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堂”是從我記事起就熟悉的一個詞彙。也是從我出生的那個年代起，禮堂如雨後春筍般地興建於北京各大機關院校的生活社區裡。禮堂成為了新中國社區文化的核心活動場所。
這一點和教堂在西方國家的社區文化中起到的作用有點類似。
現在提倡建設社區文化，卻不建禮堂，我在想它以什麼為核心呢？總不能以家樂福超市和街道組織的盲人按摩作為傳播精神文明的樞紐吧。
我們的禮堂在位於北京西郊的市委黨校的大院裡。
禮堂的前面是一個小廣場，對著禮堂有一座影壁，上面寫著五個大字“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主席的親筆書法。許多年後回到那裡，影壁上的“為人民服務”
已經被“實事求是”取而代之，但也已經是油漆斑駁，看上去“實”不是“實”，“是”也不是“是”了。影壁的後面是一片森林，林中有一座歐洲庭院式的墓地，裡面安息著意大利的神父“利馬竇”。這個意大利天主教神父於1582年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傳播西方的精神文明，後長眠於此。
禮堂的南面是一座美國教堂，還有一座教會留下的口字形校舍，那時已被改作機關的食堂和幼兒園，我就寄讀在那所幼兒園裡。它的高大渾厚，複雜的結構，還有那座透過窗戶可以看到的鐘樓，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日後當我成為一名導演時，我回到那裡拍下了和《情殤》兩部電視劇。
禮堂的北面是黨校的學員樓，它是蘇聯建築師的傑作，樓體非常地敦實，令人心生敬畏。文革中我曾親眼目睹，有人從那座樓的五層縱身躍下，重重地摔在水泥地面上。直到今天我都在想，自殺者從樓上一躍而下時，他們的內心是怎樣的絕望，在墜地前的幾秒鐘，會不會後悔。我如果自殺是不會選擇跳樓的，我特別怕疼。
禮堂的後面是一片五七年栽種的果園，果園裡有一座很大的暖房，裡面培育著數不盡的花草植物。負責管理果園的叔叔姓史，史叔叔住在我們家的樓上，人很厚道，也非常耿直。給我留下的突出印像是，在我的父親成為右派後，他們家依然和我們家保持著良好的關係。
我母親最愛養的植物是吊蘭，無論生活陷於何等窘境，母親的吊蘭永遠在窗台上繁茂地生長，這一點是和史叔叔的努力分不開的。
禮堂的樣子大致是這樣一個面目：正門下有一層層的台階，台階上矗立著幾根石柱頂天立地，石柱上托舉的橫眉正中鑲著一個浮雕，浮雕的圖案由五角星和分列兩側的旗幟組成，印像中旗幟上還有垂下來的穗子。
黨校的歷屆學員畢業，都會站在禮堂前的台階上留影。我的影集裡有一幅幼兒園時的合影，也是站在禮堂前的台階上，一群孩子沒心沒肺地迎著鏡頭傻笑。每次看到這幅照片都讓我想起當時的情景，那是在一次黨校幼兒園的“六一”演出結束後拍照的。我們演的節目是表演唱《瀏陽河》。
瀏陽河，彎過了幾道灣？
五十里水路到了湘訌，江邊有個湘潭縣呀，出了個毛主席領導人民得解放啊，依呀依子喲……
我記得我們每人手裡拿著一個盤子，一根筷子，唱一句敲一下，領唱的女孩叫高麗萍，印像中長得特別漂亮。現在想起來，在我的少年時代，很長時間她都是我心中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