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做官非常成功。他從一介書生起家，創建軍隊，統率群雄，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他善於進退，在剿滅太平軍之後，功名事業如日中天，這時他卻能極度冷靜，在大盛之中察覺大衰的先機，毅然上疏辭去節制四省的大權，並採取果斷手段，裁撤自己的權力之本——湘軍。他一生出將入相，沒有大的跌挫，在傳統官場上像他這樣成功者並不多見。 曾國藩成功的基礎，是他深通官場韜略。曾國藩的官場功夫如同太極高手，善於化解種種難題於無形之中。他的謀士趙烈文記載了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 咸豐九年，有一個神秘人物帶著數名隨從出現在桐城，他自稱是來自北京訪察各地軍務的大員，行動故作詭秘，說話神神叨叨，有大員被他的氣場俘虜，對他施以君臣之禮，他也公然接受不辭。人們紛紛以為是親王貴戚甚至是皇帝本人微服私訪，驚疑不已。

他以黃紙為詔，命一知縣送達曾國藩大營。曾國藩覽其“詔”，文中有時自稱“予”，有時自稱“朕”，“文理荒紕，字多訛誤”。但字裡行間，似乎又頗透露了一些京城政治內幕。如果放在以前，曾國藩一定會迅速逮捕其人，送達京師治罪。但此時的曾國藩已經洞徹“不生不滅”法的妙處，不想因此“興起大獄”，將此信放在一邊，“置之不問亦不究”。此人見訛詐曾國藩不成，轉而“傳詔”於湖廣總督官文，官文執其人審問，“不得實，亦未深究”，此人“後遂不知下落”。 曾國藩本是一個智商平平的人。曾國藩從十四歲起參加縣試，前後考了七次，到二十三歲才考上秀才，而且還是個倒數第二名。比較他同時代的名人，他的平庸一目了然。小他一歲的左宗棠，十四歲參加湘陰縣試，名列第一。李鴻章也是十七歲即中秀才。比曾、左、李稍晚的梁啟超更是天資超邁，十一歲中秀才，十六歲中舉人。

梁啟超說：“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國藩，屢屢不留情面地批評他“才短”，“欠才略”，“才亦太缺”，“於兵機每苦鈍滯”。學生李鴻章也當面說過他太“儒緩”。曾國藩自己也常說“吾生平短於才”，“秉質愚柔”。他說，自己讀書做事，反應速度都很慢：“餘性魯鈍，他人目下二三行，餘或疾讀不能終一行。他人頃刻立辦者，餘或沉吟數時不能了。” 他不凡的做官本領，大半來自磨煉。 曾國藩早年是一個典型的憤青。單線思維、唯我獨革、憤世嫉俗、矯激傲岸。做起事來手段單一、風格強硬、純剛至猛、一往無前。他對人總是持有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心態，因此處處碰壁，動輒得咎。比如他給皇帝的奏摺，“戇直激切，不講究方式方法”，那道《敬呈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曾惹得咸豐皇帝大怒，差點引來殺身之禍，也給咸豐留下了曾國藩勇於犯上、桀驁不馴、難以駕馭的印象。這也是後來咸豐皇帝對他不能信任，不敢給他大權的重要原因之一。曾國藩雖然在官場中學到了一些皮毛權術，卻有畫虎不成之患，他在家書中說：“至於官場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識事態，而又懷一肚皮不合時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軟，所以到處寡合。”

曾國藩所處的晚清時代，官場非常腐敗，軍隊極端腐朽，國家軍隊已經無法平定大難。因此他自創湘軍，領兵征戰。然而，曾國藩剛正嚴厲的作風、正人君子的氣質和地方官員卑鄙下作的品性相厭相剋。而與此同時，朝廷認為，一個在籍侍郎，振臂一呼，就集兵數万，非國家之福，對他不敢放手使用。曾國藩帶兵三年，一直沒有個正式的名分，孤懸客處，用兵用人用餉無處不難。由於他沒有明確的職權，又拒絕和地方官同流合污，雖然為保衛疆土輾轉各省，卻處處受排擠刁難。幾萬大軍的軍餉地方上一直拒絕供應，左支右借，常常是有上頓沒下頓，常常餓著肚子打仗。 正在這時，他接到了父親的訃告。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並且一股腦地把自己壓抑已久的愁苦憤懣都說了出來。他期望這回皇帝會體諒他的苦衷，授予他職權。

可是鹹豐皇帝還是不能相信他。適值此時太平軍的勢力日漸消退，沒有曾國藩好像也沒有大礙。於是順水推舟，批准他回家守制三年，實際上即解除了他的兵權。 這當頭一棒差點把曾國藩打昏。他萬沒料到苦戰數年，功高勞苦竟是這樣一個結果。這對於一心建功立業並為此鞠躬盡瘁的他是一個極大的打擊。那些平時和他作對的地方官一個個喜形於色。咸豐七年二月，曾國藩灰溜溜地回到了鄉下老家，心情極度惡劣。曾國藩把自己關在屋子裡，反复閱讀經史及老莊，把自己起兵以來的種種情形在大腦中一遍遍過電影，苦苦思索自己失敗的原因。 經過一年多的鄉居，再出山時，曾國藩如同變了個人。他斬關奪隘，沒有被挫折打垮，反而本領大長。行動做事，由原來的方正，一變而為圓通。咸豐八年，由於戰局重又緊張，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國藩。這次，他再不提任何條件，立刻出山，他到了長沙，首先拜遍大小衙門，連小小的長沙縣衙他也親自造訪。對那些原來芥蒂頗深的地方官，他極盡拉攏撫慰之能事，“噉之以厚利”。他在家書中說：“餘昔在軍營不妄保舉，不亂用錢，是以人心不附。近日揣摩風會，一變前志。”他不再鋒芒畢露，而是世故圓滑，以他人的私心私利為自己所用，大剛若柔，大智若愚，這套儒道融揉的老練神鬼莫測的神態在官場上如魚得水，從此他用人備餉比以前大為順利。

在其他方面，曾國藩變化也很大，他早年為人比較仁柔，“沅弟言我仁愛有餘而威猛不足，澄弟在此時常說及”。但是後來就改掉了這個缺點。為官後期他說：“吾行軍多年，視將士如子弟至於執軍法以誅敗類，必有餘矣。”其中霸氣可見。 越到晚年，歷事越多，曾國藩的做官術就越老練，也越平淡：“近來閱歷萬變，一昧向平實處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他已經能做到看透官場上的興衰，絲毫不動心了：“凡做到十分熱鬧時，閣下謂看者之局將散，而不知唱者之興已闌，憑他轟轟驚天動地，究與自家絲毫無與。” 曾國藩做官成功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善於研究歷史經驗。他愛讀總結做官經驗的書，日記中常見“閱《從政遺規》，將摘抄一二，以自纂《吏治要言》”之類的記載。曾國藩非常仰慕清代名幕汪輝祖，並專門研讀他寫的佐幕官箴。 “閱汪龍莊先生輝祖所為《佐治藥言》、《學治臆說》、《夢痕錄》等書，直至二更。其《庸訓》則教子孫之言也，語語切實，可為師法。吾近月諸事廢弛，每日除下棋看書之外，一味懶散，於公事多所延閣，讀汪公書，不覺悚然！”直到生命彌留之際，他還念念不忘《五種遺規》和《名臣言行錄》這兩本書。通過讀史，曾國藩總結出具有普遍意義的“居官四敗”：“昏惰任下者敗，傲狠妄為者敗，貪鄙無忌者敗，反復多詐者敗。”

除此之外，曾國藩還特別愛讀歷史書、哲學書。他一生對十分重視，用力至勤。考，曾氏一生，至少五次通讀。他從這部古老的經典中讀出了辯證法，讀出了大量為人處世的道理，這些都對他在官場上的姿態產生了深刻影響。 “昔人以宦海為喻，孤舟一葉，日顛覆於洪濤巨浪之中，力稍怯不能把舵，即落水矣。”官場上表面上大家一團和氣，背後卻處處殺機，其中玄機萬端，極難把握。 “京師物議與樞密消息隨時變遷，設有上下交推，眾望所歸者，轉瞬為人所唾棄，亦有群疑眾謗，眾議沸騰者，轉瞬又風平浪靜。”他深知月盈則虧水滿則溢之道，在順利之時，總能想到危險。 “大約凡作大官，處安榮之境，即時時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謂富貴常蹈危機也。”他善於體察“時”機，從而做出最有利於自己的抉擇。 “凡有盛必有衰，不可預為之計。望夫人教訓兒孫婦女，常常作家中無官之想，時時有謙恭省儉之意，則福澤悠久，餘心大慰。”

在對待金錢上，曾國藩的態度也很獨特。 曾國藩的資料中有一件有意思的事，他給總督府的女眷定了一個功課表，因為曾國藩不允許在總督府內僱傭太多的僕人，人手不夠用，曾國藩要求自己的女眷自力更生，自己動手做家務活。同治七年，曾國藩給女兒、兒媳婦定了一個工作日程表。每天早飯之後要做小菜、做點心、做酒漿，叫食事。上午紡花或織麻，叫衣事。中飯之後做刺繡之類的細工，晚上還要做鞋，這是粗工。所以總督府的女眷從早上睜開眼到晚上休息，幾乎歇不了。如此的總督府家眷，我相信在大清王朝肯定找不到第二家。當時每天晚上，在南京的總督府裡，曾國藩在一邊秉燭批閱公事，他的女眷在一邊點燈織布，應該說這是中國歷史上非常動人的畫面。這是曾國藩的清廉一面。

他身上也有“濁”的一面。曾國藩也大吃大喝，在同治十年，曾國藩有一次到蘇州去檢查工作，他每天大部分的日程就是接受當地官員宴請。到臨走前，他也擺了兩桌回請蘇州的官員。這種作派和晚清的任何一個官員的作派都是一樣。曾國藩晚年每年還要給京官送冰敬、炭敬，總數達幾千兩白銀。 曾國藩在官場上最大的一筆應酬發生在同治七年，因為這一年他從兩江總督調任到直隸總督。他到北京去覲見慈禧太后和皇帝，出京的時候，按照當時官場的慣例，要給京官送筆別敬，也就是分手禮。花了一萬四千兩白銀，他覺得還不是很豐厚。 總結曾國藩一生的經濟收入和支出，可以稱他是一個非典型的清官。一方面，他確實是清得問心無愧，並沒有把一分錢納入自己的私囊。但另一方面，他的“清”和中國傳統歷史上的清官做法不一樣，他不像海瑞這些清官，清可見底，嚴格遵守國家的規定，國家規定不能拿一分錢，一分錢都不拿；國家規定不能辦的事兒，一點也不辦。這樣的清官是門面式的清官，做不了任何實事。在當時，如果一個官員清到這種程度，就會成為官場上的公敵，大家都不會認可你。因為你這種做法顯然暗示了別人都不清廉，你在官場上不可能有任何朋友，不可能有任何支持自己的力量。

曾國藩有一句話，他說“尤不願得清官之名”，就是說他不想讓別人認為自己是一個清官，他這種和光同塵、尊重官場的明規則和潛規則的做法，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他自己和官場的衝突，有利於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各方面的資源，為社會辦一些大的事情。所以曾國藩是一個內清而外濁、內方而外圓的一個非典型的清官。 曾國藩做官，積累了大量寶貴的做官經驗： 第一，要堅忍持重，機會往往是忍出來的。他善於忍凡人之不能忍，渡過了無數的劫難。 第二，要在人際交往上下功夫。曾國藩一生朋友如雲，且其所深交，都是相當傑出的人物。曾國藩一生功業，半受朋友之助；他事業的成功，從某個角度來說，是善於用人的成功。反過來說，他更善於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對朋友提攜報答，不遺餘力。曾國藩的部下幾乎都經過他的舉薦，其中有二十六人成為督撫、尚書，也就是正部級官員。有五十二人成為三品以上，也就是副部級以上大員。此外，道員、知府、知州、縣令，更是數不勝數。天京克復前後，湘系“文武錯落半天下”。

第三，必要時要運用權術。 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法聯軍進逼北京，倉惶間咸豐皇帝命正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曾國藩調兵北上勤王，但此時曾國藩一心只求拿下軍事重鎮安慶，深恐一旦撤圍北上，數年努力功虧一簣。因此面對赴援的詔書，曾氏大施權謀之術，一面向皇帝和屬下大談其忠義之心：“分兵北援之詔，此乃臣子應盡之分。吾輩所以泰竊虛名，為眾所附者，全憑忠義二字，不忘君，謂之忠，不失信於友，謂之義。今乘輿翻遷，而臣子附之不聞不問，可謂忠乎？”與此同時，他卻採取了拖延戰術，借與皇帝討論派哪些人北上為名，多次奏摺往返，拖過了最緊迫的時候，直到中外議和不再需要他派兵北上。 第四，他馭下以嚴以誠。曾國藩作風清正，對部下要求也十分嚴格，在集團內部樹立了牢固的權威，使湘軍集團能如臂使指地服從於曾氏一人的指揮。他又能以“誠”馭下，善於獲得他人的信任。曾氏認為，官場之中“凡與人晉接周旋，若無真意則不足以感人”。他講究“真意”，使每一個人都能夠相信自己的真誠不欺，以減少政敵，換來更多的友善。 因此曾國藩一生接人待物以誠為本，以拙為用。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說大話，不求虛名”，做事“情願人占我的便益，斷不肯我佔人的便益”。別人以巧以偽欺騙他，他卻仍然以誠以拙相待。他的想法是： “縱人以巧詐來，我仍以渾含應之，以誠愚應之；久之，則人之意也消。若鉤心鬥角，相迎相距，則報復無已時耳。”“凡人以偽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偽者亦共趨於誠矣。” 曾國藩說到做到。左宗棠在瑜亮情緒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國藩，始則挖苦打擊終則以怨報德，曾國藩卻終生未還一手。李鴻章作為他的弟子，也時常和他耍心眼，逞私心。曾國藩卻因為愛李之才，始終不改對李鴻章的關心、愛護、包容、提攜。正是因為這種質樸的為人處世方式，曾國藩一生朋友極多，麾下謀士如雲，猛將如雨，指揮如意，得道多助，成就了“洪楊一役”的最終勝利。 吳方在《傳送思想的能量與局限——由曾國藩看歷史的來龍去脈》中對曾國藩的複雜性有過精彩的分析：“以'王霸雜術'持身、用人、施政、禦軍，曾國藩的成功主要在於他把握住了傳統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則也有靈活性，亦即宗經而不捨權變。他有'兩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這種'兩手'式的格局（儒學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國藩來實踐了一回。說他那理學姿態是假的也罷，情況確實壞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國藩又可以說'真誠的偽飾'。這大概是中國政治思想史的一種尷尬的真相。” 雖然後世史家揪出了曾國藩這麼多“作偽”的證據，但是平心而論，我們不得不承認，曾國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然是對朝廷最忠誠的。除了極少數涉及其家族、兄弟及故舊利益之處外，在絕大多數時候，他對上對下，都貫徹了以誠相待、以拙勝巧的原則。在涉及國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貫不計自身利害，以身報國。比如在處理天津教案過程中，他為了國家利益，就不惜負起“賣國”罪名，甘當“替罪羊”，使自己多年英名，毀於一旦。以至李鴻章在當年八月二十一日信中說：“吾師蒞津後，章疏皆係老實話，每為人所挾持，此鴻章所不敢出者。” 中年以後，曾國藩終於在與世界的戰鬥中變得圓融了。然而這種圓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靠不屈不撓的精神從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來的，是從質樸方剛中生髮來的。這是曾國藩和別人的不同之處，所以他的圓融是以質樸剛正為基礎的，和世俗的油滑機智境界力量不可同日而語。 曾國藩晚年的秘書趙烈文說過一句話： （曾國藩）歷年辛苦，與賊戰者不過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戰者不啻十之五六。 也就是說，曾國藩雖然以平定洪楊永載史冊，然而他的一生，與農民軍作戰所花費精力不過十分之三四，而與官場作戰所花費的精力卻是十分之五六。 這話說得沉痛而又深刻。這是任何一個想在中國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慘烈代價。 立功、立德、立言，曾國藩全做到了。就立功而言，他使清王朝的生命又延續了六十年，其功不可謂不大。就立德而言，他時時以聖賢標準要求自己，與他同時代的傑出人物比如李鴻章、張之洞等，無不對他推崇備至，甚至五十年後相繼主宰了中國的兩個大人物，蔣介石和毛澤東，也不約而同地把他當做過自己的精神偶像。說到立言，他作為中國最後一個大儒，對儒學身體力行，登堂入室，造詣很深，留下了洋洋數百萬言的全集，其精深博大之處，可以讓學者終生沉浮其中，其家書語錄，更讓直到今天的普通人受益不淺。 曾國藩做人的成功，證明了傳統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可以部分抵消對儒學“空疏無用”的指摘。曾國藩一生功業都是在傳統文化的支撐下完成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強烈使命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宏大志向，民胞物與的博大胸懷是支撐曾國藩在艱難困苦中奮力掙挫的精神動力。實事求是、經世致用、反身而誠的認知傳統又使他能夠從前人、從他人、從自身，學到智慧和經驗，應對複雜的世事，饒有餘裕。至誠待天、忠恕對人的道德準則，使得他能為人磊落，不為低級趣味所糾纏，納人細垢，成己大德，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去降服人，吸納人，使英雄為我所用，終成大業。 曾國藩身上的儒學精神，是有活力，有彈性，有容納力的。和那些愚頑淺薄的官僚不同，他掌握了儒學的真精神。他說：“學於古，則多看書籍；學於今，則多覓榜樣。”“不說大話，不務虛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所以，在晚清士大夫中，他這個理學名家是第一個對洋人平等相待的人。他主張對洋人的交往中也一樣要貫徹誠信原則。他首倡使用西式兵器，並興起洋務運動，派學生出國留學，開西學東漸之先河。在當時的氣氛之下，沒有大眼光大見識是不可能做到這些的。 當然，他以一人之力，無法挽回傳統社會積千百年形成的強大頹勢。美國漢學家茵瑪麗在《同治中興》中寫道：“不但一個王朝，而且一個文明看來已經崩潰了，但由於一些傑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們終於死裡求生，再延續了60年。這就是同治中興。”不過，他用盡一生精力換來的“同治中興”不過是一片虛假繁榮，晚清王朝的命運，無論如何是不能拯救了。在生命的盡頭，曾國藩對晚清朝廷上下一如既往的昏聵混亂、對時世滄桑人心難復深深失望，對自己一生燈蛾撲火式的努力深為失望。同治十年，他聽說自己艱難創辦的長江水師在整個社會風氣的挾裹下已墮落成了百姓的禍害，不禁良為感慨。他給曾國荃的信中說：“長江水師，外間嘖有煩言：或謂遇民間有骨牌者字牌者，則以拿賭論索，得數千或千余文，乃肯釋放；或以查拿私鹽、查拿小錢搜索民舟及附近人家，訛錢釋放；夜索打更之油錢；民船拉縴，不許在砲艇桅上蓋過；干預詞訟，至有哨官棍責舉人者；甚且包庇私鹽、袒護劫盜種種弊端。餘設立水師，不能為長江除害，乃反為長江生害。”“而昔年所辦之事，又有大不妥如水師者，貽人譏議。”“餘向來本多憂鬱，自覺平生之事，多可愧者。近因右眼失明，身體衰弱，尤念從前愆咎難再補救，此生學業毫無成就，用是愧鬱交乘，有如聖人所謂長戚戚者。” 自詡為“好漢”，“平生倔強”的曾國藩在晚年卻失去了當年的豪氣。悲觀和失望成了他晚年生命的主色調。他經常和身邊的幕僚趙烈文談起清朝的前途，他說：“京城水泉皆枯，御河斷流，朝無君子，人事僨亂，恐非能久之道。”“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社之隕。” 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失敗，而是傳統文化整體的失敗。事實證明，傳統文化作為局部，有它的博大精深，有健康有為的一面；作為整體，卻是反科學的，這是任何堅忍頑強所無法彌補的。這就是曾國藩的悲劇所在，因為時代的原因，他已沒有可能跳出傳統文化的懷抱。他在一生中最後一篇日記中寫道：自己一生“如敗葉滿山，全無歸宿。老大徒傷，不勝悚惶慚赧”。他是在深深的憂鬱失望中離開自己為之付出了一切的世界的。 曾國藩用自己的一生，證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達到的高度，同時，也證明了一個人意志力的局限。然而，他為了塑造一個完美自我而不計任何代價的精神讓後來者永遠欽佩。他無望的努力在人類精神征途上樹起了一座令人不得不肅然起敬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