫於1921年8月，1923年初被上海的一家重要刊物《東方雜誌》轉載。文章中，毛澤東區分了書院與學校。學校的壞處是“先生抱一個金錢主義，學生抱一個文憑主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毛澤東對傳統教育強烈不滿，便創造出“學閥”一詞。中文的“學閥”由“軍閥”一詞套用而來。學閥冷酷無情，用學問做交易，只知給學生灌輸知識，並要學生的酒喝。
在毛澤東的學校，入學者無須考試，但要求“提出自己對社會的批評主張”或“闡明自己的人生觀”。學校授課很少，宗旨是自己“閱讀和思考”。學習過程成了一個集體尋找光明的過程，毛澤東勉勵學生刻苦鑽研。中國歷史是自脩大學的主要課程。 ［4］
正如該校利用古雅建築作校捨一樣，它亦從傳統教育中藉鑑有價值的東西。毛澤東說他要把三件好的東西結成一體：舊式書院的尋根索源的研究方法，現代學校的嶄新教學內容，培養健全人格的常規體制。
學校獲得了成功，然而只有少數精英才知道學校的真正目的。湘區黨組織從歷史［5］、地理和哲學各班吸收了許多新成員。但是，很多“老百姓”發現讀書太多太難懂。
20年代早期的手工工人能夠並願意上夜校學習世界史，那絕不是一般的人，毛澤東迄時為止還沒有接觸普通群眾。
從某個方面來說，上海的會議對毛澤東產生了影響，他比以前更加註意勞工運動了。
1922年中國勞工運動高漲，一小股共產黨人在其中做了很多工作。他們（以及支持他們的共產國際）認為這是代表中國未來的潮流。馬克思發現了工業無產階級，它在東方的信仰者也步塵而至。毛澤東儘管有所懷疑，但他還是加入其中。
毛澤東從上海回來時戴了兩頂帽子：湘區區委書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勞工運動是當時中共的重點所在，安源是毛澤東的第一個戰場。
位於湖南東部的安源是一座偏僻小鎮，但那裡有一個大型煤礦，1898年起由德國人和日本人在那裡開採。它擁有大批的煤礦工人，因此成了姍姍來遲的中國工業革命的最早立腳點之一。 ［6］
20世紀60年代有一幅油畫，畫的是年輕的毛澤東頂著密布的濃云無畏地向前邁進，去發動安源的礦工。 ［7］畫中的毛澤東比真人還要大，他穿著白長衫，儀態莊嚴，看上去像一位牧師準備給不信教者帶去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