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第二節大規模動蕩的前奏
第一個原因是皇帝老了。
公道世間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雖然貴為天子，可以決定天下一切人的生死，可以移山填海再造世界，乾隆卻一分鐘也不能推遲晚年的來臨。
在中國歷代帝王中，乾隆可以說是身體最好的一個。他生來身體強壯，精力充沛，這主要是得自母親的優良遺傳。乾隆八年（1743年）東巡之時，他途中打獵，用弓達九力之多（弓的型號分十二力，八力以上皆為硬弓）。年逾六旬以後，“雖弓力漸減而不下三四力”。他一生雖然始終處於操勞之中，卻從未得過大病，直到老年，都堪稱健康。
然而，遺傳基因再好，也無法抵抗衰老。雖然一再自稱“精神純固”，事實上，中年之後，他的身體就不可避免地出現種種老化的徵兆。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一首詩裡，皇帝自註道，從乾隆二十年（1755年），也就是45歲以後，他的左耳聽力就有所下降。乾隆四十年（1775年），65歲以後，左眼視力也明顯下降。 （“左耳重聽者四十年，左目欠明者亦二十年，有合今之俗人所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者，作《戲語》。”）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年及古稀之後，他身體衰退之象就更加明顯。
蒙田說，“老年有這麼多缺陷和愚蠢，又這麼容易受人恥笑。一個老人能夠得到的最好收穫不過是家人的仁慈和愛，統領和敬畏已不再是他的武器”，雖然沒有人敢於恥笑皇帝，乾隆自己卻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可笑。年過七十之後，“昨日之事，今日輒忘；早間所行，晚或不省”。還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皇帝早膳已供，而不過霎時，又索早膳。宦侍不敢言已進，而皇帝亦不覺悟。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清製禮帽分涼帽暖帽兩種，上自皇帝下至臣民，同日更換。一次皇帝從熱河回京，天氣稍冷，皇帝就換上了暖帽，群臣紛紛效仿。過幾天，天氣又暖，皇帝又戴涼帽，大臣們也忙著換帽子。皇帝奇怪大臣們為什麼這麼換來換去，仔細一想才恍然大悟，苦笑著說：“不怨大臣，是朕年老所致也。”
精力也顯然不濟了。原來軍務緊急之時，從早上五點鐘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點看剛剛送到的情報，大腦高速運轉，從不疲倦。而此際，只有早上一兩個小時頭腦可稱清楚，能夠處理複雜的政事。過了這段時間，生命就已經進入半睡半醒狀態，不論怎麼以意志去強催強喚，都調動不起精神。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之後，皇帝又增了失眠之症。 “寅初已懶睡，寅正無不醒。”（《清高宗御製詩五集》卷十《少寐》）“年高少寐，每當醜寅之際，即垂衣待旦，是以為常。”
越是曾那麼酣暢淋漓地品嚐過青年快樂的人，越是難以抵受晚年的凋零之苦。年輕時的大腦，如同鏡子一樣清晰，讀書過目不忘，理事絲絲入扣。舉凡一政，乾隆能從頭腦中的二十四史、皇祖皇考遺訓直到大臣奏議裡勾調出全部資料，加以迅速整合、對比、加工、提煉，在第一時間得出準確而高明的結論。到了晚年，這面鏡子已經霧濛濛一片，照什麼東西只能顯出個似是而非的輪廓。過去頭腦中堆積如山的資料，如今已經丟失了索引，如同一個散亂的倉庫，想尋找點什麼，只能深一腳淺一腳地艱難跋涉，偶爾巧合，瞎貓碰到死耗子一樣找到一兩件東西，更多的時候，則是費盡力氣，耗盡時間，把這個倉庫翻得昏天黑地，仍然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精神之光，原來可以燭照上下古今，縱橫萬里，如今只能記得三五天之內的奏摺和一些特別重大的事件，大腦如同一台用得太久的機器，所有的零部件都已經過度磨損，相互只能勉強咬合，加工的精度大大下降，錯誤接二連三，因而處理政事的準確度大大降低。
皇帝是沒有退休制度的。晚年的乾隆，精力、健康和智慧只剩了年輕時的幾分之一，然而他的任務和職責卻一分沒少。如同一頭衰病殘疾的老牛，仍然要拉著沉重的大車，傾覆是遲早的事。
隨著生理的老化，皇帝的心理和性格也發生了明顯變化。
心理學家說，人到老年，由於身體機能越來越退化，性格往往由外傾轉於內向，主動轉於被動。壯歲之時，心雄萬夫，通常以主動進取之態面對世界。進入老年之後，力不從心之感日甚一日，遂常以防禦心態應對外物，求穩怕亂，易變得被動、隨和。
皇帝雖然從中年起就一目不好，晚年更兼老花，但批閱章奏，閱覽書籍，仍然不願戴老花鏡。大臣們進獻了許多花鏡，他都“屏而弗用”。並且因此寫了一首《戲語》：“半見還當半不見，半聽亦可半不聽，此雖俗語合至理，執兩用中法舜經。”意思是說，凡事不可求全，也不必明察太甚。一目視力不佳，他正樂得因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正符合“執兩用中”的“中庸”之道。這首詩固然是一時玩笑之作，其實正深刻地反映了乾隆從中早期的察察為明到晚年難得糊塗的心態變化。
面對如小山一樣的奏摺，皇帝越來越感覺不堪重負。他開始一再強調地方官員匯報情況時，要語言簡明，並時以奏事瑣細“徒滋煩擾”而對有關官員嚴行申斥。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壯年時的皇帝經常呵斥的是官員們奏事的不細不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以後，為了適應自己的身體狀況，皇帝處理政務的時間大大縮短。當年九月，他以“優眷老臣”為名，準三品以上官員年過七十者日出後進朝。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月以後，這一規定又擴大到全體在京官員，“俱著於卯正到齊，亦不為遲”。
早年峻烈無情的皇帝，晚年心態變得越來越寬和。他不再像早年那樣，疾惡如仇，除惡務盡。相反，他樂於施恩，樂於原諒別人，樂於聽到別人的感恩頌揚之聲。乾隆中前期，對臣下的獎賞比較謹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提督常青因為士兵擊賊有功，各賞銀牌一面。這樣的小事，居然受到了乾隆的訓斥。乾隆說，此獎過當，“可恨之極”。然而到了晚年，他卻經常進行無原則的濫賞。即所謂“賞宜從厚，從不肯使勤勞者稍有屈抑”。 （《乾隆起居注》）嘉慶後來說：“近年皇考聖壽日高，諸事多以寬厚，凡軍中奏報，小有勝仗，即優加賞賜；其或貽誤軍務，亦不過革翎中飭，一有微勞，旋經賞复。雖屢次飭催，奉有革職治罪嚴者，亦未懲辦一人。”（《清仁宗實錄》）
老年皇帝處理政務力圖簡明，但求清靜。避免“煩擾”，減少麻煩，成為皇帝處理政務的一大原則，這在他壯年時代是不可想像的。他希望地方官在地方上不要主動挑起矛盾，大處著眼，小處放過，以不擾民、不生事為要。在糾正官員辦理文字獄擴大化的傾向時，皇帝說，對文字過於推求，“滋擾閭閻”，“於吏治民生大有關係”。對民間宗教的高壓也有所減輕。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江西巡撫郝碩奏報，他破獲一起民間宗教案件，案中諸人，聚眾吃齋念經，案情嚴重，建議皇帝嚴懲。郝碩本以為這篇匯報能得到皇帝的嘉獎，沒想到卻被皇帝批評了一頓：“該撫既經查出，應將經懺等件燒毀，無令仍前吃齋念佛，使其改悔，不必過事追求，致滋煩擾。各省地方遇有此等案件，如果實係邪教傳齋徒眾及有違礙字句者，自應嚴行查辦，滅絕根株；若止系愚民吃齋求福，誦習經卷，與邪教一律辦理，則又失之太過。所有案內人證即著概予省釋，經卷等全行銷毀。”從此之後，普通民間宗教案不再被當成重案，那些吃齋念佛的善男信女們又可以自由活動了，不免“人人感念皇上天恩”。
從乾隆十三年（1748年）起，皇帝核准死刑犯時一直都從嚴把關，朱筆掃過之處，顆顆人頭落地。從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起，皇帝又回復到以前的寬容、仁慈。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皇帝將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以來的六千多名死刑犯都免死發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又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來的八千多名死刑犯免死。
放鬆法網的同時，皇帝施恩的手筆則更加宏大。乾隆末期財政並不十分寬裕，皇帝減免起稅收來卻並不心疼。乾隆五十五年，皇帝普免天下錢糧二千七百餘萬兩；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普免八省錢糧；乾隆六十年（1795年），免各省當年地耗正糧一千七百萬兩。真所謂“皇恩浩蕩”，舉國稱慶。
當然，對百姓溫和的太陽，照在官員身上也一樣和煦。對於晚年出現的一些貪污官員，乾隆經常拖著不懲，或者以“不為已甚”為辭，加以寬縱。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內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連續被革職、革任十餘次而後卻仍然留任原職者。 （《清高宗實錄》）
朝鮮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風的變化時說：
皇帝近年頗倦，為政多涉於柔巽，處事每患於優游；恩或多濫，罰必從輕；多濫故啟幸進之門，罰輕故成冒犯之習。文武恬戲，法綱解弛，有識者頗以為憂。 （《朝鮮李朝實錄》）
雖然沒來過中國，黑格爾對中國式專制政治卻有著深刻的理解。他說，在中國，皇帝應該是整個帝國“那個不斷行動、永遠警醒和自然活潑的'靈魂'”。 “假如皇帝的個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徹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儀而又充滿了精力的——那麼，一切都將廢弛，政府全部解體，變成麻木不仁的狀態。”
這段話幾乎是對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專制政治中，皇帝是整個國家的神經中樞，官僚體系的精神狀態就是皇帝一個人精神狀態的放大。不但是人亡政息，同一個統治者的心境變化，也可以使國家面貌發生根本變化。皇帝的勤奮進取，經過官僚系統的層層傳導，最後抵達到社會可能只剩百分之十。然而皇帝的鬆懈懶惰，卻會被官僚系統層層放大，抵達到基層，會擴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然喜歡清靜，不願生事，地方大員們當然更樂於高枕無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之後，懶惰之風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對山積的奏摺感到頭疼，而官員們對於案牘之勞，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層層推諉，一層一層向下轉批：“不問事理之輕重，動輒批委屬員，督撫既委之司道，司道复委之州縣，層層輾轉推延，初若不與事者。”（《乾隆朝東華錄》）
坐堂審案，處理民間糾紛是地方官的重要職責，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員們“終年以坐堂審事為苦”，千方百計推託不理：“民間呈狀俱由宅門投遞批准，不審，終年延擱。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屢催不復。”也就是說，老百姓告狀，他不開庭審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級上訪”，上司詢問，他也懶得答复。還有的官員恨百姓“越級上訪”，給自己添麻煩，就想方設法打擊“上訪者”：“恨民上控，必加刑責，而案件仍不為審。”（《乾隆吏科題本》）
清代官員考成製度中，對許多政事列有處理期限。到了乾隆晚年，官員辦事逾期之事越來越普遍，因此而受處分居然成為官員受處分的主要原因之一。從清代檔案《乾隆吏科題本》可以看到這樣幾個例子：甘肅皋蘭知縣徐浩任內受處分23次，其中13次是因為辦事遲延。湖南瀏陽知縣張宏燧受處11次，遲延佔4次。廣東長安知縣丁亭詳受處分9次中，遲延佔5次。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北江陵縣發生了一件搶劫案。一群農村流氓搶劫了附近的富有寡婦家，寡婦認出了搶劫者，事後當即報官。此案證據確鑿，事情清楚，很容易處理。可是當時的縣令湯廷芳雖然派人抓到了兩個嫌犯，卻懶得審理，將嫌犯取保了事。後面相繼接任的4任縣令在10年內“均不嚴究”，“經事主控告，臬司嚴催，俱延宕不解，扶同沉擱，置地方盜案於不辦，實出情理之外”。這樣一個小小案件，換了5任地方官，居然還沒有結案。乾隆聽說後，也不禁大為惱火，說：“足見湖北吏治廢弛已極。”
湖北事件並非個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直隸建昌縣發生土匪馬十等人搶劫一案，事發後整整兩年，地方官還是沒有結案，說是頭緒複雜，一時審不明白。皇帝聞聽後大為惱火，命將犯人押到山東行在，親自審理，不到一個月就究出了正犯。皇帝說：“可見外省廢弛積習，大抵相同。”“似此玩延懸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
外省如此，京師風氣也相同。踢球扯皮之風盛行，一件小事，往往數月經年處理不了。 “至六部等衙門辦理事務，雖有限期，由各道御史匯奏，但事有關涉兩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諉，行查不以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閣，百弊叢生。其駁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駁了事，或竟有駁至屢次，往返耽延，經年屢月，並不勒限嚴催。”（《清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一）
除了懶，政風懈怠的另一個表現是軟。皇帝既然寬仁為尚，不願殺人，官員中老好人自然越來越多。他們在處理案件時，“於一切審擬案件，有意寬減”。 （《乾隆聖訓》）更有甚者，連搶盜重案也“多所遷就，致凶頑不知懲創”。 （《乾隆上諭檔》）夾在各方當事人之中的地方官，只想和稀泥。他們“既畏民，又畏生監，兼畏胥役，既不肯速為審斷，又不欲太分皂白”。 （《清高宗實錄》）
如果說專政政治的經濟原則是剝削與壓榨，那麼操作秘訣就是控制與壓迫。皇帝控制著官僚體系，官僚體系壓迫著整個社會。一旦高壓減輕，則社會秩序必然出現劇烈反彈。隨著官僚體系的廢弛，乾隆晚年社會治安迅速惡化。
乾隆晚年，人口壓力越來越重，社會矛盾和危機越積越深。而官僚體系百務廢弛，國家陷入半癱瘓狀態，恰恰給矛盾危機提供了迅速發育的機會，其中最明顯的表現就是遊民的大量出現和形成組織。
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起，各省流民在生存壓力下大量入川，四川各地出現了名為“啯嚕”的遊民組織。他們多是無籍遊民，三五成群，忽聚忽散。乾隆描述這些遊民團伙的形成說：“乃有一種強壯遊惰之人，不務生業，三五成群，數十為黨，呼朋引類，有師有徒，有首有從，各佔地方，聚居古廟荒亭，沿村逐鄉勒索錢米，遇有婚喪之家，勁討酒食，不滿其欲，輒肆咆哮，動以放火劫竊，出言恐嚇。鄉民畏之如虎。甚至恃眾搶奪姦淫，謀故殺人，無惡不作，種種貽害，不可枚舉。”（乾隆朝中硃批奏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後，因為地方官員“一味因循畏葸，於地方全無振作”，“啯嚕”的活動進入高潮。據《剿捕檔》記載：“川省啯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餘人，常川騷擾，並有棚頭名號，戴頂、坐轎、乘馬，白晝搶奪淫兇，如入無人之境。通省官吏罔聞，兵民不問，甚至州縣吏役，身充啯嚕，如大竹縣役之號稱一隻虎等語。”
湖北武昌，則在乾隆晚年出現了盤踞山區、專門靠搶劫為生的家族，“屢經懲創，怙惡不悛”。 （《乾隆上諭檔》）
山西的社會治安也相當不穩，“民情尚氣好鬥，嗜酒佩刀，因事相爭，動輒揮刃，積習相沿，已非一日”。
南方沿海海盜越來越猖獗。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海盜在距廈門十餘里的地方，“縱橫無忌，行劫兵船”。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又登島國縱火搶劫。乾隆六十年（1795年），皇帝總結南方海盜形成原因時說：“閩省近年以來，吏治廢弛已極……各海口地方，盜匪仍復肆行出沒，甚至五虎門近在省會，而盜船即在彼停泊疊劫，毫無忌憚，以致商販聞風裹足，皆由該省督撫等平日漫無整理所致。”
大規模社會動蕩的前奏已經緩緩奏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