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導演曾對我說這樣一番話，讓我出了一身冷汗。
他說：電影應該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它得是酒。你拍得東西是葡萄，很新鮮的葡萄，甚至還掛著霜，但你沒有把它釀成酒，開始時是葡萄，到了還是葡萄。
另外一些導演明白這個道理，他們知道電影得是酒，但沒有釀造的過程。上來就是一口酒，結束時還是一口酒。更可怕的是，這酒既不是葡萄釀造的，也不是糧食釀成的，是化學兌出來的。
他還說：小剛，你應該把葡萄釀成酒，不能僅僅滿足於做一杯又一杯的鮮榨葡萄汁。
對我的電影，我聽到過很多批評，大多都是圍繞著“商業”兩個字進行的。但上面這位導演的批評卻略過了這些表面的現象，說出了問題的實質。
這位導演名叫：姜文。
我給姜文拍過戲，；他也給我拍過戲，《陽光燦爛的日子》。
除此之外，我們很少來往。平均一年打不了一個電話。我是愛聊天的，但非常怵和姜文聊天。覺得跟他說話特別費勁，累，跟不上他，愣往上跟又很做作，掌握不了話語權，談話顯得非常被動。電影對於姜文來說，是非常神聖的一件事，也是一件非常令他傷神的一件事。他認為電影應該由愛電影的人來從事這一職業。這種愛應該是非常單純的，不顧一切的，不能摻雜別的東西的。對照這一標準，我總有一種不好意思的感覺，像做了對不起電影的事，把電影給庸俗化了。因為我基本上還處於把電影當飯吃，為了保住飯碗必須急中生智克敵制勝的檔次上。這可能和我的處境有關，也和我的性格有關。我不能全壓上去，奮不顧身只為蹬頂。我首先考慮的是，如果輸了，必須在最大的限度上減少損失。這麼說吧，就像一場戰爭，不同的人都投身其中，大家也都很玩命，但巴頓那號的是從心裡熱愛戰爭，想法非常單純，目地只有一個，在戰爭中成為最牛逼的勝利者；而加里森敢死的哥兒幾個雖然打起仗來也很敬業，卻個個心懷鬼胎留著後手。巴頓如果戰敗了，叫戰犯，屬於統戰對象，能進政協；加里森敢死隊那哥兒幾個戰敗了，就拉出去槍斃了。所以巴頓是不怕付出慘重代價的，重在過癮。加里森敢死隊卻絕不能有任何閃失，為了保住小命必須確保勝利還不能犧牲。兩種戰爭的參與者，境界完全不同。坐在一起聊戰爭，話語權也是牢牢地把握在巴頓的手裡，小哥兒幾個只有聽的份。
拍《甲方乙方》的時候，巴頓的首選就是姜文，請不來才換成的英達，當然英達演得也很好，他和姜文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嘴上絕不服軟，而且也具備把黑的說成白的的智慧。比如說，英達就不承認中醫能治病，不承認有經絡一說。他說：經絡只是一股氣，不是物質，不能被科學證明它的存在。稱中醫惟一的作用就是心理暗示，但心理暗示不是醫學的範疇。我和他抬摃，問他：那為什麼還有中醫、西醫的區分？他說：就不應該有中西醫的叫法，只有“醫學科學”。如果非要區分，勉強可將中醫稱之為“祖國醫學”。他還舉了很多的例子，聽起來都對，令在場的人無不認為英老師學識淵博。事後，我去酒仙橋醫院看中醫，大夫告訴我，英達剛在我們這開了幾副中藥。我說，好呵，他不讓我們信，自己卻偷著吃中藥。看來他心裡還是承認中醫能治病的。說這件事是想說明，抬起扛來，英達、姜文他們的聰明智慧是非常夠用的。正是因為這一點，使他們在談話中永遠保持著勝利者的姿態。
姜文經常使用的一個句子就是：你不能這樣吧。每次我聽到這樣的句子，直接反應就是，我真的不能再這樣了。事後又在問自己：我哪樣了？久而久之，我對他們萌生了這樣一個願望，迫切地想听到他們能在所有的聰明智慧都用上了的時候，說一聲：我錯了。
記得上個世紀我曾經險些抓住這樣一個機會，但很可惜，事後被證明還是我錯了。
那是在九一年，拍的時候。
當時我們住在紐約長島一個叫奧伊斯特貝的小鎮上，一天晚上，晚飯前，幾個人坐在客廳裡看電視。電視裡播放了一段僅有幾十秒鐘電影預告，是英國影片《桂河大橋》。馬曉晴和姜文為了影片的主演是不是大衛尼文發生的爭執。
馬曉晴堅持認為《桂河大橋》的主演是大衛尼文。而姜文則斷然予以否認，他告訴馬曉晴，《桂河大橋》裡沒有大衛尼文，但這部影片的導演叫大衛里恩，得過奧斯卡獎。還說這部電影他看過7遍。
他們向劇組的錄音師李學雷求證，因為學雷是電影學院畢業的，而且看過無數電影。學雷說，好像是大衛尼文主演的。姜文鼻子都氣歪了，一口咬定，誰說是都沒用，絕對沒有大衛尼文的事。
為此，姜文和馬曉晴兩人打了賭。誰輸了，贏家有權對輸了的人做任何事情。
劇組的人也分成了兩派，鄭小龍為首的一大幫人堅信姜文不會有誤，所以站在讚成姜文的一邊。我和艾未未站在馬曉晴一邊。
我當時還沒有看過《桂河大橋》，但我希望姜文輸。我答應開車拉馬曉晴去租錄像帶，條件只有一個，馬曉晴若是贏了，讓姜文當著大家的面說：我錯了。
當時天已經黑了，我開著車拉著馬曉晴和艾未未從長島出發，沿著495號公路一頭扎向百十公里以外的曼哈頓。那一段時間，讓我最愉快的事情就是，拍戲的間歇叫上艾未未拉上馬曉晴，開著車到處亂躥，只要有艾未未在身邊，去布魯克林黑人區我都不懼。
我當時開的是一輛租來的出租車，車門上還印有每公里的單價，不明真相的路人常常伸手截車，有時看到幾個金發碧眼的姑娘從酒吧出來，興致所至，我們也會載她們一程，因為是免費的，所以分手時，我們和姑娘們都會有些依依不捨。我不懂英語，剛開始時也不認路，所以老得問坐在旁邊的艾未未，他有時煩了就不好好指路，該拐彎時也不說話，我就一直往前開，開到哪兒算哪兒。有一次，我賭氣一直開到海邊，對他說：你要還不說拐彎，我就開到海裡去。他閉著眼睛躺在車座上說：把玻璃搖上，等車完全被水淹沒了，再逃生。我腦袋一熱，差點就一腳油門轟到海裡去。在岸邊我剎住車以後，他認真地對我說：我特別想體會一頭扎進海裡去的感覺。平常開車，他也老說：撞一次吧，求求你，快點再開快點。久而久之，弄得我心裡也跟著了火似的，老覺得自己開的是裝甲車。終於有一次在長島，喝了幾口酒，在停車場附近，試著以20公里的時速行進，不踩剎車撞向一個小土坡，其產生的衝力令我至今記憶猶新。由此可想而知，如果是100多公里的時速撞車會是多麼恐怖的一件事情。
那一段時間，艾未未的出現使我的心裡充滿了野性，對秩序的破壞欲與日俱增，要不是我天生怯懦，又對未來充滿憧憬，後果真是不堪設想。後來看到庫布里克的電影《發條橙子》，一下就理解了那些混蛋的所作所為。
艾未未是鄭小龍請來為劇組幫忙的朋友，也是北京人，曾是“星星畫會”的主要干將，於1978年就讀於北京電影學院美術系，同期的學生，日後成為中國電影“第五代”。大學讀了不到兩年，煩了，覺得沒勁了，毅然決然放棄學業來到紐約。
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在紐約呆了12年。他是一個前衛藝術家，住在曼哈頓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間的第七街上，那一帶集中了很多像他那樣不著調的藝術家，也有光頭黨和爆走卒，同時那一帶也是紐約販賣來路不明商品的黑市。艾未未和那一帶的黑人兄弟親如一家，彼此見面，不是FUCK這個，就是FUCK那個。他喜歡惡作劇，善於隨心所欲地把兩種不相干的事物嫁接到一起，使它們產生一種新的含義。比如說：他會把一個籃球裝進一隻編織袋中，從樓頂上拋下，看著一隻編織袋在街道上彈跳，令許多不知其中奧秘的行人紛紛駐足觀望，百思不得其解。再比如：他從黑人手裡買到一張文革時中國出版的塑料唱片，內容是，中央台播音員字正腔圓朗讀的毛澤東著作《老三篇》。艾未未找來老式唱機，接上喇叭，開足音量，讓毛澤東思想嘹亮地響徹在紐約的第七街上。
艾未未為人仗義，朋友也是五行八作幹什麼的都有，九二年的聖誕節前夜，我在他的地下室留宿，遇見一個韓國人來串門，剛坐下，就被艾未未從後面用塑料袋把他的腦袋套上，一邊擰緊塑料袋憋得韓國人滿臉通紅，一邊對我說：這小子是個賊，好好搜搜他，身上一定有好東西。韓國賊拼命掙脫，從懷裡掏出一個紙袋子，說了一串韓國式的英語，把紙袋包著的一瓶酒鄭重地送給了艾未未。
韓國賊誠懇地說：我今天沒偷東西，這瓶酒是我自己花錢買的，送給你作為聖誕節的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