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4章 立場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受清廷通緝，日本政府出面相救，日本公使林權助將梁長發剪掉，穿上和服，化裝成打獵的樣子，一路驚險逃亡至日本。在日本居留十四年期間，梁也多賴日本政府與日本友人常年相助，他對日本頗有好感，“覺日人之可愛可敬”。但到護國戰爭後，他驚訝的發現“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此後始終強調要警惕日本。 面對日本人忘恩負義的指責，梁啟超回答說：“凡以正義待我者，無論何國，吾皆友之；凡以無禮加我者，無論何國，吾皆敵之。”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時，曾撰有小說《新中國未來記》，書中描述了一個共和社會新中華民主國，第一任大總統為“羅在田”。 “羅”即“愛新覺羅”，“在田”即載湉的諧音，“羅在田”即光緒帝（也有說法稱羅在田指愛新覺羅即將下野）。第二任總統為“黃克強”，（黃興，另說意指炎黃子孫人人自強）。

梁啟超與革命黨人論戰時，說中國人“非有可以為共和國國民之資格”，因此，“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清政府預備立憲時，梁對康有為說：“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黨死戰，乃是第一義；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 1908年冬，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撰文批評革命黨領袖們：“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梁啟超的文章在海外華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掀起了一股批評革命黨領袖的風潮。 楊度組織籌安會，擁護袁世凱稱帝。他於是派蹇念益、湯學頓前去拉攏梁啟超，期望樑能為己所用。徐佛蘇、袁思亮和蔡鍔頗為擔憂，三人暗地裡商量道：“任公眼高於頂，恥為牛後。不如另樹一幟，以任公為首，可與楊皙子殊途同歸。”不料徐等計議未善，蹇、湯已懊喪而返。原來二人與梁見面後，尚未開口勸說，梁便拿出抨擊袁世凱復辟的文章《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示之。蹇、湯二人無奈，只能力勸梁刪除一些太過激烈的詞句。梁致函楊度曰：“吾人雖見歧，私交彌篤。今後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廢公，亦不必以公害私也！”

康有為擁戴張勛復辟，梁啟超則與段祺瑞一起討伐張勛。有人問梁啟超：“吾子投筆從戎，壯則壯矣。昔庾公之斯於子濯孺子，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今者令師長素先生佐命新朝，吾子痛斥復辟黨人罪惡，不留餘地，不知令師作何感想。”梁啟超答道：“師弟之誼雖存，政治主張早異，我不能與吾師同陷泥淖中也。” 孫中山逝世後，梁啟超對北京《晨報》說，孫中山“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因而“無從判斷他的真正價值”。 1925年“雙十節”，清華定於10月9日舉行紀念會，會議上安排梁啟超發言，但梁卻記錯了紀念會的召開時間。到會議舉行這日，他不在校內，校方只好取消了他的演講。後他將原本為會議準備的演講稿發表在《清華周刊》上，講稿共一萬三千多字，他在講稿中將國民黨、孫中山、共產黨挨個罵了一遍，並痛貶中華民國為“不滿十四周歲的小祖宗”。

1927年5月11日，梁啟超在給長女梁思順的信中談及時局問題時，提到了對共產黨的恐懼：“北京局面現在當可苟安，但隱憂四伏，最多也不過保持年把命運罷了。……南方黨軍已到潮落的時候，其力不能侵北，卻是共產黨的毒菌在社會傳播已深，全國祇有一天一天趨到混亂，舉國中無一可以戡定大難之人……再過兩禮拜，我便離開學校，仍到北戴河去，你們來信寄天津或北戴河便得。” 梁啟超在另一封信中也敘述了對時局的恐懼：“本擬從容到暑假時乃離校，這兩天北方局勢驟變，昨今兩日連接城裡電話，催促急行，乃倉皇而遁，可笑之至。好在校閱成績恰已完功，本年學課總算全始全終，良心上十分過得去。今日一麵點檢行李，下午急急帶著老白鼻（梁思禮暱名）往墳上看一趟，整夜不睡，點著蠟結束校中功課及其他雜事，明日入城，後日早車往津……津租界或尚勉強可住，出去數日看情形如何，再定行止，不得已或避地日本，大約不消如此。我本身無特別危險，只要地方安寧，便可匿跡銷聲，要住若干時日，北京卻險極，恐二叔也要逃難。”

梁啟超曾對日本、英國文化贊不絕口，並且認定：“中國經一次外化，就有一次進步。”但當孟祿呼籲用美國學制來取代中國學制，梁啟超不以為然，他指著餐桌上的飯桶對學生黃伯易等人說：“這是一個飯桶，它只是一個裝飯的飯桶！憑你把這飯桶雕花塑彩甚至把它描金也不會改變飯的質量。但中國之大，主張'美食不如美器'的人不在少數，讓他們去欣賞他們的飯桶藝術吧！”