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聶傳慶無法選擇環境，也無法選擇自己的父母，他的生命來自一次偶然，但他卻要為這種偶然承擔永久的責任。因此小說寫道：“她（傳慶的母親）死了，可是還有傳慶呢？憑什麼傳慶要受這罪？碧落嫁到聶家來，至少是清醒的犧牲。傳慶生在聶家，可是一點選擇的權利也沒有。”
張愛玲對人的存在的理解，對親子關係做了深刻的否定。因為她本人即是殘忍之父手下的犧牲品，當她被幽禁半年，而父親居然不管她的死活時，她“病了半年，躺在床上看著秋冬的淡青的天，對面的門樓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兩排小石菩薩——也不知道現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朧地生在這所房子裡，也朦朧地死在這裡麼？死了就在院子裡埋了。”她無疑是最能認清父親本質的人。
因此學者林幸謙在論及張愛玲筆下男性形象的處理模式時，他歸納為三種：
第一，採取“殺父書寫”，直接把男性家長/父親從文本中排除，構成男性家長缺席的“無父文本”。諸如：的梁家和葛家、《沉香屑——第二爐香》的蜜秋兒家、的白家、的佟家、的席家、《相見歡》的荀家、《留情》的楊家、的段家、的薑家、的姚家、的顧家、的譚家和周家等傳統男性家長都一一缺席。
第二，把男性家長/父親寫進文本，但由始至終卻都置之於“去勢者”的角色，成為女作家筆下白色筆墨的被觀凝群眾，形成“去勢模擬”的透視鏡。諸如：裡的薑二爺、《桂花蒸阿小悲秋》里阿小的男人、《沉香屑——第二爐香》裡蜜秋兒的先生、《花凋》裡的鄭先生和中的姚二爺等人。
第三，對於一些較為正面的男性人物，即那些在文本中以正面形像出現的男性角色，最終卻在敘述中以去勢模擬的手法處理，加以諷嘲、貶壓和醜化。諸如：《沉香屑——第二爐香》的羅傑安白登教授和《創世紀》的毛耀球等等。
至於母親的形象，在張愛玲的小說中可分為兩類：一是像中的曹七巧、中的梁太太，美麗、殘暴而有著被壓抑的情慾和瘋狂的金錢慾和統治欲；一是如中的席五太太和中的婁太太，《花凋》中的鄭太太，她們沒有鮮明清晰的面貌，只是一群活動在舞台背景深處的可有可無的人。她們沒有自己的思想行為，隨著每個人的思想滾動而滾動，她們無所適從，總是小心翼翼地討好丈夫、孩子和周圍的每一個人。而相對於另一類像中的曹七巧，她一生披著沉重的黃金枷，壓抑著愛、情慾，又親手扼殺了兒子長白、女兒長安的幸福。學者曹書文認為七巧在某種意義上是曹、姜兩個家族利益的犧牲品，姜家以犧牲家族名譽來換取健康的媳婦，而哥哥曹大年則以犧牲曹七巧的青春為條件，得到了地位的滿足和經濟上的補償。而曹、姜兩個家族的大大小小所組成的“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驅使七巧漸漸對正常的人性、人情喪失了最後的信心，她由常態發展為變態，由“被人食”而成為“食人者”。
曾經充滿青春活力的七巧，被賣斷嫁給姜家一位喪失性功能的男人，她不但在丈夫身上得不到情愛的生命體驗，反而要日夜照顧他。但由於道德輿論的束縛，她只能將這種正常的人性慾求狠狠地壓抑下來，她愈壓抑就愈渴望得到滿足，於是她向小叔姜季澤挑逗，但姜季澤的慾迎還拒留給她難以磨滅的感情創痛，最後她只能在愛恨交織中打發殘餘的人生。
她以變態、扭曲的方式來求得感情的宣洩和心理平衡，她千方百計地折磨死兒子的兩個媳婦，無非都是要從情感上、肉體上佔有自己的兒子，但“倫理道德”的禁忌又使其只能用深夜扣住兒子，以探測隱私的方式來折磨媳婦，進而滿足自己畸形的情慾，演化成為人性、人情變態的極致。因此曹七巧的悲劇，既是家族制度的悲劇，又是生存和人性的悲劇。尤其是在她有幸取得了經濟大權時，她已經被異化為男權中的一分子，她成為“父”的代言人。張愛玲在一九七一年接受水晶先生的訪問時，曾稱“裡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所本'的”；而張子靜則更明確地指出，的故事、人物脫胎於李鴻章次子李經述的家中，他說：“在那之前很多年，我姐姐和我就已捲進的現實生活中，和小說裡的'曹七巧'、'三爺'、'長白'、'長安'打過照面。”張子靜說他見到他和張愛玲所稱的“三媽媽”，“穿著一件深色的寬袖旗袍，很像是和尚穿的法袍或道士穿的道袍。相襯著這身衣服的則是她瘦削清癯的面容；臉上一片蒼白，一點血色也沒有。我如今還記得，當時遠遠看去，彷彿看到一個幽靈來到了人間。”
而這情景變成的曹七巧，則是“世舫回過頭去，只見門口背著光立著一個小身材的老太太，臉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官織緞袍，雙手捧著大紅熱水袋，身旁夾峙著兩個高大的女僕。門外日色昏黃，樓梯上鋪著湖綠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級一級地上去，通入沒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覺地感到那是個瘋人——無緣無故地，他只是毛骨悚然……”真是何其相似。至於《花凋》，據張子靜說是以舅舅黃定柱一家為藍本的，女主角鄭川嫦的悲慘遭遇活脫是張愛玲的三表姐黃家漪，也因此當舅舅看了《花凋》後，大發脾氣。因為文中對他的批判毫不留情：鄭先生是個遺少，因為不承認民國，自從民國紀元起他就沒長過歲數。雖然也知道醇酒婦人和鴉片，心還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裡泡著的孩屍。
孩子多，負擔重，鄭先生常弄得一屁股的債，他的夫人一肚子的心事。可是鄭先生究竟是個帶點名士派的人，看得開，有錢的時候在外面生孩子，沒錢的時候在家裡生孩子。沒錢的時候居多，因此家裡的兒女生之不已。
鄭先生是連演四十年的一出鬧劇，他夫人則是一出冗長單調的悲劇。她恨他不負責任，她恨他要生那麼些孩子；她恨他不講衛生……
說不上來鄭家是窮還是闊。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幢洋房，床只有兩隻，小姐們每晚抱了鋪蓋到客室裡打地舖……他們不斷地吃零食，全家坐了汽車看電影去，孩子蛀了牙齒沒錢補，在學校裡買不起鋼筆頭……幾位姑娘雖然是在錦繡叢中長大的，其實跟撿煤核的孩子一般潑辣有為。 ……為門第所限，鄭家的女兒不能當女店員、女打字員，做“女結婚員”是她們唯一的出路。因此父母給川嫦介紹了在奧地利留過學的章醫生，然而好不容易進行到締結婚約的階段時，川嫦卻得了肺病，婚約告吹了。
川嫦的病，不禁讓我們聯想到張愛玲被囚禁生病的情景，川嫦的父親不想拿出費用給重病的川嫦治病，而是利用人情，多方算計想讓章醫生出藥費，川嫦絕望了，她不斷地對自己說著：“總之，她是個拖累。對於整個的世界，她是個拖累。”這時痛苦的自我意識纏繞著她，“她的自我觀念逐漸膨脹。碩大無朋的自身和這腐爛而美麗的世界，兩個屍首背對背拴在一起，你墜著我，我墜著你，往下沉。”於是她只求一死，她想買安眠藥自殺，張愛玲這樣描述：她叫李媽背她下樓去，給她雇了一部黃包車。她爬在李媽背上像一個冷而白的大白蜘蛛。她身邊帶著五十塊錢，打算買一瓶安眠藥，再到旅館開個房間住一宿。多時沒出來過，她沒想到生活程度漲到這樣。五十塊錢買不了安眠藥，況且她又沒有醫生的證書。她茫然坐著黃包車兜了個圈子，在西菜館吃了一頓飯，在電影院裡坐了兩個鏡頭。她要重新看看上海。這裡面有著張愛玲的切膚之痛。三個星期後，川嫦死了，那是一九四二年，兩年後《花凋》發表在《雜誌》第十二卷第六期。 《花凋》中川嫦有著張愛玲的部分投影，但不同的是川嫦最後死於肺病，而張愛玲卻從父親家死裡逃生地“逃”了出來，並成為作家，然後用文字來批判她的父親甚至整個家族。張愛玲對父親有著深深的恐懼，這恐懼我們可從中長安擔心男友世舫和她母親曹七巧（此時已是“父”的代言人了）的見面中看出，“他果真一輩子見不到她母親，倒也罷了，可是他遲早要認識七巧，這是天長地久的事，只有千年做賊的，沒有千年防賊的——她知道她母親，會放出什麼手段來？遲早要出亂子，遲早要決裂。”於是她“與其讓別人給它加上一個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結束了它。一個美麗的蒼涼的手勢……她知道她會懊悔的，她知道她會懊悔的……”
而在中，傳慶（亦可說是張愛玲）時時想學好國文取得言老師的歡心，可是面對言老師，他只是慌亂和痛苦；回到家中，他只想避著樓梯走，躲過父親和後母的眼睛。在《多少恨》中，“家茵聽到這裡，突然調過身來望著她父親，她頭上那盞燈拉得很低，那荷葉邊的白瓷燈罩如同一朵淡黃色的大花，簪在她頭髮上，深深的陰影在她臉上無情地刻劃著，她像一位早衰的熱帶女人一般，顯得異常憔悴。”
可見這種恐懼和父權的壓力，對張愛玲而言不僅僅是肉體的戕害，也造成她精神上的驚慌不安。因此早在她被父親囚禁逃出後不久，她就把這經過寫成英文，投到《大美晚報》（Evening Post）去發表，那是刊登於一九三八年的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一文。據張子靜說，父親看到了姐姐的這篇控訴，大動肝火，但也無可奈何！而當張愛玲成為當紅作家後，她又把這件事細說一遍，這便是一九四四年七月刊登於《天地》月刊第十期的《私語》一文。
張愛玲以文字還擊她的父親，置其於難堪之境。從此我們不難看出張愛玲對其父親的不滿和痛恨。因此我們在看到那個患了“軟骨症”的薑二爺，除了作為一個稱謂、一張遺照外，始終不曾在本文中顯身。學者邵迎建認為“這塊喪失行動機能，僅殘存著繁殖功能的'沒有生命的肉體'，隱喻著政治上被去勢的清朝遺臣姜家——在政治舞台上失去權力，依靠權力所獲得的遺產金錢苟延殘喘，如同一堆沒有骨頭正在腐爛的肉”。
張愛玲的鞭笞可謂正中要害，道道血痕。在那“最後的貴族”中，由於“祖”的缺席，父權又不可逆轉地衰落，母親要不然失去面目，要不然成為“瘋女人”——父權的代言人，而生活在這充滿鴉片的濃香、空洞而昏暗的“大宅門”中的兒女們，有的似瘋非瘋地苟活著，更多的在徒勞地逃避，他們一無出路，只有“一級一級走向，那沒有光的所在”，“蒼涼”成為張愛玲小說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