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許多讀者來說，曾國藩對他們的榜樣作用主要體現在意志力的磨煉上。 前幾天在一個電視台做節目，聊曾國藩。說起曾國藩如何自我完善，脫胎換骨，一位嘉賓說，現在不要再提倡什麼“自我磨礪”了，多累啊。人活著，要順著自己的本性，怎麼快樂怎麼來，不要成天那麼“擰巴”著。 這是現在越來越受到大家認同的一種說法。快樂至上。 不過，“快樂”不是那麼容易就能得到的。 上大學的小表妹放寒假回來對我說，她們寢室裡，只有她一個人每天去圖書館。剩下的三位，每天都“長”在床上。每個人都弄了一個小床桌，坐在床上，上網，看電影，看網絡“穿越”小說。坐累了，躺著，躺累了，再起來坐著。幾乎一天二十四小時這種狀態，連上廁所都不想動彈。一看到她回來了，室友對她開玩笑說：“你可回來了，去替我上趟廁所吧，我憋了半天了。”大學四年，起碼一多半時間都是這麼過來的。

看到小表妹成天堅持學習，她們其實也很自責，經常開玩笑說：“你批評批評我吧，我怎麼能這麼墮落呢？我爹媽要知道我拿著他們的錢成天這樣，不得氣死啊！” 我聽了一點也不驚訝，我的大學時期，大部分學生就是這樣的。不過我們那時互聯網還沒普及，同學們把時間都用在泡錄像廳和在寢室打麻將之中，一打就是一個通宵。學校保衛查寢，外寢室的人就用床單從窗外把自己從三樓吊到二樓，屢屢上演大片鏡頭。 這，算是“順其自然”，怎麼快樂怎麼來了吧？可是，這樣的生活快樂嗎？顯然一點也不快樂。事實上，進入大學以前，這些學生都處於家長、學校的嚴厲管束之下，在“高壓鍋”裡生活了十多年，一進大學，壓力散盡，束縛全無，他們可以毫無顧忌地奔向“快樂”了，結果，卻仍然是不快樂。這些大學生一邊“狂歡”、“放縱”，一邊生活在自責之中，想要擺脫這種生活狀態而沒有力量，普遍具有抑鬱傾向。他們活得可能比中學階段還要痛苦。每到考試、畢業之前，一些大學都要傳出“大學生墜樓”之類的消息。

快樂是這樣一種東西：如果你直奔主題，撲它而去，它就像鏡花水月，你永遠也抓不到它。如果你掉頭朝“反方向”走去，不想著它，它反而會悄悄來到你身邊。 這個道理，既複雜，也簡單。 1965年，毛澤東與斯諾聊起過什麼是“舒服”，什麼是“不舒服”。毛澤東說：“現在，生活好了，不打仗了，有時候病也來了。出門也不騎馬，坐汽車、火車、飛機……想當年在延安，在戰爭中，每天走十里路，騎二十里馬，非常舒服。簡單的生活，對人反而好些。” 有一次，毛澤東帶著一些人爬廬山。有幾個年輕人走了不久，覺得太累了，就坐汽車先上山了。很久之後，毛澤東帶著幾個人爬得渾身是汗，到達山頂，瞥了先上山的人一眼，說：“你們年輕人啊，不懂得什麼叫真正的享受。”

那意思，通過艱苦攀登，征服山峰，你才能享受到“一覽眾山小”的快意。坐著汽車舒舒服服地到達山頂，省略了艱苦，也省略了這種快樂。 確實，沒有“痛苦”，就沒有“快樂”。正如同沒有高就沒有低，沒有黑暗就沒有光明一樣。沒有挑戰，沒有阻礙，沒有困難，也就談不上快樂。 因此，毛澤東說：“世界一切之事業及文明，固無不起於抵抗決勝也。”青年毛澤東在《倫理學原理》中，十分推崇這樣兩句話：“無抵抗則無動力，無障礙則無幸福。”毛批註說：“至真之理，至徹之言。”這其中必有他深刻的生命體驗。事實上，人類世界的所有成就，所有傑出人物，都是在重重困難的磨礪下成就的。只有培養起強大的意志力，你才能享受壯麗的人生。 曾國藩以他的一生，證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達到的極限。梁啟超在形容自己時，用了一個很好的比喻：如果把“梁啟超”這個人身上所含的“趣味”元素抽出去，那麼所剩下的物質就無幾了。借用這比方也可以說，如果把“曾國藩”這個人身上的“意志力”元素抽去，那麼剩下的也不過是一些平淡無奇的成分。

如果從天分的角度看，曾國藩本來不可能成就那麼大的功業。曾國藩從十四歲起參加縣試，考了九年，到二十三歲才考上秀才。比較他同時代的名人，便可以看出他天資的平庸。小他一歲的左宗棠，十四歲參加湘陰縣試，便名列第一；次年應長沙府試，取中第二。李鴻章也是十七歲即中秀才。比曾、左、李稍晚的康有為幼年穎異，有神童之譽。而梁啟超更是天資超邁，十一歲中秀才，十六歲中舉人，令曾國藩望塵莫及。曾國藩自己也常說“吾生平短於才”、“秉質愚柔”、“稱最鈍拙”，也並不完全是謙詞。 曾國藩自拔於流俗，首先得力於他身上那種湖南山民特有的質樸剛健的氣質。 中國農民的自我克制能力是無與倫比的，艱難的生存磨煉了他們的頑強和堅忍。和普通農家相比，曾家家風更為嚴厲。祖父曾玉屏雖然不大識字，但是有主見有魄力，性情剛烈，為人嚴正，在鄉里很有威望，哪裡有糾紛總是找他排解。遇上那種不講理的潑皮無賴，他“厲辭詰責，勢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從遺傳的角度觀察，曾國藩繼承了他祖父剛直強毅的性格特點，他對自己的祖父有一種崇拜心理。他在家書中，常常談到祖父的言行，奉為圭臬。 “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無剛四字為大恥，故男兒自立，必須有倔強之氣。”

曾國藩成功的另一個關鍵，是他立志高遠。人類最基本的心理傾向就是使自己變得完美，儒家的人格設計為這種心理傾向提供了最理想的釋放途徑。儒家學說認為，每個普通人都可以通過自身的刻苦努力達到聖人的境界。 曾國藩和普通官僚的不同之處是志不在封侯，而在做人，做光明磊落的大丈夫。他在家書中說：“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至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于為天地之完人。”他要內聖外王，經邦治國，使整個國家達到大治的狀態，而自己也立功立德立言，萬世不朽。這是一個何其宏偉、何其誘人的人格理想，在這個規模基礎上，他開始堅苦卓絕地建設自己的人格理想。 由於目標的高遠難及，手段便非同尋常，曾國藩在學做聖人的過程中，每一分鐘都展開對自然本性的搏殺，那真是針針見血，刀刀剜心。有的人雖然用聖人之言敲開了仕途之門，卻從來沒有認真對待過所謂聖人之道；有的人曾被這個理想激勵過，嘗試過，終因這種努力非人性所能堪，不得不最終放棄。而曾國藩，這個來自湖南鄉下的讀書人，一旦被這個理想所征服，便義無反顧，百折不撓，用農民的質樸頑強去踐履，終於做出了驚人的成績。曾國藩學習理學家倭仁的修身辦法，在日記中把一天之內的每件事、每個念頭都記下來，有點滴不符合聖賢規範的做法想法，都嚴格地自我檢討，把“惡”消滅在萌芽狀態。到朋友家拜客，見到主婦時，“注視數次，大無禮”。與人交談時，“有一言諧謔，太不檢”都要深刻檢討。甚至做夢時夢見自己發財，醒來也痛罵自己一番，責備自己貪財之心不死。他還學習靜坐之法，每天靜思反省，不斷和自己的私心雜念搏鬥。像所有的年輕人一樣，他期望自己十全十美，一言一行都正確恰當；像所有的年輕人一樣，他貪多求快，總想一下改掉身上所有缺點毛病。不過，和大部分年輕人不同的是，他有著鋼澆鐵鑄般的執著頑強。翻檢他的日記，從那時起，直到暮年，幾乎每一天他都要對自己痛責一番，每一天都有自責、焦慮、悔恨、恐懼的時刻。在家書中，他總結自己的經驗教導子侄說：“凡事皆有極困難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他現身說法：“即經餘平生言之，三十歲以前，最好吃煙，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菸，至今不再吃。四十六歲以前做事無恆，近五年深以為誡，現在大小事均尚有恆，即此二端，可見無事不可變也。”

在修身之路上，曾國藩走得異常老實堅定，他給自己立了這樣一個座右銘：“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把自己推入“聖賢”和“禽獸”的兩極選擇之中，破釜沉舟，不留任何退路。通過這種本質上不合人情的、非人道的方式，他把儒家精神中剛健有為、光明磊落、忠恕待人、至誠慎獨等優良品性熔鑄到自己身上，滌蕩掉人身上常有的自私、虛偽、陰暗、猜忌，走入了道德的化境，養成了高尚澄明的人格。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蹟。 成就大事業，僅僅有大心胸、大境界是不夠的，還得有大本領。曾國藩的大本領同樣是從頑強剛毅中鍛煉出來的。 四十二歲那年，曾國藩奔母喪回鄉。其時正值太平軍兵抵湖南，咸豐皇帝命他在家鄉辦團練。一介書生從此開始了帶兵生涯。

曾國藩正值壯年，已是二品大員，性情剛直，自以為居心正大，又有皇帝欽命，所以辦起事來雷厲風行，鋒芒畢露。他對那些貪鄙畏葸的地方官吏本來就十分厭惡，所以常常越過他們，直接下達命令。他哪裡知道，這些地方官員，雖然一個個辦起正事昏聵糊塗，但是壞起事來，都是行家里手。從巡撫以下，都因為曾國藩侵犯了他們的權力而深懷不滿，處處對他下絆子，打冷槍，掣肘使壞，弄得曾國藩事事不順。 最嚴重的一次沖突發生在練勇半年之後。曾國藩訓練團勇，要求當地綠營兵一道會操。平時懶惰慣了的綠營兵受不了他嚴酷的訓練方式，在軍官的挑動下，聚眾鬧事，攻入曾國藩的公館，槍傷了他的隨員和護兵。曾國藩狼狽逃命，才倖免一死。曾公館和巡撫衙門僅一牆之隔，事發之時，全城皆知，巡撫卻裝聾作啞。直到曾國藩倉皇跑來，才假惺惺地出面過問，事後，對肇事者未做任何懲處。

血氣方剛的曾國藩受此挫辱，大受刺激。一開始，他想上疏給皇帝，把湖南通省官員彈劾一遍，出出胸中悶氣。可是冷靜下來一想，這樣一做，以後在湖南辦事更難。經過幾夜不眠的反思，他決定“好漢打脫牙和血吞”，不爭這一時閒氣，而是從頭開始，發憤振作，練成一支能打勝仗的軍隊，給湖南通省的文武官員看看。 正是這一刺激，極大地激發了他的心理能量。他離開長沙，移駐衡州，在那裡招兵買馬，一改協助地方官訓練團勇的初衷而要建立一支自家的軍隊，和太平軍一決雌雄。事實證明，這是曾國藩一生事業的真正起點。如果沒有這次受辱，也許他不會下那麼大的心力去建立湘軍，也就不會有後來的“中興名臣”曾國藩了。幾十年後，他還在家書中教育兒子說：“天下事無所為而成者極少，有所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百端拂逆之時”，“只有逆來順受之法”。 “所謂好漢打脫牙和血吞，真處逆境之良法也。”這是他從挫折中得到的大智慧。他咬緊牙關，把這一番大挫辱活生生吞下，倒成了滋養自己意志和決心的營養。湘軍因此而誕生，曾國藩的“中興偉業”也即此起步。

同治六年，他在家書中對曾國荃說：“兄自問近年得力，惟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年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憤圖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 梁啟超說：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最稱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並不朽，所成就震古爍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曾國藩用自己的一生，證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達到的高度，同時，也證明了一個人意志力的局限。然而，他為了塑造一個完美自我而不計任何代價的精神讓後來者永遠欽佩。他無望的努力在人類精神征途上樹起了一座令人不得不肅然起敬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