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第四節大清的“精神文明建設”
清代最有威力的娛樂方式，非戲曲莫屬了。
清代戲迷的癡狂，絕不下於今天的追星族。有人因為迷戀看戲而荒廢生計，也有妙齡少女隨戲班子私奔，甚至還有人因此犯了殺人罪。康熙年間，浙江嘉善縣楓涇鎮賽神，請了戲班子演出。演的是秦檜殺岳飛父子事，演員十分投入，“曲盡其態”，一位台下看戲的皮匠老兄更投入，“從眾中躍出，登台，挾利刃直前刺秦檜，流血滿地”。 （《三岡續識略》卷下）扮演秦檜的演員當即死於楓涇舞台之上。
大家把這皮匠“執縛送官”，此人供說他實在是太入戲了，“實恨秦檜耳”，當時一股怒火直沖頭頂，“不計其真假也”。好在審理此案的官員也是個戲迷，居然“憐其義憤，竟以誤殺薄其罪”，以誤殺罪將其從輕發落了。太陽底下無新事，原來陳強因飾演黃世仁差點被台下解放軍士兵槍殺的故事，在中國歷史上並非頭一回。
乾隆皇帝也是戲迷之一，並且戲癮特大。每逢節慶，宮中必然鑼鼓喧天，皇帝必然場場不落。不但愛聽，有時還參與創作。 《清稗類鈔》載：“高宗精音律，《拾金》一出，御製曲也。”《拾金》是一出小串戲，演一乞丐因偶拾一金，大喜過望，連續演唱多種曲牌，亦莊亦諧，以示歡快。能為這樣一出小戲設計唱腔，可見皇帝功力之深。
皇帝愛戲並且懂戲，當然是戲曲事業的一大榮幸。當然，皇帝畢竟是皇帝，看問題的眼光和角度與普通百姓不同。乾隆皇帝對戲曲工作的認識，遠比一般人深刻。蓋戲曲者，形式喜聞樂見，在不同階層中都有大量粉絲，特別是對底層民眾的精神世界，影響更無與倫比。在通過“文字獄”淨化“上層文化”的同時，皇帝並沒有忘記對底層百姓精神健康的關注。而戲曲，正是搞愚民精神文明建設的最好“抓手”。
中國歷史上有禁戲傳統。對於戲曲的威力，歷代統治者均如臨大敵。其原因，一是一演起戲來，觀者如堵，容易“聚眾鬧事，通宵達旦，興訟生盜”，影響社會治安，甚至醞釀社會動亂；二是戲曲這東西太容易打動人心，“近誘男女，遠招匪類，長姦誨盜，敗壞風俗”，影響“道德風化”。
大清王朝是禁戲最為嚴格的一代。為了防止戲班子對某些正面歷史人物進行惡搞，影響他們在觀眾心中的高大形象，朝廷規定，戲台上不許出現歷代帝王、孔孟聖賢及忠臣烈士。因為“歷代帝王后妃及先聖先賢、忠臣烈士之神像，皆官民所當敬奉瞻仰者，皆搬做雜劇用以為戲，則不敬甚矣……”（《清世宗實錄》）《大清律例》明確規定：“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聖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妝扮者與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者，不在禁限。”
為了防止出現動亂，清王朝規定，在迎神賽會、廟會之類的群眾聚集場所，不許演戲。為了貫徹孔聖人提倡的喪禮必須竭盡哀情的精神，清政府規定，葬禮上不得演戲。為了防止八旗滿洲和職業軍人因為看戲而意志薄弱，又規定旗人和軍人不許看戲。為了防止男女混雜，出現道德敗壞事件，規定婦女不許看戲……種種禁止措施的目的，都是把這種新興娛樂方式的影響力限制在最小範圍。
雄才大略的乾隆皇帝對戲曲工作的思路與前代有很大不同。
作為資深戲迷，皇帝很清楚，不分青紅皂白地禁戲是極不明智的作法。 “禁”的力量是有限的，甚至有的時候，會導致“逆向消費”。你越禁，老百姓就越想看。元明兩代及順康雍三朝的禁戲最後基本都流於形式，戲曲越禁越火，越禁越普及，越禁越深入人心。
皇帝認為，任何事情都有兩面。一種娛樂方式，既然可以“污染思想”，同樣也能“淨化思想”。歷代統治者都有一個極大的誤區，那就是只看到戲曲“傷風敗俗”的一面，而看不到它在“正面教育”方面的威力。戲曲其實是教育底層民眾的最好方式。很多時候，你組織群眾學習聖諭，換來的往往是逆反情緒，而看戲比枯燥的學習和說教效率要高萬千倍。 “每演戲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激烈悲苦，流離患難，雖婦人牧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已。旁視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動人最懇切、最神速，較之老生擁皋比，講經義，老衲登上座，說佛法，功效更倍。”那些宣傳忠君孝親的戲劇，對帝國的意識形態建設，功莫大焉。
因此，乾隆朝戲曲工作思路較歷代都高明。乾隆把禁戲的重點，從禁地點、禁規模、禁時間轉移到審查、修改、禁止演出的內容。通過為老百姓提供優質的精神產品，寓禁於演，化不利為有利，化有形為無形。
乾隆皇帝抓戲曲，有三方面內容，一是禁，二是改，三是創。
禁書工作深入到一定程度，就必然會涉及數量眾多的劇本。在審查禁書的過程中，乾隆注意到了一系列有“違礙”內容的戲本。有的涉及政治問題、民族問題，“如明季國初之事，有關涉本朝字句”，有的劇本充斥“胡”“虜”字樣，存在醜化少數民族情節。有的劇本黃色下流，不利風化。有的劇本宣傳兇殺暴力，格調不高。 “摟草打兔子”，結合禁書工作，皇帝要求各地官員嚴格審查民間劇本。
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在審查各地報送到京的禁書時，發現了一出叫《喜逢春傳奇》的劇本，“有不法字句”。至於如何“不法”，史籍沒有明確記載，估計有斥罵“夷狄”之類的內容。皇帝非常重視，特別下旨說：“朕昨檢閱各省呈繳應毀書籍內……查出《喜逢春傳奇》一本，亦有不法字句……傳諭高晉、薩載，於江寧、蘇州兩處，查明所有紙本及板片，概行呈繳。”一聲令下，這個劇本的所有版本均被銷毀。這是乾隆禁毀戲曲之開端。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正式宣佈在全國范圍內開始清理不良劇本的活動。四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皇帝發布上諭，要求各省把禁書工作的階段性重點轉移到劇本上來：“前令各省將違礙字句之書籍實力查繳，解京銷毀。現據各省督撫等陸續解到者甚多。因思演戲曲本內，亦未必無違礙之處，如明季國初之事，有關涉本朝字句，自當一體飭查。”
十一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再次強調審查劇本的重要性，上諭要求非常細緻，“再查崑腔之外，有石牌腔、秦腔、弋陽腔、楚腔等項，江、廣、閩、浙、四川、雲貴等省皆所盛行，請敕各督撫查辦”。
乾隆一朝禁了大約三百齣戲，大致可以分為這樣幾類：一是有民族情緒、政治上有違礙的戲，二是才子佳人愛情戲，三是大批水滸戲，四是某些反映宮廷政治鬥爭的戲，五是有凶殺暴力內容的戲。所禁戲中，最著名者有王世貞的《鳴鳳記》，李漁的《笠翁傳奇》，洪昇的，孔尚任的，王實甫的，還有湯顯祖的。
清人餘治《得一錄》中記載了一部《翼化堂條約》，是當時戲曲界的一部行約，其中一些條文解釋了為什麼要禁這些戲：
為什麼要禁等戲呢？這些劇，近人每以為不過是才子佳人風流韻事，並非黃色下流。但是裡面充滿了男女調情的情節，其眉來眼去之狀，足以讓未成年觀眾萌動不良想法，毒害他們的心靈，所以當禁：“《玉簪記》等戲，近人每以為才子佳人風流韻事，與淫戲有別，不知調情博趣，是何意態；跡其眉來眼去之狀已足使少年人盪魂失魄，暗動春心，是誨淫之最甚者。”
禁水滸戲的理由則更為充分。 《水滸》本是一部宣揚造反有理的“邪書”，宋江等人是以搶劫起家的黑社會組織，而祝家莊等民團則是維護社會秩序的義民，而《水滸》卻判斷顛倒：“《水滸》一書……如祝家莊、蔡家莊等處地方，皆屬團練義民，欲集眾起義剿除盜藪以伸天討者，卒之均為若輩所敗，而觀戲者反籍籍稱宋江等神勇，且並不聞為祝、蔡等莊一聲惋惜，噫，世道至此，綱淪法斁，而當事者皆相視漠然，千百年來無人過問，為可嘆也。”
那麼，為什麼不許演宮廷政治戲呢？這個彎彎繞也需要好好解釋解釋。因為這些戲裡，往往把皇帝演得十分弱智。這些皇帝個個都是荒淫無道，寵愛西宮，聽信讒言，冤殺忠臣。這些戲曲，如果是在宮廷之內演給皇帝看，可以起到給統治者打預防針的正面警示作用。但是給鄉野的泥腿子看，有什麼用呢？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因為把皇帝演得這樣無能，只能讓平民百姓蔑視皇朝尊嚴。特別是其中有一些忠臣起兵“戕戮吏、劫監、劫法場”的場面，更容易引發他們以下犯上的衝動：“漢、唐故事中各有稱兵劫君等劇，人主偶信讒言，屈殺臣下，動輒招集草寇，圍困皇城，倒戈內向，必欲逼脅其君，戮其仇怨之人以洩其忿者，此等戲文，以之演於宮闈進獻之地，藉以諷人主，亦無不可，草野間演之，則君威替而亂端從此起矣。又戕官戮吏，如劫監、劫法場諸劇，皆亂民不逞之徒、目無法紀者之所為，乃竟敢堂堂扮演，啟小人藐法之端，開姦侫謀逆之漸，雖觀之者無不人人稱快，而近世奸民肆志，動輒拜盟結黨，恃眾滋事，其原多由於此。”
而一些窮形盡相描寫奸臣如何禍政亂國的戲也不許演。這些戲劇，往往把奸臣們演得太醜太惡太沒底線，讓今人看了，認為我和他一比，還好過他十倍，因而放鬆了自我改造的緊迫感：“奸臣逆子，舊劇中往往形容太過，出於情理之外，世即有奸臣逆子，而觀至此則反以自寬，謂此輩罪惡本來太過，我固不甚好，然比他尚勝過十倍。是雖欲儆世而無可儆之人，又何異自詡奇方而無恰好對症之人，服千百劑亦無效也。”
乾隆朝禁戲的另一個重點是武打、涉案內容。乾隆三年（1738年），福建水師提督王郡在匯報中說，有些地方戲，以武打、兇殺等刺激性場面穿插其間，藉以吸引觀眾。結果造成一些人爭相模仿，“引類呼朋闖入戲館，取樂爭鋒、逞兇打架者不一而足”的“不良後果”，特別是青少年接受能力強而辨別能力差，很容易因此舞刀弄棒，走上邪路，因此請朝廷下令，禁戲以端風俗、寧地方。朝廷同意王郡的意見，認為這些戲劇容易起釁成歹，誘民為惡，壞人心術。而那些熱衷於觀看這些劇的人，想來也不是什麼善良之輩。 “若夫兇戲關目，如開腸破肚、肢解流血等事，凡在循謹良懦之流，必回首他顧，不欲卒視，其視之而毫無怖畏、手足舞蹈、躍躍如欲試者，此人非流氓即匪類，否則失教之子弟習於鬥狠，將入下流者也，是兇戲關目之壞人心術如此”。
因此，朝廷下令，禁止搬演此類暴力兇殺內容。 《殺子報》中母殺子的血腥，《伐子都》之嘔血，羅通殉難的盤腸大戰，張順跳波的舞刀弄叉，這些血腥場面都被禁止出現在觀眾面前。
乾隆皇帝並不是禁戲目的第一人，卻是“戲改”工作的首創者。
在審查劇本的工作中，皇帝發現了一個嚴重的問題。老祖宗給我們留傳下來許多膾炙人口的經典好戲。可惜，用乾隆朝嚴格的審查尺度衡量，幾乎部部都有“違礙之處”。如果一律禁演，那盛世舞台上也就沒有什麼戲好演了。
皇帝認為，對於那些內容基本積極向上的戲，不宜簡單粗暴禁毀，而應該通過局部修改，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更好地為盛世文藝舞台服務。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在禁戲的聖諭中第一次提到了這個問題：“至南宋與金朝關涉詞曲，外間劇本，往往有扮演過當，以致失實者。流傳久遠，無識之徒或致轉以劇本為真，殊有關係，亦當一體飭查。此等劇本，大約聚於蘇、揚等處，著傳諭伊齡阿、全德留心查察，有應刪改及抽掣者，務為斟酌妥辦，並將查出原本暨刪改抽掣之篇，一併粘簽解京呈覽。”
意思是說，許多涉及南宋與金朝內容的戲，雖然主旨是為了表彰忠義，但是對金人等少數民族醜化過甚，因此需要加以修改。皇帝在中國歷史上首次製定了劇本審查制度，要求各地方官詳細審查收繳到的劇本有無需要改動之處，並彙報到皇帝處，由皇帝親自把關定奪。皇帝組織了一批專家學者，對這些戲曲中的違礙及不當之處一一修改。
戲改工作按三個對頭原則進行：一、思想感情對頭，即對清王朝要懷擁護忠愛之情，對少數民族不得存歧視污衊之處；二、基本情節對頭，人物身份和關係應有倫次，扮演應使人信服、不可過分誇張；三、時代氣息對頭，不可亂用本朝服色，堅決糾正演員在著裝、語言以及整體風格方面低俗媚俗現象，“務須詳慎抉擇，使群言悉歸雅正”，從唱詞、幫腔、武打龍套、身段扮相、念白台詞，到鑼鼓、道具，都在皇帝的親自指導下，進行了反复推敲修正，去掉了其中“反動”“低俗”“荒誕”“不合理”部分，拔高提純，脫胎換骨。
野史中的一個小故事傳神地表現了皇帝對改造工作的要求和態度。 《清稗類鈔》載：“南巡時，昆伶某淨，名重江浙間，以供奉承值。甫開場，命演《訓子》劇，時院本《粉蝶兒》一曲，首句俱作'那其間天下荒荒'，淨知不可邀宸聽也，乃改唱'那其間楚漢爭強'，實較原本為勝。高宗大嘉嘆，厚賞之。”
為適應盛世需要，除了禁和改外，乾隆朝還創作了許多新的曲目。
皇帝按照“推陳出新”的原則，積極扶持重點創作，大力鼓勵新劇本的出現。
皇帝親自組織了層次極高的戲曲創作班子。這個班子由莊親王親自掛名，由刑部尚書張照擔綱，諸多有文藝才能的朝臣親自投入創作。 《嘯亭雜錄》載：“純皇帝以海內昇平命，張文敏制諸院本進呈，以備樂部演習。凡各節令皆奏演。其時典故如屈子競渡、子安題閣諸事，無不譜入。”他們在皇帝的親自指導下，主撰了一系列“大戲”，比如莊格親王親自創作的《鼎峙春秋》（內容是三國故事）、張照創作的《昇平寶筏》（內容是西遊記故事）、御用文人周祥玉創作的《忠義璇圖》（水滸故事）等。劇本的題材，既有歷史故事，又有魔幻傳說，“以忠孝節義為主，次之儒雅之典，奇巧之事，又次之以山海之荒唐，鬼怪之變幻，而要以顯應果報為之本。又凡忠臣義士之遇害捐軀者，須結之以受賜卹，成神仙；亂臣賊子之犯上無道者，須結之以被冥誅，正國法”。
皇帝在劇本的內容、唱腔、演技、曲牌、服裝、臉譜、道具等方面，都提出了極為重要的意見。乾隆朝宮廷戲劇的特點是規模宏大，氣派非凡。多數為十本二百四十出，人物眾多，氣勢恢宏，有的戲要是從頭到尾全部演完，居然需要十天時間，確實是“大戲”。這有詩為證，朝鮮使臣在看完宮廷大戲後寫道：“一旬演出，完了《昇平寶筏》筵。”（《灤陽集》）
戲本的主題當然是弘揚中華民族忠君孝親等偉大民族傳統。 《鼎峙春秋》是三國故事，歸結到三國統一，天下太平，宣傳離久必合，合久必分，隱喻當時統治是中國天命之意。 《忠義璇圖》的內容很特別，是水滸戲。水滸戲在民間當然是禁目，但是皇族似乎不怕污染。不過皇宮內的水滸戲內容當然已經提純發生了質變。這齣大戲強調的是接受招安，為國盡忠。
如上所述，乾隆朝戲曲工作中的意識形態控制更為精緻化、隱蔽化，皇帝煞費苦心，進行了許多“意識形態創新”。然而乾隆朝的戲曲發展卻呈現出一種怪異的走勢：既繁榮，又荒蕪；既熱鬧，又單調；既豪華排場，又內容空洞。
乾隆年間的宮廷大戲，規模驚人，排場無比。乾隆十六年（1751年），皇太后六十大壽，皇帝為了表孝心，給太后組織了一場空前的大堂會：“自西華門至西直門外之高樑橋，十餘里中，各有分地，張設燈彩，結撰樓閣……每數十步間一戲台，南腔北調，備四方之樂”，“遊者如入蓬萊仙島”。十餘里的路程上，每隔幾十步就有一座戲台，算來至少上百座，皇家氣派，就是與眾不同。等到乾隆南巡時，各地大吏給他獻忠心，演出場面更是驚人：“禦舟將至鎮江，相距還有十餘里時，遙望揚子江岸上，著一大壽桃，碩大無比，顏色嬌嫩，紅翠可愛。待禦舟將近，忽煙火大發，光焰四射，蛇掣霞騰，幾眩人目。正在人晃忽間，巨桃忽裂，現一劇台，上有人數百，正在表演壽山福海折子戲。此景令人驚異，若在仙境一般。”
皇帝非常善於利用戲曲手段來裝點時代。政府投入巨資，對宮廷戲曲事業進行扶植，修建了中國歷史上最大、最豪華的宮廷大戲院，製造了空前的大型切末。 “特聲容之美盛，器服之繁麗，則鈞天廣樂，固非人世所得見。”從戲台建築到服裝、切末，都呈現了一種特殊的、空前的豪華傾向，凡重大活動，必有大戲助興，充分展示國家的實力和盛世的風光。
乾隆時的一個文臣名叫趙翼者，有幸在避暑山莊看了這次大規模的演出。他回憶說，這次演出規模，完全出乎凡人的想像。戲台高達三層，寬九間，參加的演員多達數千人。最為特殊的是，演出的舞台是可活動的，內有高精尖的機械裝置，可以完成多種三維動作，演出效果十分驚人：“戲台闊九筵，凡三層。所扮妖魅，有自上而下者，自下突出者，甚至兩廂樓亦作化人居，而跨駝舞馬，則庭中亦滿焉……至唐玄奘僧雷音寺取經之日，如來上殿，迦葉、羅漢、辟支、聲聞，高下分九層，列坐幾千人，而台仍綽有餘地。”（《簷曝雜記》）
所謂“自上而下、自下突出”，是指下層舞台（稱“壽台”）的天花板和地板，都是活動的，並安裝了機械，可以升降演員和切末。所謂“兩廂樓亦作化人居”，即指壽台的後部是雙層檯面，上層叫“仙樓”。仙樓設有木梯多座，向下可到壽台前部表演區，向上可通中層舞台（稱“祿台”）和上層舞台（稱“福台”）。演出場面之繁複、規模之宏大，可謂登峰造極，觀者無疑會被演出的氣勢和氣氛所震驚和感染。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哪個皇帝主持上演過乾隆時代那樣規模驚人的大戲。
皇族的喜歡、推動，巨額的金錢投入，極大地促進了宮廷戲曲的繁榮，也促進了民間戲曲的發展。乾隆年間，中國戲曲史上發生了許多大事，比如徽班進京，高腔異軍突起，崑曲繁盛一時。終乾隆一朝，崑曲空前繁榮，其他戲劇猶如繁花似錦，乾隆皇帝對我國戲劇文化的發展做出了相當重要的貢獻。
然而，另一方面，乾隆朝戲曲的另一個特點也十分突出，那就是內容異常貧乏。宮中演出，每一句話都要受到層層審查和把關，有著無數忌諱。二百餘出的連台宮廷大戲，迴避現實矛盾，思想觀念陳腐，藝術千篇一律，有人總結說不過是“虛張太平聲勢，點綴聖朝恩德，偽造天命天意，宣揚道學迷信”。
民間進宮演出，劇本內容受到更嚴重的箝制。因此，演出主題永遠不過是喜慶、歡樂、祥和、太平；場面永遠是華服艷舞、仙樂飄飄、歡聲笑語、恍若天界；內容永遠是祝皇帝和太后身體健康、國家萬年無疆。雖然太后和皇帝都喜歡看“插科打諢”的丑角戲，但是在嚴格的限制下，這些戲的內容不能諷刺社會，反映現實，只能靠生硬做作的包袱逗笑，缺乏內容和深度。
在皇帝的文藝政策下，乾隆朝戲曲內容呈現兩個特點：第一，戲曲作品內容的道德化，專門以闡揚忠孝節烈之事為職事。第二，戲曲文學樣式的詩文化。戲曲詞句越來越雅，“缺乏激情深意，又大都是脫離舞台的案頭之作”。除了朝中大臣外，草野百姓也全力在作品中展示願為天子助教化的熱情。乾隆時劇作家夏綸所作《新曲六種》，各題之下就分別表明“褒忠、闡孝、表節、勸義、式好、補恨”等主旨，劇本中大量充斥直白的口號和無味的說教，劇情簡直就是這些觀念的圖解。唐英《古柏堂傳奇》十七種，雖然在當時算突出的成就，其實都沒有觸及深刻的社會問題，很多內容是宣傳忠孝節義和因果報應的思想，但他的劇作語言通俗，情節生動，曲詞不受舊格律的束縛，還算有點可取之處。除此之外，乾隆朝的戲曲創作幾乎一無可觀。
因此，乾隆時代既是一個戲曲空前興盛的時代，又是戲曲衰落的開端。近代戲曲理論家吳梅說：“余嘗謂乾隆以上有戲無曲，嘉道之際，有曲無戲，咸同以後實無戲無曲矣。”專制統治者刻意製造的春天，最終無不會演變成嚴酷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