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第一節晚清軍營的腐敗
咸豐二年臘月十七日，離過年只有十三天了，外出的旅人紛紛歸家。在鄉下老家為母親守孝的曾國藩卻匆匆告別了荷葉，離家遠行。
幾天前，咸豐皇帝的一道緊急命令傳到了荷葉。原來不久前太平軍揮師北上，湖南各地，紛紛糜爛。咸豐皇帝情急之下，詔命曾國藩幫助地方官員興辦“團練”也就是“民兵”，以保衛鄉里。
曾國藩從此墨從戎，從咸豐二年底算起，到同治三年六月天京陷落，在與太平軍作戰中度過了十一年半的戎馬生涯。
在京官時期，雖然曾國藩立下了“不靠做官發財”的錚錚誓言，卻有點放空砲的意思。因為他想發財也沒有機會。然而，從這次出山開始，曾國藩的誓言要真正受到考驗了，因為誰都知道帶兵是最容易發財的途徑。晚清國家軍隊高度腐敗，軍隊中從上到下，都瀰漫著“向錢看”的氣息。特別是軍官，幾乎無一不道德敗壞，拼命撈錢，營私枉法，無所不至。曾國藩曾經說過，晚清國家正規軍已經成了一支沒有靈魂的軍隊：“國藩歷年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不喪盡天良！”想在軍隊這個大染缸裡保持一塵不染，談何容易。
那麼，晚清軍隊到底腐敗到什麼程度呢？這就要費一點筆墨了。
我們先放下軍官不講，來看看普通士兵。
晚清軍營的一大怪現狀是士兵普遍都有自己的第二職業，或者經商做買賣，或者種地，或者操持什麼手藝。
在駐防各地的八旗部隊中，相當多的士兵私下經商。如太原駐防的普通八旗軍人文英阿，就在武漢偷偷開了間旅店，而且還容留不法人員居住：“馬甲文英阿，在漢城開設歇店（即旅店），凡宵小皆藏匿其中。”
綠營兵此風更甚，而且明目張膽，不遮不掩。對許多綠營兵來說，做小生意或者手藝活兒是他們的主業，而當兵才是“第二職業”。他們的主要時間都用來開店擺攤，或者做木匠、裁縫等等，只有輪到自己值班時，才到營裡去待上一天。
據鴉片戰爭期間當過定海縣令姚懷祥幕友的王慶莊透露，定海鎮的綠營兵，有一半的真正身份是理髮匠、修腳工、僕人等。
這種情況甚至連皇帝也非常清楚。嘉慶皇帝在上諭中就講過，士兵軍事技術荒疏，就是因為綠營兵丁“或在外兼習手藝，訓練生疏，營伍廢弛，所關非細”。
那麼，原本以打仗為職業的軍人，怎麼會出現“小販化”、“工匠化”呢？
這也是清代“薄俸制”惹的禍。原來清代的“薄俸制”不只限於文官，也施用於軍隊。
清代綠營兵平均每月收入白銀一兩三錢六分，米三鬥。我們要注意，這不是一個人的收入。因為軍人還要承擔養家糊口的任務，所以這是一個士兵家庭的總收入。清代綠營還有另一項讓人啼笑皆非的規定，就是士兵的主要武器裝備甚至軍裝馬匹都要軍人自己負擔。
清初物價很低，一個綠營士兵的月餉可勉強維持一家生活。但隨著清中後期物價漸漲，這點軍餉就不夠用了。更何況，晚清綠營兵到手的軍餉還要在這個基礎上大打折扣。因為他們還面臨著軍官們的層層剋扣。
和士兵一樣，綠營軍官的收入同樣過低。正四品千總，一年全部收入不過一百五十多兩。從一品的提督，加上養廉銀，不足千兩。這怎麼能滿足他們的日常生活費要？何況許多軍官的官職是花錢買來的，“花錢買缺，到任後自不能不剋扣兵糧”。軍官的搜刮對象遠不如地方官那樣廣泛，無處不可拔毛。他們能剝削的對下只有屬下的兵丁這一種，因此其搜刮方法也就更花樣百出。軍官把兵丁當成私人僕役，派他們給自己辦事跑腿，蓋房起屋，卻不付任何報酬，這已經是最輕微的腐敗行為。他們把辦公經費都揣進個人腰包，軍營中的各項開支，都從兵餉中攤派。軍官到任后買辦公用品，遇到上司同僚紅白喜事送份子，出差士兵的差旅費，修理武器的費用，甚至日常生活中買蠟燭、茶點，都從軍餉中開支：“武官到任鋪張器具，都、守、千、把紅白喜葬，護送餉銀弁兵盤費，修補零星軍裝器械，起早油蠟，差操茶點無一不攤派兵餉。”甚至軍官去拜見上司的門包也要攤入兵餉。清政府自己都承認：“各路帶兵將兵，往往浮冒剋扣，中飽私囊，甚至任意取攜，毫無顧忌，致令行間士卒，不免飢寒。”
經過層層盤剝，最後能夠落到士兵手裡軍餉實在是非常可憐。比如福建綠營“每月每兵僅得餉三錢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別尋小本經濟，或另有他項技藝，籍資事蓄”。一兩三錢的銀子，要被扣去百分之七十還要多。
當“皇糧”填不飽肚子時，士兵們別尋生計，也就自然而然。由此才出現在晚清軍營中廣泛的經商潮。士兵混跡市肆，做小買賣、乾手藝活，掙錢糊口。在這種情況下，有些地方軍官乾脆主動鼓勵士兵個人外出經商，自己侵吞一半兵餉，只把一半兵餉發放給士兵。這種情形在有些地方漸漸成為一種半公開的製度。因此，士兵們的主要精神都放到謀生上，對日常操演能躲就躲。營中每逢會操，大都是僱人頂替。操練之時“兵丁等往往正身不到，私自僱人替代，有名無實”。
與此同時，由於綠營士兵的武器用品都要自己購買，所以大部分兵士對於這些東西能不買就不買，損壞後能不添補者就不添補。再加上上級撥下來的用來養軍馬的草料從來都不夠用，“兵馬關支草料，多有剋扣短少”，士兵們都不願認真操練，怕累著戰馬，出個三長兩短，自己還要承擔賠款。因此軍中“馬皆骨立，鞭策不前。又器械如弓箭刀槍盔甲火器等件，俱鈍敝朽壞，至於帳房窩鋪雨衣弓箭罩從未見備”。
這樣一支軍隊，談什麼戰鬥力呢？
軍隊的“薄俸制”與文官“薄俸制”一樣，都是基於以皇權為核心的傳統財政制度的自私性與短視性。從皇帝的視角看來，採取“薄俸制”既省心省力，又為國家節省了大量財政經費。
確實，因為清代正規軍隊數量十分龐大，軍費是政府一項沉重的負擔。承平之日，養兵之費幾佔清王朝全國收入的一半左右。戰時的財政壓力，更可想而知。 “永不加賦”是清王朝引以為自豪的“祖宗大法”。如果要按軍人實際生活費需要，將軍餉標準提高至少一倍，這是晚清財政收入所根本無力承擔的。因此，歷代皇帝的態度是得過且過，拖延一天是一天。
但事實上軍中薄俸制和文官薄俸制一樣，都是典型的掩耳盜鈴之舉，對皇帝來說最後同樣佔小便宜吃大虧。
第一個嚴重後果，是軍隊訓練水平下降，戰鬥力幾乎為零。
八旗素以驍勇聞名，綠營創立之初，也屢經惡仗。但到了曾國藩時代，這兩種軍隊都因嚴重腐敗而基本喪失了戰鬥力。
道光二十九年秋天，俄羅斯外交官科瓦列夫斯基在盧溝橋邊參觀了八旗軍隊一年一度的火器操演。他在遊記《偷窺紫禁城》中這樣描寫他所見到的景象：
本來觀炮儀式是大清帝國軍界的重要活動，規模盛大，層次很高，“即使皇帝因年事已高不能親自前來，也要派親信要員前來觀摩”。因此科氏以為參加演習的士兵一定會像西方重大閱兵儀式上那樣精神抖擻，容貌整齊。但來到現場後，科氏驚訝地發現，八旗官兵精神狀態非常散漫，“軍士們有的漫不經心地坐在帳篷裡，抽著小煙袋，有的邊吃早點邊與賣小吃的攀談，還有人在縫補第二天要穿的褲子。似乎沒有人關心即將舉行的操演”。
演習過程更是敷衍了事，毫不認真：“操演開始了……一位參領……擺了一個奇怪的姿勢，揮了一下手中的旗子，射擊便開始了。他放下旗子，表示射擊符合規程……但這一炮打得很不准，砲彈就落在大砲旁邊，弄得評審官身上滿是泥土。炮甲似乎並不在意，他只是擦了擦眼睛，走到另一門砲旁邊。”
觀摩之後，科氏得出結論說：“中國的砲兵自然無法與歐洲的相比，唯一相同的只有打出的砲聲。他們同樣也不能與其他幾個東方強國的砲兵相提並論，如土耳其和尚未落入英國人或埃及人手中的拉哈爾……中國的砲兵沒有一點可取之處。”
與八旗相比，晚清綠營的狀況更差。道光十四年冬，兩廣總督盧坤巡閱廣東水師。各營選出精兵強將，到總督面前亮相。不料一場考下來，連一槍一箭都不中者就有七十八人，僅中一槍一箭者有二百二十六人，讓盧坤大跌眼鏡。
這樣一支毫無專業精神的軍隊，不惟在西方的堅船利炮面前一觸即潰，甚至在武器裝備遠遠落後於自己的農民軍面前也一樣不堪一擊。
道光三十年太平軍初起之際，朝廷命週天爵署廣西巡撫領兵鎮壓。週天爵在致親友的信中這樣描述清軍在太平軍前面的表現：
出征之際，士兵居然如同徘徊在屠宰場門口的豬羊，說什麼也不願上路：“於是二月初一日出省，帶兵一百名，如駐馬嵬坡，皆不願走也；路上募一百名又如石壕吏，未走先哭。”
作戰之時，一個個裹足不前，讓他無計可施：“惜我兵一百名如見之雀，一百勇如裹足之羊，無一動者。我手刃二人，光淮而（用）箭射殺二人，亦無應者。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不意如此。”
兩年過去了，太平軍這些“烏合之眾”沒有如清廷想像的那樣官軍一到，立成齏粉，反而越戰越強。朝廷開始不斷換帥，還特別抽調廣州火器專家烏蘭泰以副都統身份到前線助戰。烏蘭泰到了前線，驚訝地發現撥歸其麾下的貴州綠營各軍竟全無訓練，毫無軍事常識。咸豐元年五月中坪獨鰲山一戰，這些貴州兵臨敵竟不知挖壕築壘，面對七名衝殺過來的太平軍，一千官兵竟不戰而潰，事後“經奴才營官兵辱罵毆打，即奴才親自嚇喊欲殺，尚不敢出營，其怯懦不用命，亦可概見”。
薄俸制不但導致士兵訓練水平下降，還導致了軍官道德操守的極度敗壞。
清王朝深知如此低微的薪俸不足以支持軍官的生活，所以對軍官的貪腐行為只能保持較高的容忍度。他們有意識地把自主權相當程度地下放到軍官手裡，讓他們自謀生路，自己解決，這是皇帝們自以為聰明的選擇。他們也明知軍官們會突破紀律界線，只不過仍寄希望於他們自我約束，自我監督，適可而止。但貪腐行為的特點是，一旦開了口子，就會肆無忌憚，無所不至。所以晚清軍隊貪腐之種種光怪陸離，今人實在難以想像。
第一條當然是吃空額。
軍官吃空額，是中國軍隊歷代相沿的最大弊端，歷代統治者都對之束手無策。到了清代康熙年間，康熙皇帝突發奇想，乾脆將“吃空額”合法化，當成對軍官的一種補貼。康熙四十二年，皇帝和將軍們商量好，武官們除了國家給的俸銀外，再公開規定每人可以吃多少空額，叫“隨糧”。直到乾隆年間，皇帝覺得這種做法實在不符大清體面，才改“隨糧”為“養廉”。然而和地方上養廉銀製度一樣，武官並不因為有了養廉專款而改變坐吃空糧的陋習，只是由合法變為非法，暗中照常進行。
清代後期，吃空額成了軍隊中公開的秘密。各級將領侵吞的兵餉是一筆永遠也查不清的黑賬。咸豐皇帝在1852年承認，“空額之敝……各省皆然”。曾任貴州知府的胡林翼給朋友的信私下說：貴州“綠營普遍缺額過半，偏遠營汛僅存額兵的六分之一”。 1853年，吏部右侍郎奏稱：“京師步營額設甲兵二萬一千餘名，風聞現在空額過半。”
第二條是如上所述的剋扣軍餉。
第三則是開展第三產業，大肆經商。其具體做法有如下幾類：
一是動用軍用裝備經商。有的水師把戰船租賃給商賈販貨，把收入全數納入私囊。據鴉片戰爭時期任福建汀漳龍道的張集馨記載：“漳郡城外有軍功廠，每月派道督造戰船一隻，以為駕駛巡緝之用。其實水師將船領去，或賃與商賈販貨運米，或賃與過台往來差使；偶然出洋，亦不過寄碇海濱而已，從無緝獲洋盜多起之事。”
二是出租軍事土地。如浙江八旗、綠營大量出租操場、牧場，以致各處校場長寬皆不足一里，不但大砲，連抬炮（一種兩人使用的簡陋火器）射擊也無法進行。由於缺少場地和馬匹，士兵訓練次數大為減少，用鳥槍和火砲進行實彈射擊的演習更少。
三是違法犯罪，走私護私。清代軍隊扮演著國防軍、內衛部隊和警察等多重角色。海關緝私、設卡緝拿私鹽也屬於其職能之一。但一些腐敗的清軍官兵身披執法者外衣，卻乾著貪贓枉法，運私、販私、護私的勾當。
晚清軍隊最令人痛恨之處，就是其在鴉片走私中所扮演的角色。從19世紀上半葉開始，水師利用手中的權力收受賄賂，聽任鴉片流入內地，有時甚至自己也參與其中，為之運輸護航。至鴉片戰爭前，水師官兵與鴉片商相互勾結，已形成一整套從水師提督到普通士兵的賄銀分配慣例，即所謂“陋規”、“土規”。正如陝西道監察御史杜彥士所指出的那樣：“夷船所以停泊無忌者，由於水師員弁收受陋規，每船得洋四百圓、六百圓不等。船上煙土，皆營弁包庇販賣。”“夷船一到彼處，則盈千累萬，交水師哨船代為交易。”
廣東禁煙期間，林則徐轟轟烈烈地展開過打擊走私活動，卻沒有收到實效。後來他曾對友人透露其中的原因說：“粵營以水師為最優，其歲入得至糧餉者百分之一，得至土規者百分之九十九，禁絕煙土，則去其得項百分之九十九，仍欲其出力拒英夷，此事理之所必不得。”
以上種種貪腐行為，已經是朝野皆知的公開的秘密，卻多年相沿，難以取締。其原因無非是因為這些收入已經成為軍中日常招待經費的主要來源，也是軍官固定半固定收入的一部分，如果取締，必然影響軍隊“穩定”。所以歷代相沿之下，這些做法竟然獲得了某種“合法”或“半合法”的地位。從皇帝的角度看，這些做法一時似乎確實解決了國家經費不足的困難，甚至可以說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官兵的待遇，不失為不增加財政收入前提下維持龐大的軍隊數量的一個“巧妙”的辦法。所以皇帝們長時間內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表面上偶爾下下諭旨，重申一下禁止侵沒，否則“從重治罪”，“以肅戍政”等紀律，但大多虛聲恫嚇，並無實際措施。
然而在滿足了體制的惰性的同時，這些行為給軍隊帶來的危害卻是災難性的，軍隊因此失去起碼的戰鬥能力，不能正常行使自己的職能。各級軍官精力全部用來撈錢，“近聞各省營務，如提、鎮大員，一味養尊處優，全不習勞”，“所謂訓練操防，全屬有名無實”。咸豐元年曾國藩在應召陳言時，曾上過一道《議汰兵疏》，其中對當時全國軍隊的狀況做瞭如下概括：
兵伍之情狀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鬥為常；黔蜀冗兵，以勾結盜賊為業。其他吸食鴉片，聚開賭場，各省皆然。大抵無事則遊手恣睢；有事則僱無賴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章奏屢陳，諭旨屢飭，不能稍變錮習。
針對以上情況，林則徐說：“雖諸葛武侯來，亦只是束手無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