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歲月讓人從批判走向了建設
我認識宏杰，是他寫《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寫朱元璋，將中國封建專制根源寫得剝皮見骨，看得我心裡悚然。
後來他說要寫曾國藩，我曾經問他：“為什麼要寫這人？有多少人多少書都寫過了呀。”
宏杰說：“我沒想這麼多，我只是對他感興趣，想通過寫來了解他。”
當時我正寫顧準，對他這話覺得相當親切。
兩個人互相往來稿子，才發現彼此動筆的出發點很有相近處，顧與曾這兩個人都是體制中人，都並非天才，受盡困厄，回到平實，都經歷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痛苦轉變。
老曾說，“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敝；其知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而顧准說，“我信任人類的不斷進步，我注目現世，不信有什麼地上王國，對於未來的瞻望，必肇始於前，沒有未來會出現的東西，而現在沒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經驗的歸納，不信從經驗方面無根據地對未來的預言”。
經驗主義的特點就是虛而能受，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斷專制的道路，像顧準所說“專制就是堅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想法”。
曾國藩一生思想軌跡多變而復雜，有人譏笑他無一專長，但他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所以，他不講過高之理，只以“實事求是”為宗旨。這其實是一個解縛的過程。解除思想上的威權主義，兼容並包，這樣的思維方式，用老曾的話說是“內持定見而六轡在手”，用顧準的話說是“能夠繼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東西，能夠雄辯地批判一切不正確的東西”。
他倆思想的橫剖面都通過日記與文章記錄下來，可以看到這樣的心靈裡，沒有飛躍，沒有靈光乍現，立地頓悟，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而勉而行，但堅韌之感，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直沒刀柄。
這個路徑意味著以中人之姿，人人可為。
道光三十年三月，老曾是禮部侍郎。四十歲了，還是一個憤怒青年，其時官場已經是熟透的昏黃，他聲色俱厲地評論“諸老”——“惡其不黑不白，不痛不癢，假顢頇為渾厚，冒鄉愿為中庸，一遇真偽交爭之際，輒先倡為遊言，導為邪論，以陰排善類，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
他連皇帝也罵，上書說咸豐本人對國事“不暇深求”，“徒尚文飾”，表面說言者無罪卻“疏之萬里之外”，或者“斥為亂道之流”。所以大臣們再不敢就人事、吏制發言，碰到什麼事情，只有“相與袖手，一籌莫展”。
句句見血。
咸豐帝看完全文，當場大怒，“擲其折於地”，雖然被人勸住了，怕也是動過殺機。
三年後，曾國藩開始操辦水師。還不到一個月，皇帝就催他“著即趕辦船隻砲位”，“自洞庭湖駛入大江，順流東下，直赴安徽江面”。當時，湘軍水師一切條件還不具備，老曾只能抗著不去。
咸豐憋了幾年的火，這時一發而洩——“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為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於天下？……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
這話說得挺狠，你不是天天罵這個罵那個，覺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誰都強麼？行，“辦與朕看”。
都能聽到詞章後的冷笑。
我看宏杰寫晚清的軍營，瞠目結舌，可以腐敗枯爛到這樣的程度，幾年在軍中待下來，老曾算是知道了，調兵，撥餉，察吏，選將，全靠應酬人情，完全不問情勢危急，有諭旨也沒用，“苟無人情，百求罔應”。
學會應酬交際，算是老曾的成年禮。
應酬周到，這四個字看上去庸常，但憤青做起來，是很不容易的，哪個血氣方剛、黑白兩分的人，能夠低下身段，與自己痛恨的“軟熟和同”之人把臂周旋？
復出之後他說：“志在平賊，尚不如前次之堅。至於應酬周到，有信必復，公牘必於本日辦畢，則遠勝於前次。”
可以想像“諸老”背後怎麼捻著鬍子冷笑：“小曾吃了虧，現在知道點輕重了”，胡林翼也說他再出之後，“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方之氣”。
但這樣的後果必有損失，老曾自己也承認：“儀文彌加檢點，而真意反遜於前”，要把維持住表面和平，話話都說得要得體，但本來對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自我的真質也必有損傷。
曾國藩深知自己已經在懸崖的邊上，再進一步是深淵，但是退？後面是個大斜坡，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不知不覺中，一日千里，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經最反對的人。
他自己也說，想找條中間道路，可哪有那麼容易呢？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記裡自己折騰，“今夜醒後，心境不甚恬適，於愛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蕩遠甚”。
這種心態，常被誤解。
很多人以為他從此黃老之學，變成實用的犬儒主義，一個團團臉脅肩讒笑處處打揖的人。常看書店架子上大字寫著“面厚心黑曾國藩”。
中國人到中年確實常成為道家信徒，曾國藩也一再說老子的話“柔弱勝剛強”，但是什麼是柔弱，什麼是剛強，對這一點到底了悟到什麼程度，卻往往是人後半生的區分。
曾國荃是其中一種，他是叢林法則的信徒，勸他哥，今日之世界是“勢利之世界，以強凌弱之世界”。
有這樣價值觀的人，強時容易魯莽、操切，弱時便一變而為圓滑、退縮，像宏杰寫的“從當初那個闖進瓷器店的公牛，變成一個不思進取、明哲保身老官僚，成天求神問卜，不干正事。他晚歲任兩江總督，以清靜無為為旨，對外自稱'臥治'，人稱'國荃晚任江督，軟滑不治事，誠無足稱'。”。
走上常見的，晚清官場“多磕頭，少說話”的路子。
老曾對剛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從沒走到“真偽不辯”的鄉愿上去。
他終生喜愛雄壯之力。人到中年，雖然磨礪性情，“知自己處處不如人”，換一副柔和麵貌待人，不肯輕議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極深，勸勉子弟也一直說：“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此時不試為之，此後必將不肯為矣。”
不過，人到中年，他對“剛”這個概念也拆碎重組？ ——去忿欲而存倔強，是為剛，“剛非暴戾之謂，強矯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他在的扉頁寫“至剛無剛，至柔不柔”，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只是“君子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斯為泰而不驕”。
胡適思想上的一次大變化，也因對柔軟與剛強的理解而起。他曾有一段時間深信老子說，“至柔可以克萬物”。後來他在美國之後，有次去大峽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對韋蓮司說，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為水在我們中國人心中是特別柔弱的東西。韋蓮司就以典型的美國人精神告訴他說，你錯了，水絕對不會因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為有勢能。
老曾不會這麼表達，不過，他也並不以為柔弱本身可以製勝，必須飽含雄奇之力，他形容自己的作書之道時，寫過一句話“寓深雄於靜穆之中”。
“雄字須有長劍快戟，龍拿虎踞之象，鋒芒森森，不可逼視者為正宗，不得以劍拔弩張四字相鄙，作一種鄉愿字，名為含蓄深厚，舉之無舉，刺之無刺，終身無入處也。”
美國傳教士亞瑟史密斯與曾國藩在同一時期的中國生活，他寫過一本書叫《中國人的弱點》，寫到他對當時中國人的觀察，其中一個強烈的特點，是缺乏精確性，中國的“一串錢”永遠不可能是預想的一百文，陝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隸是三十三文。 “這給誠實的人帶來無窮的煩惱”，“分佈在城市邊裡的幾個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個村子都叫三里屯”。
史密斯嘆息這背後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問一個中國廚師，麵包里為什麼不放鹽？”答案就一個，“我們在麵包裡就不放”；問“你們這個城市有這麼多好的冰制食品，為什麼不留一點兒過冬？”答案也只有一個，“不，我們這兒冬天從來沒有冰制食品。”
這位在中國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傳教士寫道，“一個拉丁詩人信奉一句格言：一個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國，會把這格言改成“試圖尋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這種缺乏科學精神的文化滲透在整個老大帝國，士大夫階層一樣陳腐混沌，顧準批評他們：“宋儒說，'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們的目的並不在於今日明日格的一事，他們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貫通的智慧，這是科學的反面，科學所求的知識正是這物那物的道理，並不妄想那最後的無上智慧。”
晚清困局，十分被動，華洋衝突不斷，越是這樣的朝廷中，說性理者風頭越足，好空談，好講華夷之辯，好講血性，好以道德和口號救中國。一被動就激進，一保守就頑固，倭仁是當時著名理學家，他說：“孔門大路，惟有斂心遜志，亦趨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務。”
蔡元培評論過這些掌握著大權的腐儒：“自漢以後，雖亦思想家輩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範圍，惟用哲學以推測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懸想獨斷……這種哲學，沒有科學作前提，永遠以聖言量為標準，而不能出煩瑣哲學的範圍，整整四千年的中國教育，除了有過科學的萌芽及玄學曾成功地站住腳外，可以說，在實際上絲毫沒有受到外來影響，它僅僅發生了從簡單到復雜的變化。”
一直到老曾與李鴻章這一代，閉著眼睛過不去了。他們身在一線，戰爭是真刀實槍，割地是真金白銀，切膚之痛，知道靠“聖言”救不了世，李鴻章的一句話，足以把儒學從底部掀翻：“孔子不會打洋槍”。
打槍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詳盡的“這物那物”的道理。
有了求實一念，人才會從道德製高點上下來，腳踏實地，不激不隨。
咸豐皇帝即位之初，曾讓大家就“用人行政”發表意見，倭仁與曾國藩都上書。倭仁大談“君子小人之辨”，咸豐倒也不糊塗，批了一個“名雖甚善，而實有難行”。
老曾比較實，寫得很具體，認為用人之事“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咸豐批“剴切明辯，切中情事”。
老曾也是理學之徒，理學好以道德分善惡，但他說他看人並不以君子、小人為分，強調他的標準是“曉事”，也就是明白事理。
“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愿固謬狂狷亦謬。”
他這話說得挺狠，有破瓜之快。
我們做記者的，幾年下來，有個變化，以前採訪時總覺得對面是好人壞人，現在覺得只有好事壞事，像老曾說的“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即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為君子，卯刻偏私曖，即時為小人”。
有這樣的立場，才能以事實與證據為準繩，不輕取人，不輕毀人，獨立無懼，確乎不拔。
他說：“故群譽群毀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
老曾常被人批評“儒緩”，同時期任職的英國人赫德認為他虛得大名，“優柔寡斷”，他也自承“愚”。其實他的本來性情並非如此，是一個“好下斷語”的人。由此及彼，是自我修正的結果。雖然愚也有弱點，左思量，右考慮，甚至有時錯過決斷的最好時機，但自認“愚”也就意味著知道認識事物並不容易，不會對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輕易判斷，他看書常常有疑義，寫在卷首眉梢，日久甚至成書。加上他帶兵治事，他看兵書與歷史時，常與現實對應質疑，不拘古人，不泥成法。
加上年事漸長，挺身入局之後，漸漸看到事物本身的複雜性，他曾痛恨“不黑不白”之風氣，強分善惡，但此時就像王小波嘲諷“明是非”者一樣諷刺自己身上的文人習氣，“強分黑白，遇事激揚者，文人輕薄之習也。不察而效之，動輒區分善惡，品第高下，使優者未必加勸，而劣者幾無以自處”。
曾國藩在舊有體系中成長，但他能夠讚賞西方文明優異之處，“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處心積慮，不達目的決不止”。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學為三恥之一，不過他有樸素而近科學的“曉事”方式，“一是剖析，二是簡要，三是綜核”。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來，先須剖成兩片，由兩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懸絕，愈剖愈細密，如紀昌之視蝨如輪，如庖丁之批隙導，總不使有一處之顢頇，一絲之含混。”
這就是他“試圖尋找事物原由”的推理線索，事物的認識越細密，拆解得越精微，精確就是除邪，這也是科學精神的源頭。
這種精神本來就是一種不安的精神，它並不確信現有的答案，不服從於表面的統一，在同質的體系中，一旦遇到障礙，會迅速提出問題，並且試圖得到更新的答案。
老曾沒有推翻舊有體系的願望，只是從內部硬硬地另生一枝，讓新的力量盡快生長起來。他在義理、考據、詞章的孔學三門之外，又加上了“經濟”一門，“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
這些多是現實政治的治理科學。
可以看到，這個深嵌在體制核心中的職業官員，要以一種窮根究底的笨拙憨態，扎硬寨，打死仗，從皇家文化中解放出來，從道德誡命中解放出來，開始鬆綁掙脫，使這一階層開始擁有自己的獨立身份。
曾國藩能成為曾國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氣，而是精神上不斷地自我更新，“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
宏杰寫曾國藩的笨，他確實不算天分多高明，但也是少年成名，雄心很大，這樣的心志，往往難以耐住瑣屑，做事不能精細如發。
他轉學朱子，“立乎大者，如果沒有輔以朱子銖積寸累工夫，則下梢全無把握”。
對朱子，胡適有過一個評價，說朱子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十五六歲時就研究禪學，中年以後才改邪歸正”。他說的改邪歸正，是從追求靈光乍現的絕對智慧，轉向“寧詳勿略，寧近勿遠，寧下勿高，寧拙勿巧”的世俗學問。
這就是胡適說的“有絕頂聰明而肯作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
老曾對“笨”字有種言若有憾、實則喜之的看法，“吾輩讀書人，大約失之笨拙，即當自安於拙，而以勤補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賣智，而所誤更甚”。
他一輩子強調勤與恆。說天下事，無論什麼，要做成樣子，必須有兩樣，一是規模，一是精熟，兩樣都從勤與恆中來。
這兩個字我小時候一听就要打瞌睡，上學後天天都得抄類似的格言交作業，到後來很多年都討厭別人的道德教訓，覺得頭巾氣重。
因為在我當時理解裡，勤與恆無非是一種外界加諸於身的教訓，要磨掉一個人所有趣味的規範。
後來才理解沒什麼靈心一動、當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藝術上，也是費里尼所說，“為了逾越常規，才需要嚴格的秩序”。
這個秩序都從勤與恆中來。
但我一開始看老曾給的通道，實在是覺得沒勁，他說過高的道理都近於矯或偽。所以要想勤與恆，就從兩點做起，“不譏笑人，不晚起”，這兩點真是平實近於迂。
他說一輩子從這兩句中受益良多，可去一切驕慢虛妄。這話誰都懂，覺得也不怎麼高明，後來才覺得，他的厲害之處在於踐行終身。
學英文時，老師說過一句話，什麼是天才，天才就是持久不斷地忍耐，當時大家笑。看老曾談他運筆之道，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須這樣如磋如磨，像粗糙之米，再舂則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則精白絕倫。
“往年苦思力索，幾於困心橫慮，但胸中有字，手下無字，近年在軍中不甚思索，但每日筆不停揮，除寫字及辦公事外，寫字一張，不甚至間裝飾，從結構上用心，而筆意筆力，與之俱進，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達於腕下。”
我和宏杰兩年間也常常以“恆”相勉，一起學這個學那個，想著能像老曾說的，朋友之間互相箴規彼此挾持，甚至開個專門的學習博客相互監督，一上來都很興奮，恨不得大步往前，到現在相當一部分都放棄了，這個字是真難，難怪老曾說：“用功所以無恆者，皆助長之念害之也，此事絕不是疲軟人所能勝，須是剛猛，用血戰功夫，斷不可弱。”
沒有這個，靠強烈的目的性，靠一時興起，很快就放棄了。
慚愧中理解老曾說的，決定成敗的，不在高處，在窪處，不在隆處，在平處。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處，耐得住煩。
除此無他途。
看完宏杰的書稿，我問他：“你想過嗎？為什麼你從朱元璋寫到了曾國藩？”
他想想說：“沒有。”
我說：“也許歲月讓人從批判走向了建設。”
一旦走上這條道路，路就永遠沒有盡頭。在這條路上，種下的每一棵樹，也許深深植下，卻被連根拔起，但是也沒有別的辦法，就像老曾一直說人想要有所樹立，必須從不妄求人知開始，“但問耕耘，莫問收穫”，至於結果如何，他寫信給好友郭嵩燾，說：我曾經把功業之成敗，名譽之優劣，文章之工拙，都放在“運氣”這一“囊”之中，久而彌信。
這也算是命吧，以至於他半玩笑半認真地讓人在他死後，在墓前刻上“不信書，信運氣”。
這話裡有無限心酸。
老曾當年是好名之人，把自己的清譽放在性命之上，愛惜之極，後來明白“大抵任事之人，斷不能有譽而無毀，有恩而無怨”。
體制內的改良者，大都經歷過這樣的處境，像蔡元培說的鍋裡的小魚，“兩邊煎”，政府覺得你不忠誠，老百姓覺得你是走狗，保守者覺得你動搖根基，激進者覺得你遲滯迂緩，總是兩邊都罵你，什麼好也落不著。
臨終前兩年，處理天津教案，原本以他為榮的湖南同鄉，視他為奇恥大辱。在北京的湖南會館，不僅他的“官爵匾額……悉被擊毀”，就連他的名籍也被削去。一個舉子寫了一副對聯：“殺賊功高，百戰餘生真福將；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老曾只能橫下一條心：“但令大局不致從此決裂，即為厚幸；一身叢毀，實由智淺不能兩全，亦遂不復置辯。”
百年來，對他的毀譽都很極端，他被認為是完人，也被認為是賣國賊，被認為是聖徒，也被認為是劊子手。
真與偽是大敵，真卻永遠兩拳空空，無所依恃。
但這個湖南人明知不可，仍以一身霸蠻之氣而為之。 “吾輩自盡之道，則與'運氣'血戰一博，賭乾坤於俄頃，校殿最於錙銖。終不令'囊'獨勝而吾獨敗”。
老頭兒長相樸拙如農夫，一輩子儉苦無已，隨手一隻青藤箱子，身上的長袍上有油漬，沒有任何精英面目，視之甚至讓時人輕賤。但就靠一根窮骨頭，養活的這一點春意思，卻能在中國大地上漸流漸廣，代代都有中國人，如梁啟超那樣，從他身上得到建設之力，“為之不已，將有可時，若其不為，則天下事固無一可也”。
曾國藩形容過這種力量，“風之為物”，試圖把握它時，像是空無一物，試圖箝制它時，像是很容易衰落，但是“及其既成，發大木，拔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窮天下之力而莫之能禦”。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