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二章既生左，何生曾
曾國藩與左宗棠的恩恩怨怨，是晚清以來讀史者十分感興趣的“公案”。兩人同為湖南老鄉，同為晚清名臣，早年一度交往密切。曾國藩於湘軍初起之際，籌集軍餉之時，得左宗棠之助甚多。而左宗棠之所以後來成為獨當一面的地方大員，更主要因為曾國藩向皇帝的全力推薦。可以說，兩人曾有過“同心若金”的階段。
那麼，兩個人後來為什麼會鬧到斷交，到死不相往來呢？讓我們來梳理一下兩人之間的是是非非。
曾國藩與左宗棠的首次見面，是在咸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傍晚。
曾國藩回湖南本是為母親辦喪事。沒想到恰逢太平軍橫掃兩湖，皇帝命他出任幫辦湖南團練大臣。曾國藩墨出山，這一天趕到長沙。
到了館舍，換過衣服，匆匆洗了把臉，曾國藩就坐下來，與前來迎接的湖南巡撫張亮基及其幕友左宗棠展開長談。
論身份，在座的三人中，左宗棠最為卑微。曾國藩是在籍侍郎，也就是“前副部長”。張亮基是一省之主。而左宗棠出身僅是一個小小的舉人，身份不過巡撫的師爺。然而談起話來，左宗棠卻成了主角兒。他不等張亮基開口，就詳細介紹起長沙的防務安排，指手畫腳，滔滔不絕，一副大權在握、舍我其誰的神態。一聲不吭的張亮基似乎倒成了他的跟班兒。曾國藩也只有俯耳靜聽的份兒，一時插不上話。
然而曾國藩卻並不覺得不舒服。相反，他越聽越覺得這個左宗棠確實名不虛傳。此次會面之前，左宗棠之名對曾國藩來說已經如雷貫耳，太多朋友向他介紹過這位“湖南諸葛亮”是如何卓絕特出。交談之中，左宗棠之頭腦清晰，氣概慷慨，議論明達，言中款要，確實令曾國藩頗為嘆服。他在致胡林翼的信中寫道：
（臘月）二十一日馳赴省垣，日與張石卿中丞（張亮基）、江岷樵（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談，思欲負山馳河，拯吾鄉枯瘠於萬一。蓋無日不共以振刷相勗。
其實，何止曾國藩一見傾心。在會見曾國藩之前，這個小小的鄉下舉人早已經名滿湖湘，令好幾位大人物“一見即驚”了。二十二年前的道光十年，江蘇布政使賀長齡丁憂回湘，見到當時年僅十八歲的名不見經傳的普通農村青年左宗棠，即為其才氣所驚，“以國士相待”，與他盤旋多日，談詩論文，還親自在書架前爬上爬下，挑選自己的藏書借給他看。道光十七年，回到老家的兩江總督陶澍見到二十多歲的舉人左宗棠，“一見目為奇才”，“竟夕傾談，相與訂交而別”。不久又和他訂下了兒女親家。道光二十九年，雲貴總督林則徐回家途中，也因為聞聽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邊一敘。林則徐“一見傾倒，詫為絕世奇才，宴談達曙乃別”。
令這些閱人無數的官場大僚不約而同地傾倒如此，左宗棠的才華橫溢可想而知。太平軍起之際，湖南巡撫張亮基派人三顧茅廬，把他請出了山，通省要務，概以任之。雖然身份僅為一名師爺，卻實際負擔起全省軍政要務，在湖南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張亮基反倒成了一塊牌位。
制軍於軍謀一切，專委之我；又各州縣公事票啟，皆我一手批答。
曾國藩雖然是高居二品的京官，但想在地方上開闢一番事業，其實並不容易。因為他畢竟是在籍官員，而不是實任官員。現官不如現管，如果湖南地方官員不大力配合他，無職無權的他寸步難行。因此，對這個小小舉人，曾國藩極為尊重，言必稱兄。不論大小事情，無不虛心請教。他相信，有這位明敏強毅的師爺幫忙，他在湖南辦理團練，一定會相當順利。
然而，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印象，卻有一點複雜。
作為如今朝中官位最高、聲譽最好的湖南籍官員，曾國藩早已為湖南通省士林所景仰。在見面以前，左宗棠也聽許多朋友誇讚曾國藩學問如何精深，品格如何方正。一見面，左宗棠並沒有失望。人言曾國藩“向無大僚尊貴之習”，此言確實不虛。二品大員曾國藩沒有一點官架子。他看起來更像一介循循儒生，衣著簡樸，神態謙遜，一臉書生之氣。
而曾國藩言談中所表現出的強烈擔當意識，更讓左宗棠刮目相看。晚清天下滔滔，官員們以敷衍塞責為能。在這種黑暗污濁的大背景下，曾國藩以清新方正之姿進入左宗棠的視野，如同鮑魚之肆中吹入一股清風，不能不令左宗棠意外而且欣喜。因為曾氏的“正派”，“肯任事”，他大有相見恨晚之感。
左宗棠在給朋友的信中談到對曾國藩的第一印像說：
曾滌生侍郎來此幫辦團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開展。與僕甚相得，惜其來之遲也。
這個第一印象應該說是相當不錯的。但是我們要注意其中的這樣一句話：“才具稍欠開展。”初次接談，左宗棠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結論。這句評價奠定他對曾國藩一生輕視態度的基礎。
在別人眼裡雄才大略的曾國藩，何以在左宗棠眼裡卻“才具稍欠開展”呢？
曾國藩確實不是那種讓人“一見即驚”的人。乍一接觸，你不但會覺得他並無甚麼出眾之處，甚至還會認為他有點笨頭笨腦。許多人一見到曾國藩，都覺得有點失望。方宗誠見到晚年的曾國藩，覺得他不像一位總督和將領，而像一位土里土氣的鄉村老教師：“寬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老教師耳。”而後來英國人戈登見到曾國藩時，也大感失望：“曾國藩卻是中等個子，身材肥胖，臉上皺紋密布，臉色陰沉，目光遲鈍，舉止行動表現出優柔寡斷的樣子——這與他過去的歷史是不相符合的；他的穿著陳舊，衣服打皺，上面還有斑斑的油跡。”
如果測智商的話，曾國藩肯定不如左宗棠。左宗棠十五歲就中了秀才，而曾國藩前後足足考了七次，二十三歲才中了個秀才，而且還是全縣倒數第二名。梁啟超說：“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曾國藩自己也說：“餘性魯鈍，他人目下二三行，餘或疾讀不能終一行。他人頃刻立辦者，餘或沉吟數時不能了。”身上沒有一點“天才範兒”。
另外，曾國藩是典型的黏液質性格，這種人的特點是反應緩慢，行動拘執，謹慎內向，凡事只肯說三分話。他觀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細，下判斷也比一般人要慢。週騰虎曾經說曾國藩“儒緩不及事”。他的學生李鴻章也當面指出他病在“儒緩”：“少荃論餘之短處，總是儒緩。”他對周李二人的判斷是首肯的，說“餘亦深以舒緩自愧”，“駑緩多病，百無一成”。這種性格特點更加重了他的“笨拙”，使他眼中乏精悍之氣，面上無果決之容。在左宗棠滔滔不絕指劃天下之時，他只是默默傾聽，認真思考，並沒有在第一時間貢獻出什麼高明的見解。因此左宗棠才得出了“才具稍欠開展”的第一印象。
曾、左二人的首次合作卻是十分順利的。
所謂英雄所見略同。曾國藩俯察天下大勢，判定清王朝正規軍隊已經徹底腐敗，要想平定太平天國，必須赤地立新，編練一支全新的武裝。所以到長沙不久，他就上了一道後來被認為是湘軍成立之標誌的奏摺：
今欲改弦更張，總宜以練兵為要務。臣擬現在訓練章程，宜參仿前明戚繼光、近人傅鼐成法。
但人們很少注意到，就在曾國藩上這道著名的折子前三天，湖南巡撫張亮基也上過一道內容相似的折子，提出：
委明幹官紳，選募……鄉勇一二千名，即由紳士管帶，仿前明戚繼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費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緩急，較客兵尤為可恃。
也就是說，委任明達干練之人，仿效戚繼光練兵之法，練成一支精兵。所費既省，一遇緩急，又比從外省調來的“客兵”管用。
我們知道，所謂張亮基的折子，其實就是左宗棠的折子。兩道折子思路、措施乃至用詞（“仿前明戚繼光”）如此相似，說明“湘軍”的發明權不能由曾國藩獨占，應該是曾左二人充分磋商後的產物。
除此之外，二人還在另一個問題上不謀而合，那就是要加強湖南防衛，應該從掃清湖南境內的土匪入手。這樣，如果太平軍再次進入湖南，才不會得到湖南本省土匪的呼應。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曾左計議已定，具體事務由曾國藩來操作，而左宗棠則在調人用兵和辦公經費多方協助。曾國藩初涉軍事領域，兩眼漆黑，幸虧左宗棠向他推薦了滿族軍官塔齊布作為幫手。塔氏為人忠勇，做事負責，後來成為湘軍名將，他的幫助對曾國藩在軍事上的迅速成功至關重要。對於這一切，曾國藩十分感激。這段時間，曾左往來信函極多，曾國藩探討軍務的信件乾脆不再寄給巡撫張亮基，而是直接寫給左宗棠，對左的稱呼也從客氣的“尊兄”變成了親切的“仁弟”，顯示出兩人關係的日益親密。
不過，這種良好關係建立在一種有點特別的交往形態上。按理，曾國藩科名既早，年齡又長，又是二品大員之身，當然應該是曾國藩發號施令，小小布衣舉人左宗棠只有畢恭畢敬、小心建言的份兒。然而事實卻是掉了個個兒。左宗棠在曾國藩面前毫不客氣，對曾國藩動輒指手畫腳，指示訓誡，毫不客氣。我們可以參考左宗棠在湘軍成軍之後寫給胡林翼的信中生動描繪的場景，來想像一下曾左最初的合作狀態：
滌公才短，麾下又無勤懇有條理之人，前自岳州歸後，弟無三日不過其軍絮聒之。伊卻肯聽話，所以諸事尚有幾分。近來外人亦不盡以書憨嘲之。伊卻自笑雲：壞了幾分矣。以後若再好幾分，恐又行不去也。
那意思是說，曾國藩才能短淺，書呆氣重，又沒其他人相幫，所以全賴他處處出主意。好在曾國藩畢竟為人老實，“肯聽話”，在他的指導下，諸事還算頗有起色。湖南官員們終於不再嘲笑曾國藩是書呆子了。
左宗棠的高己卑人、當仁不讓之態在信中一覽無餘。這種做派在傳統官場絕無僅有。
左宗棠的性格和曾國藩可謂截然相反。他是典型的多血質，這種人的優點是反應迅速，做事果斷，尤其善於在紛紜複雜的局面中迅速發現機會，定下策略。缺點則是過分自信或者說自大，性情過於張揚外露。左師爺的傲慢，和他的才氣一樣有名，甚至比他的才氣更為有名。在巡撫面前，他以救星自居，面對曾國藩，他更毫不客氣。一般來說，多血質人格者和那種做事緩慢、反應遲鈍、過於謹慎的同事通常很難合得來。而曾國藩恰恰是這種人。再加上剛剛出山辦事之時，曾國藩遠非後來的“老奸巨猾”，而是一個“官場愣頭青”，在一些具體問題的處理上，書生氣重，拘執生硬，令左宗棠看著著急，忍不住經常加以“指導”。好在曾國藩和張亮基一樣好脾氣，對左宗棠俯首聽命，從善如流。因此才造成了這段難得的“同心若金”。
可惜的是，這段“蜜月”為期過短。咸豐三年，張亮基調任署理湖北總督，左宗棠也隨之北上武漢。這兩個人一走，曾國藩在湖南馬上就寸步難行，處處碰壁。那些湖南官員早就痛恨曾氏越位侵權，此時團結起來，處處給曾國藩小鞋穿。曾國藩一怒之下出走衡陽，想脫離湖南官場，獨力創建湘軍。這個想法看起來解氣痛快，實際操作起來卻困難重重。剛剛來到衡陽曾國藩勢單力孤，形只影單，要錢沒錢，要人沒人，處境十分困難。恰在此時，張亮基調離湖北，左宗棠也歸鄉隱居。曾國藩聞訊大喜，立刻寫信請他來幫助自己。
在長沙數月，曾國藩自覺與左宗棠惺惺相惜，已經建立起了深厚的戰鬥友誼。他認為，在庸官遍地的湖南官場，只有左宗棠和他是以天下為己任的英雄。別人不理解他為什麼自討苦吃自練軍隊，左宗棠一定能理解。別人不支持他“赤地立新”，左宗棠一定會出來支持他。
因為深知左氏的性驕氣傲，所以他給左宗棠的這封邀請信寫得異常客氣：
弟智慮短淺，獨立難，欲乞左右野服黃冠，翩然過我，專講練勇一事，此外，概不關白於先生之前。先生欲聾兩耳，任先生自聾也，吾不得而治之也，先生欲盲兩目，任先生自盲焉，吾不得而鑿之也。
意思是說，我請您做一個高級顧問，不敢讓您承擔那些瑣碎的俗務，只要居傍指點指點我就可以了。
令曾國藩萬萬想不到的是，左宗棠回給曾國藩一封極為冷淡的信，明確拒絕，“文字似敬實疏，態度似謙實傲，與曾國藩之火熱心腸、尊奉情懷，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論曾國藩與左宗棠的交往及其關係》，王澧華，《安徽史學》）
不僅如此，左宗棠在給朋友的信中談到此事時還語含譏諷：
滌公正人，其將略未知何如。弟以剛拙之性，疏淺之識，萬無以贊高深。前書代致拳拳，有感而已。
很顯然，左宗棠不願做曾國藩的助手，主要原因是對曾國藩的“將略”評價頗低。在長沙期間的短暫合作，並沒有扭轉他對曾國藩才能的評價。況且當時曾氏以在籍侍郎練兵，非官非紳，地位尷尬，沒權沒錢，左宗棠不認為他是能大有作為的靠山。
收到了左氏的回信，曾國藩才發現自己原來在左宗棠心目中如此無足輕重。這令他深覺傷心。
不過如果能預知後來左宗棠加給他的種種難堪和傷害，曾國藩就會發現這次回絕實在已經是太客氣了。
如果說初次見面，左宗棠認為曾國藩缺乏才幹是因為對曾氏缺乏了解，那麼，合作數月後，左宗棠應該充分認識到曾國藩剛健有為、英明強幹的一面。然而他對曾國藩的評價卻仍然這樣低。這就不僅僅是“恃才傲物”所能解釋的了。
在曾左關係中，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心理因素我們不能不提，那就是左宗棠的科舉情結。
左宗棠幼有神童之譽，讀書一目十行，舉一反三。他那頗有眼光的母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說，他的兩個哥哥將來只能做教書先生，他卻有萬里封侯的希望。
左宗棠自我期許亦極高，他終生最崇拜的人是諸葛亮，與朋友通信，動輒自署“今亮”（當今諸葛亮）、“老亮”。還在學生時期，他就“好大言，每成一藝，輒先自詫”。每寫完一篇文章，都要先自己驚詫一番：怎麼寫得這麼好啊！難道真的是我寫的嗎？成年之後，他更是恃才傲物，愛吹牛，愛自誇，“喜為壯語驚眾”。平平常常的吹捧他聽來根本不過癮，最喜歡聽過頭的吹捧，把他比作神仙聖人他聽起來也不刺耳。曾國藩對此看得很清楚，晚年他曾對幕僚趙烈文說：“左季高喜出格恭維。凡人能屈體已甚者，多蒙不次之賞。此中素叵測而又善受人欺如此。”
自視如此之高，現實卻不給他面子。左宗棠一生有一個觸不得的痛點，那就是科舉。他十五歲成為秀才，二十歲中舉，本以為接下來取進士如探囊取物。不想一個舉人卻成為他功名的頂點。在這之後，六年之間三次會試，都名落孫山。這對本來一帆風順的他是一個極大的打擊，一怒之下，他當眾發誓此生再不應考。
然而，在傳統時代，像左宗棠這樣不中進士，又不肯走捐官之途的人，基本上就宣告了與官場絕緣，也實際上就等於斷送了他的“孔明再世”之夢。腹中再多韜略詩書，也沒有任何用處。因為家貧，他早年入贅到妻子家中，這在傳統時代，對一個男人來說是極為尷尬的事。他本來以為自己能早早科名發達，擺脫這一屈辱的身份，不料天不遂人願，這種倒插門生活一連過了許多年。 “自命不凡”、“口多大言”卻伴著“贅婿身份”、“連年落第”，左宗棠的性格因此集極度自卑與極度自尊於一體。
因此，對於那些高中科甲、飛黃騰達之人，左宗棠下意識中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敵意。在他後來的家書中，經常能看到他對科名中人的譏評之語，比如“人生精力有限，盡用之科名之學，一旦大事當前，心神耗盡，膽氣薄弱，八股做得愈入格，人材愈見得庸下”。換句話說，在他看來，科舉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就越差。
而曾國藩似乎天生就是左宗棠的反襯。曾左二人身上有太多相似之處：他們年齡只差一歲，一個四十一，一個四十。又同為湖南人，一為湘鄉，一為湘陰。家境也相當，都出身小地主家庭。只因科舉運氣不同，如今命運迥異。曾國藩中舉之後，科舉路上極為順利，中進士，點翰林，在翰林院中僅憑寫寫文章，弄弄筆頭，十年中間，七次升遷，到太平軍起之時，這兩個人，一個是朝中的副部級侍郎，一個卻是白衣的舉人，身份相懸，如同天地。左宗棠自認為是國中無二的人才，比曾國藩高明百倍，卻進身無門，只好靠當師爺來過過權力癮。而曾國藩雖然才智平平，僅僅因為科名運氣好，辦什麼事都能直通九重。曾國藩的存在，簡直就是上天用來襯托左宗棠命運的坎坷。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國藩，下意識中有一種莫名的反感。他一直戴著有色眼鏡，千方百計放大曾國藩身上的缺點和毛病，來驗證自己的“上天不公論”和“科舉無用論”，為自己尋找一個心理平衡。想讓他左宗棠來做曾國藩的幕僚，這實在有點難。
咸豐四年三月，左宗棠重新出山，成為新任湖南巡撫駱秉章的高參。而此後不久，湘軍宣布練成，開駐長沙，準備進行長沙保衛戰。曾左二人自然再次開始打交道。
咸豐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國藩親率湘軍首次出師，進攻駐紮于靖港的太平軍。曾國藩對這一戰寄予極大希望，以為自己費盡心血打造出的這支勁旅肯定會旗開得勝，不料結果卻是大敗而歸。曾國藩沮喪羞憤之下，投水自盡，幸被部下救起。回船以後，曾國藩仍然尋找機會自殺，“其志仍在必死”。湖南官員聞此消息，無不幸災樂禍，唯左宗棠聞訊立即從長沙縋城而出，到湘江船上看望曾國藩。
雖然下意識地對曾國藩反感嫉妒，但左宗棠畢竟是一個奇男子，偉丈夫。雖然對曾國藩的才幹不以為然，但他很清楚，像曾國藩這樣有血性肯任事的高官大吏天下罕見，這支新練成的湘軍已經是大清天下為數不多的希望，曾國藩的生命安危已經關乎天下大局。所以，在曾國藩最需要支持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
曾左兩人具體聊了些什麼，史書沒有詳細記載。我們見到的最直接的資料是光緒八年左宗棠所作的《銅官感舊圖序》。左宗棠在這篇回憶文章中追憶此事道：
其晨，餘縋城出，省公舟中，氣息僅屬，所著單襦沾染泥沙，痕跡猶在。責公事尚可為，速死非義。公目不語，但索紙書所存炮械、火藥、丸彈、軍械之數，屬餘代為點檢而已。
就是說，左氏來到船上，看到剛被撈上來的曾國藩氣息奄奄，神情狼藉，衣服上還沾著河裡的泥沙。左宗棠責備曾國藩此舉糊塗，說勝負乃兵家常事，剛剛失敗一次就自尋短見，你怎麼對得起皇上的信任，怎麼對得起天下百姓？
曾國藩尷尬羞愧，只能嗔目不語。等左宗棠說夠了，才讓人拿來紙，寫出所剩軍火的數量，請左宗棠幫他查點一下。
應該說，左宗棠的指責是有道理的。勝敗兵家常事，初遇失敗就要自殺，這實在不是一個軍人應該具有的心理素質。左宗棠挺身而出來看曾國藩，是情；大義凜然責備曾國藩，是義。這樣看來，左氏此舉，誠可謂情義交至。
但是左宗棠的表現其實並不是這樣恰當而完美，他的回憶其實有所避諱。李詳《藥裹慵談》中說，左宗棠在這次會面中，曾當面嘲笑曾國藩為“豬子”，也就是湖南話笨蛋之意。如果說《藥裹慵談》是孤證的話，那麼王運的那句“左生狂笑罵豬耶”則可作為旁證。左宗棠對曾國藩，不但責以“大義”，還曾冷笑譏嘲，破口痛罵。罵他這麼點小事都轉不過腦筋來，實在笨得像豬。
原來左宗棠對處於極度痛苦之中的朋友，就是這樣“安慰”的。乍聽起來有點駭人聽聞，不過細想一下，倒也符合左宗棠的天生炮筒子脾氣。與以後左宗棠多次對曾國藩的無理謾罵相比，這一罵畢竟光明正大，目的是想罵醒曾國藩。只是遇事一根筋的曾國藩被罵之後，似乎一時並未猛醒，還是默默準備著再找機會自殺。幸虧此時湘潭大捷消息傳來，另一路湘軍取得了大勝。這場胜利是太平軍軍興以來清軍取得的最大一次勝利，這一消息立刻使曾國藩轉悲為喜，從床上跳了下來。
湘潭大捷確立了湘軍的聲望。曾國藩在湖南的境遇也立刻大大好轉，應駱秉章之請，重新搬回長沙辦公。曾國藩與左宗棠同處長沙，兩人過從甚密，“無一日不見，無一事不商”。左宗棠不但是駱秉章的高參，也成了曾國藩的高參。
然而性格上的衝突卻導致二人的合作再一次落入低谷。
湘潭大捷後，湘軍又連獲武昌、半壁山、田家鎮三處大捷。在官兵處處望風潰逃、不堪一擊之際，湘軍卻一枝獨秀，成了大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曾國藩因此難免躊躇滿志，露出不可一世之態，以為太平軍可舉手而平。而一直冷眼旁觀的左宗棠卻認為，連勝之後的湘軍全軍上下都已經顯出驕態。將士皆驕，是軍事之大忌，也是由盛轉衰之機。所以他致書曾國藩，批評他存在輕敵思想，說湘軍此時“將士之氣漸驕，將帥之謀漸亂”，要求他提高警惕，以防大的閃失。
左宗棠的出發點當然十分良好。但問題是他的書信風格一貫是滿紙批評，“書辭傲誕”，把曾國藩置於比白痴強不了多少的角色上加以劈頭蓋臉的訓斥。
此時的曾國藩今昔對比，已經不再是被湖南通省官員看不起的灰溜溜的“落水狗”，而成了大清王朝的救星。他修養再好，此刻也不免“頗露驕愎之氣”。況且壯年時的曾國藩脾氣其實也很暴烈，內心深處的驕傲一點也不亞於左宗棠。曾左兩人都以“剛強”聞名。左宗棠的剛是竣烈嚴厲、鋒芒畢露之剛，他曾自謂：“丈夫事業，非剛莫濟。”而曾國藩的剛雖然是外柔內剛，但強度絲毫也不遜於左氏。他說自己：“素有忿恨不顧氣習，偏於剛惡。”（晚年他還說自己“漸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可見他脾氣暴烈的一面。）兩剛相遇，必有一傷。在長沙他對左宗棠雖然表面上一直笑臉相迎，但是越謙虛的人其實自尊心往往越強，在和左宗棠相處的過程中，他已經忍足了一肚子惡氣，現在左宗棠如此不禮貌，他再也不想忍氣吞聲、虛與委蛇了。
所以對左宗棠的幾次居高臨下式的指點，他一字未回。
剛開始，左宗棠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還繼續去信指點曾國藩。及至四五封信都沒有接到回音，他才明白，曾國藩生氣了。
左宗棠已經習慣了曾國藩的寬厚和包容，他似乎從沒有想到過，曾國藩也會生氣。因此，發現曾國藩真的不理他之後，也感覺有些後悔。不過在給朋友的信裡，他仍然不承認自己有什麼錯誤：
弟數與書而不一答，蓋嫌其太直也……諸君以狂直目我，冤哉冤哉。
然而問題是，左宗棠的脾氣極差，眼光卻是極其高明的，不久，曾國藩的湘軍於咸豐四年年底果然大敗於江西湖口。太平軍燒毀湘軍水師戰船百餘艘，衝上曾國藩座船，殺死他的管駕、監印等官，盡獲其文牘。曾國藩倉皇逃跑，“呼救無從”，又一次試圖投水自盡。太平軍湖口之戰的勝利，一舉扭轉了西征的整個戰局。至此，曾國藩沿江東下的攻勢被瓦解，迅速佔領江西的計劃也被粉碎了。
因此一敗，曾國藩內心更推崇左宗棠，而左宗棠更看不起曾國藩。不久，曾國藩移兵江西，步入危地，又與江西官員相處不睦，處境極為困難。左宗棠在與朋友的書信中，一直不忘津津有味地譏評曾國藩的表現。咸豐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致胡林翼信中說：“滌公方略本不甚長，而事機亦實不順利。聞有西安將軍銜命來江之說，恐此後日益為難。見與江西大僚構釁已深，傾之者多，將來恐同歸於糟而已。”又說：“滌公年來意興索然，於人材罕所羅致，所部傑出者頗少。”此外還有“鄉曲氣太重”、“才亦太缺”、“於兵事終鮮悟處”（皆致胡林信中語）等惡評。說到極處，左宗棠更認為曾氏用兵呆滯，“非辦賊之人”，以為曾氏之才不足以平定太平天國，要拯救大清王朝，還需要別人出手。
罵歸罵，左宗棠的大局觀卻一直非常清晰。他十分清楚如果曾國藩徹底失敗，天下大勢將更不可為，所以一邊譏評曾國藩，同時也不遺餘力地對湘軍加以救助。當石達開突入江西後，左宗棠擔心江西全局因此而潰，禍及湖南，他說：“吾為滌公危，亦為吾鄉危”，因此向湖南巡撫駱秉章建議迅速支援江西：“以時局論，固無有急於援江西者。”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派出劉長佑速帶援軍於咸豐六年初趕往江西，救曾國藩於危難之中。後來又陸續派劉騰鴻、曾國荃、周鳳山等軍東援江西，並在接濟軍餉方面給了曾國藩以慷慨幫助。兩人的關係因此又多雲轉晴。左宗棠的惡評當然或多或少會傳入曾國藩的耳朵，曾國藩卻沒有過任何反駁或者辯白。他把這些話默默地咽了下去，對左宗棠仍然一如既往地推崇。咸豐六年，曾國藩老弟曾國荃在湖南募兵，寫信給哥哥討教用兵方法。曾國藩寫信給他，讓他多聽左宗棠意見：“一聽駱中堂，左季兄之命，敕東則東，敕西則西。”可見他對左宗棠才幹的絕對信任。
曾國藩把左宗棠那些刻薄入骨的話全部默默嚥下，這一方面是由於他過人的修養；另一方面，是因為左宗棠對曾國藩軍事指揮才能的批評並非沒有道理。
毫無疑問，曾國藩是中國歷史上一流的軍事家。他用兵的長處在於大局觀好，老成持重。曾國藩做人以拙為本，在軍事上，也以“結硬寨、打呆仗”聞名，他打仗第一要求是“穩”，在行軍、紮營、接仗等各個環節，都力求先立於不敗之地。 《孫子兵法》強調：“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孫子兵法·形篇》）曾氏深得此旨之妙，他力戒浪戰，不打無準備、無把握之仗。他行軍打仗數十年，除一開始幾次失手外，沒有大的跌蹉，正是得力於此。
但凡事過猶不及，腳踏實地固然是做事的基本原則，但是兵者詭道也，有一些特殊形勢下，也需要敢於冒險，大踏步前進。在這樣的時候，曾國藩身上的弱點就顯露出來了。他從來不敢出奇兵，用奇謀，因此錯失過許多好機會，許多時候事倍功半。
比如後來在咸豐十年初，李秀成再破江南大營，蘇州常州失陷的時候，本來曾國藩有迅速擴張勢力，一舉包圍天京的可能。當時蘇浙兩省大半都已經淪陷。胡林翼寫信給曾國藩，替他出主意，勸他不要再圍攻安慶，而是趁蘇省殘破，舊有的文武大員下落不明之時，直接以能幹任事的李元度、沈葆楨、李鴻章、劉蓉等人分領蘇贛浙三省的巡撫等職位，利用這些地方的豐厚餉源供養軍隊，分南北西三路跳過長江中游，直接向南京展開包圍。應該說，這是一步奇招，多少有點冒險，卻也有七成以上的勝算。左宗棠對這個建議也舉雙手贊成，認為江南大營的潰滅，給了湘軍以大發展的極好機會，機不可失，失不再來。如果曾國藩聽從胡林翼的建議，也許蘇常淪陷以後的江南大局，不必要三年之後方能逐漸改觀。
然而曾國藩對平定太平天國，有自己的一定之規，那就是“穩紮穩打、步步為營”、“先取上游，再規下游”。從長江上游向下打起，一個一個城市拔釘子，直到攻下天京。不管胡林翼如何激勸，曾國藩就是不為所動。這令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人都扼腕長嘆。
曾國藩平生長於自省，因此對自己用兵的長與短，心裡也很清楚。同治五年，曾國藩剿捻欠效，在《病難速痊請開各缺仍留軍中效力折》中就這樣談到自己的用兵問題：
臣不善騎馬，未能身臨前敵，親自督陣。又行軍過於遲鈍，十餘年來，但知結硬寨、打呆仗，從未用一奇謀、施一方略制敵於意計之外。此臣之所短也。
百餘年以來，中國人對曾國藩不斷進行神化，把他塑造成了事事完美無缺的聖人。事實上，曾國藩凡事都追求最紮實、最徹底，固然把風險降到了最低，卻也大大影響了效率。左宗棠卻總是在尋找效率最高的途徑，在適當的時候，他絕不害怕冒險。因此，兩個人的軍事思想經常發生衝突。左宗棠批評“滌相於兵機每苦鈍滯”，確有七分道理。
截至咸豐七年以前，雖然曾左二人的關係時晴時陰，疙瘩不斷，風波迭起，但是與咸豐七年二月曾國藩與左宗棠的那次大衝突相比，一切都無足輕重了。
咸豐七年前後是曾國藩生命中最困難、最痛苦的時期之一。此時他創立的湘軍已經轉戰三載，屢立戰功，但是處境卻越來越尷尬：由於皇帝對他抱有防範心理，不肯給他以督撫地位，使他領兵三載，一直孤懸客處，用兵、用人、用餉無處不難。特別是在江西期間，由於手中沒有行政權力，雖然湘軍為保衛江西終日苦戰，仍然被江西通省視為額外負擔，始終受到官僚大吏們的排擠和刁難，可謂步步荊棘，處處碰壁。曾國藩飽受欺凌，鬱憤滿懷，心力交瘁，走投無路，精神幾近崩潰，以至在與劉蓉的信中說出了這樣的話：
所至齟齬，百不遂志。今計日且死矣，君他日誌墓，如不為我一鳴此屈，泉下不瞑目也。
恰在此時，一紙家書傳來，曾國藩父親於咸豐七年二月四日去世。得到這個消息，曾國藩如遇大赦。他迅速把軍務交給他人，給朝廷發去一封陳請開缺的奏摺後，不待皇帝批复，即於二月二十一日起程回家，為父親辦理喪事去了。
作為領兵大臣，擅自離開軍營，是一件嚴重違反軍紀的事。一貫以忠貞自誓的曾國藩在軍事危急之際做出這個決定，確實顯得有些不負責任。但曾國藩此舉，實屬迫不得已。他是想通過此舉，表達對清政府的不滿，也想藉這個機會，向皇帝申明自己所處“極不得位”的真實處境。咸豐皇帝雖然頗為震怒，但是他對曾國藩的艱難處境心知肚明，加上湖南巡撫駱秉章和湖北巡撫胡林翼不斷為曾國藩說情，遂傳旨給假三個月，委軍一事免於追究。朋友當中，胡林翼、吳敏樹等都對曾國藩的舉動表示了理解，多次去信對曾國藩加以安慰，吳敏樹在信中說：
曾公之事，暴於天下，人皆知其有為而為，非從其利者。
按理說，在曾氏如此困難之際，作為朋友，左宗棠對曾應該加以理解安慰才對。但是左宗棠卻在這個當口，寄來了一封信，對曾國藩大義凜然地加以嚴厲批評。
信的開頭，左宗棠就劈頭蓋臉地從儒家倫理原則高度出發，批評曾國藩委軍歸家，是不忠不義、不負責任的表現：
《綱目》一書，於奪情題後一事，總以其人所處之時地為斷，所以重綱常、維名教而警偷薄之俗也。至“金革之事無避”一語，經義直捷了當，更無可疑……
接下來左宗棠又嬉怒笑罵，捎帶嘲諷了曾國藩兵略平常：
老兄之於兵事，誠不敢謂其有功無過，然竭其心與力所可到而黽勉為之，此念尚可見諒於朝廷……老兄之出與不出，非我所敢知也；出之有濟與否，亦非我所敢知。區區之愚，但謂匆遽奔喪、不俟朝命，似非禮非義，不可不辨。
意思是說，你曾國藩領兵打仗，本來就犯了許多錯誤，喪失了許多機會。朝廷念你忠心耿耿，不予計較。不過這次你這番舉動，使你的忠心都值得懷疑了。你是不是聽我的勸重新出山，我不知道。你重新出山，憑你的本事，對國家大局能否有所幫助，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不待朝廷命令，擅自委軍奔喪，則非禮非義，我不能不嚴肅地批評你。
從才能到品質，左宗棠把曾國藩批了個一無是處。可以想見曾國藩收到這封信後會多麼鬱悶。
事情還不止於此，除了寫信責罵曾國藩之外，左宗棠在公眾場合對曾國藩更加肆無忌憚地大加譏彈。曾國藩此次委軍回湘，是湖南官場一時談論的熱點，左宗棠每見一人，都大談曾氏平日擺出一副理學大家面孔，以誠自命，此次卻以父喪為由，要挾君父，可見其居心並不如自己所稱那樣正大。
應該說，左宗棠的罵人功夫確實登峰造極，史上一流。其特點一是一針見血，毫不留情；二是得理不饒人，喋喋不休。曾國藩在官場上飛黃騰達，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憑“以誠為本”的理學功夫博得大名。好，你不是以“誠”自許嗎？那麼我就用事實來證明你其實為人不誠不忠。左宗棠下意識裡對曾國藩壓抑多年的嫉妒不平之心終於找到機會進行了一次光明正大的爆發。
道德是曾國藩最看重的資本，往這項資本上潑污水，是他無法忍受的。多年之後，他向人談起與左失和的始末時，還咬牙切齒地說：“左宗棠在駱秉章幕中，肆口詆毀，一時嘩然和之”，“我生平以誠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
左宗棠這一罵，正發生在曾國藩情緒處於最低谷的時期。曾國藩要挾皇帝，並沒有得到期望中的結果，反被皇帝順水推舟，解除了兵權，讓他在家守孝。一下子，曾國藩弄巧成拙，成為天下官場的笑柄，已經痛苦不已。而左宗棠的詆毀，又成了撒在曾氏傷口上的一把鹽，把曾國藩傷到徹骨，讓他終生難以釋懷。
正因如此，曾國藩對左宗棠的這封信根本不予回复，從此與左音書斷絕。左宗棠沒接到回信，一時居然還很不高興，在四月二十日致胡林翼信說：
此公才短氣矜，終非平賊之人。仁先、霞仙知其為君子，而不以君子待之，殊可嘆。此輩宜置之高閣，待賊平再議耳。
但四處罵完了曾國藩，痛快完了嘴之後，中夜撫心自思，左宗棠也感覺自己做得有些過分。聽說曾國藩對他“見怪”之後，在給劉峙衡的信中他寫道：“滌公不候朝命，遂戴星而歸，弟力陳其不可。然審已無及，聞頗有見怪之意，則只可聽之。”在給王鑫的信中，他難得地做了一點自我批評：
滌帥自前書抵牾後，即彼此不通音問，蓋滌以吾言過亢故也。忠告而不善道，其咎不盡在滌矣。
就是說，雖然我說的都是正確的道理，不過方式方法可能有問題。但是曾國藩不給他回信，心高氣傲的他當然也不可能主動再去聯絡。他在給胡林翼的信中說：“此公（曾國藩）仍負氣如故，我亦負氣如故也。”
中國這片土地，也許看起來缺乏個性，其實你經常能遇見光芒四射的異人。左宗棠這個人對於中國文化的最大貢獻，也許不僅是他出眾的軍事才能，而更在於他那出人意料的個性。
經過漫長的歷史接力，在清代後期，中國的專制統治已經由治身深化到了治心。這個被統治者百煉鋼化為繞指柔的民族身上呈現出的普遍特點是退縮和含糊。而左宗棠卻似乎是一個天外來客，他身上的清可見底、鋒芒畢露、剛直激烈，與這個民族的整體氣質形成如此分明的反差。
左宗棠對曾國藩的這通嬉笑怒罵，符合他的一貫作風。他平生為人，從來都是不平則鳴，從不藏著掖著，虛與委蛇。說話做事，不過多考慮後果，不太多考慮別人的反應。他不光這樣痛罵過曾國藩，以後也同樣這樣痛罵過好友郭嵩燾等人。
這種性格當然很容易得罪人。胡林翼說他：“剛烈而近於矯激，面責人過，不少寬假，人多以此尤之。”也就是說，他經常當面批評別人，一點也不客氣，人多因此怨恨他。對於這一點，左宗棠自己當然也十分清楚。他自己說，“兄平生性剛才拙，與世多忤。然不強人就我，亦不枉己徇人，視一切毀譽、愛憎如聾瞽之不聞不睹，畢竟與我亦毫無增損也。”也就是說，他絕不因為別人的看法而改變自己，別人的一切毀譽，他皆置之度外。
這種態度，有天生的性格因素，也有著左宗棠自己的價值取向在內。對於晚清社會萬馬齊喑、死氣沉沉的氛圍，對於晚清官場軟熟曖昧、含混和氣的作風，左宗棠痛恨不已，有意以自己的圭角，去刺破這種讓人窒息的沉悶空氣。如左宗棠自己所說：“弟平生待人，總是侃直。見友朋有過，見面糾之……此即親家所謂太露圭角者也。現今風氣，外愈謙而內愈偽，弟所深恨。此等圭角，何可不露？”
左宗棠對自己的這種處世方式是十分看重的。他甚至認為，自己對這個國家、這個社會的最大價值就在於此。領軍之後，他曾經有過這樣一番自我評價：
滌公謂我勤勞異常，謂我有謀，形之奏牘；其實亦皮相之論。相處最久、相契最深如老弟（郭燾）與潤公（胡林翼），尚未能知我，何況其他？此不足怪。所患異時形諸紀載，毀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譽我者轉失其實耳。千秋萬世名，寂寞身後事；吾亦不理，但於身前自諡曰“忠介先生”，可乎？
也就是說，曾國藩等人認為他的優點是勤勞多謀，才華出眾。左宗棠認為這是皮相之見。他認為相處更久相知更深的郭燾、胡林翼等人，其實也不真正了解他。左宗棠夫子自道，他最大的特點和長處是“忠介”。
忠者，忠於國家，至死不渝。介者，耿直、堅定，一生固守真我，不因外界環境而稍稍折損自己的鋒芒。左宗棠這樣說，也真的這樣做到了。他堅信，自己的剛直忠介，既可以質諸天地鬼神而不屈，也可以施諸朋友同事之中而不違。他的風格一開始可能很難為人所接受，但時間長了，大家必然會理解他原諒他，而當大家接受了他的行事風格之後，那些複雜的事就變簡單了，沒有了那麼多虛偽做作的環節，交往效率和辦事效率反而大大提高。這就是他的“以直勝曲”論，與曾國藩的“以拙勝巧”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他的好朋友胡林翼為人靈活，善於交往，長於運用權術，他卻說：“潤之喜任術，善牢籠，吾向謂其不及我者以此。”
這種性格無疑有著極富魅力的一面，特別是在晚清的官場，實在太需要上天偶爾刮起的這股清勁之風，一掃百餘年頹風穢氣。
但是，凡事過猶不及。任何一個優點前進一步，就立刻成為缺點。左宗棠的優點在於他的清澈單純，而缺點也在於他清澈單純。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潛藏著“自我中心”、“高己卑人”的強大本能。這種本能，既能促人爭強好勝，建功立業，也能使人自矜自大，甚至嫉賢妒能。因此對於這種本能，必須如馴服烈馬一樣，施以一番陶冶磨煉之功，得其益而去其害，才能最終成為大賢大能。而左宗棠為人，卻善於察人，不善自察。和曾國藩比起來，他的自省功夫無疑相差太遠，對於心中的自大自矜，他缺乏克化之功。因此，他的“直”，他的“清澈”，也就把內心深處的“忮求之意”直接呈現出來。他一生的兩大愛好，好聽過頭恭維和愛酷評他人，都根源於此。他一生從來不會拒絕別人的任何一句恭維，也從來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挑別人毛病的機會。特別是一遇到那些才力與自己相當之人，左宗棠就本能地變成一隻好鬥的公雞，總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攻擊傾向，開口即罵，專揭其短，無所不至。這在他後來與李鴻章、郭嵩燾的關係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從大公角度看，曾國藩抽身退步，確實有損清軍戰鬥力。對曾國藩委軍歸家之舉，刻刻以天下為念的左宗棠確實極為不滿。左宗棠在給曾國藩弟弟曾國荃的信中介紹自己寫這封信的動機：
昨接滌公二十五日醴陵來函，知已戴星旋裡，此事似於義不合，蓋軍事重大，不比尋常宦遊可以自主……已詳作一函，力陳其不可。
從這個角度說，他有此一罵，也理所當然。
但是知人論世，不止有大公這一個角度。左宗棠和曾國藩畢竟是朋友。曾國藩在江西的困境左宗棠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如此指責曾國藩，就缺少了朋友式的感同身受設身處地。這反映出左宗棠性格中的致命缺陷，那就是情商太低。心理學家認為，左宗棠這樣的多血質人格雖然具有較突出的外向性格，但“在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上並不擅長，甚至有時對敏感的人際心理因素反應遲鈍”。確實，左宗棠的表現成了心理學家這一論斷的最佳註腳。
相比左宗棠，曾國藩為人就全面得多。
每個人的青年時代都是青澀的。青年時代的曾國藩和左宗棠一樣，也有著高己卑人、驕傲自大的一面。在早年離家到京服官之際，他那位識字不多卻深有識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給他這樣的臨別贈言：“爾的才是好的，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若不傲，更好全了。”
老祖父的一句箴言當然不足以克去曾國藩身上的這個缺點。在北京的最初幾年，他的幾個至交都曾直言不諱地指出他的“傲慢”。他的好朋友邵懿辰說他的缺點第一個是“慢，謂交友不能久而敬也”；第二個是“自是”，聽不進不同意見。青年曾國藩的脾氣之大當時毫不亞於左宗棠。因為脾氣火暴，曾國藩到北京頭幾年與朋友打過好幾次大架。那時的曾國藩，和左宗棠一樣，遇事只認理不認情，“凡事見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
和左宗棠不同的是，曾國藩下過一段紮紮實實的克己之功，以理學為武器對自己的“天賦之性”進行過深刻的反省和系統的糾正。居京十多年裡，曾國藩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其實就是脫胎換骨，脫掉自己身上的“自我中心”、“高己卑人”，換上“誠恕”之心，謙虛之道。他的胸襟日益擴展，性格日益寬厚，到與左宗棠初次會面以前，他已經從一個血氣方剛凡事必爭的青年變成了一個涵養極好遇事忍讓的中年人，對朋友之道頗有見地。他認為交友貴雅量，要“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他總結說，對朋友，首先要誠，“凡人以'偽'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偽者亦共趨於誠矣”。第二是敬，“至於與人交際之道，則以'敬'字為主”。其次是恕，“我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所謂立也。我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謂達也。今日我處順境，預想他日也有處逆境之時；今日我以盛氣凌人，預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氣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孫”。然後是渾，“惟忘機可以消眾機”。人際交往中凡事不可過於計較，分得太清楚。最後，則要做到“不嫉妒”。曾國藩認為這一點極為重要，以至於他晚年以“不忮”也就是“不嫉妒”作為遺囑，囑咐後人。
曾左早期合作的順利，正是建立在曾國藩的深厚修養之上。而左宗棠一生所有註意力都貫注於事功，在心性上缺乏了這一段功夫。這就是曾左最大的差距所在。
當然，一個人要成為“內方外圓”的“聖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雖然經過了艱苦的自我砥礪，但是從北京剛剛來到地方官場，曾國藩的棱角仍然顯得過於分明，處事仍然過於方剛和理想主義，對地方官場上令人意想不到的黑暗污濁一時難以適應。他在江西數年與地方官不能相安，既有官場體制的原因，也有性格和處世方式的原因。
從咸豐七年二月到咸豐八年六月，曾國藩在老家待了近一年半時間。這一段時間是曾國藩生命中除了道光年間刻苦自修之外，另一個極為重要的生命關節點。極為好勝的曾國藩像一個閉關的和尚一樣把自己關在屋子裡，一坐就是一整天，苦苦思索自己失敗的原因。他意識到，辦事風格手段過於生硬，是他處處碰壁的主要原因之一。
經過一年多的鄉居，曾國藩如同變了個人。他斬關奪隘，沒有被挫折打垮，反而本領大長。行動做事，由原來的方正，一變而為圓通。他的人際交往能力，從此大大提高。這首先就體現在曾左關係當中。
左宗棠與曾國藩雖然關係僵了，但是和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的關係一直不錯，與曾國藩斷絕音信之後，與曾國荃卻音書不絕。這是曾左關係中一個有點奇怪的插曲。想想其實也理有當然。左宗棠與曾國荃性格相投，他們都是炮筒子式的人物，辦事直來直去，心急火燎，不似曾國藩的磨磨嘰嘰，瞻前顧後。他們命運也有共同之處，都是科舉不中，以軍功升遷，彼此同病相憐。更加上曾國荃從戎之初得到過左宗棠的用心指點，對左宗棠的才能十分欽佩，在資歷功業上又一直低左宗棠一等，對左氏的聲威名望從不曾構成威脅，左宗棠一直從容地保持著居高臨下之勢，所以兩個人終生關係不錯。
曾國藩不回左宗棠的信，卻不想因自己而影響弟弟與左宗棠的關係，因此特意給弟弟寫信說：
左季高待弟極關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懷智術以相迎距。凡人以偽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偽者亦共趨於誠矣。
曾國荃本來夾在兄長和朋友當中，不知如何是好，這下知道了兄長的態度。在與左氏保持交往的同時，他還想方設法調和二人關係，勸哥哥先給左宗棠寫封信。
這恰恰和曾國藩想到了一處。在曾國藩居鄉時期的反思中，也包括了對與左宗棠關係的反思。經過反复思考，曾國藩認為，從恕道待人的角度出發，他應該寬恕左氏的這一舉動。畢竟在他心中，洶洶天下，只有胡林翼、左宗棠二人是真正的英雄豪傑。要拯救天下，離不了與這兩個人的通力合作。後來的鹹豐九年正月初一日，曾國藩在家書中曾這樣評價：“今日辦事之人，惟胡潤之、左季高可與共事。此外皆若明若昧，時信時疑，非季弟所能俯仰遷就也。”可見他對左宗棠的一貫重視與推崇。因此在弟弟的勸解下，他開始努力恢復與左的關係。
然而，被人指著最痛處罵了一頓之後，還要主動修好，邁出這一步不是那麼容易的。咸豐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他在與弟弟信中寫道：“弟勸我與左季高通書問，此次暫未暇作，準於下次寄弟處轉遞，此亦兄長傲之一端，弟既有言，不敢遂非也。”三月三日，在另一封信中寫道：“季高處此次匆遽，尚未作書，下次決不食言。”可見這封信寫得多麼不容易。四月初九日，這封復交信終於寫成，他在給弟弟的信中寫道：“弟前請兄與季高通信，茲寫一信，弟試觀之尚可用否？可用則便中寄省，不可用則下次再寫寄可也。”
曾國藩既然伸出了橄欖枝，左宗棠自然也不怠慢。他的回信寫得相當熱烈：
沅浦遞到手書，敬悉近狀之詳，喜慰無似。不奉音敬者一年，疑老兄之絕我也。且思且悲，且負氣以相待。竊念頻年搶擾拮据，刻鮮歡。每遇憂思鬱結之時，酬接之間亦失其故，意有不可，即探紙書之，略無擬議。旋覺之而旋悔之，而又旋蹈之。徒恃知我者不以有它疑我，不以夫詞苛我，不以疏狂罪我。望人恆厚，自毖殊疏，則年過而德不進之徵也。來書云晰義未熟，翻成氣矜，我之謂矣……尊恙聞服衛生丸頗效，然否？若然，則非僅血虛可知。如須此者，當為覓之。弟小兄一歲，近亦頹然……可憎厭也。近代草籌餉一疏，附上，乞教之。仁先時有書來，言都下事，多令人憂者，不敢尋覽。先此略复，餘俟續致。
信的大意是說，接到你弟弟轉來的信，我實在是太高興了。一年沒接到你的回信，我疑心你徹底與我絕交了，我又思念，又傷心，但是仍然負氣等待，不願先認錯。但是反思這些年，事務太繁、困難太多，所以接人待物，常常出錯。心中冒出一個念頭，常常不假思索就形之於文字，剛發出去就後悔了，但是不久又犯同樣的錯誤。我心中總以為，作為知友，大家都知道我的性格，不會怪罪我。這就叫做責人嚴而責己疏，無疑是我自我修養不夠的表現。
這可能是左宗棠一生最誠懇的一次自我批評了。原來內心深處，左氏也有對友誼的極端珍視，對自己的深刻懷疑。左宗棠在家中排行最小，哥哥姐姐都比他大很多，加之又聰明伶俐，所以他自小受盡寵愛，凡事都是別人包容他，讓著他。在與朋友相處時，他也不自覺地居於此種心態。他與曾國藩的關係，就如同一個任性不懂事的小弟弟和一個寬厚忍讓的大哥哥一般，在大哥哥面前小弟弟一直不知分寸，任意囂張。所以他罵過曾國藩之後，自己並不當回事。因為曾國藩是他朋友中脾氣最好、心胸最闊的一個。沒想到這一罵，徹底傷了曾國藩的心。一年時間，不見曾國藩回信，他確實後悔了。只有失去了這份友誼，他才發現到曾國藩的誠摯、寬厚是多麼可貴。因此，曾國藩意外地主動伸出複和之手，他當然十分感動，以致寫出這樣少見激動熱情的文字。
兩人中斷了一年多的書信來往又從而恢復。
雖然曾經譏諷曾氏再出，“有濟與否，亦非我所敢知”，其實左宗棠是非常清楚曾國藩這樣“勇於任事”之人對於中興大業的重要性。在胡林翼的協調下，四月二十五日，左宗棠替駱秉章起草奏摺，與胡林翼一起，請朝廷起用曾國藩。由於戰局重又緊張，皇帝不得不勉從其請，命曾國藩重新出山。曾國藩聞名即起。
經過一年多的反思，曾國藩面目大變。在人際交往上，他更加圓通和氣，他到了長沙，首先拜遍大小衙門，連小小的長沙縣衙他也親自造訪。拜訪左宗棠當然也是他的重要日程。他在長沙與左宗棠一周之內數次深談，十六日又“至季高家赴宴”，並集“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為一聯，請精於篆書的左宗棠書寫，表示謙抑之意。遂“交歡如初，不念舊惡”。
曾國藩以謙卑圓融之態營造了比以前更舒適的生存空間。而左宗棠的傲慢卻終於受到了報復。咸豐九年底，左宗棠遇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跌蹉。
咸豐四年入幕後不久，駱秉章開始對左宗棠是言聽計從；按左宗棠自己的話說：“所計畫無不立從。一切公文，畫諾而已，絕不檢校。”
由於駱秉章的放手，左宗棠也就毫不客氣，把自己當成了真巡撫，將全省官員當成自己的下屬，“一意孤行”，對那些品級很高的大員也不假顏色。雖然在左的治理下，湖南“自刑名、錢穀、徵兵、練勇與夫釐金、捐輸，無不佈置井井，洞中機要”，但他的作風卻得罪了許多官員。在湖北居官之李香雪就寫信告訴胡林翼：“湘中人來，頗怨左公。”左氏自己也感到“所處之地介於不紳不幕之間，踪跡太幻”，遂“為世所指目”。
關於這次災難的起源，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徐宗亮《歸廬談往錄》記載，永州鎮總兵樊燮曾經拜訪湖南巡撫駱秉章，身為幕僚的左宗棠出與樊燮共談，不料雙方“意大齟齬”，雖然樊燮為二品大員，左宗棠以一介舉人，居然“進起批樊頰”，並且大肆詈罵，使“樊不能堪”，兩人從此結下不解之怨。
而據劉成禺《世載堂雜議》記載，咸豐九年，永州鎮總兵樊燮因事謁見駱秉章。駱秉章讓樊燮直接去見左宗棠。總兵是二品大員，但清代重文輕武，左宗棠更是看不起胸無點墨的武官。樊燮自恃大員身份，見了左宗棠沒有請安，惹得傲慢慣了的左宗棠怒氣大發：“武官見我，無論大小，皆要請安，汝何不然？”不料樊燮也是個倔性子，頂撞道：“朝廷體制，未定武官見師爺請安之例，武官雖輕，我也朝廷二三品官也。”
左宗棠平時最忌諱人家提他的“師爺”身份。中不了進士才去給人家當師爺，這是表面上風光無限的左氏內心的隱痛。他最受不了別人因為他的師爺身份而輕視自己，因此勃然大怒，上前一腳踢翻了樊燮，嘴裡還大罵：“王八蛋，滾出去！”不久，左宗棠就慫恿駱秉章彈劾樊氏，使他被革職回了老家。
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具有戲劇性已不可考。但是左宗棠慫恿駱秉章彈劾樊燮確有其事。官場之上，冤家宜解不宜結，因為你不知道哪塊雲彩有雨。樊燮與湖廣總督官文關係極為密切。在官文的支持下，他一個狀子把左宗棠告到了朝廷，說左宗棠是“劣幕”，一官兩印，囂張跋扈。一個師爺敢打二品大員耳光，這還了得？朝廷發下諭旨，命人逮捕左氏，“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一時之間，不可一世的左師爺頭顱岌岌可危。
聞聽左氏遇禍，曾國藩“焦灼極切”，他不光為朋友憂，也為大局憂。他在家信中憂心忡忡地寫道：
湖南樊鎮一案，駱中丞奏明湖南歷次保舉，一秉至公，並將全案卷宗封送軍機處。皇上嚴旨法責，有“屬員慫恿，劣幕要挾”等語，並將原奏及全案發交湖北，原封未動，從此湖南局面不能無小變矣。
左宗棠遇到的這一大難，可與曾氏家居困境相比。左當時對曾是雪上加霜。此際曾國藩卻對左雪中送炭，關愛有加。他十分體諒左宗棠此際的心境，怕他因為驚憂過度，損害健康，因此去信加以寬解。九月三十日，曾在給左的信中寫道：“得聞樊案又生波折，深恐台端憤悒自傷，適丁果臣一信，道所以處之之法，甚精當，想潤帥已抄送左右矣。”
除了溫辭慰問，曾國藩還全力以赴，托關係走後門，幫左氏解脫。咸豐帝將此案交湖北正考官錢寶青審辦，錢寶青是曾國藩的門生，於是曾氏以座師身份，請他設法緩解。在錢的努力下，左氏暫時未獲牢獄之災，得以順利離開湖南。
咸豐九年十二月，左宗棠退出了巡撫的幕府，以北上會試為名，打算“直之於朝”，在皇帝面前剖白此事原委。他對這個極端的辦法本來也心裡沒底，一路風雨交加，前途茫茫，心情極差。路上他收到了胡林翼寫來的信，勸他不要北上，因為陷害他的人並不會因為他離開幕府而罷手，正在四處佈置，他去北京，無疑是自投網羅。左宗棠看了這封信，感到進京既無出路，回到老家，對方仍能“尋踪而得”，深感“側身天地，四顧茫茫”，無安身之地。思前想後，他決定避難軍營。於是調頭南旋，來到宿松曾國藩大營。曾國藩對左氏的到來大表歡迎，二十天中，他與左“昕夕縱談東南大局，謀所以補救之法”。左宗棠向曾國藩表示，請讓他自帶一隊湘軍，以一個普通小營官自效，萬一官文等“必不相舍，山北山南網羅密布，即匿影深山，亦將為金丸所擬”，那就帶隊“策馬衝鋒”，在戰場上結束自己的生命。可見悲觀到了何等地步。
天下之事，每每禍福相生。誰也沒想到，這一次天子親自問罪，竟成為左宗棠一生命運的重大轉折。由於左氏一人事關湖南大局，所以許多大吏特別是兩湖官員，積極展開營救。除了曾國藩的努力，還有許多人共同出手。胡林翼寫信向官文說好話，老朋友郭嵩燾向肅順求助。在一番緊鑼密鼓的營救下，事情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機。
在“樊燮京控案”以前，就多次有人向咸豐皇帝舉薦過左宗棠其人。咸豐因此對左氏印象頗深。這次案件中，又有這麼多人為左宗棠求情。潘祖蔭甚至對皇帝說出“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這樣的話。皇帝因此對左氏更加好奇，因此特意專旨詢問曾國藩，想听聽曾國藩對左宗棠的評價，以及能否調到曾的麾下使用。曾接旨大喜，於咸豐十年四月回复說：“查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當此需才孔亟之際，或飭令辦理湖南團防……或破格簡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圖報，有裨時局。”
曾國藩明知樊案之後左宗棠已不可能再在湖南辦團，但卻將此列為首選，其用心在為左宗棠謀取實際官階，即疏中明白說明的“藩、臬”之職。曾國藩推薦左宗棠，不似胡林翼、潘祖蔭那樣渲染鋪張，但卻直截了當地為之謀官謀權，更有力度。
皇帝於是命左氏以四品京堂候補，作為曾國藩的助手，襄辦湖南軍務。而此前左宗棠因做多年幕僚，得到的官銜是五品兵部郎中。左宗棠做夢也沒想到曾國藩等一干朋友的援手，居然使他枯木逢春，化大凶為大吉，他說對此際遇感到“實非夢想所期”。一沒有掉腦袋，二沒有回老家，對朝廷與朋友們感激涕零，遂摩拳擦掌，準備在曾國藩麾下大干一番。得到左宗棠這樣的有力助手，曾國藩當然如虎添翼，他決定放手讓左氏大干，派他到湖南募勇，自成一軍，以做獨當一面的打算。左宗棠僅一個月時間，就募了五千人。此刻的左宗棠意興勃勃，雄心大熾，他在家書中寫道：“此去務要盡平生之心，轟烈做一場，未知能遂其志否？”
雖然深受曾國藩的舉薦之恩，但左宗棠對曾國藩，自始至終毫無唯唯之態。在曾國藩麾下帶兵之初，左宗棠就表現出不甘人下的特立獨行風格。
以前，凡是曾國藩麾下的軍隊，統稱為“湘軍”，而左宗棠卻獨樹一幟，將自帶的五千人號為“楚軍”。其他湘軍將領募軍練勇一遵曾國藩成製，而左宗棠卻對曾國藩的那套做法不太感冒。曾國藩選將專要樸實的讀書人，以其有根底，有操守，大節不苟。而左宗棠卻多用武夫，“亦不盡樸實之選，止取其能拼命打硬仗耳”。左宗棠有左宗棠的算盤。原來，讀書人有功名，立了戰功很快可以高升，不再為己所用。而武人升到提督已是非常不易，不得不一直在自己腳下盤桓，容易控制。曾國藩招兵，多從原籍湘鄉一縣招募，左宗棠認為這樣弊端尤多，因為一旦失利，往往是舉縣盡哀，士氣容易受挫。所以他從全省各府縣招募，優中選優，強中擇強。至於營製，他也參用後來脫離曾國藩系的王鑫之法，處處與湘軍有所不同。
事實證明左宗棠的名氣不是吹出來的。首次親自帶兵打仗，他就旗開得勝。咸豐十年底，太平軍兵分三路，包圍了曾國藩所駐的祁門。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