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剛過，北京電影製片廠的韓三平廠長約我聊聊。
大致的意思我還記得，他說：你在北影拍的三部影片，兩部栽了大跟頭（我知道他也忌諱說“槍斃”），作為廠長，我有責任把你打撈上岸。眼下那麼多拍電影的導演跑去拍電視劇，而你卻毅然投身到電影行列中來，這是難能可貴的，應該支持。當初電影局領導班子重組，工作重心是抓整頓，剛好你的片子在那個時候出爐，所以你算撞到槍口上了；現在不同了，他們的屁股已經坐到了電影的板凳上來了，工作的重心自然也就轉移到了抓創作，抓整頓歸根結底還是為了抓繁榮，這是衡量電影局工作成績的重要標準，這個轉變的過程希望你能夠理解。
他又說：你也要從失敗的陰影裡走出來，最好的方式就是積極地準備劇本，和電影局多溝通，我盡全力支持你。
我問他：拍什麼東西能通過呢？我顯然是一個被打入另冊的導演。
他說：你多慮了，就你來說是對事不對人，即使有一些成見也是可以消除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拍一部雙方都能接受的電影。當然，我並不是說，讓你這樣的導演去拍“主旋律”，說句心裡話，讓你拍“主旋律”我們也不會放心。你還是應該發揮你的特點，可以拍一部賀歲片。喜劇這種形式，領導、觀眾、創作人員三個方面，相對來說比較容易達成一致。重點就在觀賞性上下點功夫，我認為一部高票房的電影，一點也不亞於在國內外的電影節上拿到的任何一項大獎。電影局的工作我去作，應該不會有太大的阻力，我已經和電影局的王更年局長溝通過了，他也表示歡迎你繼續拍電影。關鍵看本子。
他又說：現在下崗已經成了熱點的社會問題，你能不能拍一部反映下崗工人再就業的喜劇？
我說：這樣的題材有人看嗎？不是所有的社會熱點都能成為電影的賣點。下崗工人是沒有心情去看電影的；在崗的人又不能理解下崗人的心情。在現實中承受苦難的人，在電影裡要獲得解脫。
我想起了王朔的一篇小說，向韓廠長大致介紹了小說的中心情節——“好夢一日遊”。
韓廠長說：這倒是一個非常有想像力的電影結構，每個夢的消費者都要從中有所體會，但不能是消極的，應該是積極的，充滿誠意的。把住這個方向改劇本，通過不會有問題。
韓三平的一番話使我重新鼓起了回到革命隊伍中來的勇氣，後來張健亞導演把當時的情況編成了段子，他說：中國電影好比紅軍在長征路上，韓三平和朱永德（上影厂廠長）是抬擔架的，兩個人的區別在於，朱永德的擔架隊穿得比較乾淨，他總是想把擔架隊打扮得像是儀仗隊；張藝謀和陳凱歌是“二四方面軍”，一個要往這邊走，一個要往那邊去，最後兩個人都犯了分裂紅軍的嚴重錯誤；田壯壯是因為搶渡大渡河，攻急了，留在當地的老鄉家裡養傷，每天都在給老鄉的閨女講革命勝利以後會是什麼樣子的神話；和平和孫周是躲在上悔租界裡，喝著咖啡吃著麵包，心和紅軍在一起的左翼聯盟，長征就不參加了，但時不時也得發一封電報給紅軍，說你們是中國的希望，等革命勝利了再去北京；周小文則是王左、袁文才，打下一個寨子就不走了，當起了山大王；還有誰是在蘇聯養傷我記不清了，印像中好像說的是謝飛。說到我時，他是這樣形容的，原本是占山為王的土匪，正好紅軍途經此地，遂起了當紅軍的願望，加入了韓三平的擔架隊，沒走多遠正趕上肅反，拉出去就給斃了，結果槍法不准沒打死，大雨一澆又醒了，痴心不改，又爬起來追上了過草地的紅軍。
在韓三平的擔架隊裡，由韓三平一手提拔的3個人分別是，霍建起、陳國星和我。霍建起在中國電影的長征路上拍出了《黑眼睛》、《那山那人那狗》、；陳國星拍出了《孔繁森》和《橫空出世》；我拍了一堆賀歲片。後來，韓三平把第六代、第八代的一些導演也補充進了他的擔架隊，比如，王小帥、路學長、陸川等人，但小哥兒幾個不好好抬，經常把躺在擔架上的首長顛得摔下來，令擔架隊長韓三平很沒有面子。
韓三平找我談話的當天，我就給身在美國養傷的王朔打了電話，王朔對事情的估計沒有我樂觀，他懷疑這樣一篇閒得沒事拿別人開涮的小說，又是他寫的，是否能通過？我說可以改成你好我好他也好的故事。他同意把小說的改編權交給我，只是不抱什麼希望。有一件事我有點為難，可還是對他說了，我說：為了便於劇本通過，能不能在電影上不屬原著作者的名字？王朔想了想，同意了。現在想想，他當時的心情一定很複雜，從中也可以看出王朔曾經非常看重我們的友情。後來影片公映，沒有王朔的屬名，明眼人都知道這是改編自他的小說，每次記者問到這件事我都無言以對。
在此，我向讀者鄭重申明：電影《甲方乙方》改編自王朔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