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課本里的陳炯明，是一個軍閥，一個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背叛者，一個炮轟總統府的劊子手。百年過去了，我們不妨從另一個角度，全面了解這位軍閥名人。
陳炯明於1878年生於廣東海豐，原名捷，字讚之，又字競存。他出生的當天，恰逢其父陳曦庭鄉試中榜的捷報亦到，父親遂為兒子起名為陳捷。
陳炯明自幼頑劣異常，但少年時期性情大變，發奮苦學，且溫文有禮，20歲的時候中了清朝的秀才，成為一個書生。但當時的大清朝氣運已盡，帝國的大廈正在傾覆之中，維新思想、革命風潮在廣東正在流行。受新思潮的影響，1906年，28歲的陳炯明到了廣州，求學於廣東法政學堂，成為第一屆學員，兩年後以“最優等生”的成績畢業。
1909年畢業以後，陳炯明任廣東諮議局議員，提出了《革除衙署積弊案》、《廢除就地正法案》、《籌辦城鎮鄉地方自治案》、《禁絕一切賭博案》等提案。這些提案顯示出了陳炯明深受烏托邦思想的影響，“自治”也成為其一生追求並踐行的理想。
1909年，陳炯明加入中國同盟會。 1911年3月，他參加了黃花崗起義。 1913年，陳炯明參加二次革命失敗，流亡到新加坡。當時孫中山重組中華革命黨，並且要求黨員畫押宣誓效忠孫中山個人，陳炯明第一次表現出了他對孫中山的不從，拒絕宣誓效忠參加中華革命黨。
1916年，陳炯明回到廣東發動起義，參加討袁的護法運動，任閩粵軍總司令，佔領了閩西南的漳州、汀州等地，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在這個不大的地盤上，陳炯明開始了他的自治實驗，那是中國一百年來最重要的烏托邦中的一個。
黃花崗起義失敗後，陳炯明流亡香港，結識了比自己小6歲的精神導師，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劉師复。其宗旨是無政府、無宗教、無家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老有所養，幼有所依，百姓互助合作，沒有貧窮，也沒有剝削。劉師复的描繪，和陳炯明的自治理念不謀而合，也成為漳州新政的根本思想。
在劉師复的影響下，陳炯明構築了他的“自治”“聯省”“聯邦”三大步驟，他以後的政治生涯，都與這三大步驟緊密相關。他與孫中山的決裂，也源於“自治還是革命”這一路線的衝突。
在閩南26縣這個小小的“閩南護法區”，陳炯明究竟做了些什麼呢？
他建設了第一座鋼筋水泥橋樑、第一條四車道石板馬路、第一個現代公園、第一片城鄉公路網、第一家銀行，還建設了貧民工藝廠、迎賓大旅館，在公園的門口，豎著高大的石碑，四面分別篆刻著“博愛、自由、平等、互助”。
陳炯明的一個大手筆，是在農村設立現代學堂，做到“一鄉一校”。他禁絕了私塾，設立師範學校、普通中學、工讀學校、平民夜校、婦女家政講習所。 1920年又增辦了女子師範講習所、女子工讀學校，當年就設立半夜學校90餘所。
報紙雜誌也紛紛湧現，《閩星》半周刊和《閩星日刊》出現了，《閩南新報》、《閩鋒周刊》、《軍事日報》、《雲中周刊》也先後創辦，陳炯明在《閩星》發刊詞裡寫道：思想一變就會打破舊生活、舊組織，直向進化線上，一起大努力，創造新生活、新組織，達到無國界、無種界、無人我界的境地……
陳炯明還大力延攬全國人才，幫他一起辦教育，並在籌辦大學。
1920年，美國駐廈門領事發給華盛頓的一份報告中，稱“陳氏……施行各種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極佳，結果人民都感滿意。這令中國人看到，事可辦成，不必需要過度辛勞和重稅”。他還特別提到了漳州寬廣的道路，良好的治安，公園、公共菜市場、屠宰場、河堤以及漳廈公路。
在陳炯明卓絕的努力之下，漳州成了全國的首善之區，閩南26縣成為“模范小中國”，被時人譽為“閩南的蘇俄”。陳炯明也聲名遠播，成為中國的政治明星，也成為廣東百姓翹首盼望的救星。
後來陳炯明走出漳州，進入廣州，他的自治路線圖到了第二步——“聯省”，更大的藍圖已經展開，只待陳炯明大手描繪。
陳炯明在全省92個縣推行自治，到了1921年，全省各縣推行民選縣長、縣議員完成，廣東省議會通過《廣東省憲法草案》，聲明“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陳炯明還邀請陳獨秀到廣東主持教育全局，創立公辦教育，實行免費教育，私立教育也大為發展。 1921年，陳炯明創立中國城市史上第一個建制市——廣州市，並設了財政、公安、工務、教育、公用和衛生局長。廣州還開始籌辦市政紀念圖書館、第一公園、公共兒童遊戲場、公共體育場、美術學校，舉辦體育運動會、美術展覽，安裝馬路電燈，還建築了新式住宅小區。每天有上千名清道夫打掃街道，疏通溝渠，還挨家挨戶派發宣傳衛生的小冊子。
隨後，廣東全省總商會、廣東經濟調查局、股票交易所成立。陳炯明還頒布了禁煙令，使廣州數十年的煙、賭大害絕跡。
讓人目不暇接的新政，使廣東成為全國最開放、最民主的省份。陳炯明的治理天才，得到了全國的承認。當時的人甚至將陳獨秀、胡適、陳炯明並稱為新文化運動的三大領袖，陳炯明以他的踐行，將新文化運動的成果化為了現實。
1906年，為挽救即將傾覆的政府，清廷宣布仿行憲政，次年開始在各省籌設諮議局。廣東省諮議局於宣統元年（1909年）成立。 94名當選議員均有各種功名及官職頭銜，其中廣東地方自治研究社成員佔了20多名。
廣東地方自治研究社是1907年出現的立憲團體，由文瀾書院的士紳組成。文瀾書院不是一所招生授課的普通書院，而是一個士紳社交與公共集議的場所，只有考中生員的士紳，才有資格成為書院的成員，參加春秋兩大聚會。據文瀾書院留下的名冊，其成員80％以上具有舉人、進士功名，餘者也是貢生、生員或有官職官銜者。因此，文瀾書院到20世紀初順理成章地政治化，成為廣東立憲與地方自治運動的中堅。
廣東諮議局從1909年成立至1911年，先後提出議案147件，但議案執行與否的權力掌握在督撫手中。結果除“監所改良及統一本省財政兩案已次第開辦”外，其他諸案“未聞舉辦”。諮議局議員以“民意代表”自居，參政意識強烈，在禁賭案問題上和廣東地方當局發生了一場激烈爭鬥。
1909年11月8日，諮議局召開第一次會議。議員陳炯明在會議上歷數賭博的危害，呼籲厲行禁賭，要求禁絕官府准許的合法賭博。
賭博在廣東有上千年的歷史，根深蒂固，花會、番攤、山票、白鴿票、闈姓、麻雀，五花八門的種類遍及四鄉八鎮，使廣東得了“賭國”的惡名。
鴉片戰爭之後，國庫空虛，軍費開支和戰爭賠款成了朝廷至地方的沉重負擔，官許賭博每年為廣東當局帶來了600餘萬元的收入，成了籌餉的重要財源之一。
然而，賭博毒害社會風氣，加劇了清末社會治安的混亂，地方人士一再強烈要求禁賭。廣東諮議局在禁賭問題上曾一致表示贊成，可是粵督拒不接受諮議局的議案。
諮議局遂採取強硬立場，以停議、辭職相威脅，迫使粵督奏請朝廷頒布廣東賭博一律禁絕的期限。但官府的態度不希望一律禁賭，便以籌足抵餉作為藉口，籌得足就禁，籌不足就不禁。 1910年5月，諮議局再次提出禁賭議案。
1910年10月，諮議局將禁賭議案提請兩廣總督代奏朝廷，並呈請北京資政院核議。廣州報界公會和在京廣東同鄉京官亦不遺餘力，吶喊助威，一時間禁賭聲浪高唱朝野。就在此時，議員之一的大賭商蘇秉樞開的“安榮公司”推出新的賭種——鋪票，並運用金錢四處拉攏諮議局議員來否決禁賭案。有人更以5萬元銀票向陳炯明行賄，勸他放棄禁賭主張，被陳炯明嚴詞拒絕。
1910年11月9日，在諮議局第13次會議上，議員們有的主張禁賭，有的為“安榮公司”辯護，爭論異常激烈。後來議定投票公決。贊成禁賭者書“可”字，反對禁賭者書“否”字。
這天出席會議的議員有64人，陳炯明、丘逢甲、李鑑淵等20人投“可”票，劉冕卿、蘇秉樞等35人投“否”票，另有9人在辯論時溜出會場。
醞釀多年的禁賭案，最後關頭竟然觸礁。消息一經傳出，立即引起群眾的公憤。議長易學清、副議長丘逢甲以及議員陳炯明等43人憤而辭職。賭商們則拍手相慶。
當晚，蘇秉樞設宴款待全體議員，以示慶祝，“可”票議員都拒絕出席。就在“否”票議員們觥籌交錯之時，忽然停電了，諮議局內一片漆黑，直到散席時才來電。第二天的報紙尖刻地形容這是“活現一黑暗世界”。
11月28日，民間組織“禁賭總會”在文瀾書院召開第一次公眾大會。眾人強烈聲討“否”票議員，更有人提出要將“否”票議員的姓名刻在石頭上，豎立於往來通衢大道中，令他們遺臭萬年。 “否”票議員們不安於位，相繼辭職，風波越弄越大，幾乎不可收拾。此時總督袁樹勳辭職離任，由廣東將軍增祺兼任。 1911年1月，陳炯明開辦一家報館，名為《可報》，把禁賭“可否”的官司從諮議局打到了報紙，與開賭派針鋒相對，大唱對台戲。
1911年初，兩廣總督再次換人，由廣西巡撫張鳴岐擔任。張鳴岐是激烈的禁賭派，上任後以迅雷烈風之勢，厲行禁賭。 1月8日，北京憲政編查館電準“庇賭”的“否”票議員劉冕卿等35人辭職。 1月31日清廷諭準度支部所奏，從3月30日起，掃蕩全省賭博，各縣嚴密查辦，所有番攤、山票、鋪票、白鴿票和其他一切雜賭，務必盡行禁絕，不留遺種。
3月30日，廣州市民舉行禁賭紀念大巡行，“憲令一頒，全省人民歡呼雀躍”。群眾敲鑼打鼓，沿途舞獅。諮議局於3月22日召開臨時會議。張鳴岐親臨主持開幕。新任議員有35人，補足“否”票議員辭職後的缺額。陳炯明被選連任為13人法律審查會的會長。
廣東辛亥禁賭運動的成功，如陳炯明所說，是倚賴“父兄子弟”的力量促成的。也如美國總領事所說：“這（議員的）權力，並不得自明文憲法上，而是以停議和訴諸輿論公意的手段爭取來的。”民主議會政治啟蒙時期的真諦，在清末的中國，只是曇花一現。
陳炯明1906—1908年就讀於廣東法政學堂，當時是丘逢甲的摯友夏同龢（1898年狀元）擔任學堂監督。丘逢甲有數十首詩，或贈予、或提及夏同龢，而夏同龢在贈丘逢甲的詩序中稱丘為師：仙根先生，風流文采，夙為我師，東山一別，勳經七稔。頃复邂逅，而詩律益精。夏同龢還為丘逢甲題寫“澹定邨”的村碑，故居的“潛齋”二字及楹聯：一室讀書惟鑄我，十年種樹當封侯。在廣州期間，丘逢甲常往廣東法政學堂去拜會夏同龢，而夏同龢也常到丘逢甲住處拜訪。在粵東，兩人曾一同祭拜潮陽雙忠祠，共同發起紀念文天祥生日活動。由於夏同龢與丘逢甲的交誼之深，而陳炯明是法政學堂的學生，因此，陳炯明視丘逢甲為老師，而丘逢甲也視陳炯明為門生。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1900年八國聯軍的侵略，清政府便於1905年推行“新政”，1909年初“預備立憲”，命令各省年內成立諮議局。廣東諮議局自1909年10月成立，選舉議員94名，易學清為議長，丘逢甲為副議長，陳炯明等為議員。
1909年11月8日諮議局召開第一次會議，提出《籌禁廣東各項賭館議案》，議員陳炯明在會議上歷數賭博的危害，呼籲禁絕官許的合法賭博。諮議局一致贊成禁賭，可粵督拒不接受議案。諮議局作出《廣東禁賭請電奏定期實行案》，迫使粵督奏請朝廷頒布廣東賭博一律禁絕的期限。 1910年11月9日諮議局關於禁賭問題投票公決。丘逢甲與陳炯明、古應芬、鄒魯等20人投“可”票，劉冕卿、蘇秉樞等35人投“否”票，另有9人離場。陳炯明將《海豐自治報》改為《可報》，加大禁賭的輿論宣傳力度。 1911年初廣東禁賭成功，然而11月廣東“光復”後，禁賭又被否，諮議局議長易學清、副議長丘逢甲以及議員陳炯明等43人憤而辭職，諮議局由此陷入癱瘓。
某天丘逢甲在諮議局伏案辦公，街上突然傳來刺耳的槍聲。丘逢甲驚愕地抬頭觀望，不知發生了什麼事。猛然，房門被撞開了，門外急匆匆闖進兩個人。他們渾身是血，滿面倉皇，徑直跑到丘逢甲面前。丘逢甲定睛一看，來人竟是自己的學生鄒魯和陳炯明。鄒魯看到丘逢甲，上氣不接下氣地解釋：“丘先生，我們……”此時槍聲更急，門外有人粗暴地砸著門：“開門！快開門！搜查亂黨！”門上鐵環嘩啦啦響著。丘逢甲來不及多問，向大書櫃一指。鄒、陳兩人遲疑一下，閃身躲了進去。幾乎同時，大門嘩啦一聲被砸開，闖進幾個殺氣騰騰的捕快。捕快頭目揚聲大叫：“奉兩廣總督府令，捉拿革命黨鄒魯、陳炯明！”丘逢甲一愣，決然說：“這裡是廣東諮議局，沒有革命黨。”“胡說！”捕快頭目惡狠狠竄過來，“方言學堂的學生陳炯明、鄒魯在諮議局任秘書，他們聯絡同盟會逆黨，要搞新軍暴動。這是查獲的暴動名單。”他說著一晃手中的紙，“物證俱在，你還敢說沒有革命黨？你是什麼人？”丘逢甲凜然地站起，沉聲說：“在籍工部主事，海東遺民丘逢甲！”捕快頭目一驚，向後倒退幾步：“您，就是抗日保台的丘工部？”丘逢甲點點頭：“不錯！”並憤怒地提高聲音：“鄒魯、陳炯明是我最信任的學生。如果他們是革命黨，那我丘逢甲一定也是。要抓鄒魯、陳炯明，請先捕我丘逢甲！”他威嚴地站在那裡，眼瞪著眾捕快。捕快頭目嚇得單腿點地：“丘工部是抗日保台的英雄，一言九鼎。丘先生既說諮議局沒有亂黨，就一定不會有。”並向捕快們一揮手：“還不快走？到別處去搜！”眾捕快呼嘯一聲，陸續離去。
1922年，盤踞在北方的北洋軍閥自恃武力，妄圖鯨吞全國。孫中山針鋒相對，在南方廣州組成了中華民國軍政府，出任“非常大總統”，揮師北伐。不料陳炯明暗中勾結北洋軍閥，陰謀叛亂，想置孫中山於死地。
時任軍政府財政部次長、孫中山的助手廖仲愷，6月14日，突然接到陳炯明從惠州打來的電報，要他去相商要事。廖仲愷明知有詐，但他還是別了何香凝去惠州。誰知車剛駛出廣州不久，便在途中被叛軍扣押，拘禁在石井兵工廠，連陳炯明的影子也沒見到。
面對事變，何香凝強忍著對丈夫廖仲愷處於危境的懸念，先為孫中山、宋慶齡的安全四處奔走。直到她得悉孫中山與宋慶齡安全脫險，並在嶺南大學和永豐艦上會見了宋慶齡和孫中山後，才開始打聽廖仲愷的下落。十天之後。她從陳炯明的部下熊略那裡得知廖仲愷還活著的消息後，決心深入虎穴搭救親人。
六月底的驕陽，曬得南國土地像火一般的悶熱。廖仲愷的囚室，在一幢小樓的西室，更是悶熱難當，他的手、腰和腳被三道鐵鍊捆著，並緊鎖在一張鐵床上。何香凝在熊略的幫助下，乘著小艇，闖進了兵工廠，一起來到囚室前。看守官規定她只能看看，不許說話。為了援救自己的親人，她強忍悲憤，默默地走到廖仲愷的身邊，用手撫摸著廖仲愷被鐵鍊磨出的累累傷痕和被汗污浸透的襤褸衣衫，心如刀絞。
革命黨人為了嚴懲陳炯明的叛變行為，在香港處決了陳炯明的一個同宗兄弟，這使陳炯明惱羞成怒，準備對廖仲愷進行報復。同情廖仲愷的守衛士兵把消息透露給了廖仲愷。死對廖仲愷來說，並不悲哀，但當他想到革命尚未成功，心中不免有些難過。他趁著開鎖吃飯的時候，偷偷地向士兵要來紙筆，連寫了四首詩，藏了起來。
何香凝探監回家後，因生病正住院治療。聽到這一消息，她顧不得病體虛弱，又一次前往石井囚室探望。這時石井囚室已是警戒森嚴，看守士兵增加到五個。守衛士兵仍然不准何香凝和廖仲愷談話，只准遠遠地站著。廖仲愷見何香凝來了，立即向她招招手，何香凝正待衝上前去，卻被衛兵用槍擋住。革命不怕死，何香凝伸出右手把一支槍搶在手裡，大聲說：“你們放槍吧！我不怕。”那幾個士兵竟被何香凝的巾幗英氣鎮住了，不知如何是好。何香凝見士兵們不敢動手，就衝到廖仲愷身邊，廖仲愷把一個小紙團遞給了何香凝。何香凝回身出來，默默地打開紙團，才知是訣別詩。其中兩首是回顧20年參加革命的經驗教訓，懷念孫中山和痛斥陳炯明的；另外兩首是寫給她和兒女的。給她的詩中寫著:後事憑君獨任勞，莫教辜負女中豪……給女兒夢醒和兒子承志的詩中寫著:女勿悲，兒勿啼，阿爹去矣不言歸，欲要阿爹喜，阿女阿兒惜身體！欲要阿爹樂，阿女阿兒勤苦學……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尚存一言須記取，留汝哀思事母親。詩句表達了一個革命者臨危不懼和高尚的革命情操。
8月17日，距廖仲愷被囚已有兩個月零三天了，這時何香凝在日本留學時的同學龍榮軒來看她。龍榮軒是陳炯明部下的軍官，他不滿陳炯明叛變革命，仍然敬仰孫中山與廖仲愷。他向何香凝透露:明天陳炯明在白雲山開會，粵軍高級軍官都將出席會議，他自己準備在會上拼死力爭，提出釋放廖仲愷的建議，並就此徵詢何香凝的意見。何香凝果斷地說：“好，你一定也把我帶進白雲山。”龍榮軒當即同意了。第二天，何香凝搭乘龍榮軒的汽車一起來到白雲山下，冒雨到了叛軍指揮部。
陳炯明的軍事會議正在進行，大廳裡煙霧騰騰，人聲鼎沸。何香凝的突然出現，一下子把陳炯明驚呆了。停了一會兒，他假惺惺地站起來，搬來一把藤椅，倒了一杯白蘭地酒，走到何香凝身旁，虛情假意地說：“夫人，你全身都淋濕了，喝點酒吧，不然要受寒。”何香凝接過酒杯，一飲而盡，當著全體軍官的面，喝問陳炯明：“我問你，孫先生有什麼對你不起，仲愷有什麼對你不起？民國九年，你們兵困漳州，士兵糧餉都發不出，要不是仲愷四處借款，連孫先生在上海莫利愛路的房子也拿出來抵押借款幫助你，你們難道會有今天嗎？我今天來到這，不再打算回家，你把我砍成肉醬我也不怕。仲愷是殺是放，你今天一定要回答我。衣裳淋濕有什麼要緊！”
陳炯明被斥罵得無言可對。他只得敷衍說：“部下做出來的，詳情我不知道。”一面說著，一邊摸出筆來，寫了一張條子，命部下將廖仲愷帶到白雲山。何香凝接過紙條一看，又擲還給陳炯明說：“不行，你今天一定要給我個明確的答复，是殺他還是放他。”叛軍中的一位軍官十分欽佩何香凝的膽略，但又怕事情鬧僵，就過來輕輕地勸道：“把廖先生帶到白雲山來就是放他的了，你何必再對總司令發脾氣！”何香凝仍不讓步，回答說：“這是明放暗殺。要放他，就讓他跟我回家去，要殺他，就留他在白雲山上。”陳炯明無奈，只好忍耐地問道：“依你所見，怎麼辦才好？”何香凝直截了當地說：“你做事要磊磊落落，要殺仲愷，就隨你的便，我也做好準備，要殺一起殺了，也成全了我的志願。要放他，就叫他和我一同回家，不必再帶到白雲山來。”正氣終於壓倒邪氣，陳炯明只得釋放了廖仲愷。
1925年2月26日，陳炯明由汕尾敗走香港，之後帶領舊部在粵東和閩南進行過小段掙扎，9月16日由滬返港。 12月24日，粵軍在閩南宣布解散。此後，陳炯明幾乎完全退出中國政治舞台，開始了在港8年的蝸居生活。
從政治和軍事中心退隱後的陳炯明馬上發現自己處於嚴重的經濟困難當中。儘管在國內先後擔任過廣東省代都督、都督、廣東省長以及粵軍總司令等職，但他不蓄私財，以致當他到達香港之後，窮困徬徨，帶著家人輾轉搬遷。
對於一個沒有私財的落魄軍人而言，龐大的家庭不再是驕傲資本，而成了一種負累。到陳炯明逝世時，他的母親已超過80歲，妻子黃娥身體欠佳。五個女兒除三女、四女已經出嫁外，第二和第五兩個女兒還在聖士提反女校讀書。三個兒子中長子定夏在上海大同大學附中讀書；次子定炎以及三子定炳均在香港嶺南分校讀書。隨著陳氏失勢，一些親戚跟著搬遷到港，也需要他的周濟。
一開始，陳炯明在香港租房住。 1930年2月，他做《遷居》一詩：始住西麼道，幸育麟兒瑞。繼遷黃泥湧，添丁复及季。中間羅便臣，兩度曾托庇。終焉居幹德，高挹群山翠。從中可以看出，他在此之前已經搬遷三次，並生下次子定炎和三子定炳。之後，陳氏一再搬遷，最後不得不搬到在保路活道三號其弟陳炯光家中。 1933年9月23日香港《公商日報》對之有明確記載：先生向不事產業，勤儉刻苦，為其守身之戒條，亦為其對子女之庭訓。自下野後，初在港租屋居住，後家景每況愈下，在其弟寓分其居。因為貧窮，陳炯明在港過著極為簡單的生活。許多人都知道他夏天是一件破舊夏布長衫，冬天只是一件藍衣長衫。他的老婆打扮的，穿著的，與鄉下婆一樣的。
其實此時陳炯明完全有發財機會，讓家人過上極為舒適的生活。 1925年，美洲致公堂改組為中國致公黨，選舉陳炯明為總理。 1926年2月，陳炯明在香港設立致公俱樂部，從事黨員登記，陸續登記者達十餘萬人。致公黨在當時是華僑組織，有許多富有僑商加入。作為黨魁，只要陳炯明願意，他完全可以撈取大量錢財，但他沒有這樣做。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同時在中國尋求統治代理人。基於陳炯明在國內的聲望，日本政府派影佐為代表，與陳炯明商談多次，要陳氏出面組織華北偽政府。陳炯明要求日本政府簽署交回東三省的書面文件作為出山條件，日本拒絕之。數日後，影佐攜一紙支票來拜會陳炯明，對陳炯明說：“此次交涉雖未能談妥，但雙方友誼並無影響。素知競公廉潔自持，生活並不豐裕，今願就本人可以支配之八萬元項下，以區區此數奉贈，聊表個人之敬意而已。”陳炯明婉拒，但影佐執意奉送，不肯收還。陳炯明在影佐走後，在支票上用筆墨塗上“×”號，請馬育航送還影佐公寓。
1933年9月24日香港《振報》發表了陳炯明老友白逾桓的文章《哭亡友陳君競存》，對陳炯明在港生活做了一個真實描述：陳君對於公家財產，絲毫不苟。解甲以後，日食三餐，皆仰給於朋輩，荏苒六七年之久，親友多有倦容。港地炎熱，陳君寓處極狹，上有八旬餘之老母，呻吟床褥；下有十餘歲之幼子，教養維艱；外有寡弟婦、寡妹，與貧無所依之伯叔親戚雜處一室，而女又未嫁，妻又成盲。英雄雖不管兒女事，然與此輩朝夕聚處，日見其號泣困難之境，其能無動於衷乎？
1933年8月底，陳偶感寒熱發燒，但他不以為意，自己開中藥治療，10天之後，燒仍然不退。請西醫調理，懷疑是腸胃炎。又過了幾天，經香港大學醫學教授審定，確診為腸胃炎。於是住進馬島醫院治療。陳在醫院住了十五六天以後，病情日有起色，準備出院。不料到9月10日，病情突然惡化，到十八九日，進入昏迷狀態。於是遷回陳在香港寓所毓秀街27號。 22日12時左右，陳呈迴光返照之態。馬育航等囑咐陳的家人詢問遺言，陳做半哭笑狀，說“吾家事無可語”。陳氏死時連呼“共和”、“共和”二字，可知陳至死對國事都不能忘懷！
陳氏死後，無錢買棺材，只好藉用為母親預備的壽材，方能入殮。 9月30日親友為陳炯明在寓所毓秀街舉行了一個簡單的葬禮。而就在這天清晨，陳炯明的長子定夏，從上海奔喪回港後，在叔父陳炯光家中突然死去。雙重兇事給陳家帶來了巨大的打擊，陳炯明失明的老妻哭得昏死過去！
由於沒有找到適當的葬地，陳炯明的遺體暫時存放在香港東華義莊。之後，由同仁發起募捐，準備將之歸葬惠州。 1933年10月，由徐傅霖撰寫《陳競存先生葬事募捐啟》，申明募捐的緣起：斯人勿要金錢，率僚屬以廉勤，遺子孫以清白……上有白頭老母，誰承菽水之飲；下有黃口佳兒，誰教箕裘之學。論公生前之清節，當為舉世同欽；論公身後之蕭條，真是令人欲哭。公家既一貧至此，更有何法以籌葬費耶？之後，陸續收到各界捐款。當時廣東省長、國民黨要人陳濟棠贈送1500元，並答應以後每月津貼陳炯明子女教育費150元。而軍事委員長蔣介石從江西郵寄3000元，行政院長汪精衛也送了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