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秋天，由於前面文章中提到的原因，我的心情一片灰暗，不得已只能把自己關在家裡韜光養晦，那時我住在京郊通縣的一個酷似“農民新村”的別墅區裡，周圍全是莊稼地，無淪白天還是黑夜，四周永遠一片沉寂。時逢北京的房地產業陷於低潮，別墅區的開發商心灰意冷，置業主於不顧，撒手而去。別墅區裡沒有路燈，房前屋後到處是一人多高的荒草和蓋了一半的殘樓斷牆，每到夜幕降臨，小區一片漆黑，架起攝影機拍《聊齋》，不用美工師佈置，其恐怖氣氛蒲松齡看了一準滿意。不僅如此，當地農民為了向開發商追討欠付的土地出讓金，開來拖拉機封堵了別墅區的大門，業主的汽車出入只能繞道，通過曲裡拐彎的河堤才能進入臨時扒開的後門，河堤的路面十分狹窄，坑洼不平，每天駕車早出晚歸，都像是參加“555越野拉力賽”。徐帆當時剛剛拿下駕駛證，駕駛技術由此得以迅猛提高，任道路崎嶇神情自若。見此情景，原本已經入住的二三十位業主相繼出逃，偌大一個別墅區裡只剩下五六戶人家絕望的堅守家園。
那一段時間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裹著軍大衣站在二樓的陽台上，向著繁華的京城方向舉目眺望，想著影片接二連三地遭到“修改”，又無計可施，心情巨落寞。
我之所以使用“修改”這個詞彙，是因為在審查詞典裡沒有“槍斃”一詞，取而代之的是“修改”。 “修改”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有期的，一種是無期的。前面一種是善意的，具有建設性的；後畫一種則是兵不血刃，彬彬有禮地打入冷宮。
在我的導演生涯中，兩種情況都有幸遇到過，經驗告訴我，修改意見不怕多，30條也不可怕，越多越具體，越具體越好修改，也就說明只要聽話，通行在即；怕就怕寥寥幾筆行文，用詞十分抽象，比如說：整體感覺有些消極，調子比較灰，缺乏正面力量的引導。看到這樣的評語，所有的導演都會心裡一緊，汗當時就下來了。我時常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按照這樣的標準衡量，、，包括戲劇大師關漢卿和老舍先生的作品都是應該好好“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